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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战友文章--父亲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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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0-26 13:10: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这篇文章是我连战友刘五一写的,回忆了和父亲刘导生浓浓的父女之情,很有情趣,转到这里供大家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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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走了
刘靖

    “死非永诀,遗忘才是”。父亲走了1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一桩桩一件件一幕幕都清晰地呈现出来。父爱如山,在我们姐妹心中屹立不倒;父爱无言,默默地守候,就在那里。我不写父亲卓尔不群,不做宏大叙事,只写一个平凡、有血有肉的他,没有戎马倥偬,只有为党为人民默默奉献的一生。


年轻时的父亲
    我们的父亲刘导生(1913~2014年,享年101岁)生于江苏淮安的一个中医世家,是家里的长子。父亲小时得过两次伤寒,做中医的爷爷都无可奈何。奶奶用凉水供在神龛,跪叩求菩萨保佑。第一次伤寒快痊愈时,父亲胃口大开,吃了奶奶烙的葫芦塌子,很快旧病复发,高烧不退。奶奶又供凉水,求佛救命开恩。父亲奇迹般地痊愈了。后来医生解释,喝凉水起到降温的作用,父亲侥幸逃过劫难。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二姐患了伤寒,高烧不止,医生不敢确诊,要等一星期看小白鼠试验的结果。父亲坚持说二姐患的是伤寒,唯恐等生物试验后贻误最佳治疗期。医生听了父亲的建议,治疗及时,没有后遗症。医生对二姐说,你爸爸比我们还高明。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爷爷奶奶有远见,像如今送孩子出国留学一样,把14岁的父亲从苏北乡下送来北京,投靠爷爷的妹妹——父亲的姑姑我们的姑奶奶。姑奶奶家有父亲的表弟表妹,我们叫叔叔、姑姑,他们都叫我父亲大哥。姑姑们记得父亲从乡下来北京,见到自己的姑姑鞠躬行礼,头上的瓜皮帽滚落在地,两个表妹看这个穿着土气、面相斯文的哥哥好笑。父亲寡言,说话却还是有分量的。后来两个姑姑发生争执,没有结果,就说“走,问大哥去”。姑奶奶以后还是把她的子女送去了延安。
    姑奶奶1927年入党,是党的早期党员,她给父亲讲李大钊等故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春秋”启发父亲参加革命。16岁的父亲秘密加入“反帝大同盟”。1930年,父亲17岁,加入共青团,参加反帝大游行被捕,姑奶奶四处奔波营救出狱。父亲在师大附中读书期间,就是学校有名的“赤色分子”,那时的他立志作一个职业革命者。我问过父亲,您那一口苏北口音,在师大附中岂不让人嘲笑。父亲说,年轻,很快就学会了北京话。
    父亲好学用功,1933年考上当时最热门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北大期间,父亲负责北大的“世界语”学会。同学们说,大家都说世界语,就实现世界大同了。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世界语曾得到蔡元培、钱玄同、鲁迅等人的支持和推广。1939年底,毛泽东为延安世界语展出题词:“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爱国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么,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世界语易学、易推广,但也存在不足。1987年在北京,父亲出席了世界语一百年纪念会,中国邮政发行了一枚8分面值的《世界语诞生一百周年》邮票。不知何故,一百多年以来,世界语推广终未成正果,也许尚待时日。
    文革后,一天胡乔木打电话给父亲,我在一边,听到胡建议父亲负责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望父亲“勉为其难”。父亲接任后,主要推广普通话。地方话包涵了地方文化,一般号召不可推广,于是在国内也有了双语制,普通话+地方话。
    1935年秋,父亲遇到了北大数学系的共产党员黄敬,两人一见如故,11月黄敬介绍父亲入党。北大党组织自大革命失败,多次遭到破坏,当时仅有三两党员,父亲担任支部书记。“12·9”抗日救亡爱国运动,东北、北平(现北京)等的大中学生数千人上街游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2·16”,各校学生会组织了更大游行。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不愿意学生参政,他们主张读书救国。
    蒋校长看到学生贴的罢课布告,发火:“你们这是胡闹”,还对纠察队学生说,“你站岗,我也站岗”。有个同学对工友说,“你给蒋校长搬把椅子来,让他坐下”,蒋校长撕下布告气呼呼地走了。当时学生会规定,学生站岗,教授也站岗。胡适也来到红楼门前站岗,一来就同学生们争吵起来。他说:“你们这也叫爱国?”学生答“就是爱国!”“你们胡闹!”“你才胡闹!”“对你们真是对牛弹琴!”“你才是牛!”结果把胡适也气走了。
    1936年,父亲及北大等进步同学组织参加南下宣传团,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傅斯年说“书生报国,如此而已”,其实不然。有党组织领导的“12·9”运动像燎原之火,抗日救国运动在中国大地蔓延开来。
    1938年父亲到中央山东分局报到,担任第一任《大众日报》社长,与总编匡亚明筹划办报,25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报社社长。当时办报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印刷机,就用石印,效率很低。到敌占区买印刷配件,困难危险重重。鬼子来“扫荡”,就把石印石头沉在河里,敌人走后再捞出来投入工作。有抗战时期的办报经验,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了,胡耀邦担任董事长,父亲任社长,李庚任总编辑,出版了《红旗飘飘》《创业史》《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脍炙人口的好书。
    建国后父亲在团中央工作,1953年中、1952年8月,父亲参加了青年团大会,当选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会议。胡耀邦介绍到父亲时,毛泽东问了父亲的名字和籍贯,幽默地说:“你是丰沛子弟啊。我们有两个刘道生(一个是开国海军中将),一寸之差。(繁体字“导”,上“道”下“寸”)“言语令父亲感到和蔼可亲。彼时的共青团朝气蓬勃、生龙活虎,与胡耀邦坐言起行、爱憎分明、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不无关系。父亲在团中央工作时,耀邦叔叔和我家还有几个书记处书记都住一个大院套小院里,妈妈常提起耀邦叔叔的关心、朴素、平易近人。以后父亲率团赴奥地利、罗马尼亚、苏联参加各种活动,事业蒸蒸日上,年轻的父亲,鲜衣怒马、快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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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我们在东四一饭庄给父亲庆生,回家路过北大红楼,父亲指着红楼讲他在红楼读书参加革命的历史,滔滔不绝激动不已。父亲所在的历史系,称北大一院,就在北大红楼上课。父亲在北大的学习生活,认真读书是前两年,后两年则因大量的革命活动耽误了很多学业。最后要交毕业论文了,导师陶希圣让父亲写一篇关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研究,父亲躲到北海现国家图书馆分馆“闭门造车”三天,被评了75分,正式毕业了。

建国以后

    大姐1945年抗战胜利生的,之后连年内战,父母一直没再要孩子。解放后,1952年起,妈妈一年生一个孩子,我们姐妹三人都差一岁。妈妈带我去医院,我不认生,医生护士围着我问长问短逗我,问我家几个男孩几个女孩儿。我说,我家都是女孩儿,就我爸爸一个男孩子。医护们笑作一团,学给我妈妈听。家里没有男孩儿,父亲一点不遗憾,倒是奶奶替父亲遗憾,因为父亲是长子,奶奶命我二叔将最小的儿子过继给我家。二婶不愿意放,妈妈不愿意收,这事就没让奶奶如愿。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父亲主导下的我家,充满了欢乐与幸福。我家四个姐妹,父亲的同事对妈妈开玩笑说父亲:他对你有意见,嫌你没给他生男孩儿。父亲立刻反驳:不,不,我喜欢女孩儿。忘不了我家在马市大街35号(现中国美术馆东街)住时,父亲拉着我在美术馆小花园散步,问我学唱什么歌。我们小学很革命的,我们学唱田汉词的《卢沟问答》:“永定河为什么叫卢沟,卢沟桥又是什么时候修……”父亲也会唱,我们一路走一路唱,引得路人驻足观望。我证明,父亲是很好的男低音呢。
    文革我家在学部(现社科院)建外宿舍住,好些叔叔阿姨分不清我家几个女儿,说我家是“五朵金花”。后来妹妹身高超过了我,叔叔阿姨又叫我“小五”。我觉得父亲很享受女儿们叽里哇啦的活泼和欢笑。吃饭时,父亲会叮嘱我们别老说话,快吃!吃完饭他只顾自己离开。我们就肆无忌惮地吵吵嚷嚷,大姐比我们年长得多,很少掺合我们。好像饭桌上是我们小姐妹最好的聊天时机,那么小我们就“三女一台戏”。
    我先天不足,从小不爱吃饭,又瘦又小,中医说我积食。父亲着急,拉着我去找“小儿王”,隔三差五去捏脊,我嫌疼不肯捏,好心的妹妹说:我替她捏吧。
    1955年,正是父亲的高光时刻,父亲当选一届人大代表,并选为人大预算委员会委员。会议期间,柯庆施突然通知父亲中组部让父亲马上过去有要事商谈。中组部长安子文同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要父亲停职反省,交待历史问题。
    父亲1937年被捕,被关押在河南省党部,关押的房间在河南大学隔壁,门有铁栏杆,门上有个半圆的气窗,只有窗纱。父亲趁清晨4点看守酣睡,钻出窗口几经周折、历尽艰险逃跑成功。为这事,后来父亲受到组织严厉的猜疑审查。父亲坚持自己的立场,不畏惧组织的考察,“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胡耀邦亲自去河南开封实地调查,误认为父亲是从反省院逃出,可反省院铜墙铁壁插翅难飞,自然产生了怀疑。后来听说父亲是从省党部逃跑,胡耀邦马上派人去旧址查看,果然关押的地方有可乘之隙。更重要的是,父亲的专案组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里找到当时河南省党部发往中央党部的两封电报,一封是逮捕中共要犯邀功的电报;另一封是要犯逃跑了,向南京请求处分。胡耀邦说:我们险些冤枉了人。没有耀邦叔叔的亲自关心、过问,父亲可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灭顶之灾。
    小的时候,父亲偏疼我,他们在烟台开会,父亲带着大姐和我同行。幼年的我古怪精灵能说会道不怯场。山东省的于伯伯秘书逗我玩,我唱《歌唱二小放牛郎》,歪歪扭扭字迹写下歌词给秘书叔叔。几年后,那叔叔把我写的歌词寄给了我,其中我写到“敌人把二小挑在墙间”(应该是“挑在枪尖”)。孩童唱歌,“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可笑的是,前两天我看到视频,一个小女孩唱《歌唱二小放牛郎》,字幕把“掩护着后方机关”写成“后方奇观“,还写成敌人把二小“挑在乡间”,如此不求甚解,令人遗憾。革命历史歌曲,出低级错误,看出媒体从业人员的敷衍和漫不经心。从烟台到天津,我们乘轮船。我像“多动症”一样,站在床上把船舱的玻璃窗摇上摇下,爸爸探头同我说话,一头撞在玻璃上。我哈哈大笑,父亲并没生气,只说了声“这孩子”。
    二十年代,父亲到北京投奔他姑姑,经一番努力考上比邻我们第一实验小学的师大附中。父亲读中学时,看到我们小学中午开饭,吃的是雪白的小包子,羡慕不已,决心以后自己有孩子,要送实验一小读书。实验一小创办于1912年,是个名校,师资力量雄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语文老师王有声,他的作文教学课,常在大礼堂举办,优秀班集体上教学课,很多外校的老师在后面旁听。我作文有进步也是承王老师赐教,春风化雨。除了王有声老师我有印象,其余的都让我有一个“土”字。前院厕所是旱厕,掏粪工背着大粪桶,臭气熏天。学的革命歌曲《路条歌》:“同志我问你,你到哪里去,通行证儿你可带着泥(呢),拿出来看看你才能过去……因为情况关系,马虎不滴。”吊诡的是,我竟然还把这首一点不好听的歌,一句不落地背下来。搞笑的是疫情期间网友说这歌是让少出门的网络歌曲。我们还唱冼星海曲的《酸枣刺》,音乐乔老师还给我们编排了轮唱,这才有了趣味。扯得有点远。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父亲对女儿们永远是和蔼慈祥的、几乎百无禁忌。小学时我贪玩,不好好学习,期末老师让家长签署成绩册。我的成绩册上净是2分3分,不敢让妈妈签字,怕挨骂。拿给父亲时我也很犹豫不决无地自容的样子,父亲看了我的成绩册,不疼不痒说了我几句,说什么我也不记得。在父亲看,小孩子不要太管,“有苗不愁长”、“树大自然直”,所以我们姐妹都是粗放型管理,“放养”大的。我一直觉得母亲把我生错了性别,不然儿时我怎么那么调皮、淘气。大概是小学二年级,我与同学一言不合就扑上去打架,在地上翻滚着,男生在一边起哄,最后我还拽了人家一缕头发下来,无疑,老师找家长。妈妈暴跳如雷,用她的山东话说,“把人家的头发采下来了”。父亲漫不经心地说“又不是用脚,怎么踩?”我忍不住笑,母亲吼我:你还笑!又对父亲怒不可遏:“都是你惯的!”
    少儿时我记忆力好,父亲讲贾岛“僧敲月下门”,还形神兼备地用手比划着。父亲教我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吉鸿昌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父亲抑扬顿挫读诗,很有感染力,很快我就熟记于心。父亲平日寡言少语,不过喜欢给我们讲故事,这个我记忆最深:《诗医》。一人在集市上闲逛,看到一门口挂牌“诗医”,好奇,遂进入一探究竟。问诗医如何给诗词治病,诗医道,比如说有些诗需要吃泻药,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应改为清明雨纷纷,时节二字多余。行人欲断魂,“路上”不要。酒家何处有,“借问”多余,遥指杏花村,谁都可以摇指杏花村,去掉牧童。诗医接着说,有的诗需要吃补药,例如: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要补为:十年久旱逢甘霖,万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监生金榜题名时。诗医的故事还没完,限于篇幅就此打住。
    父亲年轻时经常去香山,对香山一往情深。我们小时父亲经常带我们去香山、碧云寺、卧佛寺游玩。在香山半山亭的高台上,蜜蜂飞进我头上别着的野花,我一摸,手被蜜蜂蛰了,疼得我哇哇大哭;在眼镜湖,我们在“水帘洞”里钻来钻去;初夏,我们小姐妹在山上采桑葚,白的、紫的,染一手一嘴的黑紫色……
    父亲一生俭朴,他五十年代的衣裤平日舍不得穿,过节、访友才拿出来当“礼服”。他九十多岁了,自豪地说自己五十年前的衣裤还能穿。五十年代的皮鞋,款式老旧,我劝父亲别穿了,老气横秋,像过不起了似的,父亲从此改穿松紧口布鞋。妹妹和我小时经常穿旧衣服。一个冬天,妈妈给我改了一件小大衣拿给我,我嫌难看,推搡不肯接,父亲耐心地说服我,我不得不接受了。我把这段写进作文里“爸爸语重心长地教育我……雪天,我穿着小大衣,脚踩吱吱作响的积雪,脑海闪现爸爸慈祥的目光,身上都是暖意”,作文得到老师的好评。妹妹更“惨”,我都穿旧衣服,轮到妹妹的衣服就更加破旧。妹妹乖巧,不像我,不高兴就发牢骚。一次父亲伏案看文件,妹妹站着父亲跟前,穿着破了小洞的背心,不说话,用手指顺着背心上的小洞戳,直到小洞戳成大洞。父亲看了心生怜爱,喊妈妈给妹妹买一件新衣服。我们小时基本没穿过新袜子,袜后跟永远带补丁,甚至新袜子买来就补上补丁,以便耐穿。家里有两个补袜板,经常看到阿姨或外公在给我们补袜子。我盼望补袜板丢了就好了,我们就不用穿补丁袜子了。
    我们的家庭一直很简朴,五十年代,父亲在学部工作,家具都是配给的。桌子、床、书柜……连父亲办公桌上绿色玻璃罩的台灯都是很多干部家庭的标配。文革时,造反派把一些家具抄走,书籍、衣物只好堆放在地上。一个朋友来看,说你家还留了一些家具,我家家具都被抄走,家里地上堆满书籍和物品,进门几乎无处插脚。后来被抄走的家具又被父亲认领回来,家里总算还不至一片狼藉。这些五十年代的书柜用到现在,家具变形了,玻璃门拉不上就干脆卸下来不用了。如果你来我家,会看到我家布置的很“延安”。喜欢热闹的妈妈到处粘福字、寿字,盘长结、妹妹的女儿做的十字绣等等,乱哄哄的,我们不得不迁就妈妈。邻居来串门,说得很“正面”:“你家很有生活气氛”。
    我家七十年代后才买了电视机,14寸黑白的那种。可父亲却舍得花钱让我们出去郊游、甚至旅行。1965年,我们全家自费去了青岛,住在八大关。父亲说我身体不好,让我跟父母一起吃小灶,姐妹们都吃大食堂。一队解放军天天准时路过我们窗前,声音嘹亮“红色的帽徽红领章,预备唱!”我们从午睡中惊醒,是去游泳的时间了。我们天天下海游泳,玩得不亦乐乎。父亲可能觉得旅游比看电视更有意义、更值得。我现在热衷旅游,有可能受父亲影响。我自己的房间,家具将就,生活处在瞎凑合的状态。一想到旅游,我就两眼放光。我去旅游,为的是寻找生命不同的兴奋点,愉悦眼球,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这就是全部,并没有远大抱负。
    父亲还重视伙食,妹妹走读,在家里天天有牛奶、面包、果酱,甚至还有黄油吃。妹妹居然说她天天吃牛奶面包,都吃腻了,我觉得妹妹很可气。三年大饥荒,我住校,每天早餐是玉米面粥、咸菜、馒头。中午饭无一例外都是窝头,可能是走读生中午就餐人数多,晚饭我们才有细粮。我小学在实验一小,从家里乘公交还要转一次车。父母要求严,从不给我们零花钱,我就和同学走两站省4分钱,买一包龙虾片。时间长了,我发现父亲大衣兜里总有些“碎银两”就去拿两个花。一定是露出蛛丝马迹,父亲“敲山震虎”“点破不道破”,大声说发现自己的零钱少了。我吓坏了,对于一个家教严格的女孩子,是该警醒了。可别家女孩儿都有零钱花,我还是非常羡慕,走路省车资这事应该是后来。不知父亲何时得到“富养女儿”的“真传”,开始给我们发零钱了,我身心获得极大满足。
    小时候,父亲从国外带回幻灯机,是卷片的那种,国内的幻灯机那时还是推拉插片式的。我们召集院子里的小伙伴看幻灯,绘声绘色地讲幻灯片的故事,有《太阳山》《刘家五兄弟》等。外国的幻灯片,讲述中国古老的故事,生动而难忘。

文革时期
    文革时父亲很快就被扣了工资,只剩下生活费,家里没有了阿姨,二姐、妹妹和我承担了家务。直到1969年我下乡黑龙江,我从来没吃过父亲做的菜。我说父亲纸上谈兵,妹妹说文革时她吃过父亲做的菜。父亲教我做鱼香肉丝,我做菜有些灵感,知道怎样炒菜好吃,姐妹们戏称我“菜西施”。父亲让我们用柿子同面粉和起来包上红糖做炸糕,费半天事,好像不太成功。我还记得父亲动口不动手,指挥若定的样子。
    “巨轮之下皆齑粉”。1967年文革如火如荼,妈妈在单位没实职,因此没受到冲击。妈妈可能自以为是左派、造反派,回家说全国都“上下一片红”了,就咱家还是个“白丁”。我不服气:你怎么知道的?妈妈召集全家开会,学习报纸、文件,斗私批修,矛头直指父亲。那年我12岁,却是坚定的“保爹派”。看不惯妈妈,我坐在父亲腿上,同他耳语,心不在焉。妈妈呵斥我们:不要开小会!姐妹们都低着头,没人发言,会议不了了之。
     我的“保爹派”好像与生俱来,无论如何坚决维护父亲,站在他一边。我看过批父亲的大字报,什么“孔老二的孝子贤孙”“靠一二·九起家”。怎么同“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派”联系起来的?都是胡说八道!我坚信父亲出生入死干革命,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甚至想,谁反对我父亲,我就同谁拼到底!怎么个“拼”法,也没想好。让我反对父亲,用当时的话:“痴心妄想!”
    文革初期,父亲被斗的很厉害,斗争彭罗陆杨还拉父亲去陪斗。往日嬉笑吵闹的饭桌,变得沉默无语。很长时间,社会上有个规矩,在白区工作过的人员“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对被过捕的人员,也有不成文的规矩,按“叛徒”或“特务”存疑使用。看着父亲日渐消瘦的脸颊和深陷的眼睛,我非常担心。大姐到底年长我几岁,她说父亲信孔孟之道,不会轻生的,“礼崩乐坏”也不会长久。
    1971年我在黑龙江兵团待了两年多第一次回京探家,分别去母亲天津的干校,父亲在河南明港的干校看望。那时物资紧俏,我费了周折买了父亲喜欢吃的烧鸡。没有常识,我把烧鸡放入塑料袋里,到了明港干校,烧鸡变质发黏了。父亲舍不得扔,蒸了蒸还是分批吃掉了。父亲让我帮他缝被子,经过两年乡下生活锻炼,我的缝纫活儿还是左支右绌,一个阿姨看了说“粗针大麻线”。是啊,在兵团我有战友帮忙呢。父亲带我到明港县城,那时“下馆子”很奢侈,父亲叫了一盘炒鸡蛋,我贪心饕餮全吃了,父亲慈爱地看着我没动筷子。
   回京那天,父亲想让我多睡一会。明港是小火车站,好像停车只有两三分钟,等我们火急火燎赶到车站,火车也进站了。我匆忙上了车,想挥别在站台翘首以盼的父亲,他的目光和脚步却随缓缓启动的火车向车厢里寻去,并没发现我还在车门口等待。看到父亲失望的眼神,我突然悲从中起,哽咽,泪目。1971年秋的送别,想起我会黯然神伤。
    刚到干校,年近60岁的父亲与大家一起烧石灰,干重体力劳动。后来父亲承揽了种菜的劳动,工作没有那么繁重。父亲14岁就到北京读中学、大学,是没有种田的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他找来有关书籍,钻研种菜的经验,取得好收成。
    文革时,我看见东四委托行有一双跑刀冰鞋,记得是35元钱。我回家磨蹭父亲要买,那可是一大笔钱,爸爸说你干一个月家务,我就给你买。目标明确,我干起活十分卖力,月底父亲兑现了诺言。我去黑龙江下乡,家里还把冰鞋寄给了我。
    文革时,毛泽东直接批评社科院挂职下放的同志: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主席定的性又是上级决定,父亲违心主持批判会,扣大帽子、上纲上线,但没有搞“低头认罪”一类。事后那被批的叔叔反映“导生同志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理解了迫不得已违心做的事,父亲也稍稍释怀。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父亲能明辨是非,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坚守了人性的底线。
    没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父亲从未害过人,不牺牲自己的良心。他在文革保护过沈元,在“反右”运动中尽量驳回给知识分子的欲加之罪,“手下留情”保护了许多无辜的人们。父亲在文革初期私下提醒他同单位的亲戚,XXX不好,你要注意。这人第二天就向工宣队告发,父亲被毒打。父亲一直不能原谅:我不曾加害你,你怎么要“投名状”害我?我劝慰父亲,在那种特殊时期,人们的思想混乱,犯错在所难免。他不说话,我知道他心里有一道过不去的坎,他不能理解这种出卖为的什么。不出卖不加害他人,良心不能让渡,这是父亲的底线,我与父亲有同理心,我们不原谅不讲原则没有底线的人。父亲寡言少语,他心里藏着不少跌宕起伏的惊涛骇浪,但他很少对我们说他的故事,只是这件事让他很受伤。不过,父亲一直同我说,我那些表姐表哥都聪明,因为他们的父母很聪明,遗传基因好。说这话时,父亲并未带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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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0-26 13:13:39 | 显示全部楼层

转发战友文章(二)

    文革期间,一天我去学部看望关押的父亲,父亲同杨述伯伯和关山复叔叔关在一个房间里。我口无遮拦说XXX叔叔见报了,解放了。关叔叔对父亲说,你女儿聪明,给我们通风报信了。母亲给父亲做了家乡的小菜“油茄子”,是长茄子切丝去了水份用盐、花椒粉、香油炒制出来的。父亲请他两个“难友”品尝,杨伯伯问,这是什么肉,这么好吃?

    1969年底,我家从东四的一个四合院搬至建外学部宿舍。1971年,我从东北探家回京,说什么也不回黑龙江兵团了。刚去兵团时,一次我和副连长去团部办事,副连长翻看档案,我在他身后看到我的档案,“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孔老二的孝子贤孙”“靠一二·九运动起家”等字赫然入目,我心想,这下可完了。以后,无论我多努力,干活多卖力气,用副连长的话说,“你们这些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我不服气:我父亲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没你呢!我也就是想想,哪里敢顶撞领导。我拼命干活,当上五好战士,四好班班长,自认为该轮到我入团了。每次发展新团员,团支书都找我谈话,让我“正确对待”。没有希望,看不到前途,我决心离开兵团去当兵,在总参当局长的叔叔答应我了。不走运的是“9·13事件”,1972年没有征兵。我知道回不去兵团了,与其回去受批判劳改,不如在京耗着等待机会。“闭门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张”,我在家里看小说,游手好闲百无聊赖,不理睬父母催我归队。
    父亲从干校委托一个回京休假的叔叔来我家说服我“归队”。那叔叔还没开始动员我,就被我说得感动了。叔叔回干校对父亲说,我没有说服你女儿,却被你女儿说服了,别让她回东北了。之后才有了妈妈找当八路军时的老领导,把我弄到洛阳石油一公司去当了工人的安排。我觉得我坚决不回农村,杀伐决断,因为“吃苦”,所以“开悟”,因为冷暖自知,所以爱难从命。文革以后,知青陆续返城,历尽的艰辛像“出埃及记”,奔向的迦南是自己的故乡,故乡才是上天应许之地。
    记得七十年代,建外学部宿舍楼区冬天暖气不暖和,屋内温度在12度上下,我外出和在室内穿一样的棉衣。后来听说,宿舍区锅炉房年年都是节煤模范,可苦了我们这些住户了。爸爸从干校回来,立刻张罗着买蜂窝煤炉子、烟筒,爬高上低在屋里支了个炉子,房间暖了。我们十分得意:爸爸不但会伏案看书报读文件,他还亦工亦农干粗活!后阳台的锁不好用,爸爸乒乒乓乓地修理,我过去给爸爸泼冷水:钉它干嘛,谁会从后面爬上来。爸爸骂我“机会主义”,我暗自好笑。那时爸爸没有车接车送,家里一辆28男车,爸爸腿长,跨上去骑着就走,不像我们还踮脚滑轮,大丈夫能屈能伸,父亲是也!年轻时的父亲,租借个小毛驴从北大一直骑到香山,一路颠簸真是受罪。后来我们大点了,每次去香山,父亲指着煤厂路27号(?)说是他年轻时租借的院落。年轻的父亲与同学在香山散步、爬山,指点天下坐而论道。
    我小时的“生猛”一定与生俱来,父亲母亲不曾影响我。从黑龙江下乡回京,不知何时我出落成“举止文静的大姑娘”,这是我洛阳的同事说的。我在洛阳待了八个年头,其间父亲还对我说:别都挤在北京,在外地有什么不好。我不高兴:干嘛非让我留在外地?我不!妈妈比较体谅:你不要谈男朋友,结了婚就更回不来了。我的命运不太坏,葛佩琦伯伯的老伴陈敏阿姨来看望爸爸,听说女儿一直在外地,回不来北京,自告奋勇帮我调动。几番周折于1978年我对调回京。在洛阳当工人时,每年春节前我都争取回京过年。一次我回到家,妈妈在里屋喊我:你爸爸几次醒来问:老三还没回来?快到你爸爸被窝儿里亲亲吧。我乘火车硬席,一路未睡,顾不得洗漱,钻进爸爸温暖的被窝酣然入梦。那年我二十岁了,在父亲眼里,还是坐在他腿上的那个老三。
    父亲爱“才”如命,北京大学历史系青年才俊沈元,1955年的全国高考文科状元,1957年“反右”,沈被打成右派。父亲看了他的著作,深感沈元是个人才,推荐这个“摘帽右派”给社科院近代史所长黎澍,作所长的助手。沈元不用化茧成蝶,他是天生之才。他的著作曾得到郭沫若、范文澜的好评。沈是一个业内才华横溢,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学者。25岁的沈元在《历史研究》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被《人民日报》正版摘录,创出版史上空前绝后。他的《急就篇研究》被誉为超过大学者王国维。1966年文革,沈元不谙世事“人畜无害”的人,跋前踬后、动辄得咎,被斗得无处容身。因推荐、接纳沈元这个“反革命”,父亲和黎澍伯伯多次遭受批斗。
    1968年,沈元异想天开把脸涂黑,化装成黑人,闯进马里大使馆寻求庇护,被拒绝收留,遭我公安逮捕。1970年,沈元以现行反革命叛国罪被枪决。人们除了痛心,还有愤怒!1981年,一纸平反通知交到沈元老母,她哭天抢地、撕心裂肺:“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2008年,西泠印社出版了沈元的《汉书补注》批注,近代史所的小刘阿姨特地送父亲厚厚的8册书。我们都憎恶那个荒诞不经疯狂的年代,没有求贤若渴,更没有“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只有万马齐喑、万籁俱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住沈元和历次运动中含冤的罹难者,罪恶历史绝不能重演!
    六十年代文革,父母都去了干校,堂哥从广州来我家暂住,说起院子里养着么多鸡,也吃不上,没人会杀。我说我会杀鸡,堂哥不信,忘记还赌了什么。那年我大概14岁,就摈弃“手无缚鸡之力”了。我很像庖丁解牛,一手控制两个鸡翅和一只脚和鸡冠,摘脖子上的毛,一刀封喉,控血,烫水摘毛,切腹,掏出鸡内脏,注意不弄破鸡苦胆,鸡内金留下攒起来卖中药房,一气呵成。这是父亲耳提面命手把手教我的,家里没男孩儿,女孩子就当男孩儿养“谁说女子不如男”,也不记得后来堂哥是不是愿赌服输了。
    儿时二姐和我淘气,爬树上房都不在话下。1976年唐山地震,大姐和我都不在北京,二姐和妹妹担负起搭地震棚的任务。二姐借了个平板三轮车和妹妹去河边捡砖头,下坡时,妹妹从三轮后部跳下,车子突然失控,沿着河堤一头栽到河里。幸亏河水不深,二姐受了点轻伤。


晚年的父亲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却不会写父亲的缺点和不足,这是偏爱!父亲值得我把他写成完人。
    父亲希望我能在文学方面有发展。文革后恢复高考,我想学英语,一来当工人时我已自学了初级英语,二来考英语专业不考数学。爸爸劝我放弃报考英语,让我报新闻专业,并说服妹妹劝我年龄大了,报英语专业恐怕有限制。于是我开始恶补数学,一个文革小学毕业的“小六九”,要短时间补习中学的数学谈何容易。我下功夫最多的是补数学,得分最少的也是数学。听补习课时我似懂非懂,做题时一头雾水。终于4分之差没过分数线,名落孙山,如若报考英语,一定会金榜题名。在全家的期盼中,我的日夜努力下,我却“收获了个寂寞”。
    我心里埋怨父亲,落榜了说也没用。我没考上大学,父亲也一定遗憾。平日我任性,不大听长辈的话,怎么高考这事我没坚持?想想这是宿命。“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父亲曾透露过,遗憾女儿们没有一个上名牌大学的。我们姐妹不但没有上名牌大学,在工作岗位上也都是普通工作人员,鲜有作为。
我记忆里,除了高考听了父亲的话事不遂愿,更重要的事如我的婚姻,自己固执己见,却应验了父亲一语成谶。跟错人,让我付出人生最大的成本。
    我家奇葩,母亲是四十年代初八路军的话剧演员,演《雷雨》四凤的台柱子;父亲是三十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可女儿们既不当演员,也未争得半纸功名。有人说你家要是有个儿子就好了,更有甚者,自报奋勇要来过继当儿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调北京市委工作。1983年,开始了一场波谲云诡“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烫发、跳舞、养花、穿新款衣服等等都被批为“精神污染”。大姐刚上中学的女儿,回家同姥爷说,她上学迟到了,被批“精神污染”。父亲听了斥责这是政治生活庸俗化。
    社科院近代史所小刘阿姨是我家常客,她一脸悲伤来求助父亲。她在北京大学日语系读书的儿子毛毛被抓了,毛毛日本女友给了他一本外国画报,里面有“精神污染”的图片。父亲冲冠一怒为少年,马上联系他在公安部门当领导的朋友,请拘留所干警手下留情,人家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没想到当晚毛毛就被吊了起来,警察说:你不是有关系吗,叫他们来救你啊。父亲怎么知道,帮了倒忙。那时被抓的“犯人”多到牢房装不下,“犯人”只能人挨人抱膝坐在地上,头上开着大灯,无法休息。长时间的折磨,一个年轻人受不了,把牙膏皮磨碎吞下。第二天喊他出狱,但他永远不需要了。最终毛毛被无罪释放,小刘阿姨说出狱后儿子睡觉经常大叫惊醒,他记忆力前所未有的超常,过目不忘,这些都是在拘留所非人待遇所致。“历史的一粒尘埃,落在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我后来在公司上班,一次陪客户去做黄皮书,一脚踩空从楼上滚下来,摔坏了腰椎住院三个月才勉强去上班。孩子他爸莫名其妙离家出走,那三个月工资我每月只有500元,没有了奖金,根本不够我和儿子生活费,幸亏自己有点私房钱才勉强度日。我住院时,爸妈来看我,不巧电梯坏了,八十多岁的老父被妈妈和工作人员扶着,一步一个台阶爬上五楼。父亲心疼我,我更心疼父亲,可我只能躺在床上,眼泪浸着心。父亲对我说,你生活困难,向你妈妈要些钱,我生性倔强,不肯开这个口。
    “栉风沐雨性不变,秋草秋叶华发生”。一次《炎黄春秋》刊文,大意是1935年“12·9运动”是学生自发的,党组织后来才介入并引导了斗争。我问起父亲,他批驳了“自发”论,指出“12·9运动”的发生,是我们党长期工作和影响的结果,是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起点,也是当时全国形势发展的必然。同很多先辈一样,父亲一生忠于他孜孜以求的理想,不忍看黑暗面和倒行逆施。记得改开后我们家政治“生态环境”是宽松的,人人都有话语权不曾“为尊者讳”。但也经常被父亲斥责“胡说”!后来父亲听我们说社会上的负面,沉默了,再后来父亲叹气,他知道女儿们不会胡编乱造,他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既是无语也力不从心。……我们回家或家里来亲友,父亲总是拉我们到书房,只听不讲,洞悉国家的形势,做到心里有数。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再后来是习惯“。父母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一辈子和睦相处、相敬如宾,他们的感情生活也有磕磕绊绊、跌跌撞撞,但是到了晚年,父母相依为命,感情历久弥新。上世纪八十年代,医院误诊母亲是食道癌,第二天马上手术了,父亲突然听说一个戴姓中医能看疑难杂症。他焦急万分带着秘书乘公交车直奔戴医生住处,又拉着他乘公交跑回医院。三十多岁的戴医生风华正茂,医术不同凡响,很快就判断母亲不是癌症,手术台上抢救下来母亲,在当时无异于石破天惊。如果父亲迟疑,觉得全国最一流医院的诊断不该质疑,如果不是正巧请到戴医生…… 是该说父亲当机立断、挽狂澜于既倒,还是说母亲福大命大造化大?戴医生的《北京的最后一位病人》写到八十年代,一个北京市委书记,带着秘书乘公交车来往去请医生,被读者广为称道。可惜戴医生全家早早移居美国,医者仁心,在大洋彼岸继续演绎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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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老了耳聋眼花,经常互相打岔,有一次母亲问父亲:你点眼药了吗?父亲答:饮料?我不喝饮料。无伤大雅的事就随它去,否则我会给老人们当翻译呢。有人说:父母在时山成路,父母不在路成山,也许。把自己锻炼成孤独求败的样子,或许才是我的终极目标。
    父亲晚年过得很闲适安逸,一个大半生经历风风雨雨的人,风淡云轻便是满足。一个晚上,我去督促父亲休息,他正在关电视机,嘴里哼唱着英语歌《这是一个小世界》。我没打断父亲,站在房间门口,欣赏、安心、豁然、恬淡,与父亲一起享有。
    北京市的俱乐部在我们院马路对面两三百米的地方,父亲觉得太近,不如不乘专车自己走过去。七十多岁的老人拎着包,里面装着游泳用品,拄着手杖走了过去。没想到警卫高低不让进门,父亲出示工作证,警卫让老人到马路对面市委传达室去登记。父亲回家发牢骚:认车不认人,认车不认人!我笑:人家的职责就是认车不认人。
    七十年代末,我胡乱写了点随笔,爸爸看了很高兴,他在政协开会认识大导演成荫,便把我介绍给成荫叔叔,让我拿着文稿去他家求教。成荫叔叔说我文字流畅,还要多写多练。父亲看我总读外国名著,说我快要“言必称希腊”,写的文字也有点“翻译腔”。建议我读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甚至推荐我看《聊斋志异》,说蒲松龄把狐狸都写得活灵活现,读点文言文、半文言文,写东西会简练。我也察觉自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文字罗嗦,有时竟出现倒装句。
    我写写划划,只当写着玩儿,“打酱油”。可是父亲对我实在期望值过高,以致让我放弃学习外语的愿望,新闻专业也名落孙山,鸡飞蛋打。我为此一直很懊悔,如能固执己见,我生活的轨迹就改写了。我很早就发现自己有语言天赋,一个外语学校学法语的的朋友,一直没学会发小舌音。说在嘴里存多了吐沫可练习发音,好像这招对她也不灵。我会发小舌音,之前学俄语,大舌音更不在话下。以后我好歹上了个业余大学,因缘际会,没有考上正规大学,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很没面子,成了我一生的“硬伤”,可惜生活没有如果。徐志摩说:“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国家走了一段弯路,对个人来说就是毁了一生。”(龙应台)。作为一个业大毕业生,我在以后的工作中也不遑多让,不输正规大学生呢。
    “政治家是良心的天敌”。父亲不是政治家,他谦和、儒雅、仁爱、温和待人处世,不党同伐异,“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是个有温度的人,灵魂高尚的人。我们做女儿的用“了解”而不是“理解”为父亲担保。父亲不功利,一生帮人无数,从才华横溢的学者沈元,到我们所不知父亲也记不得的人们。我儿子上幼儿园,没有认识人非常难入园。得知幼儿园长正在区里开会,我“追踪”到东华门幼儿园长开会到地方,园长躲着不见,我搬出父亲的大名,只可惜父亲大名还没大到能吓唬人。我们想当面同她谈谈,被客客气气拒绝了。这时,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士听说我是刘导生的女儿,主动走过来询问。她说刘叔叔帮助过我们,你们等等,你儿子上幼儿园的事我一定帮忙。女士大概是区里负责什么工作,同园长熟识,她扶着园长的肩膀出来,指着我:这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她儿子上幼儿园你一定帮忙。以后的事你也知道了。我们运气好,那是因为有父亲的荫庇和“神力加持”。遗憾的是,我把父亲帮助过后来又帮过我的女士名字忘了,人老了“内存不够”。但是这件事让我想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定要“吃水不忘挖井人”。
    父亲不是不批评,但没有声色俱厉。他反对我赶时髦,市场有新产品,有用没用的我都买回家来。父亲给我的评价还有“无事忙”。我东戳戳西弄弄,一天就过去了。时间哪去了,无事忙没了。我去百货大楼买东西,比如是在一楼买香皂,我上二楼转完了转三楼,最后五楼都转完了才想起我还没买香皂呢。
有一年,父亲在社科院的朋友跑来告诉父亲,他的名字上了英国“世界名人录”《Who’s who》,还带来复印件。父亲很高兴,但对父亲和我们全家,那不过是过眼烟云。
    父亲很重视名节。文革以后,社科院重组,有些单位在扩编,二姐想去试试。父亲斩钉截铁地说,我在社科院,孩子一个不许进来。幸好1978年耀邦叔叔调父亲去了北京市委,二姐进入研究生院,我才适时钻进社科出版社。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父母是孩子们的起点,我们都是踩着父母的肩膀走向远方”。父爱如山,博大仁厚;父爱如海,柔情似水,他是女儿心中的丰碑。“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纪念鲁迅)父亲一生俯仰无愧,他是风儿我们是沙,他是藤儿我们是花。他没有走远,他在向我们招手、对我们微笑,“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父亲是启明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给我们在黑暗中带来光明;父亲是火炬,当我们迷茫时他照亮了我们道路,
    父亲站在最亮的地方,三步一回首,看他们先辈打下的江山还太平吗?他五步一回眸,好像在说,女儿们,你们好我就好!“愿不舍众生,乘愿再来”,来世我们与父亲再相聚。
父亲没有走远,他出现在我的梦乡,期盼着我走出彷徨;或远或近伸出他的双手,扶我给我力量。我们尽量做得好一点,不要辜负天上的双眸。
    我仰望父亲的在天之灵:爸爸,您看到我写的文章吗?我是不是成为您期待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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