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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上的大师》读后 耿元生
最近看了张泉所著的《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作者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近年一直深耕晚清民国文化题材，据说作者花了十年时间才完成。这本书，以特有的视角描述、介绍了民国时期中国一些著名学者的经历和他们的贡献。正是他们筚路蓝缕地开拓，在愚昧中开辟了文明，在艰辛中探索了科学，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化和科学的基石。正如作者前言最后一句话所说“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劈出一线光明”。
这本书以从事野外调查为纽带把地质调查所、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四个学术机构及其学者们在战火不断、充满忧患时期所进行的野外调查与学术研究连接起来，展现了民国时期这几个机构中知识分子的群像，对于了解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一本很好的读物。
看过此书后，很佩服作者驾驭史料的能力。如在第一部分“地质调查所·书生担斧入山”写到地质调查所的人物有几十人，既有地质调查所的创始人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也有他们的学生、中国地质界的“十八罗汉”还有在地质调查所工作的外国学者。这似乎是一幅全景图，但是作者既照顾了全景，更突出了重点。作者始终把丁文江作为做最主要的人物进行多角度的描写，同时对地质调查所的元老章鸿钊、翁文灏，对发现北京猿人有功的杨钟健、裴文中也都花了一定笔墨。有的则在叙事时简单带过，如写到抗战期间地质调查所探矿成绩时写到“黄懿、丁泽洲在云南易门调查铜矿和铁矿，徐克勤、丁毅在江西南部调查钨矿，谢家荣等人在广西田阳、田东调查锑矿，程裕淇、王曰伦、卞美年等人则在云南昆阳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大磷矿”，仅仅100多字，提到了10位地质调查所人员进行的工作和成绩。通过全景式的描写可以了解地质调查所的发展历史和主要人物，通过局部的放大可以了解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人为地质调查所的发展和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既有全景式的素描，又有重点人物的刻画，能更很深刻地认识地质调查所在那样历史背景下的历史地位。所以很佩服作者驾驭史料的能力。
我们敬仰这些地质学、考古学、中国古建筑师领域的大师们，是因为他们开创了所在领域的先河，完成了这些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在中国，历来把读书看做是通往仕途的途径，所以一直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很少把读书与追求科学真理联系起来。所以“丝绸之路”的命名者、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把中国学者称为“斯文秀才”——他们留着长指甲，出门离不开轿子，还一定要带着书童随时伺候。他认为，中国很难开展地质调查，因为“中国的文人性情懒惰，历来不愿意很快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既为自己的贪心而烦恼，又不能把自己从关于礼节和体面的固有成见中解脱出来。按照他的观点，步行就是降低身份，从事地质行当在人们心中就是斯文扫地”。他的评价或许存在偏见，却无疑又揭示出某些真相：千年以降，中国的读书人始终对体力劳动心存芥蒂，他们寒窗苦读，就是为了逃离田野，登上庙堂。于是，像徐霞客那样不辞辛劳地探勘山水、孜孜记录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只是凤毛麟角，并且从未被主流接纳。但是，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从国外留学回来，擘画了中国地质学发展的方向，用“地质研究所”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能从事野外地质调查的杰出人才，他们及早期地质学家也都身体力行，深入荒野进行地质调查，从太行山麓到云贵高原，从玉门到海源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从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到禄丰龙的发掘，从古矿录到燕山运动都留下了他们的业绩，他们创造了很多中国地质史上的第一，中国第一份矿产资源调查和野外考察报告《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物报告书》、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地质学讲义》、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中国地质约测图》、第一部石油地质调查报告《甘肃玉门石油报告》、中国第一部恐龙研究专著《许式禄丰龙》等等，开启了中国地质调查和研究的先河。
我们敬仰这些地质学界的先贤，不仅是他们开创了中国地质的新纪元，同时他们也是赤忱的爱国者。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很快北平沦陷，这一代学人面临着抉择。他们绝大部分都随地质调查所南迁，暂时滞留北平的谢家荣和杨钟健都拒绝了日伪邀请，不得不逃离北平。谢家荣当时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化妆成日本人模样逃离南下。时任清华大学地质系主任的袁复礼与闻一多等一起带领267名学生从长沙徒步三千多里，从长沙一路跋涉到昆明。因身体等原因一直留在北平的章鸿钊先生多次拒绝日伪的邀请，靠原有的积蓄和学生接济在家潜心研究古籍中对矿产的记录，撰写出了《古矿录》。在《古矿录》最后赋“水调歌头”一首，最后一句“不信江山改，依旧好河山”，深信抗战定会胜利，华夏定会复兴。翁文灏先生1937年底和1938年初先后发表“告地质调查所同仁书”和“再致地质调查所同仁书”，号召地质界同人支持国家，一起抗战。在前者中他写道“科学人士当以研究为生命，……凡此奋斗不倦之精神，即是民族自存之德行”。在《再告书》里有一大段话要地调所同仁为中国做好国民，“对外的战争则绝对不同，我们绝不做敌国的顺民，亦必不加入任何附敌的组织。科学的真理无国界，但科学人才、科学材料和科学工作的地方，都是有国界的。我们万不应托名科学而弃了国家，也不应托名保全本所材料而忘了中华民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很愿牺牲我所一切所有，争回我们的人格，保全我们的国体。我为此言，并非无故而发，实深有事实感触，故更沉痛言之。我所同人务必全体衷心爱国，切勿做汉奸，切勿附敌国，为中国做好国民，亦是为本所取得好名誉”。杨钟健1937年底在长沙时发表了《非常时期之地质界》，呼吁学界不要忘记本分，“一个非常时期，真是一个不多的机会，也许有许多新的材料发现与研究，会遭逢时会，特别发达起来。所以我们只有埋头干，不必短期灰心，相信地质界人人若能如此，其他各界人人若能如此，于抗战的局势，和国家的未来，都是有益无损的。”地质界同仁正是这样，在西南艰苦的环境下进行急需矿产的调查和研究，先后在云南东川、四川会理、攀枝花、云南昆阳等地勘查铜矿、铁矿、铜镍矿、铝土矿、磷矿等。
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对地质界的前辈多少有些了解，但是对于考古界和中国古建筑界的前辈先贤虽有所耳闻但知之甚少，通过这本书也可以对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一代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有一定的了解。比如一直认为梳着大辫子的王国维就是一个满清遗老、典型的保皇派，看了这本书才知道王国维的思想包罗万象，还很新颖，他对古今中外都有涉猎，他的一些新锐见解连新派人物胡适都有些自愧不如。如书中写道胡适与王国维第一次见面，“王国维刚刚探讨完清朝思想家戴震的哲学后继无人，突然又提到《薛家将》里薛丁山和樊梨花的弑父行为，说在古希腊悲剧中也有类似的故事。身为新派学者，胡适自叹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王国维并非只关注故纸堆里的学问，他侃侃而谈美国电影公司的制作成本，又担心西方人太强调欲望，‘必至破坏毁灭’”。所以胡适才力荐他到清华大学国学院成为四大导师之一。但是，1927年4月李大钊被处死、国民革命军和奉系军阀在海淀以北交战，6月2日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性格的矛盾并不能掩盖其学问的深厚和精神的追求，所以1929年陈寅恪在给其所撰的碑文中写道“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几个领域的一代学人、一代开创者的足迹、思想和贡献。那一代人所以能做出这样的贡献，是因为“作为前所未有的一代人，他们既是‘赛先生’的门生，又是‘德先生’的信徒”，他们“在时代夹缝里，努力维系思想的独立与尊严，试图让学术超然于政治之上，不断碰壁，却屡败屡战……他们缔造的时代固然传奇，但归根结底，无他，其实就是尊重常识，相信科学，保存开放的心态。”
2022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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