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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往事琐记
三岁的事情我还能记起一些。 那是1950年，一天父母带我到南京路，在西藏路南京路口，我们一家和身旁的行人被警察劝进商店，告诫大家不要出来乱跑。长大一些知道了，那时舟山群岛还没解放，被蒋匪军盘踞着，国民党经常派飞机空袭上海和东南沿海地区。那天正好让我们赶上一次，警察出于维护市民的安全，避免拥挤混乱、摔倒踩踏，劝大家进商店暂避一时。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杨树浦发电厂那次最严重，史称“二六大轰炸”，厂房损毁、市民伤亡情况，网上都能查到。
同年，上海大搞市政基础建设，印象最深的是市政管道施工。马路开膛，埋设管线。上海海拔低，几近海平面，地下水位高，挖几锹就能见水。挖出来的土堆在施工沟渠两边，在三岁孩子眼里，这就是山丘，男孩儿谁不想爬一爬。等我爬到顶，再想下来，下不来了，两只脚深陷在黏土里，怎么也拔不出来，最后抽出俩脚丫子，留下一双高腰雨鞋在泥淖里，穿着袜子，费劲巴拉地下来了，哭着回家找家长来取陷在淤泥里的雨鞋。
1954年9月，开始了小学生活。清楚地记得，一年级语文第一篇课文，三个字：开学了。第二篇四个字：我们上学。开、学、们，是繁体字：開、學、們。随后，学校生活就像电影《祖国的花朵》一样，阳光、愉悦、轻松、幸福。
第一任班主任干了一年多后，国家筹建武汉测绘学院，以同济大学测量系为骨干，测量专家、同济大学校长带队，教职工和家属小孩儿，包船去武汉，班主任随先生迁居武汉。我们班同学跟父母走了近十人。第二任班主任也是女老师，干了一年多两年，成了右派分子，小学里好像就她一个右派。她怎么成了右派，有什么言论、罪行，我们始终不知道，也不懂不关心。她留校干勤杂，和当老师时判若两人，原先白净的脸庞变得黢黑，职业女装换做劳动衫褲，每天清洁厕所，打扫走廊，擦拭门窗。有时我们挑衅地呼喊她“*右派”，她委屈地对我们说：“我当过你们的老师、班主任呵。”同济大学的右派分子就没这么幸运了，我家前面一排住的大学老师，戴上右派帽子后，全家发配到乌鲁木齐。新村新字楼开始住的都是单身教师，楼的外墙贴了一些打倒右派分子某某某的标语。印象深的是同济校刊经常揭批的一个姓张的右派，年纪不大，战争年代参加革命，资格挺老，是行政管理干部。记得同济老教授里几乎没有右派，不像复旦，老教授里的右派声名显赫，都在中央挂了号。
转眼到了1958年。六一节学校组织文娱活动，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排练了笛子合奏《生产大跃进》，自编自排了小学生积极植树的活报剧。农村高产放卫星的喜讯鼓舞了我们，学校分给中高年级地块种菜，我们深翻细作，真是挖地三尺，把一畦巴掌大的菜地用暄土堆得高高的，都冒了尖，垄沟挖的像战壕，收成可想而知。响应勤工俭学的号召，我们在新村里、大学苗圃里挖野菜，主要是马兰头，卖了毛儿八分钱交到学校。全民大炼钢铁，连小学都行动起来了，操场上用耐火砖垒起了炼铁炉，鼓风机呼呼地吹着。小学女老师多为大学教授夫人，男教师没几个，看着老师戴上帆布围裙在炉前炉后忙活，尤其是平日端庄贤淑的女老师那巾帼不让须眉的劲头，我们当学生的为之骄傲，遗憾自己还小，不能和老师并肩战斗。到大学里转一圈，那里更红火，随处可见小炼铁炉，旁边废铁堆成垛，偶尔还有刀剑等冷兵器，心仪地摩挲摩挲，挥舞摆弄一下。家庭妇女进了街道工厂，街道里弄办起了公共食堂，但吃饭不免费。转年，描写那个时代的电影《万紫千红总是春》就上映了。那年还参加了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轰麻雀，挖苍蝇蛹，灭蚊子，夹老鼠。
好像是1960年左右吧，感觉家长担心粮票不够吃了，家里淘米开始计量称重了。粮店卖白薯的次数多了，一斤粮票能买六斤白薯，粮店一来白薯就排大队。我上五六年级，排行老大，排队买白薯的活自然是我的，排队的有不少同班同学，都是男生。高年级学生还负责买菜，小菜场人头攒动，挤挤挨挨，买一样东西排一次队，头脑活泛的，能兼顾几个队，效率就高 。新村门口对面的饭馆有时卖菜粥，稠稠一大碗，不要粮票，碰到这等好事，同学之间不忘互相知会一声，约着一起“下馆子”，一顿饭能省下三四两粮票，别嫌少，上海半两粮票能买一根油条呢。
1960年，我上了初中。中学有政治课了，记得前后教我们政治的两位老师，一位是转业军人，一位是军人家属。政治课以学习毛选经典文章为主，紧跟形势穿插时事教育。记得开始学的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间插着传达学习了庐山会议精神，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裴多菲俱乐部”，第一次知道中央的两条路线斗争。随后两年形势教育讲帝修反反华大合唱，蒋介石蠢蠢欲动，不断骚扰东南沿海，妄图反攻大陆。机关、企业精简下放，街道工厂干了两三年的女工回家又当起了家庭妇女。感觉形势严峻，甚至担心家长会不会下放农村，因为我们到学校附近的生产队参加劳动，见到过企业的回乡人员。蔬菜也定量供应了，最少时是那年隆冬，每人一天二三两菜。自由市场上卖起了菜花的叶梗子，以前那都扔了或是喂猪。高价点心上市，免收粮票，学校宣读的文件解释是为了“回笼货币”。同济大学把居民区的绿地平均分给住户种菜，家父带着我种了一小片地的芋艿，从小河里提水浇灌，长得还行。记得媒体介绍小球藻的实用价值和培养方法，风靡一时。
查上海地方志，三年困难时期，居民粮食定量没有大的波动，布票波动很大。刚实行布票的1954年9月到1955年8月，市区人口人均50尺，郊区人口人均40尺。第二年增加到53尺、46尺。从1956年9月到1960年底，每年人均都在二三十尺。1961年9月到1964年8月，市区人口人均每年9尺，城镇人口7.5尺，郊区人口6.5尺。1961年3月到1961年8月，市区人口人均2.6尺。1964年9月以后增加到人均每年十几到二十尺。记得化纤布、的确良省布票，假领子是省布票的一绝。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开始好转，当然不可能立竿见影，需要有个过程。学校报告会、政治课经常讲八字方针，留下很深的印象。1963年9月上高中，住校，食堂第一顿饭，吃的是熬南瓜，也就八九片南瓜，清汤寡水的。但日后的改善还是明显而且较快的。伙食改进，油水多了，不再饿肚子了。1964年国庆节的纪录片《光辉的历程》，适时地宣传了实行八字方针后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新面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这一年，最吸引眼球的是赫鲁晓夫下台，最振奋国人的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中苏论战中的“九评”，仿佛反修的精神原子弹，高中生从中受到鼓舞和启迪。1965年春，交响乐《红旗颂》奏响，一个时代最强音的标志诞生了。那段时间，国家欣欣向荣，人民昂扬奋发，学生刻苦读书，校园恬静尚文，有一种国家中兴、走向盛世的感觉。又过了一年，史无前例的十年来临了，这十年，糗事多了去了。
石予民（202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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