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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誉面前的选择 耿元生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选举中研院院士，开始提名有400余人，经过初步筛选剩150名候选人。这是在中国第一次选举院士所以得到各界学人的高度重视，很多人也跃跃欲试，希望成为中国第一代院士。
在这150人的候选人中有著名学者郭沫若。但是，由于在甲骨上的一些问题，有些人对郭颇有微词。原来在1929年10月7日到12月12日由中研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李济和董作宾主持的对河南殷墟的第三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最出名的“大龟四版”，董作宾后来据此写就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考释》，提出了“贞人说”，奠定了甲骨断代的基本依据。当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先生闻讯，立刻写信给中研院史语所索取“大龟四版”的拓片。相关资料刚刚出土，尚未公开出版，原本不能外借。不过，李济、董作宾等认为，郭沫若流亡在外，依然关注中国学术，精神可嘉，于是将拓本全部寄给他。不料，郭竟无视学界规矩，径自把资料引用在他的《卜辞通纂》里。对于史语所慷慨出借资料一事，几乎只字未提，还在后记里写到“知我罪我，付之悠悠”。此举为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大为恼火，一度打算诉诸法律。但李济劝他说，学术为天下之公器，这桩旧案才不了了之。
在选举院士之际又有人提出此事。此时在美国讲学的董作宾，给中研院院长胡适写信，在院士人选方面说到“关于考古学方面，希望您选思永（注：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或沫若，我愿放弃。因为思永在病中，应该给他一点安慰。沫若是外人，以昭大公，这是早想托您的。”在院士的名誉面前，董作宾等放弃了前嫌，主动放弃，如放在今日可能无人理解。我们总说，那一代知识分子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他们还有一颗包容的心，一个在名誉面前坦荡的胸怀。当然，1948年这次院士选举，郭沫若、董作宾和梁思永都成功当选，可谓皆大欢喜。
那时的院士是对学术成就的肯定，是学者学术成就的象征，并没有更多的利益，更多的是名誉。到台湾后任台湾大学校长、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傅斯年为一条棉裤还要彻夜写文赚取稿费。他夫人俞大彩回忆傅斯年去世的前一个晚上，那天是1950年12月19日，“我为他在小书屋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这就是当时院士的生活水准。谁知，第二天下午傅斯年就晕倒在会场，抢救无效，当晚病逝。可见那时的院士更多的是学术水平的认可。现在的院士可谓名利双收，所以有的人为了得到这么个头衔能使出各种手段，令人叹为观止。
（一些素材出自《荒野上的大师》一书）。 董作宾
李春昱（左）和董作宾 董做宾的甲骨文书法 董作宾、李济、傅斯年和梁思永（从左自右）在安阳小屯驻地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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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19 17:1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