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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北大荒知青眼中的复转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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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24 19:50: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丛书《北大荒知青眼中的复转官兵》

  原三十二团知青荒友编撰了一套丛书《北大荒知青眼中的复转官兵》。


  第一辑《雪泥花黄》是三十二团七连知青撰写的文章专辑;

  第二辑《云涛千帆》是三十二团各连知青撰写的文章专辑;

  第三辑《雁阵惊寒(暂定名)》将收录原黑龙江兵团范围的知青荒友撰写的文章。


  三本专辑试图从微观到宏观,以不同视角全面反映北大荒知青眼中的复转官兵。  

   名山农场(十二团)荒友为第三辑投稿四十三篇,丛书编委会正在联络投稿作者修订稿件事宜。

  丛书编委会巩德友荒友对名山知青的理解和支持表示感谢。
  

  名山家园网向名山荒友推荐阅读这套丛书。


  下面转载的是丛书的“序言”和第一辑《雪泥花黄》主要文章,相信读者会从一个连队的“知青眼中的复转官兵”,感受这套丛书的不凡的意义。

  感谢北大荒知青眼中的复转官兵》丛书编委会辛苦劳作,感谢编委王铁林提供转载文稿。

                         名山家园网
                        2022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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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4 21:20:12 | 显示全部楼层
北大荒知青眼中的复转官兵》总序
巩德有

  “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是由各路垦荒人尤其是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创立,由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数十万城市知识青年传承和发扬光大的。
  转业官兵与知识青年两大群体,相隔十年奔赴北大荒,这两大群体的特质构成了北大荒垦区社会的基础风格气质。在那个特殊历史年代的背景下,两大群体之间形成了亦师亦友,情同家人的密切关系。知青与老兵在北大荒屯垦戍边共同相处的十年间,建立了复杂、深厚、割不断、解不开的各种联系。
  在刚从大城市学校门里走入社会的知识青年眼中,北大荒的复转官兵是他们的首任社会教师,引领刚出校门步入社会的学生们认识社会,掌握生存技能和处事哲学。从老兵身上知青们看到了正直、责任、执着、善良、坚韧和勇于负责等优秀品质;同时也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中国农民的某些痼疾:简单、粗暴、狭隘、自私、愚昧等不良习气。从老兵那里知青们学到了生产劳动的技能和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方法,锻炼出像老兵那样坚韧不拔、勇于战胜一切困难的意志品质。老兵们的家庭也成为知青们远离父母之后,在遥远的边陲得以获得温暖和关爱的港湾,许多知青与老兵建立的这种亲情似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了下一代。
  老兵们因大批城市知青的涌入,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许多老兵成了“再教育者”,甚至当上了知青们的“官”,有权决定知青们的命运;小青年入团、入党、调动、升迁、上学、返城等等,多由老兵们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刚刚步入社会的小青年,如果赶上在一位高素质、有水平的老兵手下为“卒”,那将会终身受益,栽下优良品质的种子,把北大荒精神融入青春热血的记忆中,一生传导正义的能量;如若赶上一位水平低、素质差的老兵做领导,也会给知青心中埋下一辈子抹不掉的阴影,时常会有某些消极的因素,在其待人处事等社会行为上,起着负面的影响。
  随知青而来的城市文明,给老兵和以老兵为代表的农场职工同样带来了冲击。两种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显现在这两大群体相互关系的方方面面。
  旅居加拿大83岁高龄的原北兴农场副场长,1958参加开发北大荒的老转业军官金继昌老先生请我们助其完成一个心愿:收集编辑一套知青撰写的文集,内容为“北大荒知青眼中的复转官兵”。他希望以知青的眼光记叙开发北大荒的复员转业官兵的故事,期盼有更多的荒友撰写文章,记叙知青与老兵的故事。金继昌老先生对各位撰稿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他将为这套丛编的印刷发送尽其所能。
  我为金老先生以耄耋之年无私奉献执着做事的北大荒精神所感动。
  把知青与老兵之间的故事真实地记叙下来,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它对北大荒垦区历史,对十万转业官兵的历史和五十四万知青成长的历史,都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我按照金老先生的愿望在微信群里发出征文启事后,很快就收到数十篇稿件,除了三十二团荒友的文章外,还收到许多兄弟团荒友发来的文章。文集拟分三个专辑出版:第一辑为三十二团七连知青撰写的文章,这个专辑以一个连队知青的眼光记叙知青和老兵间的故事。第二辑为三十二团专辑,从一个团多个连队的范围记叙知青和老兵的关系。第三辑将收集兵团范围荒友撰写的文章,以更大的视野记叙知青眼里的老兵。三个专辑试图从微观到宏观,以不同视角全面反映北大荒知青眼中的复转官兵。

  愿这套丛编的陆续编印能更多地如实记录北大荒知青与老兵两代人的真实故事。
                                                                                                                          2017年3月5日

*******************************************************************

《雪泥花黄》序
王铁军

    2016年夏天,“三十二团荒友巩德有”在荒友群中发了一份征集广告,内容如下(文字稍有更动):
    应北兴农场原副场长,北兴中学校长,参加开发北大荒的转业军官,现年83岁侨居加拿大的老军垦金继昌的请求,在三十二团荒友群中发此公告:
   希望征集一批知青撰写的对复员转业官兵的回忆文章。
   老金欲在有生之年编辑一套“北大荒知青眼中的复转官兵”的文集。请各位费心推荐一些此类博文,例如:已经发表的七连王佩雄写的李江、二十九连小人写的胡守魁、干训队张传榜写的李大帅、吴学先写的吴维山、白大夫等等。这批老军垦战士与我们知青一代人有着不解之缘,对我们的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真实地记录这样一群人,这样一段历史,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一件事。希望大家支持,帮助老金实现这个愿望!谢谢!

    公告发出后,金校长又发来一份说明:
    德有:你在微信上发的公告,我已看到。谢谢你的支持。我想到的人有:
    高贤亮、谭守利、蒋全福、张会朋、吴维山、王景璧、陈传君、张弘、张回春、张志国、李江、冯从光、陶忠华、杜春忠、田起、艾黑、倪玉忠、苟玉成、祖振山、李大帅(名字一时想不起来)、张瑞成(车队老司机后任队长)。
    我自己也是1958年复转军人,我不是想给这些人树碑立传,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部队时就是连、营级的基层干部,到北大荒以后,又在生产队几乎当了一辈子队长、指导员。他们身上既有亮点也有负面的品质,但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在生产第一线,身先士卒,任劳任怨,艰苦奋斗的精神令人敬佩。我很欣赏王佩雄写李江的那两篇文章,可以发到网上供大家参考。
    我已83岁,身体也不是很好,但愿天假岁月让我能编成这套“北大荒知青眼中的复转官兵”(暂名)。
    预先谢谢知青朋友们的热情支持!

    看到公告和金校长的说明,我想“应征”,却又犹豫。想应征是因为名单上有李江,而我们七连的博客上有关李江的文章很多,不用现找人写。犹豫则是因为七连人写李江负面较多,不知是否符合金校长心中的标准。我为此还曾咨询过几位七连人的意见,大家的意见非常一致:应该提供!
  由是,我开始在在七连博客的三千余篇博文中检索、挑选。初选结束后,给金校长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金校长:
  接巩德有通知,知您欲编“北大荒知青眼中的复转官兵”文集,希望我们提供文章。说实话,开始我有些犹豫,因为这个题目虽有意义却不易操作。
  说有意义,是因在北大荒,留下极重印记的就是转业官兵和知青这两个群体,以往分别记述这两个群体的文字数不胜数,但专门集中记述二者间交集的并不多。若能从这个角度真实记载这段历史,自是功德无量,非常有意义。
说不易,难以一两句说清。
  两个群体是分别在两场运动中身不由己来到北大荒的。以往在记述这两个群体时多是“慷慨激昂”、“奉献”、“贡献”之类,但我知道,个中酸楚惟有当事者自知。想想当年转业的都是哪些部队,哪些兵;再想想五十四万知青是用何种方式驱赶下乡来到北大荒的,就会明白慷慨激昂背后的故事写起来并不容易。
  两个群体来到北大荒间隔十年,年龄相差超过十岁,不同点自然很多,文化水平和社会经历更是截然不同。但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也出于长者天然对幼者的呵护以及晚辈在困境中对前辈的依赖,两个群体间很多人结下了胜似亲情的友谊。但不可否认,也产生了许多令人惋惜的矛盾。这一切,都是那个特殊时代带来的。
  我以为,编这样一部文集,如果仍入“慷慨激昂、无私奉献”的旧轨,实无太大意义。若能通过文集揭示两个群体的命运和悲喜交集,进一步折射现代中国更深层的问题,则善莫大焉。
  但是,达此目的非常困难。一则,老转业官兵们多已耄耋之年,即使精神体力尚好恐也难以亲笔写出高质量的回忆文章了;二则,知青们也已渐老,有时间精力做此工作的同样为数不多;三则,一定程度上,说假话、空话安全,能收到讲真话的文章绝非想象的那么容易。
  即便有困难,我还是愿意帮您做此工作,这也是为了我们自己。
  具体说,我们七连知青有个自己的博客,现已开办十年。十年来,知青们在回忆和书写自己故事的同时,也写下了不少与老转业官兵有关的回忆,特别在七连,由于李江的特殊性,涉及到他的文字很多。这些文字与您现在请大家写不一样,它们是在十年间的讨论中陆续写出来的,最大特点是“真”。这些博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写李江“负面”的多(这也是我最初犹豫的原因),这与他在七连主政那些年里的“左”直接相关。我找出七连博客中较有代表性的十多篇文章发给您,目的是希望您能从中看到李江在七连知青眼中的完整形象。这些博文在网上发出后多数都引来跟贴评论,我尽可能都附在后面,因为它们有时更珍贵。有关李江的文章之外,还有关于于义淑、郭树鹏、李恩有等人的数篇,他们也都是复转官兵,符合您收录的条件,一并奉上。

    很快,金校长回信了,他写道:
   铁军荒友:谢谢您的热情支持,特别对您来信中的下面这段话“编这样一部文集,如果仍入‘慷慨激昂、无私奉献’的旧轨,实无太大意义,若能通过文集揭示两个群体的命运和悲喜交集,进一步折射现代中国更深层的问题,则善莫大焉。”倍加认同。

  继而,在接下来的交流和讨论中,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意见:鉴于七连现有的文章已足以独立编辑成集,可先将它们辑作七连专辑。于是就有了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本《雪泥花黄》。
  收入专辑的文章,长短不一,角度不同,并且有一半左右的篇幅是记述连长李江的,初看起来极不平衡,似有难以反映全面之感。但细想下来,李江是连队主官,必受众人瞩目,各种矛盾和负面的东西也很容易集中在他身上,写他多是必然的。连里有众多复转官兵,但知青写过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我觉得这可以理解。虽然收录进来的文章可能只记录了某位老兵的某一方面,但若把这十来位老兵做一个群体,一个代表复转官兵的群体来看时,你会感到,这些文章已大致勾勒出了在知青心目中这个群体的整体形象。
  2012年,七连已出版过一套博客文集——《飞鸿踏雪》。收入本专辑的文章多半亦曾入选过《飞鸿踏雪》,故本专辑也承续了《飞鸿踏雪》的一些体例和做法,特别是注重了收录文章发表后在博客上的评论和留言。这些评论和留言,完全可以看作本书的亮点之一。因为首先,它们最真,说的是未加掩饰的真话,袒露的是毫不造作的真心;其次它们是博文的有益补充,知青心目中老兵的形象就是在这些评论和讨论中一步步完整起来。
  从七连博客三千余篇博文中检索、挑选出三十余篇知青讲述复转官兵的文章,是一个重新梳理的过程。这次从一个新的视角检视和梳理本已很熟悉的文章,令我们有了另一番全新的感悟。
  在北大荒留下极深印记的这两个群体,都有沉重的另一面。知青来北大荒之前,老兵们已被“大烟炮”吹了整整十年。知青下乡后,与老兵们在黑土地上共处十年,二者间既有亲情友情,也有冲突矛盾,同演了一出出正剧、喜剧和悲剧。知青返城了,老兵们继续留在大荒,进入老年后,他们中有些返回了故乡,但鲜有进入大城市者。因此,同一根藤上的这两颗瓜,老兵那一颗更苦涩些。
  今天,很多老兵已经故去,活着的,也已垂垂老矣。就连“知识青年”们,也早就整体进入了老年行列。当年的亲情友情仍在继续,并已延及下一代。书中老兵潘炳良临终前念念不忘的是知青,而知青顾金龙在他面前的那一跪又蕴含了多少难以割舍的情分!
  十年共处,二者间还产生了数不清的矛盾和冲突。其中当然有双方个人的因素,但更多是由时代和文化造成的,特别是那个极不正常的荒唐岁月,扭曲了很多人的人格和人性,产生冲突是必然的。正视这些矛盾而不回避,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它们,找出它们产生的根源,是我们读了书中的故事后必须认真思考的,也是金校长和我们编选这套文集的目的之一。

  希望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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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4 21:28:28 | 显示全部楼层

    东坡诗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北大荒知青,恰似被命运驱赶的鸿雁,从动乱的各地飞进了北大荒的莽莽雪原。数年后,随着变幻的风云,他们又陆续离开了那片神奇的土地,留下的,只是雪泥鸿爪,或深或浅的印痕。
   鸿雁离去,荒原雪泥之上,草木依然茂盛。百花盛开之时,令人瞩目的,是那灿灿的黄花,然而最令人难忘的,却是这些黄花顽强的坚守,任凭严寒暴雪,只要冬去春来,它们依然开放。面对黄花,我们联想起坚守在大荒的老兵们脱下的黄色征衣,岁月飞逝,征衣不复,花黄依然。
   由是,五年前七连知青的博客文集称为《飞鸿踏雪》,今天这第二本文集便以《雪泥花黄》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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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4 21:36:52 | 显示全部楼层


李江,男,黑龙江克山人,1924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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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 参军,参加过四平战役、临江保卫战、锦州战役、渡江战役、解放海南岛等著名战役,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



1947年  随部队改编为南海舰队岸防炮兵,任参谋。

1958年  转业到北大荒金沙农场一分场(后称北兴农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2团),先后在红星队、九连、开荒队、十连、六连、七连工作,任队长、连长、指导员。


1976年 任基建连连长。
1981年 退休。
2010年 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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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秋,与上海知青在田间(前排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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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初,在北京(后排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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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4 21:50:14 | 显示全部楼层
无怨无悔的人生路:
李江回忆录

李江口述/姚艳红笔录/老铁修订


    悠悠岁月,往事如烟。从青春年少到古稀之年,回顾自己走过大半的人生路,感慨颇多,有些如过眼烟云,转瞬间即逝,有些则刻骨铭心,终身难忘。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自己的命运就跟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也正是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自己得到锻炼,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路。
    我的老家在黑龙江省克山县,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八岁开始就给地主家放猪打长工。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47年秋,刚刚秋收完,部队开始招兵。我当时在依安镇给地主打长工,听到消息马上去报名,被编为依安镇地方大队,参加训练。春节后到了北安新兵团,这个新兵团每天都接到新兵,当时大家都开玩笑说,在新兵团待三天就算是老兵了。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就正式被编入东北人民野战军,开赴前线,参加战斗。
    当时东北战役不断,几乎三天一小打,几天一大打。其中大的战役有四平战役,我们当时参加的是第四次进攻。这时的四平经过前三次大的进攻和两年多的围攻,一层层被围住,已经变成一座孤城,敌我损失都很严重。那时最大的问题是缺粮,被围的国民党兵也挨饿,国民党的飞机投下的粮食都被我军抢到,然后蒸好馒头,通过喊话瓦解敌人的军心,一批批国民党当了俘虏。清除了外围的,剩下城内的仍旧顽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好多战友都牺牲了,四平终于解放了。城内的老百姓一个个面黄肌瘦,因为缺粮,他们只能扒房上的草用锅炒一炒,然后磨成面用水一煮充饥。打下四平后,我们在公路旁每隔二三十米远就立个大锅煲粥,米少水多,不是没粮而是怕把人撑坏了,但还是有一些人撑死了,因为他们实在太饿了。就连守城的国民党兵都流传着一个说法:一个戒指一个豆。就是用一个戒指换一个黄豆粒。可见当时缺粮的程度。
    梅河口战役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战斗。当时的梅河口是个县城,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可是离县城还有一里路的时候,火车就停下了无法再往前开,因为上面有敌机不停轰炸。为了减小目标,就卸下车厢改用火车头往里带人,大家紧紧地攀在车头上,火车像发了疯似的拼命奔驰,因为它要躲过天上的飞机轰炸。风从耳边呼呼而过,一会的功夫大家就有些坚持不住了,好多战友被甩了下去牺牲了,而我是用一根绳子把自己绑在车头上才没被甩出去。到了县城里只听见机关枪像炒豆子似的噼里啪啦,大家都红了眼,追着敌人跑,感觉像抓猪似的围歼敌人,见一个打一个,打了一宿,直到第二天下午两点才结束战斗,全歼敌军。我这时已升为排长。
    我还参加了临江保卫战,这就是四保临江。临江与四平不同之处在于,四平战役是敌守我攻,临江战役是我守敌攻,保住了林江就稳固了东北战局。
    锦州战役,我们是以急行军的方式赶到的,走了四天才赶到锦州,最多一天一宿没吃东西,大家饿得没办法,只能吃地里的萝卜,又冷又硬。白天要行军,晚上也要行军,有天夜里一排长发现和我们擦肩而过的部队不是自己人,我们向南,他们向北,因为当时的军服黄的绿的分得不是很清楚,排长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连长,连长下命令,剿!而这时敌人仍没察觉,结果没打一枪就俘虏了敌人一百多,我们把敌人连夜送到后方俘虏团。到了锦州后,开始挖战壕,我们在锦州西北一片山地,战壕要挖三米宽,深要过人,备战攻锦州。战斗打响后,我们在一个桥底下,只觉得昏天暗地,震耳欲聋。经过锦州战役,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
    攻下锦州后,部队驻下休整,又训练一些新兵,奉命准备入关。如果说东北几场战争是一场考验,那么入关则是又一场考验,当时有些人误听了国民党的宣传,以为入了关就回不来了,结果很可惜有些人当了逃兵。我们是半夜上的火车,天亮到了山海关,到了山海关一看,其实关内关外只是一道墙,根本没有说的那么可怕,当地的群众还组织文艺节目欢迎部队,我们在那还吃了顿饭。
    唐山有个地方叫东欢坨,那时正是秋冬季节,风沙特别大,以高粱为主食,部队到了那里以后,我开始拉肚子,一直不好,部队要南下,我只好暂时留在那里,和其他部队留下的病号一起养病。我们分别住在老百姓家里,我住在一个老太太家里,老太太人很好。白天我们负责训练俘虏,晚上有军民联欢和地方戏。有天晚上,我看戏回来,老太太对我说:“你今晚不要在床上睡,晚上有人打黑枪”,并把我领到她家的厢房,搬开面柜,下面是个地窖,这个地窖有一人多深,让我靠墙睡,并对我说无论听到什么响动都不要出来,我很快就昏昏睡着了。到了下半夜睡得迷迷糊糊,听到闷闷的几声响,也没太在意。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昨晚铺好的床上,蚊帐上都被打了好几个洞,枕头都被打开了花。真的要感谢老太太,要不然早没命了。事后想想,很有可能是那些俘虏干的,虽说大部分俘虏是好的,但也有一些顽固份子,也说明群众的觉悟性很高。
    病好了以后,我一个人往南走找部队,在快到河南的一个地方,地名记不清了,找到了部队。部队的名称由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我们的部队已经换过两次兵,第一次在辽宁,第二次在锦州,到了广东阳江又第三次换兵。我们先遣部队由华北地区南下,这时正是全国解放的关键时期,随着华北战场的胜利,和淮海战役的打响,我们军参加渡江战役,强渡长江。渡江战役胜利,至此全国大片江山都已被收复。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中,而我们的任务仍没结束。这时中国的广州还没解放,攻打广州时,我们负责保护南方大厦,当时的南方大厦在广州也算高层建筑了,是我们把胜利的红旗插在南方大厦上,并在大厦上用机枪打敌人的飞机。广州解放后,部队仍往南走,海南还没解放。在阳江部队第三次换兵。到了湛江,在湛江的三塘准备过海,强渡琼州海峡。我们当时没有军舰,过海只能靠木船,一艘木船是一个排的兵力。海面上风高浪大,上面有敌人的飞机轰炸,对面有敌人的大炮,有时一个炮弹过来,一船人都被打沉,血水染红了大海,无数的战友牺牲了。最终,我们解放了海南岛,我被提为副连长。当时协助我们登上海南岛的是琼崖纵队,主要是由妇女和儿童组成,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娘子军,我们到了以后,她们也就解散了。我们的连队也由陆军改为海军,被编为南海舰队,由步兵改为海军的炮兵。由于兵种的变动,组织上派我到青岛学习,我们是青岛海岸炮兵学校第一批学员。经过四个月的学习,掌握了一些理论知识,又回原部队。在海南先后在大营山、后海、秀瀛,那时已升为参谋。在海南前后两年左右。部队为了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让我到广州军校参加文化学习,住在广州叫马六港的地方,在那里娶妻结婚。学完以后分配到湛江岸防兵处任参谋。直到1958年转业。
    从1947年当兵到1958年转业,从北到南,一路走来,先后获得:东北解放纪念章一枚(1948年),华北解放纪念章一枚(1950年),渡江战役胜利纪念章一枚(1950年),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纪念章一枚(1954年),1956年获得解放奖章一枚。这些荣誉的取得也是对我11年戎马生涯的肯定。
    1958年3月,我随着转业大军来到北大荒,任务是开发、建设北大荒。一切又从头开始。我们这些退伍的官兵,发扬了军人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把青春和汗水,洒在了这片黑土地上,终于有了今天丰厚的回报,从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今日的北大仓。
    我刚到北兴农场时,那时叫金沙农场一分场,后来又叫过兵团,到现在又改为农场。当时的北大荒和今天已是天壤之别,艰苦程度我想和我同去的那些老兵都深有体会。先后工作过的地方有红星队(今天的七连)、九连、开荒队、十连、六连、七连,1976年调到基建队,直到1981年离休。
    如今,我又生活在南方的热土上。回想自己由北到南又由南到北,无论是在烽火硝烟的战场上出生入死,还是支援国家建设,在北大荒艰苦创业,无论职业、工种、环境如何改变,我都没有改变对党的信仰和忠诚,从没后悔过,抱怨过。我对我的选择无怨无悔,倍感欣慰。
                              2009年3月12日
注:本文由北兴农场场史办提供,已获李江家属同意发表,文字有修订。
                                 
评论
可惜对于黑龙江兵团叙述少了。李江的人生是奉献的。

以前在七连那么多年,没听李江讲过这么辉煌的历史。冒着枪林弹雨跟随林彪从东北打到海南岛,解放了全中国。太伟大了。

平凡中的辉煌!

光荣的历史,革命的经历。

一个基层军人的回忆,有价值。四平战役老百姓和国民党军人一起挨饿,长春战役更是饿死了很多老百姓,那是林彪的一种“战略”,十分不人道,简直就是犯罪。

                  原载七连人博客(2014-09-17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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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4 21:56:01 | 显示全部楼层
李江过世了
老铁[1]

  长林从北兴回来后告诉我,李江已于今春故去了。听到消息,我一时无语,但总觉得应写点什么,毕竟,他曾经是我们这几百人的顶头上司。
   习惯上,我们都称李江为李队长,虽然后来他改作了指导员,称呼似乎再也没有变。在七连,他是个绕不开的人物,更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可以说,没有李江就没有七连,离开了李江,也说不清七连。
    李江是四野老兵,据说曾随军打到海南,可以说身经百战。转业到北大荒后作过多年生产队长,农业生产有一套,是个行家里手。如果没有文革、没有知青上山下乡,或许李江可以作为老战士、老转业官兵、北大荒的第一代开垦者毫无遗憾地光荣终老。但遗憾的是,他赶上了知青上山下乡,被赋予了并不明白的“育人”重担,不但自己焦头烂额,最后发展到与知青打架的地步,而且因在七连推行一套极左的做法,伤害了知青的身心,至今难得知青们的原谅。
   李江文化水平不高,连一段领袖语录都念不完整,然而被凭空“授予”的“再教育”职责却使他似乎突然成了马列专家,享有了按自己的意愿教育和改造被“资产阶级”化了的知识青年的特权。他没有真正的理论常识,却不乏东北农民所拥有的一切“特长”。由此,七连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有迹可循。
   李江本是个不错的农业生产行家,农民特有的勤劳和朴素更使他给人的印象深刻。至今我仍能在脑海里翻拣出他身披破旧的黑棉袄,手持镰刀在地里巡视的形象。我也不能忘记他在说起生产时地号、土质、轮种、机械、肥料、陇数、千粒重、产量等等滔滔不绝如数家珍的样子,那份自信是发自内心的。也同样是他,当上面荒唐地推行“一埯双株”、“手把粪”时,不惜让知青早起晚归加班加点,也要坚决执行。让人想不明白,是他当了连长农业生产常识下降,还是另有什么原因?
   我想起一段《七连人》上未讲过的故事,很能说明李江的特点。那年有个女知青探家带回一块手表,为了买表可能还借了钱,如果在别处这绝对是其个人私事,无足挂齿。而李江却从中找出了资产阶级思想、虚荣、不知艰苦朴素等“重大”思想问题,并在全连大会上批判此事。为了说明问题,他还举了另一名知青的例子:“咱连有个知青,他爸爸挣二百多,他妈妈也挣二百多,他哥哥还挣一百多,可是他就知道艰苦朴素,不买手表!”大家听了这段话面面相觑,私下互问:“李队长这是说的谁?”有好事者私下去打听,回来跟我说,“那是说你呢!”顿时令我愕然,因为他说的并不符合我家情况,再说,我不买表是因为我一个小农工,时间权在别人手里,戴表也没用。然而这就是李江,“慧眼”能识大事,信口敢举“实例”。
   在他的治下,七连最初几年为知青制造了许多人为的“艰苦”,成为全团有名的“农工卖苦力”的连队。他用“办学习班”、“整风”等我称之为“掐尖”的极左整人手段整治知青,一时间连内知青噤若寒蝉,再无不同意见,同时也丧失了年轻人聚在一起所特有的欢乐和活跃。整治知青的另一个特色是在知青中制造了人为的隔阂,其造成的恶果至今仍不时显现。这些手段实行的结果,使七连在短短几年之内迅速从一个普通生产队变成了全师闻名的“四好连队”,这应是李江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从辉煌走向衰落,用了不长的时间。领导班子不和,知青不再听话,李江黯然离开了七连。再过几年,知青大规模返城,七连回归了沉寂。但是,李江和七连在知青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
   我常想,如果李江没做七连连长,他与大家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七连没有李江,会是什么样子?我有时还想,到底是那个荒唐岁月把李江变了样,还是他本性中不良的那一面在极左环境中受到了激发?对他个人而言,七连最高领导者的经历到底是正剧,还是字体悲剧,抑或是喜剧?
现在,李江故去了,有关他的话题却没有结束,在七连人中,李江这个名字还会不断被提起。
                                                           
评论
李江的极左,伤害了知青,也伤害了他自己的人生。可悲!

特殊年代造就出特殊的人,还是祝他一路走好!

我的心里会永远记住李队长。我为他哀悼,祝愿他忘记人世间一切不愉快。

陈永贵、蒯大富、张铁生、黄帅,连同我们当年自做主张用2分钱到派出所私迁户口到黑龙江,同李江不是异曲同工吗?特殊年代造就了特殊的思维,演绎了众多特殊的悲剧,造就出一批特殊的人。能宽容自己,就该宽容别人。
博主回复:
“能宽容自己,就该宽容别人”,这话不错。但我觉得,宽容仅仅是第一步,还应该继续走下去,找出并批判“荒唐岁月背后的荒唐”才是更重要的。
                    原载七连人博客(2010-08-20 05:50:27)



[1] 老铁:本名王铁军,哈尔滨知青,男,1968年下乡到七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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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4 21:58:48 | 显示全部楼层

如果李江来北京,我要请他吃饭!

老铁


   如果李江来北京,我要请他吃饭!这是赵振华在麻峪房亲口对我说的话。可惜,这个愿望不能实现了。


   李江,李队长,七连的老连长,在七连人中一向毁誉不一。其实这很自然,几百人聚在一起,不能人人与他发生矛盾,也不可能个个与他亲近,对他的感受和评价当然不会相同。


   如果抛开七连的“小政治”,估计大多数人对李江的评价会不错。出身穷苦,勤劳朴素,工作卖力,等等等等。李江的一些“毛病”也是如此。比如他爱说大话,虽然没老陶能“吹”,但“水平”也不低,像射击脱靶还要硬说我就是瞄着那儿打的之类。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卷入,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位很有意思的“老农”。然而毕竟那些“小政治”是绕不开的,在他的治下,发生了大量不该发生的“左”事,伤害了很多人。对他的评价也就复杂了起来。


   人不会一成不变。昨天的短文发出后,有荒友打电话来告诉我,李江调到基建队后,曾对路遇的七连知青表达过反省之意。我也亲耳听王荣安对我说李江表达过“当年的事做得有些‘过’”的意思。说明李队长绝不是他总挂在嘴边的“大老粗”,他在想事情。


   当年与李江发生过矛盾,受过直接伤害的知青何尝不是如此,赵振华的话就是一例。刘长林也是当年受伤害最重的知青之一,巧的是,他在退休后又受聘的单位的顶头上司恰是李江的侄子。通过这位侄子,长林多次给李江带话,希望他能来京与大家聚聚,大家一定会好好款待他。很遗憾,李江前几年来过北京,未与知青们见面,现在再见已不可能,振华与长林的愿望也无法实现了。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我们接受的是“仇恨教育”,自小就知道要不忘仇、牢记恨,人间正道只有“斗”。后来,我们才知道,爱和宽恕是更强的力量,因为宽恕需要更高的境界。在荒唐岁月发生的事,当然有当事人个人的原因,但更本质的原因还是那个岁月的荒唐。我们能够原谅自己的不当,为什么不能宽恕他人的错误呢?


  中国人的传统是“逝者为大”。李江已经故去,不应也不必再纠缠那些个人恩怨。七连发生过的事虽非过眼烟云,但已成为历史。以平静的心态回忆过去,以宽恕的精神评价故人,以超越的眼光分析和批判荒唐岁月背后的丑恶,似乎是我们今天应取之道。


                                                            

评论

“以平静的心态回忆过去,以宽恕的精神评价故人,以超越的眼光分析和批判荒唐岁月背后的丑恶,似乎是我们今天应取之道。”说得好!

当年在兵团,连队里这样的干部不少。在那种大环境下,实在也不能怪他们。


汪晓


    不错,“逝者为大”,人已经走了,多想想他的好,何况那个极左年代,左过头的大有人在。李江也是跟潮流。要记恨一个人,自己也会很辛苦。能以宽容的心待人,会使自己年轻长命。

我来冒昧地说两句。

首先,刚刚看过铁老哥转来的海南归侨知青的回忆文章,里面提到“超越仇恨与不忘历史”,我亦深有感触。

听我母亲说,文革期间,有两位父亲的下属把我父亲整得够呛,八十年代,他们两位对我父亲十分客气,其中一位多次来我家闲坐聊天,暑假期间有时坐到中午十二点,我母亲从来不曾留他吃饭,倒把我饿得够呛。我当然知道原因,事后跟父亲玩笑般地谈起,父亲总是呵呵一笑,从来不曾评论过这两位我母亲憎恨的昔日下属。大概在十年前,我回国还跟父母谈起此事,父亲淡淡地说过一句:他是地下党,也算老资格了。

我一直不曾完全明白父亲想说什么,不知道是不是想说那个地下党资历不浅,所以不愿被父亲领导也可以理解?因为我父亲不是党员。我也一直不太清楚我父亲是否真正原谅过他们两位。他们两位都在十几年前死于肝癌,我父亲也于两年前去世。

然而,我想说的是,如果我父亲并不曾原谅他们的话,我也能够理解。因为即使是在那个极左年代,还是有很多人虽然不敢挺身救人,但至少他们还选择了沉默,而不是去主动害人。比如海南归侨知青笔下的那个参谋长,他为何不给假条?仅仅因为他也受极左毒害?不,他其实没有人性。

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也许没有做英雄的胆量,但是,他们至少有不去害人的良知。李江,能够归入这类吗?

博主回复:
  日前读到一篇文章,其中讲到:柏林墙推倒后审判东德警察一案,该警察曾奉命开枪杀死越墙奔向西德的青年。其辩护律师认为,开枪是服从和执行东德政府的法令,罪不在己。而法官则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即只开枪而故意不打中),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底线。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是奉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在不得不执行恶法恶令的时候,当事者应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尽最大智慧,“留有余地”地、打折扣地执行。也就是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势下,你有凭良心坚持和运用这“一厘米主权”的道德义务,否则你必须承担罪责。
  我们今天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从个人反思的角度,很容易把非常时期超越道德底线行为的责任推到当时的环境,强调自己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所有人都作如此想,将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全体道德底线的降低,意味着不道德行为有可能被承认,成为合理合法。相反如果每个人都守住了自己那“一厘米主权”,世上的丑行、恶行将会减少许多。
  从另一个角度讲,没有守住“一厘米主权”,将会给自己的心灵留下永远抹不去的阴影,成为沉重的包袱,背负终生。可以肯定地说,不染讲到的那二位的早逝,与他们文革中的行为必然相联。
  对于不同的个人、组织乃至国家,“一厘米”有不同含义,这是不言而喻的,但都有守住自己“一厘米”的责任和义务。
  是否守住了“一厘米”,每个人自己都心中有数,用不到旁人提醒和分析。守住了“一厘米”并且把它再提升了一厘米,将是个人心灵的一次升华,如果人人如此,将是国之大幸,民族之大幸!
  问题是,这极难,极难。

铁老哥所言深刻极了,佩服。

所谓超越仇恨,按我的理解,应该就是不去报复对方,不以血还血,用老哥的话说,就是不要去纠缠个人恩怨;所谓不忘历史,就包括了我们也不会忘记有人曾经主动弃守那“一厘米”底线。

所谓超越仇恨,按我的理解,应该就是不去报复对方,不以血还血,用老哥的话说,就是不要去纠缠个人恩怨;所谓不忘历史,就包括了我们也不会忘记有人曾经主动弃守那“一厘米”底线。

老哥在另一篇提到李江的文字里提过他曾因某女知青戴手表而上纲上线,类似的经历,无数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过。我母亲就跟我说过无数的例子,可是我现在只能想起一个。

文革前,每到周末,不少父亲的同事就来家里打桥牌。文革期间,这事就被上纲成裴多菲俱乐部。这类上纲事件在当年倒也不算罕见,问题是前面提过的那两位就将所有参与打牌者隔离审问,假设,有一人揭发点什么,我父亲可能就会遭到灭顶之灾。然而,所有的人,都不曾违心揭发。父亲的这些朋友,就守住了那“一厘米”底线。


博主回复:
老弟总结得好。
“一厘米”很短,但能守住并非易事。特别是在非常时期,面临事关生死荣辱、利益攸关的重大抉择时,常常有人弃守,做出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而在正常社会,弃守的人或许一直是个优秀公民。这就是世事的复杂。因此超越和不忘都是应该的。
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守住了“一厘米”,他们即使不是英雄,也是战胜了怯懦和邪恶的“好人”,我从心底里敬重他们。就像我讲过的故事:七连机车保养间失火案发生后,每个人都被迫对如何处置蒙冤的“反革命纵火犯”熊昌泗表态,是死刑,还是无期?多数人不敢争辩,头晕却敢于反其道行之,说应“枪......毙两......次!”用调侃的方式表示了对落井下石的不满,守住了“一厘米”底线。这虽属“曲线救国”,但确值得敬重。





原载七连人博客(2010-08-21 07: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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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4 22:57:02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看李江
孙颀[1]

李江走了,在我们这些曾经的七连人前悄无声息地走了,给我们留下诸多遗憾,无论是纪念还是怨恨,我们都没有了表达的机会。
我一直记着李江,他是我走上社会面临的第一位基层领导。我在七连一年半时间,个人与李江几乎没有任何交往,除了刚到七连跟着八六一起去老职工家串门,去过几次李江家,我对李江的印象都是场面上的。成立兵团选举前,李队长和于指导员曾经都有过让我担任连队妇女工作的想法,我不知这样的想法从何而来,也许因为需要一位妇女干部吧。而我自知并不合适,于是便有了那次大会上的发言。(已有文章记录)事后,于指导员代表连领导找我谈心,希望我不要背包袱,他们还是信任我的。(有家书记载)而李江对我的评价,我只有在公开场合听说过。那是第二批上海知青到连队,我参加了介绍连队情况的小型会议。李江指指我说:“你们看,她是你们老乡,上海人。她当时来的时候,瘦弱得像个文工团员,(有家书为证,9.15离沪,9.14称体重为96斤。)我想,这下糟糕了,怎么干活?你们看看她现在完完全全就是东北人了,哪有上海姑娘的娇气了。(有家书为证,当年11.5信中说,体重108斤,11.18信中说,体重126斤。即使衣服增加,体重确实变化很快。)”李江在新来的上海人面前还说了一些赞誉的话。可见,李江对于人的评价看重劳动。那是当时年代农村基层干部衡量人的简单标准,这无疑会伤害很多知青,自不量力超出能力拼命干的,一定会落下终生疾病,量力而为者又会遭受不公平的批评。其实,李江自己就是这种思想的最大受害者,他身体不好,却坚守在第一线,所以早些年还没与七连人联系上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可能早已不在了。
我们刚到达时,李江在七连是具有权威的,无论在老职工、家属中还是在知青中。每逢开大会,其他领导发言,底下一片吵吵嚷嚷讲话声、嗑瓜子声,李江一开言,下面就变得安静了。他严肃、不苟言笑、直截了当、甚至不留情面,这在基层也许是需要的威势。所以,当年的七连风气是正的。很多人问过我,兵团如何如何乌烟瘴气,我说:那是电视剧,我们早期根本没有这种现象。当然,这和连队领导的自身素质、思想作风有关。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说过七连连队干部敲诈、受贿、欺负女学生之事。这在七十年代下乡运动中不是罕见的事。1971年我下到安徽农村后,就直面村干部软硬敲诈索贿。那种伤害是深入内心的,刻骨铭心无法愈合,那是对于人格的诋毁、理想的毁灭。
李江主观、简单粗暴、家长制作风,他的能力是有限的。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要面对越来越多的知青,要对付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真可谓时代赋予他超重的使命。渐渐地,他在那个时代的思潮下做出一些伤害知青的过激行为,至今,让很多人内心无法释怀。李江自己也有过反思,他至死不见七连人也是无法释怀的表现吧。
其实,我一直很想见见李江,我对一些人说过:倘若有李江到北京的消息一定告诉我,我一定到。我还想,如有李江老家地址,会安排前往探望。可惜,如今,这都成了空有念想。我们怀念李江,怀念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记忆。也许那个时代有很多痛苦难以忘却,留给我们的伤害至今难以愈合,但那就是我们走过的历史,无法回避的一段历史。
                                                
评论
    
  
    
  
李连雨
孙姐分析得很有道理。特定的年代,必定会有特定的人。尤其是身居主要岗位的人,对所遇到的问题,必须要做出抉择。因此能力一般的人,要想立场一贯正确,几乎是不可能的。“逝者为大”,对曾经的故人,怀念是应该的。总结历史的教训,放下个人的怨恨,也许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新浪网友
李江是个值得一写的人。
七连在三十二团表现“突出”,与七连领导不无关系。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们,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博主回复:
说得对。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像孙大姐这样写写七连的故人,既是对七连往事的回忆和分析点评,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提升。
    
  
庄意群
李江是个大老粗,头脑简单,生活朴素。他从小受苦,年幼当兵。在他身上能看到军人的威风和指挥官的果断。他有能力指挥打仗,但没有智慧来领导受过教育的知青。他采取的工作方法是主观武断的,少有策略。在当时的年代里,极左思潮占上风,一切听从上面的。李江想把七连变成先进连队,跟着跑,犯错误也是难免的。
李江虽然对我没好感,因为我对他不敬也不礼貌,但是我还是佩服他地道的军人风度。每天一大早用哨子把我们吹醒,跟着他急步行军,我觉得挺带劲的!还有,大冬天,半夜三更把我们叫醒,打好背包,紧急集合,去一号地的树林里找放信号弹的。我们一脚深一脚浅地在草甸子的雪地里连滚带爬,我觉得挺有趣的!这是我年轻时的生活体验,这一辈子也难忘。
原载七连人博客(2010-08-2507:34:19)


[1]孙颀:上海知青,女,1968年下乡到七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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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4 23:19:21 | 显示全部楼层

记忆中的李江
嘻嘻[1]

(一)
前几天得到李江去世的消息,虽然早就知道他已年过八旬,虽然早就知道他的身体一直不大好,虽然知道即使在现在的物质条件下能活到这个年龄已是不易,但听到这消息时,还是心动了一下,一时间把那些“虽然”都忘了,竟然有些不肯相信:是吗?真的吗?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对李江的褒贬不一,我是从铁军建立的“七连人”上知晓的。对于我来说,我对他的印象一直是不错的,尽管七连的“整团补课”我是受害的当事人之一,尽管李江可能就是这运动的倡导和发起者。但,我从没有怨恨过李江,以前说过,那时我把所有的怨恨和恼怒发泄在了老于身上。虽然我那时就知道,即使李江不是“整团补课”的发起人,这荒唐运动若得不到他支持的话,也根本实行不起来。可,事情往往有些奇怪,我却从没有怨恨过他。
李江,中等个儿,大眼睛,高鼻梁,因为长年吸烟,牙齿有些黄,如果不是肤色黢黑的话,年轻时也该算得上“帅气”。无冬历夏,他长年披件黑棉袄,头戴一顶蓝色的单帽。我也见过他摘下帽子后的发型,是较长的头发,黑黑的没有一丝白发。他以前可能得过肺结核的病,经常是人未到,咳嗽的声音却先传了过来。
李江是威严的,至少是我在连里时他是威严的。他的不苟言笑,他那张让知青随时看到随时发憷的脸表明了他在连里的地位和权威。那时在连里,农工排的劳动量大,早上起床很费劲。我们的老排长王长林总是在敲响起床钟后到宿舍喊一圈:“起床啦!起床啦!”随后就会走出宿舍,等待自觉。这样一是他责任尽到了,二也是心疼这帮小知青。本来么,夏天每天早上两三点钟起床,晚上六七点收工,要赶上麦收吃过晚饭后还得去烧荒,总得十点十一点才回来,这么一算,一天才睡几个小时啊。于是他会在宿舍里喊完一圈后蹲在宿舍外的窗根儿下一边吸着烟,一边等着知青起床:晚点儿就晚点儿吧,人都不是铁打的。屋里的我们都是能懒一会儿是一会儿,虽然明知再懒也只是一两分钟的事,可就是不愿马上起床。在床上懒着、赖着,能拖几秒钟都是好的。可是在这时,如果听见窗外李江的咳嗽声,大家都得“激灵”一下,再想懒,再想赖,再不情愿,也都得赶紧爬起来。如果这时老李江再走进屋,低声说一句:“怎么还不起床啊?”那屋里就得稀里哗啦地乱上一阵儿,赶紧起,赶紧收拾,赶紧跑到屋外,省得挨骂。李江的权威可见一斑。
李江是黑龙江省克山县人,听说是以前当过长工的,所以他的成份不是雇农也是贫农,这成分在当时是最好的。那时如果报出身、报成份,如果是贫农、雇农、工人的话,那声音都得高上好几分贝。
李江在解放战争中从家乡参军入伍,在部队里当过机枪手,后来转业时是北海舰队的一只不知什么艇的副艇长。不记得李江自己说过此事,但连里的人都这么说。说起履历那是非常光荣的,“一挺机枪,从北大荒打到海南岛”成了最说明问题的经历。
李江识字不多,可能是跟没上过学有关,他的文化和识字应该是在部队时学到的。他平常开会时的讲话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他会把事情说得很顺,有重点,有结论,不拖拉,用词丰富,言语之中还会透着些俏皮。可若让他拿起篇稿子念,可就真真难为他了,哪怕是大家几乎都能背下来的语录,若让他说,他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但若让他念,他也一定会把这段语录念得磕磕巴巴。
一次,我们在地里干活,可能是锄地之类,天一亮就下地了,早饭是在地里吃的。早饭过后不是马上接着干活,而要按照规矩进行大约一个小时的“天天读”。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天天读”是怎么一回事儿,那时的“天天读”是全体中国人民在一天工作开始之前,一定要有的一个仪式,叫“早请示”,请示什么呢?向谁请示呢?当然是向毛主席请示。怎么请示呢?一般情况下是结合自己或当地的情况和发生的事情,选一段毛主席语录,再狠批一下自己存在的问题,并保证自己一定会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这个仪式后才能正常上班工作。这个仪式和过程就叫做“天天读”,意思是说毛主席的教导必须天天读才行,一天不读也不行。
当时有个英雄人物叫门合,他的名言是毛主席的书“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所以要“天天读”,所以全国上下就掀起了天天读的热潮,我们自然也不能例外。
门合是河北涞源人,牺牲时就任青海省军区某部二营副教导员, 1967年9月5日在执行支左任务中,因装置土火箭时炸药意外爆炸,他为了掩护在场的27位阶级弟兄,猛扑在炸药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6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向门合学习的命令,命令中说:“门合同志二十年如一日,一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即:三忠于),为了表彰门合同志“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即:四无限),1968年6月被命名为:“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这个称号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的一个……
话又说远了,还是回到那天早上的事来。
“天天读”时,老连长李江念了一段语录后就当众宣读了团部的一份文件,“今年春早,各连应……”文件念得磕磕巴巴,十多分钟,文件念完了,听众却不明所以。等散会后我拿过文件看,文件上印的是“今年春旱……”。
李江识字不多,读文件不行,可平时说话,无论大会小会都是一套一套的,绝不“打奔儿”,不但不“打奔儿”,而且是头头是道、有理有据的。他谈吐机智,反映灵敏。我在以前提到过的夏天农工排出工被雨水浇透了两次,回连换了两次衣服,一会儿天又放晴,本来大家已经坐在礼堂“开会学习”了,可李江又要大家第三次出工,大家不愿意又不敢反对,只好发牢骚说没衣服换了。李江笑笑,并不发怒,说:“刚才有的小青年说没衣服换了,我知道你们都是从大城市来的,比我们阔气的多,你们的好衣服还都在箱子底压着呢。”说得大家一笑,本来有点儿僵的场面一下子松弛下来,大家还得上工。
还有一件事,是在79年初,我回了趟七连。那时,知青们基本都返城了。听说知青在返城前都要找材料“打”箱子,这“打箱子”的木板可不一般,要选五六公分厚的柞树板作材料。这样,做成的箱子有两个作用:一是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和行李打包托运,二是这箱子的木头是做家具最好的原材料。知青什么都没有,能拉回几块木板算是对自己的报酬。我们连里没木材,就都到不远的基建队去偷。基建队的领导找到连里反映情况,并扬言说若不解决就反映到团里去。李江见此不慌不忙,回到:“什么我们的小青年拿你们的木头?你们的小青年到我们麦场偷黄豆的事儿还少吗?”一句话,说得对方哑口无言。本来想闹到团部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李江能审时度势,有魄力,能担当。
一次,团里把各连连长召到团部开会学习农业学大寨,要求各连报下年度生产计划,报产量,并要求各连粮食产量上纲要。上纲要?也就是说粮食平均亩产量要达到400斤,而那时我们连小麦的亩产量也就一百多斤,大豆大概能达到三百多斤,玉米会高一些。但各连和我们一样,种植最多的是小麦。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求这三种作物平均达到400斤以上,是根本达不到的。达不到怎么办?达不到不行!学习班已经办了几天,团里已经放下话来:哪个连队能达到哪位连长可以回家。言外之意是哪个连长如果不答应产量上纲要,那么这位连长就得在团部继续学习,别回家。
看到这种情况,李江于是第一个说,保证下一年粮食上纲要。既然答应了,也就能回家了。其他连队的连长不知李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看他先表态了,也就先后都表了态。既然大家都表了态,团里也就达到了目的,于是散会!
会后大家都围拢来问李江,凭什么敢表态说能上纲要?李江笑着说,凭什么?就凭你不同意他不让你回家!
当然,第二年各连的粮食产量依旧,根本上不了纲要。上不了纲要怎么办?上不了也就上不了了,还能怎么办呢?你总不能把各连连长都撤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就是李江。
李江不但机智,能说、会说,而且干起农活来也绝不含糊。我虽没见他操作过农业机械,但见过他干农活。
说起干农活的苦和累,夏天割麦子算是一件。人工割麦子和机器割麦子不一样,机器割麦子是有时间约束的,要看天气,看有没有露水,得等到露水落了才能试镰收割,因为地里有露水割下的麦子脱粒脱不净。人工就不同了,人工是什么时候都能割,反正是割下来码垛不用马上脱粒,也就没有脱得干净不干净的问题,也就不管有没有露水,也就不管是几点钟开始割,从早到晚的。
时间长不说,割麦子还得有技术。会割的看上去动作并不快,是不慌不忙、有条不紊的,但一dao是一dao,麦子随声而倒。不会割的就不行了,看着动作挺快,可就是不出数儿,越割不下来越着急,越着急就越割不下来。
那时农工排割麦子有定额:男工每天的定额是一亩二分地,女工每天的定额是八分。一亩二分地是什么概念呢?是说如果你割上一米宽的麦子,要割八百米长。我就看到有的女生割麦子实在不在行,镰dao不快是其一,招式不对是其二。快手一dao的活儿,她“砍”上三四dao拼了全身力气还是落在后面,本身又好强,腰疼得实在不行弯不下去,就跪在地上,一边儿流着眼泪,一边儿用力拿镰dao“砍”麦子。都是知青,看到这种情况,怎不让人心疼?
割麦子有句话是:“镰dao快不快,全凭力气拽”,说的是不会割的人卖傻力气。
在七连,割麦子的快手,我班的李贵生(老职工,当时是“坏分子”,在我班改造)算是有一号的。
一天下午,我们在四号地割麦子,李江来检查工作。所谓检查工作是看收割的质量如何,那时说的收割质量是指看收割得干净不干净。这里有个标准:一平方米的落穗不能超过三穗(不含三穗)。检查的方法是:随便找个人拿把镰dao,在割过的麦地里往远处一扔,以镰dao落处的dao头儿为中心,以此沿着麦垄方向画方,左右前后各划五十公分,看这一平方米之内掉落的麦穗是几穗,三穗以上的就是不合格,不合格的就得挨批、挨骂,就得整顿。
连长一到,排长马上迎上前去,看连长有何指示。了解了情况,排长一招呼,各班长赶紧围拢过来,看首长有何指示。等大家知道了是检查割麦的质量,就等排长发令,看由谁扔这个镰dao,你推我让的,各班长谁也不肯。明摆着的:往本班割过的麦地扔,担心万一有不合格的地方挨批;往别班割过的麦地扔,那用心也忒那个了。看到此种情况,李江心中有数,笑了笑,自己拿着镰dao随便一扔,大家赶紧围过去,比划着画方,谢天谢地:一平米之内居然一穗落下的都没有,再扔:有两穗。大家舒了口气。李江也很高兴,笑着、说着,我们跟着他往前走,直走到大家割麦子的现场。李江眼尖,一眼看见李贵生,大声喝道:“小脑袋(李贵生的外号)!你咋不卖力气呢?我看你比小青年也没快多少呀!”李贵生赶紧起身,搭讪着:“我哪比得上你呢,我这也是紧忙干,这些小青年干活也不善呢!”“什么紧忙干,我看你就是耍滑!”言辞尖利,但大家都知道这只是玩笑之词,谁也没当真。嘻哈当中不知是谁喊了句:“连长给咱们做个示范吧!”。听到这话,李江笑了笑,“谁提的?想考我?”话落,肩上披的大衣服已经抖落,手持自己带来的镰dao,走到落在最后的那个知青面前,没说话,摆摆手示意让他让开。叼着时刻不离嘴的烟斗,一边说着:“割麦子得这样”,一边操作起来。
只见他不慌不忙,右手的镰dao已经在身前一米开外,左手半推半拢着麦子,镰dao贴着地皮并不向上提起,看着好像是往跟前拉,只听“突、突、突、突”的声音过后,左手拢的麦子并不抓紧,就那么拢着往旁推,一行割下接着就是第二行、第三行,几秒钟的功夫,一米多宽的作业面的麦子已经割下,左手拢不住了,就把麦子放在左脚上,用镰dao勾带着往前迈步。接着又和刚才一样,镰dao重新伸到一米开外。这样的动作重复两三次后,脚上的麦子已经成了堆。只见他又割了一把麦子,这回并不放下,两手盘弄着:右手用食指把麦根部分分成两份,左手正把着麦穗,然后不知怎的一转,两手同时往地上一放,一个“要子”已经平铺在地面,他用镰刀和左脚配合着把麦子放在“要子”上,半蹲着,双手配合,眨眼间就把麦子打成了捆儿。没几分钟工夫,麦子被割倒了一片,足有二十多米,而他烟斗里的烟还在着着。
这里多说几句,割麦子时用的镰dao快不快很关键。镰dao磨得飞快,掐根麦秆往镰刀dao上扔,那dao刃能接住麦秆。我们的镰dao割麦子的声音是“嚓、嚓、嚓”响,而磨得飞快的镰dao割麦子的声音是“突、突、突”的,声音短促。在家时只看到磨dao的把dao放在磨石上磨,没见过拿块小磨石那个往镰dao上蹭的。后来男知青基本都是自己磨dao了,可女知青多数还是不行,这就有了在十五连割麦子时的男女互助。
还有一次看到过李江的当场表现,是在武装排有一次打靶的时候。记得那次打靶时我们用的是“七六二”步枪和机qiang,并不是自己随身佩带的那支“五零式”。人们管这qiang叫“七六二”,是说它用的子弹口径是7.62毫米,和机关qiang用的子弹一样,比“五零式”冲锋qiang子dan大得多。
打靶用qiang是校过的,并不需要自己试射后校正(当时的能力也不会校枪),你只要按照规则说的那样,瞄准靶纸的底边中心就行。打靶分三种姿势:卧姿、跪姿和立姿,三种姿势的射击距离不同,分别是一百五十米、一百米和五十米(记得不准,距离可能有误)。卧姿虽然距离远,但好打,因为趴在地上双肘着地,那qiang就“有依托”,而立姿虽然距离近,但枪全凭自己的臂力掌握,“无依托”,没经过训练的难免拿不稳,qiang也就晃来晃去的没个章法。跪姿则取其中,叫“半依托”。
早加入武装排的是第n次打靶,每人三种姿势,每种姿势打三发子弹,然后计算成绩。我是刚加入武装排,是初来乍到,只发三颗子dan,一种姿势:卧姿。打靶前有人讲解注意事项,如三点一线,击发时屏住呼吸,qiang托应用力抵住前胸等。我按照做了,效果很好,三发三中,成绩优秀(用的是半胸靶,并不标有环数)。当时自己有些得意,觉得打qiang很容易,而且十分不理解怎么有人竟然能脱靶。
打靶快结束的时候,李江来了。大家簇拥着围上去,都知道他以前当过机qiang手,都起着哄让他试射机qiang——大伙儿也真的想看看老连长当初的风采。
他没推辞,走到机qiang旁,身子一抖,身上的黑棉袄已经落地。只见他弯下腰,左手扶了一下地,然后非常利索地把身体向后展开。伏在地面时,qing托已然贴在胸前。这一串动作的熟练和连贯让我们感到惊奇,因为李江平时给人的印象是病病殃殃的,动作不会这么干净。
然后他略瞄了一下前方的靶子,she击开始了,“嗒嗒、嗒嗒、嗒嗒嗒”,一连串均匀的点射像机关qiang在歌唱,那点射的声音像一曲流畅的歌声,那么惬意,那么动听,让周围的行家感到钦佩,因为机qiang的点she很难,没有很深的功底,扣下扳机每次只she出两发子dan是很难的,而李江扣了三下扳机,有两次射出的子dan都只两发。
前方报靶的比划着,说是没中目标——脱靶。大家围着、看着但不感到意外,因为大家都打过qiang,知道射ji者对于旁人给的一支自己并不熟悉的qiang的首次使用都是很难中的的。
李江则一点儿也不窘,大大方方地站起,大大方方地和大家说话,因为他从大家的眼神中看到人们并没有一点儿看不起他的意思。或者他根本不用看大家的眼神,他的自我调控能力和他的充分自信根本不相信人们会因他的这次打靶成绩而产生别的、其他的想法。
后来人们说起的李江当时话说:“我就是朝那个地方打的……”大概就是这次,不过那时我并没留意。我只记得他从站立到伏地握枪、到射击那一连串动作,还有他握枪的姿势和机qiang点射的熟练,这些都与平时的他有很大不同,因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评论


    
   孙颀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李江!嘻嘻写得生动真实,活脱脱一个李江出现在我面前。
    
   老铁
嘻嘻把割麦子的动作和要领描述得准确细致,足见那时也是把好手,才能记得如此牢固。其实这套动作我也基本会做,就是腰不给劲,割起麦子来总是“打狼”。
倒也别说,回北京到了现在的单位后,起初一些年,每年都要随单位下乡“支援麦收”,我的这点见不得人的“能耐”却成了鹤立鸡群的本钱,用脚拖麦子、打要子、打捆等等,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都没见过,让他们佩服得不得了。我还直“谦虚”:我这不算什么,我的那些知青朋友——“三腚”、“嘻嘻”等等——一个要顶我这样的好几个!
    
  
    
   二月
李江是三十二团有名的连长,近两年都只是看到李连长极左的一面,嘻嘻的博文很生动地描述了李连长的另一面,让我们记住那段难忘的岁月,对与错都已过,成了往事。
博主回复:
      人都是复杂的,更何况生在那个年代!因此只强调某一面的评价难免有以偏概全之
    嫌。但是,评价别人的人自己也难免片面,于是问题产生了:怎样才能全面、公正地
    描述、评价一个人呢?具体说,怎样才能公正、客观地评价李江呢?我觉得,只要不
    是出于恶意,大家都把自己知道的、感受到的说出来、写出来,这些不同角度的评价
    和感受合在一起,应该就是最接近真实的李江的形象,评价也就会最接近全面和客
    观。

    
  
    
   龙儿
当年李江在开会前经常爱讲:“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记得有一年春天,李江在开会时讲: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年之季在于春。然后是如何进行生产安排之类。后来又有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年之季在于秋之说。等等。

    
   xiaojian
嘻兄的描写活灵活现,加上“七连人”此前的几篇博文,一个真实的李江跃然纸
上。我虽然不认识李江,但十六连的老连长邢世昌,后来的连长姚兆贵,三十连的连长高贤亮,等等,都挺“像”。总体来说,那些连队干部是值得敬重的。
很佩服嘻兄的记性。关于门合那一段您是怎么记住的?是在网上查得到?还是保留着日记什么的?

    
  
    
   嘻嘻
回xiaojian:
首先感谢您读了我的这篇文章。另外,关于门合的详细资料我是从网上确认的。我没有那么详细的日记,您知道,那时也不允许能有自己真实的日记。我的记忆也不像他人说的那样好,只是我记得“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这句话是门合说的。再次感谢!

    
   懒村姑
嘻嘻前辈不单眼光犀利笔头了得,记性还好得让人不得不羡慕!这李江,活脱脱的呢,是个人!俺觉得,有嘻嘻前辈这样一个知己,李江伯伯九泉之下也一定感到快慰了。


[1] 嘻嘻:本名史熙春,北京知青,男,1968年下乡到七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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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4 23:23:08 | 显示全部楼层

(二)
李江是聪明的。
在他得意的那些年,他几乎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连里有一次出了件大事故,他作为七连的一把手,无论如何是要负管理责任的。但他的头脑一转,计上心来,不但能化险为夷免负了责任,而且还被说成是狠抓阶级斗争的好手。
李江是谨慎的。
整团补课当中,他在大会上扬言说有人要杀他,而他早就做好了准备:房门后预备下了棒子和斧头,并比划着万一有人害他他用什么招式应对。
李江的城府很深,他对谁好对谁不好从不露在面上。
李江很会说话,和许多东北人一样,他的俏皮话多但糙话也多,许多不满都是通过几乎是骂的比喻说出来的。比如,那时每年都要给老职工拉烧柴,份额是每户拉一车半木头,半车豆秸。豆秸好说,装的紧一点儿或松一点差别不大,因为车装松了受不起路上颠簸。可装木头就不行了,选什么木头装?是柞木还是其他的木头就差别很大。柞木的纹路是直的,当柴火烧好劈,而桦木的是拧着丝、别着劲的,更不用说是别的杨木什么的了(杨木比重轻,不禁烧)。就算都是柞木还有个是不是笔管条直的,直的自然能装多些,若是带点儿弯儿,牛车、马车的装载容积有限,同是一车木头,差别可就大了。可装车的也有难处,装车的都是紧着一处装,因为时间有限,总不能这里挑两根那里挑两根,那得装到猴年马月呀?所以绝对平均不了。再搭上装车的也有个顺不顺的事儿。比如上山时马或牛不听话,路上已经耽误时间;比如路上车“打误”了,也耽搁了时间;或者装车的今天犯懒,能凑合就凑合了。所以免不了有些职工对送到自家的烧柴不满意,不满意就到连部反映。有时这车装得也太不像话,李江就把车老板和跟车的叫来,指着已经卸下来的木头骂道:“就拉这么一屌头子柴火够谁烧的?啊?”直骂的车老板低着脑袋不敢言语。
李江骂一个人待着不动窝,会骂“鸭子腿儿一拧,也不怕把蛋籽儿挤烂啦?!”
他对献血的知青休息几天不出工不满意,就在会上说:“献血?献血就得老歇着啊?你到底献了多少血啊?啊?我们打仗的时候谁没流过血?不流二三十斤那还叫流血?”
听了这话,觉得这说法可能不靠谱儿,就去问了当时的卫生员小董(那可是个好人)人到底有多少血?小董回答说,人的血液大概占他体重的8%,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体重如果是一百斤,那他有八斤血。
他对知青发烧不上班也有意见,说:“发烧?什么发烧?发什么烧?不烧个七八十度那叫发烧?”
不知他说的“七八十度”指的是摄氏度还是华氏度?他肯定不知道摄氏度和华氏度这回事儿。不过说的不管是什么度,也都根本不靠谱儿。因为人的正常体温是 37摄氏度,换成华氏度的话应该是37×9/5+32=98.6。
后来知青在连里成家,做家具,他看着不明白、不顺眼,就说:“现在有的小青年儿打家具打什么立柜,打那玩意儿能干啥呀?有什么用呀?搁小米儿吧,漏!搁‘巴巴褯子’吧,没那么多!”
那时,知青分男工排、女工排,男女之间的直接接触很少,偶尔有点儿什么事都是站在宿舍外说话。老李江又发话了:“现在有的小青年要谈什么‘乱爱’,哪儿有那么多谈的啊?要谈也别站在外面,大冬天怪冷的,以后谁要谈干脆上队部,那儿亮堂又暖和,我批准了!”
唉!
对李江另外的认识是在我离开七连以后。
一次,李江去广东(他妻子是广东人,慈眉善目的,说话也细声细气的)路过北京,我得到消息时他已经和北京的一些知青聚过了,可能还在一起吃了午饭。我赶到北京站去送他,到站台时他已经坐在了他的座位上,他座位的窗口聚了有二十多人,我也走向前和他打招呼。
只见李江满脸堆笑,非常客气,但我与他对话时感到他看我的眼神有些游移、有些躲闪,完全没有了在七连时的那种自信。我当然知道在七连时我不算是他的得意下属,但我也知道我在他眼中也绝不是调皮捣蛋之人。当时我已经放弃了在七连时的许多怨恨,只因为念旧,只因为我在那儿生活过,只因为我步入社会的第一步时他是我的领导,我依然尊重他。这些,他显然没有领略到。
我退出来,看他人依次拥上前去。奇怪的是,我看到的依然是他那游移的眼神,没有专注,没有热情,没有那种分别了好久今日重逢的喜悦,没有留恋、依依不舍的感情。我四下看了看,二十多人中有大半应该是他喜欢、欣赏的人,这些人对他肯定是热情满怀、忠心耿耿。可我发现,他看他们的眼神也是游移的,好像他想躲闪着什么,而且好像他并不希望这种会面待的时间太长。
可,已经过了发车时间但他乘坐的这趟车并有按时发车,听说是哪位高级首长要去大寨参观正在占着这条线。时间长没关系,大家还盼着能多聊会儿呢。
奇怪的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李江一直是坐在靠近窗口的座位上应酬着。
他没有下车。
忘了是哪一年,那时我还没回北京。老狼(杨继恩)有一天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找到我们,我可能是探亲或临时回家。见到老狼也是十分高兴,听他说在我们离开后七连发生的一些事情。
他说,有次他探亲回家超了假,回到连里路费不给报销,于是他闯到李江家扬言说若不给报销就在李江家长期吃下去了,并且说到做到。每天到了吃饭点儿就去吃饭,不但吃饭,同时还数落着李江:“老连长,人家都说您是扛长活出身,会干活儿、能干活儿、用人狠、拿人不当人,……”这样过了几天,李江也挺不住了,结果把路费给老狼报了了事。
听到这话,我暗暗吃惊:知青怎敢这么对李江说话?这还是我熟悉的七连吗?七连现在究竟变成什么样儿了呢?
大概是95年的夏天,上海的熊宁宁、宋智庆、应纯方来北京,又掀起了七连荒友聚会的高潮。那时我公司在亚运村开了个餐厅,于是邀请大家来此聚会。那天真是热闹,来了五十多人,其中一个人的到来是我没想到的,他就是熊昌泗。
熊昌泗的到来平添了许多热闹,由于他的到来,大家不约而同地翻起了七连的老账——当时全团有名的七连“ 12.3”保养间纵火案。虽然小熊自己不愿提及,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把自己所知道的许多事说了个遍。说到小熊含冤受苦,说到后来调查组调查此案时万喻作证说“12.3”纵火案当时的定性在技术上的不可靠,说当时的责任人该是另有其人,说着说着又说起了李江,说李江在处理此事上有私心……。
后来还有一次,是熊昌泗的女儿结婚,他邀请了七连的一些人参加,那次又提起了这件事情。说的人多了,方方面面的线索往一起凑,事情的原委也就逐渐清晰起来。
1969年12月3日七连的保养间失火,本是一件责任事故。是规章制度的不健全还是违章操作?是责任人的不懂还是责任人的疏忽?是当时的政治背景下的忽视安全生产?……这些怎么说都可以,但绝不是什么有意纵火!况且熊昌泗不是当事人,只因为出身不好就被当作了替罪羊而蹲了十年的冤狱!
一个人能有几个十年?十年的冤狱该是怎样地折磨一个年轻人?他的家怎么样了?他还有家么?他那幼小的女儿怎么样了?他的妻子怎么样了?
十年过后他出狱了,虽然给予了平反,但青春不再,也没有什么补偿。而且就算有经济补偿,这补得回来吗!
而这一切的造成,都离不开李江。
小熊是多好的人啊!能干,热情,干活不惜力,谁的忙都肯帮。他在连里时是机务排的,他的本职工作也很棒。他夫人小骆是北京64年支边青年,当时在七连当卫生员。她为人极好,不管谁去看病,她都会倾心尽力。事情发生后,小骆不能在医务室上班了,她被调到了家属排。
小熊被抓时,小骆不过二十多岁,带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她们以后的苦难可想而知……经济上的困窘,外界的鄙视,这些都几乎压垮了一个家庭。
是谁造成了这场悲剧?当然是和时代背景有关。可这事李江脱得了干系吗?他在这件事情当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李江是坏人吗?不是。前几天铁军送给我一本章诒和的书,里面有句话是这么写的:“......要知道很多邪恶,正是由那些不能被称为恶人的人做出来的。”
这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看到前两天有荒友评论李江时说:“李江是个大老粗,头脑简单。”我并不以为然。
要说李江是个大老粗,如果是指他识字不多还说得过去,但除了这点,他可不是个粗人。他考虑事情的思路、方法和做事时的层次分明、循序渐进,在七连还真的很少有人能比得过他。
要说他头脑简单,更是太不了解他了。和他比起来,我们才是真正的头脑简单!
在我离开七连的时候,李江给我的印象是质朴、能干、有威严,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讲话却有“两把刷子”,他讲话风趣、活泼、不呆板,随便讲上两个小时不会让人烦。
从他的出身、他的履历、他给人的印象,都特别符合当时社会对干部的要求:出身苦、扛过枪、打过仗、识字不多、大老粗、共产党员。虽然有了四个女儿但还得生,直到生出了小五子(男孩),(那时并不限制生育,因为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样他出气粗了,胆也壮了,说话声音也大了……
李江就是这么个人,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事儿,现在把它写出来,算是他留给我印象中的一份记录。后来从“七连人”上看到了关于李江的其他一些说法:有的说他是“土皇帝”,这我可以理解,可有人说他是法西斯,这是我从没想到的。(可能是基建连的荒友说的)
前些天,阿相翻出尘封了36年的信件,登在了“七连人”上,那是君虎在74年从七连发给阿相的一封纯私人信件。这信记录了当时在七连发生的一件事,这事件的主角就是李江。看过信后,我简直不能相信李江会这样做事:李江怎么沉不住气了呢?这还是我当初认识的李江吗?他哪来的那么大的火气?那个威严、沉着的李江哪里去了?他为什么对这件事情发那么大的火呢?如果不是当天受了老婆的气无处发泄,如果不是他对那火墙格外垂青(这两个如果是禁不起推敲的),他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呢?是他以前理解的环境侮辱了他?是他对当时的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不能理解?是他对曾经完全能把握的连队突然间感到力不从心?我无从得知。各种可能都有,但无论哪一条都没有能够足以说服人的证据。
看过信的全文后,感到七连当时的情况已经不是当初我所熟悉、理解的七连了,而李江也不是我以前印象当中的李江了。
究竟怎样评价李江,还是铁军文中说得准确:“李江是四野老兵,据说曾随军打到海南,可以说身经百战。转业到北大荒后作过多年生产队长,农业生产有一套,是个行家里手。如果没有文革、没有知青上山下乡,或许李江可以作为老战士、老转业官兵、北大荒的第一代开垦者毫无遗憾地光荣终老。但遗憾的是,他赶上了知青上山下乡,被赋予了并不明白的‘育人’重担,不但自己焦头烂额,最后发展到与知青打架的地步,而且因在七连推行一套极左的做法,伤害了知青的身心,至今难得知青们的原谅。”
现在他去世了,写下这篇文字,算是个纪念。在他去世前,确实有过很想再见他一面的想法,可是毕竟相隔很远,走动起来不大方便,机会也就悄悄溜走了。
写到这里本该结尾,偏巧前两天喜旺和小鸿到我果园来玩儿,说起七连又说起李江的另一件事,这事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可小鸿说这事七连人差不多都知道,因此补充如下:
大概是在60年,也就是三年灾害时期,大家吃不饱都在挨饿。当时李江是队长,看到职工饿得实在不行了,就自作主张把种子粮囤打开分了一部分给职工当口粮吃。这下可不得了了,农场领导认为李江做出了一个极坏的榜样,不是红旗是白旗,此事不处理不行,为此给了李江处分,拔他这面“白旗”,这事叫“拔白旗”,李江因为此事而被停职。事后农场领导教训李江:“把种子都吃了,明年拿什么播种?”李江则回答道:“要是职工都饿死了,就是有种子谁来播?哪里还有什么明年呢?”
李江当时能这么做,使我再想起他时会更高看他一眼。
                                             
评论

  转述我父亲说的故事。大意,不一定特别准。
  我父亲在山东老家因为办食堂征用家里的房子,心中不爽,收拾屋子的时候,从窗户往外扔杂物,村支书要开批斗会,到了东北。17岁,体重没多少斤。用山东话说就是能捍(拿)上个馒头就是职工,挣的是18.6元。每个月6元伙食费。白面馒头、豆腐等随便吃。他说那就是天堂。
    自然灾害的时候,咱们农场有粮食,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吃,那时候后来成为老职工的他们还都是年轻小伙,饿,吃,是第一要求。于是大家想了很多招儿。白天的时候,每人抓点麦子,装兜里,晚上放在宿舍的铜盆中闷着,第二天早上填填肚皮。还有白天弄点豆子,放在电筒壳子里面,晚上放在炭火上烧到半生不熟地就吃。我在想电筒外面不是电镀的吗?中毒啊!
    其中有那么一年,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还要去地号脱谷,我父亲那时候还是单身,据说棉裤是志愿军的旧军装,卖给农场的职工,有的还有血迹。多年后我还见过一件土黄色的军大衣,不是军绿的那种。我父亲当时穿的棉裤膝盖和裤裆早已经没有了棉花,顶着烟儿泡,脑子里灌存着某种思想,捂着关键部位前进。见到一只狗叼个窝头,抢了,和他师傅一人一半。还有,那时候据说有个什么命令,要为偷粮这件事情,杀一批。吓唬人呢。通知发出的同时,粮库守卫的枪就收了。其实也是怕酿成事端。“开仓放粮”的事情,我也听说过,只是不知道主角就是李江。人永远都是复杂的,说不清的。我们只要将记忆中的他,写出来,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杆秤。
    后来总局领导来了,说面不多,有豆油,炸油条,顿顿油条,很多年以后我父亲见了油条都够够的。
                原载七连人博客(2010-11-03 07: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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