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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乔生 | 那年高考
恢复高考是1977年，那时我在上海办病退，却没有办成。得了消息，我匆匆赶回农场，刚报了名，却通知我报名无效，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办病退超过半年了。农场明文规定，离开农场半年的人不能参加高考。
我被劈头浇了一盆凉水，呆住了。分管文教的副书记是天津知青，宽慰我说，这样吧，你今年不考了，就去批考卷吧。
当考生，却去批考卷，有意思。我一口答应了，也算和高考沾了边。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对我来年的高考有重要的作用。
九三局的批卷点在红五月农场，我们七星泡去了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四分场的周老师。不得不说，周老师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那时他近四十了，皮肤白净，脸圆圆扁扁，戴一副圆框眼镜，脸上似有一种女性的神态，不知是不是我的感觉出了毛病。
那时，我在宣传科负责全场通讯报道，下面来的稿子，大都是千人一面，我少有兴趣。可是那天，一篇文章吸引了我，且不说那一手钢笔字，写得俊朗、洒脱，让人看了打心底里舒服。遣词造句也不一样，用的几个词，我从来没在别人来稿中看见过。我不由拍案叫绝。忙找人打听，是谁写的？
四分场的通讯员解了我的疑惑。他说，是周老师写的。我问，他是四分场学校的老师？通讯员说，他是锅炉工。我奇怪了，既然是老师，怎么又是锅炉工呢？他笑了，这你还不明白？周老师是学校中课讲得最好的，深受学生喜爱。可是，因为他家庭出身不好，被调离了学校。不到半年，学生的家长有意见了，好老师调离了，剩下的都是半瓶醋，软脚蟹，不是坑学生吗？场领导先是装着听不见，后来越闹越大，不行了，只得冒着风险，偷偷把周老师调回来。
我说，他是什么家庭出身？他说，他父亲是前朝的官员，在北大荒服刑，刑满释放后留场，他一家子在山东活不下去了，就来农场投奔他。我说，投到这里，日子就好过了？谁都知道你老爹是历史反革命了。通讯员说，你以为在老家就没人知道？周遭都是贫下中农，日子更难过。到了这里，都是刑满释放的，大家脚碰脚。
这样，我记住了周老师。现在能让他去批卷，可见历史上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浩劫、苦难暂时画上了句号。此次和他同行，我有点惊喜。
批卷地点在红五月农场的中心校，分成了各个组，我们语文组有十多个人。按照规定，批阅前先要对试题和标准答案进行讨论，阅卷过程中，对出现的问题也要及时进行研讨。这时，周老师就会发言，他语调不高，却娓娓动听，说得在理，深中肯綮，他的渊博的语文知识和通达的见解很快折服了大家。有时候大家为一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都会把期待的目光转向他。而他却不慌不忙，一一道来，他的见解总是新颖周全，恰到好处，起了释疑解惑的作用。
啊啊，说实话，在那之前，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这个前朝官员的后代，劳改犯的子弟，哪来如此学识！守着他，就像守着一本字典。
有件事让我印象深刻。阅卷的任务很紧，我们经常挑灯夜战，一天，突然电灯灭了，教室陷于一片黑暗之中，忙找电工，却找不到，说是上外分场看母亲去了。这可怎么办？大家正在烦躁不安中，周老师轻轻地说，我试试看，我以前当过物理老师。于是，我们静静等待，看着他的身影在黑暗中移来移去。不一会，眼前豁然一亮，故障排除了，阅卷又能进行下去了。大家都说，周老师是个通才。
和周老师睡一个宿舍，到了深夜，农场的自发电就会停止，到第二天傍晚才会重新发电。我凌晨醒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周老师的被窝旁总泛出一片小红光，起先没当事，后来才发现，是他点着小蜡烛在看书。是什么事吸引他起早贪黑啊？我探头去看，他手里擒着一本非常旧的英文书，是狄更斯的《双城记》，他在一句一句翻译这本书。
我震动了，在这之前，我也没有碰上这样的人。而我来年就要参加高考，也应该有这种精神啊。于是，我也学他的样，去小卖部买了蜡烛，凌晨也早早醒来看书。
批完考卷回来，领导就把我调离宣传科了，知道我一心要上大学，把我下放到二分场中学当老师，好腾出位子培养新人。
这个时候，我是华山一条路了。下乡十年了，好容易盼来了高考，我的目标定得很高，考回上海的大学去！但这谈何容易。当时农场还有一万多知青，光上海来的就有三千多名，而上海的大学名额极为有限，一个农场也就两三个。为了达到这个艰巨的目标，我对自己要求近于严酷，每门课至少要考到100分中的85分。
语文、政治还好说，我在宣传科干过，总能对付。这次阅卷，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知道如何答题了，比方说一道语文题，按我写文章的习惯，会把一个点讲得很详细，其他几点忽略过去，如果我这样答题，那就倒大霉了。通过阅卷我明白了，考试是很机械的，比方说，某道题的答案分三个点，答到一个点给两分，答不到就不给分，三点都答到了，就给六分，只要面面俱到，跟你答多答少，文字好坏没有关系。可以说，如果没有阅卷的经历，我是一定考不出高分的。
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数学。我是老三届的初二学生，高中数学一天没学过。但我的数学天分还不错，我的做法就是不耻上问，遇上难点了，自己不钻研，逮住人就问。因为我没有时间啃，必须在半年之内学完三年的高中数学，如果一样一样自己钻研，等你学会了，考试早过了，时间太金贵了，耗不起啊。我问的都是老高中，问的最多的是数学老师杨光，他也是上海知青，戴一副黑边眼镜，镜片后目光清亮。他的解答十分清晰，无论我提什么难点，他三句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还特别耐心，有时我夜里去找他，他已经钻被窝了，立马披了衣服起来，替我解题。现在想起他，我还心怀感激。
那时，我教的是毕业班的语文，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任课老师和学生一起复习功课，并将一起奔赴考场。在正常的年代，这是不可能出现的。而那就是不正常的年代。那个时候，我抓紧每一分钟复习，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自然少了很多。
别的学生我没有多少歉意，有一个女生，叫汪琳，她皮肤偏黑，五官精致，眼睛忽闪忽闪地发亮，她的学习成绩不错，也有悟性，我对她就有偏爱。平时她总有一些问题问我，我都会仔细回答。现在想来，她是很不容易的，她的家很远，离学校有二十里路，偶然能搭上顺路车，大多数都是步行来上学的。每天，她天不亮就出门了，在广袤的原野上独行一个半小时，到了冬天更是艰难，走到学校，她鼻子底下、下巴上都挂了冰棱。
我当然希望学生也能考好，可是我的时间太紧了，几乎是争分夺秒。汪琳来问我，我往往回答几句，就扑下身去做数学题，她看我心不在焉的样子，也就走开了。我想多辅导她一点，可是我学数学的任务太重了，如果考试时一道题卡住了，那就是十几分啊，高考时一分也要压几万人。
我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生存，有时把学生忘得干干净净，有时想起来了，就去问汪琳和其他同学。汪琳一笑，眼里闪出动人的光芒，说，老师，我没有问题。你的时间比俺宝贵。
我很感动，却不知说什么好。
一天，杨光来找我了，他说，他班上有几个学生，挺有希望的，就是作文把握不大，能不能把我准备的作文给他班上的同学参考。我吃一惊，这怎么可以？当时我们复习资料缺乏，比如政治，是我们几个知青分头找资料，拼凑出一份标准答案的。同时，我精心写了几篇不同类型的文章，准备考作文用。我想，如果杨光拿给他的学生看，他们背下来，考试的时候照抄。阅卷老师看到同样的文章，说不定还以为是我作弊，抄了别人，这还了得！
杨光说，你不要紧张，拿到的题目肯定不会同你写的一样，到时你可以灵活应用，随时调头，他们就不会了，他们是犟头电风扇，只朝一个方向吹，你是活头电扇，转来转去都由你。
被他一说，我不好意思了，毕竟人家无条件教你数学，再说他是毕业班的班主任，哪个老师不希望自己的学生考得好？我只得拿出几篇自己精心准备的作文，交给他。他一迭声地感谢，拿了就走。听说回去就被他班上的同学抢走了，几个希望之星人手一份。摇头晃脑背起来。我听了，心里不受用，只得一再告慰自己，杨光没说错，他们是犟头的，我是活头电扇。
我就去找汪琳，把几篇作文都给了她。她说，这可以吗？我说，可以，杨老师班上的尖子生都拿去背了。她红了脸说，谢谢老师。
哪知道后来没用上，那年的作文是给一篇文章，让你缩写。
考试那天到了，分场派拖拉机送我们，学生爬上去了，接着，学校的老师往上爬，大家挨个坐在车厢板上，相互看看，笑笑，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
几天下来，我考得还算顺利。最后一天下午是考数学。我这考场是考文科的，大部分人都不会数学，早就没事了，理应交了卷子出去了。哪想到突然下起暴雨，雨如同从天下倒下来一般，雷声隆隆。考生走不出去，就留在考场里，不由得说说笑笑，聊起天来。而我恰好被一道几何题卡住了，按理说，一般的几何题我都应该能做出来，可那天就是卡住了。我心急火燎，可耳旁的说笑又十分烦人。我只得向监考官提意见，考官就和他们说，刚说还有用，大家克制些，一会就不起作用了，又是谈笑鼎沸了。
当时一个考场里就只有我和另外两个人还在做题，其他人都在说笑。监考官闲得无聊，也参加聊天了，考场犹如茶馆一般，沸沸扬扬。外加隆隆的雷声，天哪，这是一曲人工和大自然相融合的交响乐。
可以说，这是中国高考中绝无仅有的景象。没有其他办法了，我只得做深呼吸，凝聚精神，把周围一切都抛开，把风声雨声雷声，把呱噪声全部抛开，只身和题目决斗……
结果，我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消息传出去，大家都来道喜。汪琳也来了，她是一个人来的，带来一个小布袋，里边是黑木耳。她说是她父亲上山采的，是椴树上的木耳，尤其好，让我带回上海。我说我不能要，她急了，都要流泪了，要是我不拿，她今天就不回家了。
我只得接过木耳。我知道她落榜了，我想这里一定有我的责任。我声音有些不自在，说，不要紧，继续努力，明年会考上的。
她却摇了摇头，说，好的老师都走了，我们更考不上了。
我一时语塞，依然喃喃说，会有好老师来的，会有的……
她却换了话题，老师，你是从上海来的，又考回上海的大学，太好了，我们为你高兴。
最后，再讲讲周老师的故事。1978年的高考各方面都放宽了，周老师也感觉到了春天的气息，然而，他年龄超得太多了，但又不想放弃，恰好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招研究生的通知，他不管了，直接报考研究生。
时间一天天过去，周老师却没有收到考试通知，知道的人说，别异想天开了。他也死心了，该干啥还是干啥。有一天，通讯员把一封信递给他，说是文卫科打扫卫生找出来的。周老师忙拆开看，就是考试通知，第二天就是考试的最后一天了。
周老师第二天清早起程，搭车到嫩江，又坐火车到哈尔滨。赶到考试地点已经是下午4点了。中科院的三个老师正在收拾行装，准备走人了。看来考生情况不理想，他们情绪不高。
周老师拿出了通知。一个老师怪他说，你怎么现在才来？周老师说，我昨天下午刚拿到通知。三个老师看看他，再互相看看，问，你是什么学历？
周老师说，我是1959年的高中二年级，差一年毕业，后来自学的。另一个老师问，那你读过哪些书？
周老师报出一串书单，有中文的，有英文的。三个老师又互相看看，走到边上去商量。然后走过来，其中一个年龄大的说，你坐下，我们现在就考你。
于是，三个老师围在边上，周老师坐中间，三个人轮流提问题。周老师照例不急不缓，侃侃而谈。足足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年龄大的老师就说，考试结束，你回去等吧。
在我得到通知后不久，周老师也收到录取通知了，他录取的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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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6 12: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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