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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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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10 22:27: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孟繁华:在路上
  1978年我又一次参加了高考,这也是第一次全国统一命题的考试,我被东北师大历史系录取了,可能因我历史单科成绩好些。后来我转到了中文系。一方面我还是喜欢文学,另一方面,历史系给我们讲世界上古史的是林志纯先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大学者,但他是福建人,说话我几乎不懂,加上世界上古史许多没听说过的东西,每堂课都如听天书,无法入门,我便决定转系了。中文系很愉快地接收了我。
  1978年于我们国家、民族来说都是关键的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另一个时代,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生活中心就是在这一年代的。这个时代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理想主义的,我当时虽然不能预料它的未来,但由于理想主义者的憧憬习惯,我对它充满了希望,感到中国的变化是不能阻挡的。我很怀念那一年代的精神处境和个人心情,最近我和我的老师谢冕先生主编《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我个人写的就是1978年卷。我和那一时代共同生长,对它有很深的感情。
  七八十年代之交,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时代,自命不凡的大学生们自然不会无动于衷,风靡全国的竞选风潮,也在我的母校风起云涌,各种宣言及支持的声音不绝于耳,公共教室常有激进而苍白的演讲,学生会干部,人大代表的竞选如火如荼。
  我做了近三年的学生会主席,是民主选举的,但不是竞选。所以这一民主选举有些暧昧。
  几年的大学生活对我非常重要,这并不是说我有了大学学历,重要的是我读了大学后才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思想能力,那几年又是相当活跃的年代,它开阔了一个小城青年的视野,使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使我变得自信了一些。
  1982年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中央电大中文系任教。在大学时代,有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师认真地给我讲,大学是培养学者的地方,不是培养诗人的地方,所以他希望我能认真做学问。我比较听话,于是就很少再写诗,改为认真读书了。从那时起,就确定了自己从事学术活动的人生道路,在大学期间发表了一些文学评论。因此,分到北京在大学任教我还是挺满意的。
  到了北京之后,接触了许多著名学者和作家,包括我的导师谢冕先生。北京的学术文化环境特别有利于学人的成长。80年代我先后出版过三部学术著作,即《新时期小说与诗歌十讲》、《叙事的艺术》和评论集《文学的新现实》。这些东西今天已不能再读了,再多翻一眼都让人出冷汗。我始终认为80年代是一个大时代,知识界对那个时代文化环境的营造功不可没。总体上说,那是一个吸收,创造但多少也有些纷乱的年代。知识界仍以启蒙的方式参与了动员民众、重建意识形态、呼唤民主化进程的工作。不能设想,规范了多年后,在重新获得学术环境和话语权力的时代,一出手就要求他的一招一式都有板有眼。所谓规范,是逐渐形成的,它是传统和训练的产物。有些人习惯于否定,喊规范的人其用意并不在于学术本身,关键的是弦外之音。这是因为:第一,规范一接触到具体的学科就再也讲不清楚,不可能设定一体化的、一成不变的所谓规范;第二,规范更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它更多的应体现于研究实践中,空喊这两个字,一百年也还是什么规范也没有。
  因此,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或者说对学者的评价,历来有两个不同的范畴,一是思想史的范畴,一是学术史的范畴。就如同评价胡适和顾顿刚一样,如果都放进学术史的框架内评价,胡适的声名不会有今天的显赫;同样,如果都放进思想史的框架内评价,顾颉刚也只能默默无闻了。因此,我认为80年代的知识界在学术积累上可能有所欠缺,但他们喧嚣的思想和气氛,对于推动中国的发展却不能低估。
  北大是我非常向往的文化圣地,到北大读书是我青年时代的一个梦幻。到北京后,我就同谢冕先生建立了联系和友谊,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谢冕先生写的序言。198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我内心相当困惑和苦闷,就萌生了再读书的想法,想到北大进修。当时读博士的程文超得知了我的这一想法后,就同谢冕先生商量,招我为国内访问学者。这样,就开始了北大的五年学生生活。那时,谢冕先生同往常一样,平静地带领着我们讨论“百年中国文学”。
  在北大期间,我深刻地体验到了那种独特的学术环境,它使我深切地迷恋,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心理满足。谢冕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学术视野、胸怀,对我都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影响,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追随感。因此,我决定再读他的博士生。我是他唯一一个专业免试录取的博士生,我只参加了外语考试。当时正是下海经商热潮兴起的时候,我对这些人充满了敬意,一个有勇气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人,一定是个自信而有能力的人,长期以来,我对那些指责经商下海的言论十分反感,它们立论的根据没有任何说服力。市场经济没人经商市场靠什么运作?有文化的人经商只会提高市场经济的效率,只会促进这一机制的早日成熟。但我从没有经商打算,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追求与选择自然不同。

  读学位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认为,不论任何人,只要有机会,都应接受最好的教育,它会使一个人有良好的素质和修养,无论从事什么工作,而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单纯地为了学位,我不会去再读书,我早已过了虚荣的年龄。
  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历程》,探讨的是当代作家心态与历史精神的关系问题。这是以前没做过的题目。选择这个题目显然是“关己”的,我特别想求证出当代中国文学深层的支配力量,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文学为什么会以这样一种风貌展现在我们面前?哪些是他的内心真实的体验和需要,而哪些是出于迫力的。这一探讨很有意思。
  我注意到了1991年第4期《中国青年》杂志上郑恩允的《北大,魂兮归来》的文章。我认为这是一篇充满了忧虑与使命意识的文章,它体现了作者对北大乃至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深切关怀。长时间来教育界几乎成了神话,似乎这是个一尘不染的世外桃园。事实远非如此,社会上存在的任何问题,几乎都丝毫未漏地渗透进了教育界,高校自然不能幸免。它存在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问题不能被正视,不能被正确的对待,如果这样,问题还有指望解决吗?报喜不报优成了许多领导喜欢的方式,而这才是最误国误民的。他们如果真的对这个国家教育负责,对北大负责,就应该认真地思考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
  90年代初,当代文坛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93年又活跃起来。但整个情况与以往显然大不相同。《英儿》、《废都》、《白鹿原》、《苍河白日梦)等,都有惊世骇俗的地方。这些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历史断裂感,这种断裂不同于现代主义和实验小说所表现出的阅读障碍,而是一种颓败的文化情绪,一种无奈的文化失败味道。对这一现象我持有明确的批评态度,在《上海文学》,我发表了《文化颓败时代的幻灭叙事》,批评了几部作品;在《文艺争鸣》上,我发表了《隐秘岁月的消闲之旅》,批评了《白鹿原》;同李书磊、陈晓明、李洁菲、韩毓海等朋友合出了一本专事批判《废都》的小册子,曾取名为《世纪末的文化马戏——〈废都〉批判》,可出版时竟让出版者改成《废都滋味》,让人无可奈何。
  人文精神的讨论,本来是源于学院的知识分子对当下精神处境的一种状态性表达,它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也密切关系到社会道德、价值、心态、行为方式等的再评价。它的提出者是上海学者王晓明等人,王晓明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中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人文精神的讨论如果仍限于学院的范畴,它的情况肯定大不相同,但它一旦迅速漫延到社会上之后,无论讨论方式、话语方式,甚至内涵,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它变成了一种话语权的争夺,一种有意歪曲性的炒作。可以说它背离了这一话题的初衷,仅仅为寂寞的文坛平添了一道徒有其表的文化景观。在学术层面它没有按人的想象的方式深入下去。然而,这一话题肯定开启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又一向度,对问题的深层关注将会被日后证实。
  我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讨论,先后在《中华读书报〉、《光明日报》、《湖南文学》、《文艺争鸣》等报刊发表文章,表达了我的看法。其中《光明日报》发表的《新理想主义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被王晓明收入了他编的《人文精神寻思录》一书中;《文艺争鸣》上由我主持的“1995:文化论争的检讨与回应”,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谢冕、洪子诚、李书磊、韩毓海、旷新年和我本人撰写了文章。1996年4期我在这家刊物上又发表了《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长文,它被认为是人文精神讨论的深化,该文已展开讨论,一些报刊报道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市场经济是传统价值观念最大的解构力量,它以无可抗拒的力量颠覆了我们以往的想象。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生活的世俗化,这有它的合理性。长久以来,我们社会生活的主体是意识形态,世俗生活和个人生活的空间极小,人们耻于谈论世俗生活,而是忙于意识形态的争斗,世俗生活使这一状态解体,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但是,无论对于知识分子还是别的什么人,如果仅仅关注世俗享乐,它的麻烦终会出现。这一点在发达的资本主义那里已有前车之鉴,物质生活或世俗享乐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人类的焦虑、恐惧、厌倦、无聊等精神疾患,并不是物质生活和世俗享乐就可以全部疗治的,有些心理疾患恰恰是源于世俗享乐。因此,在生活日渐世俗化的今天,我们多少持一点警觉,持一点批判态度并不过分,它并不是剥夺人们对世俗生活怀有趣味或热情投入的权利,而是提请人们多少也有一点精神关怀,有一个魂灵的归宿,这是免于心理疾患发生并恶化的有效途径,也是人类生活合理化的一种猜想。作为知识分子,持有这样的立场有什么不好呢?
  王朔、王蒙、李泽厚及后现代作品等,作为不同的文化现象不能笼而统之的议论,其实这些现象是非常不同的。王朔发展了北京的地域小说,在小说发展史的范畴内有许多有趣的话题,就其娱乐性功能来说,他填补了90年代初期人们文化消费的空缺,这都可以肯定。但是,没有节制地赞颂、倡导、鼓励王朔的倾向,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他对知识分子的诋毁毫无道理,认为知识分子压抑了他,也是一种表述策略,他的话语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法很像文革的造反派,内心有强烈的反抗、仇恨和统治欲。事实表明,那没完没了的“贫”,也终于不再受欢迎。但王朔还算洒脱,不受欢迎了他也不写了,既不悲观也不痛苦,拿得起放得下,也实属不易。
  王蒙始终在潮流之中,甚至成了当代文学的某种象征。但认真阅读他的全部作品,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来,就构成了问题,因为他毕竟是以作家名世的。王蒙的阅历不能不对他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是产生“王蒙现象”最根本的原因。他的话语已超出了所谓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的范畴,因为在这些范畴内很难解释和判断。他90年代以来的议论,大多是文化问题,因此,用“文化批评”的方法也可能是评论王蒙的可行方法。
  李泽厚90年代已经失去了影响力,与他80年代在思想界的地位不能同日而语。80年代,他的“三史”、康德研究、美学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是一代青年学人的精神导师,而他的“启蒙话语”也成了80年代主要的思想资源。但90年代就大不相同,“启蒙话语”已失去了影响力和有效性。他再次为人瞩目,主要源于他和刘再复的对话《告别革命》。这本书对百年来激进的方式做了批判和反省,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他们的方法论存有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他们对已然的历史进行着未然性的设想,用逻辑的猜想替代历史的发展。因此,他们求证出来的东西,只能有“想像的合理性”。
  “后现代”是个歧义百出的概念。它经过东方化之后,完全变成了一种话语策略,它的实践者们也完全是以东方式的心理接受和使用它的。它的直接传播者是美国的弗里德里克·杰姆逊,1985年9至12月,他在北大开设了当代美国思潮讲座,次年,他的讲稿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名在国内汉译出版。但当时并未产生震动性的影响。八九十年代之交,传统的理论框架纷纷出了问题,后现代才找到了合适的出场时机。一时间里“后现代”一枝独秀,成了这一理论的一统天下。然而,“解构”一切不可能没完没了,当经济力量成为最大的解构力量之后,作为文化观念的后现代理论便显得过于苍白。因此,自1995年起,这一理论已经颓然下场,它的实践者们也不再信奉它,而是另择它途了。
  张承志与张炜是我很钦佩的当代作家,也是为数不多的、当代最具创造力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实绩证实了这一点,影响力也证实了这一点。我钦佩他的,是因为他们有自己信仰的、不可换取的东西,这一信仰可以讨论,但他的真诚坚持是十分感人的。现在还有多少人肯坚持点什么、信仰点什么呢!但我同时也认为,中国的英雄文化,培育了他们文化英雄的性格,其中有意无意地也可能有些表演性。这个问题我在《精神传统与文化焦虑》一文中分析过。
  90年代的文学,典型地表达了文化颓败和幻灭的味道。传统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文学必然有它的虚假性,但不能因此就将具有这种品格的文学彻底放逐。面对这一时代的文学,我深怀感伤,我十分渴念英雄、浪漫的文学能够早日诞生。它不是样板戏之类的伪叙事,而是一种能够体现人类良知和正义的文学,能够具有深刻的批判和警醒力量的文学,能够唤起人性具有人道伟力的文学。而不是以雪上加霜的形式进一步感化幻灭感的文学。因此我觉得,我们的文学有必要重新向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汲取营养。文学批评也有必要对其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为创作提供新的资源。
  90年代的文学批评变成了“文学表扬”,它的声音日渐变得柔和奴卑化,有真知灼见、笔法犀利的文章几乎不见。这一状况是90年代文学批评必须面对的最大失败。支撑批评界的力量已不是评论家,而是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这一移动发人深省。
  女性文学是90年代的一大景观,它的崛起有许多因素。一方面,在女性文学理论的启蒙下,女性意识日渐觉醒,渴望独立于男性的文学表达十分普遍。主要策略是女性个人自叙体,林白、陈染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大体是这一路数。但女性主义是个理想性的话语,它的期待和有限性构成了无可避免的矛盾,在实践中,女性颠覆男性中心的策略,几乎完全重复了男性过去的性别岐视,不同的只是一种逆向的方式。因此,女性话语如何建立尚是问题,它的要求能否实现就已经失去了讨论的前提。女性文学兴起的另一个原因,与市场同样有关,无论女性如何要求自立,而她们的表达恰恰不经意地成了男人眼中的又一道风景,无意展示自己,却又将自己送进了橱窗。因此,这个时代的任何主张,在提出之前就已经陷入四面埋伏之中,这不是理论意志可以控制的。
  我的成长的年代,是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它哺育影响了我们,成了我们难以被祛除的文化背景。因此,我们这代人潜意识里有强烈的革命渴望。你想,无论是《江姐》还是《青春之歌》,那里的革命被描述得多少美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与丽达是多么高尚,革命怎么能不让人向往。即便我们有了识别能力后,那种诗性的东西已植根于我们的意识里了,这也是我们对传统继承下来的一部分。革命就意味着专制,同时,我们又经历过被专制及解除专制的过程,因此我们又有强烈的民主愿望,这很矛盾,但它确实统一在我们这代人的身上。
  中国的强盛是百年来的民族之梦,它已经部分地实现,但它同样存在着新的问题和矛盾。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只能在有限的范畴内展开人生,一些宏大的命题如国家、民族等,也只能通过我们具体的研究工作体现出对它的关怀,空谈大而无当,于事无补。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管可笑还是可贵,我们确有较强的参与意识。
  文革已经过去20年,对它的评价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有所不同,比如红卫兵问题,现在既是一个反思对象,也是一个战无不胜的大帽子。我参加过红卫兵,参加那天的心情跟入党差不多,相当庄重,自已也充满了神圣感。红卫兵固然有破坏作用,和历次农民起义差不多。但红卫兵的单纯同工人造反派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忠诚性格与他们被利用造成的后果应具体分析,这不是一句“原红旨”就解决问题的,这种说法不是肤浅就是不负责任。当时我记得,每当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时,心中充满的圣徒纯洁和献身感,就像演“红色经典”一样。可以指责它的天真幼稚,但别的批判都与它无关。
  上山下乡于我们说来,虽然失去了正常的受教育的机会,但对真实的中国有了了解,就像今天一样,满街的卡拉OK、娱乐城、高级购物中心并不是中国的全部,充其量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这种了解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与后现代有重大分歧的根本原因。
  我没有任何成功感,反倒有一种“在路上”的挣扎的疲惫,前面总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不敢懈怠。


本文选自《洗礼岁月》,徐晓/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5月。
https://mp.weixin.qq.com/s/R-XMCuoYhmAKhUH1lmxo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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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11 13:48:51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多年过去了,文学批评弱化,并无改观。评论家变味,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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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11 17:02:27 | 显示全部楼层
       思想范畴对于学术范畴起钳制的作用;而学术范畴对于思想范畴只能放放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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