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晚年的心愿 耿元生
我的父母从刚解放就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也就是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前身河北师专,可以说是河北师院的元老)教书。史无前例的运动一来北京不允许外地在北京办学,于是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于1969年搬到了河北宣化洋河岸边一片荒滩,更名为河北师范学院。那个年代父母都被揪出来批斗,所以学院搬家父母就一同到了宣化。1978年母亲得了帕金森氏综合征,父亲身体也不好。于是父母回到了北京,但是这时北京已经没有了他们的住所。刚回来时就寄住在我二姐家,但是二姐家那时只有一间平房,二姐和二姐夫只能到单位住。这种情况下河北师范学院北京留守处同意借给母亲一间房子。这间房子在原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内(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搬走后原校舍已移交给北京中医学院,即现在的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行政楼。这栋楼那时已成为北京中医学院教工住宿的筒子楼(只有少部分原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的人在此居住)。
父母的这间房子位于那栋楼的东侧,由于原来是办公楼,所以只有一个水房和卫生间在西侧。接点水、上个厕所都要通过两侧摆满了灶具的楼道,非常不方便。有时楼道的灯坏了,去趟厕所都要随身带着手电。开始,父母只能用一个蜂窝煤炉子做饭,天天晚上要封炉子。即使是大夏天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姐夫托人整到了一套煤气灶,这样解决了父母做饭的炉灶问题。但是那个年代治安较差,一个夜晚煤气灶被人偷走了,只能重新点燃蜂窝煤炉子。在这样条件下想请保姆帮助父母做饭料理生活都非常困难。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位老人还尽量把生活过得有乐趣,父亲每天写上两篇大字,母亲把华容道的走法已经能烂熟于心。并且盼着周日孩子的到来,每周六一早父亲就到和平西街去买菜,母亲则把屋里收拾干净。孩子们虽然呆的时间不长,但是成了他们生活的一个盼想。随着年龄的增加,病情的加重,这样的居住环境对老人来说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所以,从1980年代初母亲就不断给学院的各级领导写信,反映面临的困难,希望领导能帮助解决问题,能有一套适于居住的房子。母亲一方面向领导反映问题,同时也通过子女和过去的老同事了解学院在北京住房的情况。河北北京师范学院虽然搬走了,但是为了解决一些老教师的住房问题,在和平街还留有4栋家属楼,有的住户已经不是河北师院的人,所以能收回属于师院自己的房子,父母的住房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就这样,物理系领导换了、院领导换了,母亲都要写信说明以前的住房情况、现在的住房困难,希望领导能给以解决。每当领导来慰问老教师母亲也把住房问题作为最主要的问题来反映。但是,不论是当面还是书信,领导都是体谅您的困难,但是目前难以解决。这样到1985年,母亲看给院里反映解决不了问题。于是给当时河北省的主要领导写信,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过去的住房情况、现在住房的困难。当然省领导不可能给解决问题,但是省领导批到了学院,学院领导才开始重视。很快就说可以解决一间有卫生间、厕所的正式住房。
但是,母亲没有接受这一间的住房。原因是,一间住房解决不了我的困难。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渐差,身边需要人照料。子女工作生活都忙,需要请保姆帮助料理生活,在北京没有保姆住的房间哪里去请保姆。子女来看望也需要有个落脚之处,所以三间住房才能解决困难。这期间系里的领导、一些老同志都写信让母亲先到这一间的住房居住,解决暂时困难。但是母亲不为所动。我们子女也和母亲聊过这个问题,母亲说,只要到了这一间,在领导眼里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今后解决起来就更加困难。这是母亲经过那场动荡得出的认识。从落实政策的过程看,母亲先是从走资派改为犯有走资派错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又到开除党籍,再最终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越到后来拖的时间越长。所以母亲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一次解决。
后来小哥了解到有一三居室的住房被外单位的人员居住,其本人在其他地方也有住房。帮助师院留守处收集证据,最终师院打赢了这场官司。这样,一直到1987年底父母才搬到了一套老式的三居室住房。虽然老式住房都没有厅,总共才70平米左右,但是毕竟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母亲用了差不多10年时间的不懈努力,到晚年才有了一套自己的住房。这期间的忍耐和付出太多了。
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把父母运动到了宣化、把我们子女运动到了天南地北(妹妹去了云南西双版纳,我到了黑龙江边,三姐清华毕业到了内蒙古),回到北京后得以安身的住房也被运动没了。不知道这在母亲心里有多少波澜。但是从母亲留下的文字中,涉及房子的信件有10多封。在这些信中没有哀怨、没有卖老,只是反映自己的困难、反映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想,只有这样才能不引起领导的反感,才有可能解决问题。但是母亲写这些信的时候内心肯定是压抑的,为了解决本不该存在的问题母亲付出了太多太多。
2020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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