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

燕然搦管

魏晋玄学

李燕臣

    魏晋时期玄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文坛思想主流，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不同;其三玄归本，即《老子》、《庄子》及《周易》三书合称。在此基础上引证《云笈七签》所言，“天有三玄，谓日、月、星也。”加之佛语，临济禅宗宣扬教旨，强调玄中三义，即一玄中内含三要素，衍生为九带；三玄九带，派生玄学。
    玄学针对当时谶纬立国的荒谬政论，提出以三玄理念为主的玄学要旨，弘扬老庄道论经典，遂使经学日益谶纬化，国教化，以及神学化的喧嚣之势锐减。以白虎观会议为主旨的造神运动逐步走下神坛，从理论上遏制国教坠入谶纬深潭的厄运。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政论确立的造神运动，出现在东汉光武时期，随即历经三世，推出白虎观政论《通义》；以谶纬神学与今文经学会同齐地方士神化刘姓皇权，奉孔子为宗教主，将儒学儒教化，完善其宗教神学体系，成为东汉官方意识形态。光武帝刘秀进一步使儒教国教化，对东汉宗庙祭祀以及国家祭祀，包括封禅、明堂、社稷等具有直接影响的祭祀活动，建立国家体系，进而制度化。郊祀祭天成为帝王即位合法性、正统性及神圣性的必行礼仪；谶纬神学主旨对东汉及以后国家祭祀的确立意义深远。
    谶是秦汉年间儒家编造预示吉凶的隐语，之后民间发展为庙宇或道观的求神问卜，逐渐演变为求签。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的释意，后被刘秀后人引为“内学”，而原本经典却被称为“外学”。谶纬之学也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纬书是上古谶纬思想学说的辑录，并非出于一家之言；谶纬原初于神学占卜，俗称凶吉之兆，方士意造的图录隐语，相对经学而言，是以神学附会来解释儒家经典。先秦以来天命神吉、天人感应理念贯穿于民俗观念中流行广泛，出现许多祥瑞吉兆、神化帝王，以及凶奇灾异的传闻；乃至《河图洛书》被神化应运而生，占星望气、祥瑞奇端之说屡见不鲜。
    两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纲领流于经学独尊的局面，时至东汉光武帝刘秀期间政治空泛，使学术依附政治，而流于荒诞，日渐谶纬，迫于支离。政治集团经历党锢之祸，致使虚矫的东汉气节更为凋敝噤声。汉末魏初之时，儒家经学仍为官方学术主流，但玄学随名士清谈“无为之风”逐渐流行。
    道家基本思想，遵从个人主观心境的修行与探讨，强调行与观的感受？也就是说主观意念胜于客观存在。《老子》是道家思想本源，被魏晋玄学众家奉为经典，在学术地位上与《周易》相当。用“以无为本，以有为末”所言本体论结构模式来解释“有”及“无”两者关系，确立老子“无为本源”的认知理念。
    《老子》论述，“有”及“无”都是“道”的表现形态。如从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上说明人的精神境界应追求无限，把本原论转化为本体论，提出了体用论和人性自然等一系列问题。西方一直不承认中国道教开创的哲学先河理念，片面看待儒道两家学派数千年来，不可调和的争论？道家儒家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有过多次交锋，但终究以儒教取代诸家学派，致使儒教成为左右中国历史的政体代言，自两汉之后逐步走向神坛。
    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纪年，明确记述汉献帝、曹氏以及司马氏的变迁。从客观上否定了两汉以来谶纬立国的荒谬，认同史实，遵从朝代更迭的现实。
    然而、宋明理学的回潮，再次力挽江河日下的儒教，从而改魏纪年为蜀纪年，也就是以地方割据势力替代社会主流，依然以尊刘为正统，延续其谶纬立国的“纲常伦理”； 还原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真正力主恢复汉室的英雄只有两人，关羽和曹操，因而关羽倍受历代统治者推崇逐步走向神坛。曹操却被贬奸雄，“挟天子、令诸侯”；尤其是《三国演义》问世之后，尊刘贬曹成为官方与民间一致认同的正统史实，但客观上反映出以谶纬立国的“纲常伦理”，已经成为难以撼动的社会根基。
   魏晋玄学的由来源于“老庄”，其社会根源是基于面对谶纬立国思潮的抗争，也是中国哲学史之重要发展脉络旁支。其代表人物以竹林七贤为主，形成魏末晋初的玄学流派。竹林七贤是指当时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动区域在山阳县。《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 七位名士竹林之下杯酒相迎、肆意酣畅，发泄对当下的不满情绪，反映当时知识阶层对朝廷装神弄鬼的鄙视。
    当时竹林七贤的思想倾向并不统一，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七贤不拘礼法、清静无为、放荡不羁，吟诗作赋、饮酒纵歌。其作品直面揭露、讽刺司马氏朝政治的虚伪。
    “竹林七贤”之首，堪称组织核心人物，首推山涛。其年事最长，人脉圆通；且七贤中的嵇康、阮籍皆为他所引入，而向秀也为山涛介绍与嵇康和阮籍相识，因此，山涛是竹林之下的组织者及人事核心。此七人政治态度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终分崩离析。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氏，竹林七贤最后各奔西东、作鸟兽散。
    山涛最初“隐身自晦”，40岁后才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职，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要职，曾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可谓明哲保身之典范，其实也是强权之下的无奈之举。
    七贤创作与建安文学有其明显不同，普遍存在危机感及幻灭感，但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现实，在精神理念上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又杂以佛论之说；之后学术界并不认同此种说法。认为魏晋之时、佛教从印度刚刚传入中国，形成理论体系的可能性不大，至于三玄九带，派生玄学之说，后人附会而已。
    竹林七贤与司马氏抗争，最终以嵇康被杀，宣告中国传统强权之下并无完卵。嵇康不畏强权、大义凛然；就义前演奏一曲《广陵散》，酣畅淋漓宣泄出名士襟怀、傲然风骨。《广陵散》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唯一具有戈矛相争、利刃杀伐，反映战斗气氛的乐曲，染尽激昂、慷慨、悲怆、苍凉之意，荡然千古、余音不绝。
    《广陵散》古曲中再现战国时期一段聂政复仇的故事，全曲从怨恨到愤慨，感情色彩浓重，乐曲刻划出一位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义士，历经坎坷伺机报仇的顽强意志。聂政本是战国时期韩国人。其父为韩王铸剑，因工时延期被杀。聂政成人后，其母言明生父之遭遇，令他踏上为父报仇的征途。
    《史记》简略描述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刺杀场面，“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不止，刺杀韩王后又连杀数十人；最后他把剑指向了自己，毁容后自刎身亡。至死不肯连带他人，忠勇可嘉！
    嵇康面对生死，坚持其不与司马氏苟合的态度，不畏强权，就在行刑之前抚琴一曲，悲悯之余、怅然大义；时至今日“广陵散”余音未绝，仍激励后人砥砺前行。

           《世纪断想》之廿五《魏晋玄学》
                    作者、燕然搦管
                    2020年7月31日

宋宝安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