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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大勇--我的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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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9 11:58: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的大学梦
温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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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大勇,1948年生,当过知青、工人、教师,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顾问,《剧本》杂志社原主编,编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创作有《土尔扈特人》《文天祥与忽必烈》(合作)《玉杯恩仇记》《汉将李陵》等剧本,出版有《一捧雪》《清忠谱》《红卫兵忏悔录》《<呻吟语>译评》《曾经沧海难为水》等作品。


    打很小的时候起,大概是在小学吧,我便有了长大后要上大学的想法。不过,这可能还算不上是“梦想”,只是小孩子偶尔生出的一个念头,而且因为离“长大”还很遥远,所以并不是念念不忘。那时我还天真地以为,小学毕业升中学,中学毕业考大学,都是自然而然的一段人生经历,如同将来要参加工作、结婚生子,一切都会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也因此就没把这件事特别放在心上。

    上大学的想法是由何而来的呢?……我说不大清楚。但可以肯定,这不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诱惑,不是后来被广为批判的“轻视工农兵思想”,更不会是贪恋那大学毕业生的四五十元钱工资——那个时候的孩子单纯得很,没有什么功利金钱概念,况且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都不会太让人羡慕。假如非要给这种想法找个“出处”的话,那恐怕和家庭环境有一点儿关系。然而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家庭背景,使我日后的“大学梦”平添了许多周折。

    我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书香门第”。尽管父母读过大学,父亲还是留学德国的博士,但他们的上一辈都不是读书人:爷爷只上过几年私塾,在家乡的中药铺先当学徒后当伙计,吃尽千般苦,人到中年才考上了中医大夫“医证”,得以挂牌行医;姥爷少年从军,驻守在东北边境小城虎林,九一八事变后带兵打鬼子,誓死不当亡国奴,落个倾家荡产,绝对是深明大义,可文化程度有限。虽然如此,他们却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尽可能创造条件让后辈人多读书。

    姥爷姥姥和奶奶去世得早,我没有见过,老一辈人里,我只和爷爷生活过一段时间。关于爷爷,我在大学里曾撰文回忆过,此处不多谈,只讲爷爷对“学(xiáo)习”的推崇——爷爷认为,只有上学,好好念书,才能有“出息”。爷爷晚年时离开长春的伯父家,住到了北京的我家,后又不听劝阻开了小小的私人诊所,但凡有人来探望、看病,“学习”“上进”肯定是爷爷的重要话题。在爷爷的视野之内,不管谁家有困难,只要孩子愿意上学,一向节俭的爷爷都会慷慨解囊。

    爷爷病重后,我大姑和二姑在他身边伺候,我几次听到两位老太太抱怨96岁高龄的老爹,说他重男轻女,含辛茹苦把两个儿子培养成了留学生,却耽误了女儿一辈子的前程。每到这时,往日脾气急躁的爷爷总是不作声,似乎是默认了对女儿的亏欠。我后来才知道,姑姑们说得不完全对,伯父和父亲是因为考上了“官费”才能最终完成学业,爷爷没有这个经济力量,但老人家为儿子的付出肯定是一般父亲所做不到的。

    母亲很在意一个人的学历,也常把“上大学”挂在嘴边,特别是哥哥姐姐先后上了大学,母亲认定我也要上,时不时提起这事,好像除此没有更好的出路。父亲因为母亲的这个看法同母亲拌过几次嘴,说这么讲对孩子影响不好,不过终究也没能转变母亲的认识。我上了初中后,自己到哥哥姐姐的学校玩,对那里的一切“感觉”挺好,加上我学习不觉吃力,因此对母亲为我做的“安排”在内心里并不排斥。说尽管说,但父母并不太操心我们的学习,甚至很少过问,他们只管忙他们的工作,而我也从来没有把“考大学”看得有多么重要,做过格外的努力。

    生活就这样继续,一切平平淡淡。正像我家街门上那斑驳的对联所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一类家庭对子女今后人生道路的基本祈愿,此外别无他求——其实原本就这么简单,小孩子想上大学,家长愿意让他多读些书,真和什么“阶级”“思想”“意识”无太大关系。

    1964年春天,我即将初中毕业,面临中考,在清华附中读高中的表哥邀请我到他学校玩。那天正逢清华附中春季运动会,朝气蓬勃的男女学生和严谨昂扬的校风令我印象深刻,乃至今天仍历历在目。秋天,我和表妹也如愿考进了这所与清华大学只有一墙之隔的住宿制中学,与表哥成为校友。入学后才得知,清华附中近两年的高考升学率很高。我戴上校徽,在外校中学生赞羡的目光中不禁有些得意。亲友们都觉得,我上大学是迟早的事,我也这样想,只是没有认真考虑过将来报考哪所大学,选读什么专业。

    在清华附中,我有几点感受,一是学校上升势头正猛,校领导踌躇满志,积极推行教育改革,特别强调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一心要把清华附中办成全国乃至世界一流的中学;二是同学们都是来自各校的“高材生”,学习努力,上大学、考清华的想法不言自明;三是政治空气浓厚,校园里思想交锋频现,最终导致学生群体撕裂——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是在清华附中“秘密诞生”的,主要由不满校方“教育路线”、“阶级路线”的干部子弟构成,我的表哥是发起人之一,当然这是后话了。

    上了高中我才意识到,主要是因为上一代的原因,每个人都打上了不同的“阶级烙印”,“家庭出身”基本决定着个人前程。表哥表妹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属于可以依靠和信赖的“红色后代”;我的父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这一部分学生需检讨和清理“资产阶级思想”;还有些同学则要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在清华附中,渐渐地,隐隐地,学生们被分作三六九等……我对这一切十分抵触,内心愤愤不平,有时会突然漾起深深的屈辱感。

    从1965年开始,学校的各种政治活动逐渐增多,在校方组织的或学生自发的讨论会上,每个人都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很多同学日益谨言慎行,但相当一部分干部子弟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强烈不满,动作不断,冲突也时有发生。到来年春天,清华附中的正常教学工作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有的同学暗地里仍在做高考的准备,我因“学习目的不明确”被同学“帮助”过,而且才上高二,反倒不再多想今后是否考大学,利用下午自习和晚自习时间,看了大量闲书,整天浑浑噩噩的,几乎没有意识到一场巨大灾难即将降临。

    1966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爆发了。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通知,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并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在此之前,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男四中高三(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上书,强烈呼吁废除旧的升学考试制度。我们——不单单是我们,全国人民都毫无例外地“欢呼”和“拥护”。校园内外贴出很多大字报,为“无产阶级大学”最终对“资产阶级黑帮狗崽子”、“地主富农的孝子贤孙”关上大门,“大声叫好”。一个阴天的下午,我和几个同学来到海淀镇的废品收购站,将自己的全部书本卖出。那天,我第一次“发现”我是那样向往着上大学……

    之后,学校的“路线斗争”日趋激烈,一部分教职工和学生被批斗、被殴打,有人自杀,随之几派武斗,再往后是“革命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开始“上山下乡”……直到过了50多年,我们班的同学仍然没能再次聚到一起,因为伤痕依旧。还想交待的是,“老附中们”先后通过不同途径大都上了大学,当然也有一些人永远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包括我表妹,而本来他们是完全有这种可能性的。

    在极度动乱中,我的父母和亲戚们也没能幸免:表哥表妹的父亲——我敬爱的姨夫,从援越前线召回后即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因留学、工作经历等“问题”,一向爱国敬业的伯父、父亲被单位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一度失去人身自由;身为教师的母亲由学校“革命群众”“扭送”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关押,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舅舅姨们遭到各种政治冲击甚至迫害,“家不聊生”……我在这里提到这些,是因为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深深影响到我随后的生活,某种程度上还决定着我的命运。

    关于那个时期,二十年前我曾写过一本书《红卫兵忏悔录》,后由明报出版社出版,那里从一个侧面留下了我的部分记忆。

    1968年12月,我奔赴山西农村插队。在村里,我很快就成了最棒的劳力之一,被评为“五好社员”“优秀民兵”。业余时间,除了打打篮球,看看能找到的小说、诗歌、古代散文,偶尔读上几页外语,对今后不敢多想。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大、清华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决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决定先在以上两校进行试点。1971年,好像是刚开春,清华大学到县里招生的消息在知识青年中一下子传开了,我激动万分,又几乎难以相信。

    在顺利地通过了群众推荐和公社批准后,我来到县里参加招生学习班,又经过了面试、体检、座谈等程序,最终让回到村里等通知。我照常下地出工,早出晚归,在忐忑中盼望着、期待着,直到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同学去了北京。多年后,有确切消息说,当时招生的人是带着录取名单来的,我们这些所谓表现好的知识青年只不过是陪着人家演了一出戏而已。

    1972年夏天,父亲被“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才有资格随着父亲到湖北江汉油田招了工,那里也是石油部“五七干校”所在地。父亲很欣慰,他觉得自己不会再影响孩子的前途了。一年后,未征求我的意见,我被调到油田子弟中学任教。尽管我很不情愿当老师,但我带的班成了优秀班级体,我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油田,我遇到过两次大学招生,也两次错过了,甚至都没有进入“程序”,原因仍是“家庭问题”。

    我是那样想提高自己,想多给学生们些知识,想上大学受高等教育,但面对父母,我故意表现得完全不在意,“淡定”得很,我不想让他们伤心。学校里有些老师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他们有时会兴致勃勃地聊起大学时代的轶事。每逢遇到这种场面,我都很少搭话。直至现在,面对着没能上成大学的老同学或老朋友,我轻易不会谈论我的大学生活。

    我所在的那所子弟中学领导明争暗斗。一位负责人不太掩饰地跟我说,只要我能向他靠拢,入党、上学都不是问题。亲历过清华附中的派性斗争,我对“站队”已没有兴趣,况且我对他们也都没有恶感或格外的好感,便“顾左右而言他”,采取“中立”立场,还自以为很得体。没想到,竟有人为此在我的档案里做了手脚,说我暑假从北京探亲回校后,向老师们“宣扬邓小平全面整顿成果”,“散布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这虽然基本上是事实,但此举过于险恶——要知道,那是在1975年啊!如果不是十年浩劫结束后,我所在学校分管人事的老师告知我,说我的档案里曾有过上述记录,现已抽掉,让我放心云云,我还毫不知情呢!

    1977年8月,因哥哥姐姐大学毕业后都被分配到外地工作,为落实知青政策,我调回到北京,仍当中学老师。之前,我还曾在河北廊坊一所中学短期任教。经过10年漂泊,回到年老的父母身边,我对上大学已不存任何幻想,积极参加教师在职进修,尽心尽力教好课,并考虑解决“个人问题”。

    星期天,一个一起插队的老同学找到我,说大学有可能要恢复考试招生,“老三届”也可报名,叫我早做准备,还让我帮他找一套中学课本。我半信半疑,父母也没有多说话。

    “文革”后第一次大学招生考试报名真的开始了,我反而犹豫起来:一是觉得年纪不小了,大学不一定愿意招,更主要是不想空欢喜一场,再受刺激。父亲像是很平静,还说刚调回北京,要安心工作。母亲则劝我别放弃机会,看得出对我期望很大。我感谢学校对年轻教师报考大学没设任何障碍,反而鼓励我们勇敢面对新的选择,于是我报了名——在当时那种气氛下,假如不报名参加高考,就显得太没出息了,有可能让学生也看不起。

    根据招生情况,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因为还要给学生上课,没时间多复习,我觉得把握不大,有“匆忙上阵”之感。考试后不久,校领导兴奋地告诉我,我的成绩非常好,区里市里排名靠前,让我“静候佳音”。这消息令我很意外,我简直不知怎么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北京市招生办通知考生下个星期二检查身体,我自恃身强体壮,根本没在意。星期天,我在表妹的婚宴上酩酊大醉。星期一下午,我有些难受,请校医室的大夫看了看,随后她严肃地问我是否有心脏病史,并为我打针拿药,嘱咐我尽快到医院检查。我惊呆了,回家没敢提起这件事。第二天体检,我第一轮就被淘汰,医生说我有严重的心脏期前收缩,让我病休……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并没有感到难为情。

    我拿着河北廊坊和北京的学校为我开的身体健康证明,四处奔走“上访”。或许是我的高考成绩真的不错,市招生办破例决定,在指定医院,两个星期后专为我再检查一次身体……最终结果让我完全绝望,我彻底失去了入学资格。母亲掉了眼泪,父亲痛斥我“得意忘形”。我默默地走上讲台,没有休过一天病假。两个多月后,我心脏的种种不适症状全部消失,我又成了“正常人”。有一阶段,我经常下意识地摸着脉搏,感受着心脏的咚咚撞击和令人不安的频繁间歇,体味着难言的痛苦。

    表哥和我一同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并考进了清华大学。“文革”开始的时候,高中毕业考试已经结束,表哥和同学们就等着高考了,没想到大学停办,这一等就等了11年!

    在沮丧和悔恨中,高等学校78级招生工作很快又开始了,给了我们“老三届”考生最后一次机会,我也像是捞到了救命稻草,重新报了名。因职业所限,这次只能报考师范类院校,于是我仅仅填报了两个志愿:重点学校报了北京师范大学,非重点学校报了北京师范学院。那一学期我担任了班主任,班里很不稳定,我不敢丝毫懈怠,家访、补课,带学生下乡,组织活动,整天忙忙碌碌。每天晚上备完第二天的课后,我还要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准备功课。那半年里,我记得母亲很少看电视,我也滴酒未沾。

    大概是上天眷顾我,我顺利地拿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录取通知书。我给在服装厂工作的未婚妻打了电话,告知这一喜讯。母亲红了眼圈,父亲为此喝了一点儿酒。9月下旬,我和她登记结了婚,然后各自返回单位去上班。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竟会如此冷静,真是不可思议。

    也就是在那前后,我的父母和挨过整的亲戚们都被平反了,没人再留意别人的出身,似乎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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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期间同学们在颐和园的昆明湖畔合影


    十一过后,我交接了学校工作,按期到大学报到。负责招生的张美妮老师笑着问我:温大勇,你不是未婚吗,什么时候结婚了?我吭哧着没有正面回答。其实,我们是在一年之后借了邻居搭的地震房,才“正式结合”的,入学前只不过是履行了一个“手续”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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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在学生食堂排队打饭,我曾听到两位极年轻的学友指点着中文系的老大哥老大姐们,戏称他们为“老头儿老太太”……是啊,我是1964年入学的67届高中生,此时毕竟已过而立之年,和那些十七八岁的应届生作同学,的确有些惭愧。但回想过去,我不愿意抱怨什么,可我也绝不会说“青春无悔”!

    又过了很久,我才悟到,我之所以越来越渴望上大学,一心要圆我的大学梦,多半是想为自己争取一种权利,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被人歧视的权利。至于其他,仿佛并不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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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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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9 20:30:36 | 显示全部楼层
都有大学梦,
思来难平静。
人身坎坷多,
回眸更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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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9 21:41:08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位高中67届知青的大学梦,读来不禁掩卷三叹,感叹良多。好在终于修成正果,让人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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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20 08:30:07 | 显示全部楼层
立志不服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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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23 19:05:58 | 显示全部楼层
自从上不起函授教育,我便踏实在家务农,只想着干啥都要干出个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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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5-23 21:40:33 | 显示全部楼层
韩清云 发表于 2020-5-23 19:05
自从上不起函授教育,我便踏实在家务农,只想着干啥都要干出个样来。


清云,你上的大学就在家门口--北大,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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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都有大学梦,醒来只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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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4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多少热血青年的大学梦,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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