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巷留痕（33）
爷爷和酒
爷爷的生命仿佛浸在酒中，他一天也离不开酒，即使家中经济最拮据的时候。 爷爷60岁以后很少下地干农活，时常从丹阳老家来城里小住。于是我常干的家务活便多了一项——替爷爷打酒。爷爷很神气地吆喝道：“逸卿，替我打老酒去！”我便拎着酒瓶到附近的“宁波小店”去，然后小心地捧着酒瓶回来，心里时常疑惑这二三两酒是不是掺了水，而爷爷总是很认真地端起酒盅，呷一口，送进几颗花生仁、爆黄豆之类的下酒菜，然后便摸摸我的头微笑起来。 爷爷喝的酒，名叫“土烧”，是当时度数最高、价格最便宜的酒，喝在嗓子眼里，有一种烧灼感。实际上，按父亲的孝心，爷爷应该喝中等偏上的酒。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父亲有五个儿子，他有责任让他们吃饱、穿暖、上学。所以爷爷只能喝“土浇”，而且还不能尽兴喝，每次两三盅。若是遇上有点荤腥的菜，常听他津津有味地咂吧着嘴巴，自言自语道：“再喝点不？嗯，再喝半盅。” 五六十年代每年春节，我们全家坐“闷罐车”回丹阳老家。爷爷会找出十几只酒瓶子，亲手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打“丹阳陈酒”。家人团聚，亲戚拜年，酒日日见少，到初五便只只瓶底朝天，初六开始爷爷又喝上了“土烧”。当时，最使人感受到“过年”的，不是窗外的声声爆竹，而是家里墙边上一个挨一个的酒瓶子，在我眼里，那盛着琥珀色陈酒的瓶子，透出一圈又一圈美丽的节日气氛。 爷爷有过不平凡的经历，解放前办过地下交通站，解放后办全县第一个“初级社”，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荣耀起来，一直有意远离官场，在老家默默地种地喂猪养羊。他平时话不多，但两盅酒下肚，便常常拉我坐在身边，一遍遍地讲那些我早已熟悉的传奇故事。每逢这时，我说不清是尊重，还是怜悯，总觉得不能像家里其他人那样扭头走开，便默默地坐着。他说到起劲处，就拿筷子在酒盅里一蘸，往我嘴里一点，看我皱眉苦脸的样儿，便呵呵笑起来。喝了酒，说完话，心里舒坦了，他仰天躺在床上，发出均匀的鼾声。 记得是1974年，我从黑龙江回沪探亲，特地去丹阳看望爷爷，带了一瓶（装雪花膏大口方瓶）泡了人参、鹿茸的“北大荒”白酒。爷爷见了，脸上一本正经地说：“买这么好的酒干什么？自己出门在外哪儿都得花钱的。”可是事后听在老家插队的弟弟说，每当家中来客人，爷爷便兴致勃勃地搬出酒来：“今天尝尝我大孙子买的补酒。”那喜滋滋容光焕发的样子就像过年似的。这瓶酒爷爷悠然喝了两个冬天。 爷爷过了80岁，得场大病，白酒不能喝了，改喝黄酒，每顿只能喝一盅。不久，他连这一盅黄酒也不想喝了，呆呆地望着酒盅，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生命之火在酒盅里渐渐熄灭。没几天，爷爷便溘然去世。 如今，日子好过了，商店里的好酒五光十色，我的视线每每落到“茅台”上。爷爷一生难得喝好酒，更难得喝上孙子买的好酒。这“茅台”是他生前一直想喝的，如果他还活着，我就不会再给他买“北大荒”白酒了。
（原载于《经济日报》1993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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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12 16: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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