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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十七岁 杨明举（原二中学生）
说起来，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了。那一年，我17岁，从名山农场老场部学校高中毕业，秋天的时候，和几个同学被分配到农场8连就业。由于离家比较远，就住在连队的宿舍里。同寝的是两位上海知青，一位叫方兴康，是机务排的机车手；另一位叫任秒根，是连队学校的老师。 对于比较瘦弱的我，在安排工作上，可能着实让连领导费了一番心思。在别的同学都有了工作去向之后，隔了几天，我被安排到食堂的水房烧水。水房就在食堂的旁边，离我住的宿舍很近，里间屋是锅炉，外间屋是辘轳水井。当时，知青们大都还没有返城，他们住宿舍吃食堂，我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中晚提前把水烧好，保证他们随时有热水可用。 这个活儿，强度最大之处是给锅炉上水。井链子上挂着一只胶皮桶，我要一桶一桶地把水从好几米深的井里绞上来，然后把装满水的桶举起来倒进一个设在和我头顶差不多高处的漏斗里，让水顺着管子流进里间屋的锅炉里。这种同样的动作要重复将近20次，才能把那只大锅炉装满。其实，作为农家的孩子，对此我倒没有表现出畏难情绪，而让我感到最不方便的是,由于自己没有手表，在时间上掌握不好提前量。那时，一块手表要100多元钱，一个极普通的农工家庭不可能给刚上班的孩子花这么多钱买上一块手表，尽管因为这样的工作我很需要有一块手表。白天还好说，想要知道时间，可以问食堂的炊事员；早晨就不好办了，虽然同宿舍的方兴康和任秒根都有手表，但一来刚刚认识还不是很熟悉，二来正是睡觉香甜的时候，所以根本不好意思叫醒人家问时间。 正在我为难之际，方大哥和任大哥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临睡觉的时候，方大哥摘下了自己的手表递给我，说：“小杨，你用我的手表吧，看着点儿时间，省得耽误事。”方大哥的举动令我意想不到，那是一块很贵重的进口表，平日里他都是很小心地佩戴和保管着。我十分感激地推辞着：“不用，不用，我能估摸出个大概时间。再说，没有表，你也会很不方便的。”方大哥笑笑，说:“你拿着用吧，能睡个踏实觉。我都已经养成定点儿起床的习惯了，耽误不了什么事的。”旁边儿的任大哥也说：“我这儿还有表。你就用他的吧，那是块夜光表，你用起来会很方便的。”就这样，方大哥的手表就给我用了。我把手表压在枕头底下，枕着手表走动时所发出的清脆而欢快的“嚓嚓”声渐渐进入梦乡。 后半夜，当我又一次醒来，看到淡绿色的指针已经快指向5点，我便悄悄起床，把那块手表小心翼翼地戴在腕上，穿好衣服走出宿舍，向水房走去。时候已是仲秋，凌晨已经有了些许寒意，不时吹来的冷风在树叶上沙沙作响。抬眼看看夜空中闪烁的星光，再低头看看腕上绿莹莹的表盘，心中不免一热。 因为有了方大哥的这只手表，我从未在时间上耽误大家用水，直到3个月后我接了连队的出纳工作，才十分感激地把表还给了方大哥，这时，已经是1977年的年底了。连队的原出纳是位上海女知青，因考取了长春地质学院，就要上大学去了，因为我毕业后分配前曾被班主任白爱文老师通过学校推荐到农场参加过财会学习班的培训，所以，连队领导就让我接了出纳。方大哥和任大哥很是为我高兴，叮嘱我好好干，别辜负连队领导的期望。但令我没想到的是，上任第一天就出了差错。 那时的连队都搞着很多副业项目，以满足本单位职工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大家要买什么东西就到出纳那里先购买相应的票证，然后拿着票证再去换东西。所以，出纳工作就显得特别忙乱。早上一上班，和原任出纳办交接的时候，办公室外就聚集了许多人，好像既是来办事又是图个新鲜顺便看看我这个新上任的出纳。等到交接完毕，大家就都涌进来，开始争抢着换饭票、鸡蛋票、牛奶票、白酒票、豆腐票……，忙得我一上午都是不可开交。下午，快下班时，我开始清点一天的账务，结果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少了36元钱。这可是一个天大的数字，要知道刚上班的我每月工资才18元啊。我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又把那些票证点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没有找到。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宿舍，连晚饭也没有心思吃。方兴康和任秒根看着我无精打采的样子，就问我怎么回事。我便如实告诉了他俩。任大哥安慰我说：“不可能一次丢这么多钱，一定是什么地方弄错了。你别着急，我们帮你找。” 晚饭后，任秒根、方兴康和其他几位上海知青到财会室帮我查找那丢失的36元钱。财会室的隔壁就是连队的俱乐部，刚巧当晚场部电影队来放映刚刚解禁的故事片《白毛女》。电影还未开演，一阵阵说笑吵闹声传过来，令我心烦意乱。几位知青大哥已经在我的办公桌上摆下了战场，所有的现金按面额一叠一叠地摆好，所有的票证按类别也是一叠一叠地摆好，账本和票据也都摊开来，然后大家分头开始清点。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查找，一番又一番地进行。隔壁的电影不知开演多长时间了，大春都已经在山洞里找到了喜儿，可那我的那36元钱就是不见踪影。这时，任大哥问我：“小杨，你好好回忆一下，这一天发没发生过额度比较大的业务？”我回忆不起来。他说：“账面没有问题，你又不可能一次丢这么多钱，问题弄不好就出在票据上，再仔细找找。”于是，保险柜里找，抽屉里找，有人甚至把抽屉拽出来翻过来掉过去地找。就在这时，有人大喊一声“找到了”。大家定睛一看，从一个抽屉里垫着的报纸下掉出了一张票据，展开一看，是一张工资发放表，在实发金额一栏，赫然写着“36.00”几个数字。我突然想起来，交接时，原任出纳跟我说过，这是给一位哈尔滨返城知青补发的工资，还未入账。大家立刻欢呼起来，我的一颗始终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来。这时，隔壁传来了喜儿“太阳底下把冤伸”的歌声，喜儿见到了太阳，我心中的愁云也一扫而光，同时一种感激之情也油然而生。这些知青大哥，为了我，放弃了难得的一场电影。 大家一看表，时间已过零点，这才意识到新的一天已经开始，而且是1978年的第一天。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似乎是不经意之间，已经过去了40年。方大哥、任大哥，你们可安好？你们是否还记得当年的事情？是否还记得我这个小老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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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22 12:22:50
发表于 2017-10-22 12:5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