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刚者往往大慈 游宇明 平生最喜欢那些独具个性的人。在我看来,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特异于众,其人生往往更具社会标本意义。 有两个军人戎马一生,战功卓著,内心深处却始终充满着对人的仁慈和关爱,对生命真正的尊重。 第一位叫刘伯承。晚年的刘伯承从不主动提起自己参加的战争,拒看一切战争片,特别是内战片。他多次说:“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这给那个家庭带来多大的损失!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就是因为这个,每在战前我们连觉都睡不好。现在战争结束了,我就不愿看、怕看战争的场面……我至今仍看到无数同胞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我们是踏着他们的尸体走向胜利的。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 刘帅的二儿子刘太行曾问父亲:“淮海战役打得那么漂亮,怎么从未听您在我们面前提起过呢?”刘帅不堪回首地说,那场战役结束后,他梦见千百万年轻寡妇找他要丈夫,无数白发老人找他要孩子,他心里不安,所以根本不愿去想、更不会去谈起那场战役。 第二位叫孙立人。孙立人官至国民党陆军总司令,是抗日名将,曾任国民革命军新三十八师师长,在缅甸仁安羌战役中创造了“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败十倍于我的敌人,救出十倍于我的友军”的战争神话,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 孙立人的性格中同样有铁血之外的一面。淞沪会战时,孙立人时任税警四团团长,他手下有一位连长叫徐永皊,在战争中受伤,导致右腿被锯掉。几年后,孙立人驻防贵州都匀,突然想起徐永皊。他向一位下级打听徐连长现在的归宿,这位下级告诉他徐连长装了义腿,目前寄居于昆明的亲戚家。孙立人立即将徐永皊召来,安排其在不需要跑多少腿的政训室当干事,并叮嘱政训室主任一定要关照徐永皊。 在仁安羌战役中,为解救被日军团团围困的英军,营长张琦殉国。孙立人下令步兵团抢回张琦遗骸,并亲自为其选墓地,绘墓葬图,令工兵连夜造棺。他对步兵团长说:“如果不抢回张营长的遗骸,我对不住他的父母。”1988年,孙立人忽然想起张琦,心中非常不安,千方百计为张琦向“国防部”申请抚恤金,并托人将美国追赠张琦的银星勋章带回大陆,交给张琦的女儿张锦兰。 齐学启是孙立人的老同学、老搭档,在缅战中为国捐躯,孙立人一直将其记在心中。他曾派旧部回大陆代他去齐的坟地祭扫。发现墓破败了,出资6千美元,托人跟湖南有关部门联系,将其移葬于岳麓山,并亲撰墓志。此事办妥,孙立人松了口气说:“故人安眠地下,吾愿偿矣!” 我是在从书报上读到刘伯承与孙立人的故事的,内心非常感动!在一般人看来,像刘伯承、孙立人这样的职业军人,长年出入战场,见惯了太多的伤痛、灾难和死亡,他们的心灵应该硬得像钢铁一样,流露出如此温情实在有妇人之仁的嫌疑。这其实正是两位军人的伟大之处。 大刚之人自然不同于普通人,他们比一般人意志更坚强,在挫折、失败面前也更加百折不挠,然而,大刚之人也有着比一般人更鲜明的是非观念,更长远的眼界。刘伯承对内战的反思、孙立人对部属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其实都立足于一个愿望:让普通人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人需要信仰,没有信仰,我们就会像河滩上的鹅卵石,随时可能被生活的流水冲到时间的大海里,默默无闻。大刚之人恰恰是最有信仰的,正因为有信仰,他们可以在战场上为了某个团队的目标拚死作战;也正因为有信仰,他们可以在战场外心怀对芸芸众生的大悲大悯。 大刚者往往大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