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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月：一位赴新疆支边青年的悲惨命运
吴小白 吴晓月，1962年南师附小毕业，进入南师附中后，与我同在初一甲班。她个头较矮，白皙的皮肤，圆圆的脸庞，戴着一付眼镜，说话慢声细语，性格温和，活泼开朗，为人坦诚。学习认真刻苦，成绩中上等，在班上担任少先队中队文体委员。因为当年的学生都有些分男女界线，我与她交流很少。
当年的南师附中己有黄桂玉等一批高三毕业生放弃报考大学而直接务农的“革命行动”，为热衷于“教育改革”沙尧的脸上贴金不少，所以，南师附中在临近毕业的初、高中同学中反复宣传“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要同学们接收祖国挑选，做好升学、支边、务农三种准备，。临近中考前，在当时的班会上，班主任要全班同学一个一个表态，如果高中落榜就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或支边，大部分同学都表了态。当轮到学习成绩优秀的刘伯和表态时，他显得十分迟疑，没有肯定地表态要下农村或支边，老师反常地一再追问，他仍没有做出明确地表态。他父亲的“政治问题”害了他，使他没有被任何学校的高中录取，那次的迟疑表态也是给他中考落榜一事火上加油。
初中毕业时，班上除了少部分同学（包括几位成绩优秀的同学因忍受不了南师附中越来越浓厚的阶级斗争气氛）选择报考其他学校的高中，大部分同学都选择了报考本校高中。考试后，经过让人烦躁的等待，录取通知单下发了，许多成份不好的同学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那怕是班上学习成绩最顶尖的学生。吴晓月同学因（当时还在劳改农场）父亲的历史政治问题也不幸地掉进了落榜生的行列（尽管她为了彻底与剥削阶级划清界限而将父姓：俞改为母姓：吴）。现在己经看得很清楚，所谓的“接受祖国挑选”就是接受南师附中校方极左的基于家庭出身为标准的血统论的政治软迫害！
当年初三甲班共有七位同学落榜，都是成份不好的同学。有些落榜同学己作好了支边的思想准备，而更多落榜同学是经过多次学习教育和上门动员，被迫同意到新疆支边的。我们甲班就有六位同学1965年去新疆支边，他们是刘伯和、杨威森、陈绍敦、周世平、郭永铭和吴晓月。吴晓月和杨威森同学虽然积极报名支边，南京有关部门也批淮放行，但（不知来自哪方面的干预或内定）因他们的父亲还在劳改，新疆又是当年反修防修的前线而不予接收，最后还是两人的母亲带上他们，亲自到大方巷议事园宾馆，找到新疆阿瓦提县在宁办理接收的谭科长担保说情，并拼命表示自己要脱胎换骨干革命的决心才得以恩准成行。当年还有一位袁××同学虽经学校老师和班上团支部的反复动员，仍然不同意支边，留在了南京。时隔一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袁××虽已是社会青年，却仍被原初三甲班的红卫兵抄了家，作为她不走学校安排的革命道路的代价！
当年南师附中支边的初中及高中落榜生共四十五名，南京市1965年赴支边的知识青年共有3701人。1966年又动员了社会青年300多人支边，南京支边知识青年共四千余人。南师附中和鼓楼区其他中学的支边的学生共1060人，都安排到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阿克苏专区阿瓦提县（尚未开垦的）丰收农场三分场。
1965年8月底，我们高一新生提前开学，参加了学校在五四草坪组织的一次赴疆支边青年告别演出会。会上，由当时的校长沙尧、新疆农场的代表及支边同学代表讲话，沙尧重申了“一颗红心，多种准备”是当代青年的选择论调。新疆农场的代表对青年学生支边新疆表示了欢迎，并介绍了新疆农场的状况和发展前景。支边学生代表发言，表达了扎根边疆、改造自己、反修防修的决心。
南师附中赴疆支边青年的演出是大会的高潮。有独唱，有合唱，有舞蹈。支边青年集体演唱了当年的革命歌曲。我知道，当中的许多同学是在强制动员后才同意支边的，对前途未卜的远行，唱出的歌声即有热情和稚嫩，又带着伤感，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女生们载歌载舞地表演新疆舞蹈：“送你一束沙枣花”。歌词是：“坐上大卡车，戴上大红花，远方的青年人，塔里木来安家。来吧！来吧！年青的朋友，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热情地欢迎你，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你一束沙枣花。”新疆舞蹈是在新疆代表中的老支边青年的指导下匆匆排练起来的，却唱得凄美动听，跳得是妩媚动人。我知道这些女生中许多人并没有表演天赋，也从未上过舞台，可就在面临人生道路的重大关口时，表现出了少女们鲜花怒放般的瑰丽才华。
再过几天，他们就要踏上遥远的征程，许多小学到中学的共同成长的同学将要远隔万水千山，也许永生再难见面，想到这里，我当时就有些热泪盈眶，只能在心中默默地祝福他们。欢送会后的第三天，支边的同学们就踏上征程。不久，班上同学收到赴疆同学的来信，说他们坐了四天四夜的运送援越物质的军用战备列车，到了新疆吐鲁番前面的大河沿车站，又坐了五天的卡车穿越了茫茫大戈壁才到达塔里木盆地的阿克苏地区。一路上卡车行进在戈壁沙滩上，扬起漫天的灰沙，每个支边青年身上脸上落满了灰土，除了眼睛和牙齿之外，什么都分辨不清。天、地、戈壁、砂土公路混为一体，茫茫一片！以至于驾驶员因过度疲劳和单调睁着眼睛睡着了开出公路都似有惊无险！刚出发时车队还飘出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此起彼伏。逐渐的就被引擎的轰隆声代替了。
在阿克苏一杆旗人民公社休整了一个月（若干年后方知道是阿克苏地委和阿瓦提县在谈判各方要抢用这批人）。十月的一天这批丰收农场知青们在群情激昂的“向塔里木进军誓师大会”后又坐了半天的卡车才来到阿瓦堤丰收三场。此时丰收三场一无所有，满眼的沙漠、红柳、骆驼刺、胡杨林、沙枣树和野麻。这些当年十五、六岁的少年，经过多日的旅途劳顿，来到这样一个天涯海角，抱着行李钻进了脚下刚挖出来的栖身地—地窝子！这个海是浩瀚的沙海，是没有回头路的苦海！后来听说邻近有不少劳改农场和劳改队，是个逃不出去的地域！大家暗自思忖着：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到山明水秀的可爱的故乡。
阿瓦提县丰收三场是一个新开垦的农场，建在塔里木盆地北缘沙漠深处喀什格尔河和叶尔羌河交界之处，原是一大片胡杨树林和沙丘，就等着南京支边青年前来开荒，据说为了引进这批支边青年（当地政府确实很看重这批知情），阿瓦提丰收农场用了每人一吨棉花给南京市政府才换来的。
南京支边青年在农场刚安顿下来，就开始垦荒，每天5点钟知青们饿着肚子（两小时后在工地开早餐：玉米糊和玉米窝窝头），扛着红旗和工具从地窝子里钻出来高歌开赴垦荒点！拖拉机推倒了千万年形成的胡杨树林和红柳沙包，支边青年用新疆特有的农具砍士镘挖走胡杨树和红柳的根系，平整土地，修整沟垄，灌溉冲洗盐碱。种上了玉米、小麦和棉花，祈盼来年的丰收！
现在看来，在新疆沙漠中破坏千万年形成的胡杨树林种植农作物，是一个破坏生态环境的失策举措。胡杨树发达的树根系和高大的树冠，留住了沙漠中宝贵的水份，庇护了在它怀抱里生长的灌木和草甸，保护了沙漠里的小动物，形成了良性的生物链。而胡杨树林一旦诮失，在干燥的沙漠上再也无法恢复植被。现在塔里木地区河流干涸，罗布泊消失，风沙肆虐，不能说与当年在塔里木垦荒没有联系。
面对着广袤的大沙漠和肆虐的沙暴，人的力量渺小而无助。终日的简单而艰苦的劳动，吞噬着人们的热情和意志，远离南京的亲人，更需要感情上的抚慰，一些支边青年开始找寻异性的朋友（据说当年政府是男女知青比例搭配好的）。
吴晓月幸运地找到了她的男友，一位英俊帅气的青年，南京二中学生汤协星。汤协星长得浓眉大眼，聪明活泼，多才多艺，记忆力超强，常与支边青年下盲棋娱乐，他也是农场宣传队的成员，“近水楼台先得月”，与同在宣传队的吴晓月谈起了恋爱。汤协星的父亲是南京传染病医院的院长，在文革时期当院长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两人的家庭成份都不好，同样的经历使两颗年轻的心走到了一起，在万里荒漠的戈壁上，传达了感情的依托和抚慰。那段时间，汤协星的情绪特别快乐，经常情不自禁地哼着彝族歌曲:“星星和月亮在一起，珍珠和玛瑙在一起，庄稼和土地在一起，劳动和幸福在一起”,表示了汤协星的“星”和吴晓月的“月”星月相辉，连在一起。认识他们的支边青年都认为两人很般配。
可是，就这沙前月下的幸福时光也不长久，很快，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狂潮也刮到新疆农场，大潮一来，泥石俱下。吴晓月的男友被人举报收听敌台（苏联台）。当年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出于好奇，收听广播里的苏联歌曲，排解生活寂寞，也是正常的事，当年却有很多人背上收听敌台的“罪名”而堕入深渊。既然有人举报，汤协星就受到了当时驻场工宣队的审查，特别是他所在的排里对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灵魂被扭曲，想踩着别人肩膀向上爬的人多了去了。批判会上，许多支边青年都发了言，会上的气氛充满了火药味，这对于一位涉世未深的青年人，看到领导和同伴对自己的这样批判，他感到极其的迷茫和沮丧。
批判会后，他想到了吴晓月，希望从吴晓月那里获得少许安慰，获得生存下去的勇气。他乘着夜色来到吴晓月的宿舍，发现吴晓月和同宿舍的女生都不在。此时，吴晓月的连队正在召开会议，工宣队在会上提到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提到有支边青年收听敌台的反动行为。会议结束时己经很晚了，回到宿舍的吴晓月看到了汤协星，此时的汤协星多么需要她的安慰，而吴晓月内心几天来也在进行痛苦的斗争，情绪十分低落，特别是晚上连队开会的讲话使她觉得自己应该站稳立场，于是，她对汤协星说：不要对抗人民对抗组织，有问题要认真交待，否则，我也要与你划清界线，不再与你交往了。听了吴晓月要与自己划清界线的话，汤协星彻底失望了，周边的支边青年离他而去，女朋友吴晓月离他而去，家庭在万里之外不能指望，只有一死才能抛弃人间的一切烦恼、申张自己的冤屈，汤协星最终选择了自杀，第二天，人们就没有看见汤协星的身影。
工宣队找吴晓月谈话，想了解汤协星的下落。知道汤协星失踪了，吴晓月预感到最坏的事发生了，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在工宣队员敌意的凶狠目光下，她又立刻闭嘴止住哭泣！！！害怕又会引出自己的“阶级立场”问题。几天以后，在农场喀什戈尔河盐碱滩边发现了汤协星的尸体，死亡时间长了，尸体己经有了异味。汤协星原来就会游泳，为了求死，他用双手紧紧抓住河底的水草，直到窒息而死，他对人生己没有了留恋，下了最大的决心求死。汤协星的意志是脆弱的，没有经得起这场政治风暴，可是这能怪他吗，在当年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棒之下，冤屈了多少无辜的灵魂，这样的冤魂还少吗。因为是“自绝于人民”，工宣队安排在汤协星自杀的河边上挖了个坑，把他的尸体草草地掩埋了。
汤协星自杀的时间是：1970年4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农场开始了对冤、假、错案的复查工作，汤协星得到了平反，宣布他是受到不白之冤。农场组织人员找到当年埋藏汤协星尸体的地点，挖出了他的遗骨，放入棺材里，埋入农场的公墓里。当年的农场医院的医生为验明正身而参加了这次行动，此时汤协星已成白骨，只是那一对整齐洁白的牙齿让患牙病农场医生赞叹不已，使他几十年后印象深刻。
自从男友自杀之后，吴晓月就陷入了悲痛和自责之中，与男友断绝关系的说词本是那时流行的违心的套话而已，却成了真正的现实。日思夜想，恨爱交织，使得本来就多愁善感的吴晓月心力交瘁，先是得了忧郁症，整天郁郁寡欢，不久又患上了心脏病、哮喘病，心动过速，呼吸困难，胸闷心痛，常常干得好好的农活就突然昏倒，成了农场的负担。
当插队农村的老三届知识青年开始回城的时候，新疆兵团、农场对支边青年的政策也开始松动，首先是身患重病的知识青年可以调回南京，而吴晓月母亲的工作单位南师附小落实政策，可以让一个子女回到身边并安排工作。当时阿瓦提县丰收三场就有五、六位重病的支边青年一批回到南京，其中就有吴晓月。
吴晓月于八十年代初回到南京后，分配到玄武区教育局一个小招待所工作，总算有了一个较轻松的工作环境。回到南京后的吴晓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和治疗，身体状况有了改善。经过近二十年的新疆农场的磨难，此时的吴晓月已是大龄青年了。女大不中留，有人介绍了一个男友，都是岁数大的人，出于尽快组建家庭的考虑，双方很快就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很不愉快，家庭的琐事，生活中的烦恼，无望的记忆折磨着他们，男方又是一个气量狭小、脾气暴躁的人，经常打骂吴晓月，这种恶劣的生活使吴晓月的身体状况又趋于恶化，无爱的婚姻只维持了不长的时间，吴晓月与丈夫就离了婚。即使离婚之后，原来的丈夫还经常找吴晓月吵架，更给她带来心理上的创伤。
后来她回到母亲家中，此时的家庭也难以容下这个女儿，吴晓月的父亲己在劳改农场去世，母亲又找了一个丈夫，姓杨，也带有自己的儿女，吴晓月的母亲要应付自己再婚后的复杂关系，无法安慰这个心灵备受打击的女儿。继父也难以容忍一个疾病缠身，仍然住在他们拥挤住房的继女，一家人的矛盾也显现出来。这时的她的忧郁症加重了，身体一天天的虚弱下去，经常因为哮喘病、心脏病而住医院治疗。有位回南京的新疆阿瓦提丰收三场的支边青年看到吴晓月时，大吃一惊，只见她，脸色黯淡，皮肤松驰，面容憔悴，此时才三十多岁的她象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妇女。生活的经历让她绝望，疾病的磨难使她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男友汤协星的自杀使她内疚了一辈子。终于在八十年代的某一天，吴晓月离开了人世，离开人世对她可能是最好的解脱，她的一生只有童年和与男友汤协星交往的短暂时间是幸福的，以后就是一片灰暗。
假如吴晓月初中毕业后能继续留在南京上学，假如吴晓月没有经历男友自杀事件，她忍让宽容的性格一定能让她过上相夫教子的平和生活。她的学识和聪慧能让她找到称心的工作。但文革前后的阶级斗争思潮打碎了许多青年人的梦想、更有一种无形力量剥夺一个人生活的勇气和希望。
许多人都说，吴晓月死于自杀，我要说，她是到天堂找寻她的幸福、追随她的男友汤协星去了。
注：作者吴小白是吴晓月在南师附小、南师附中的9年同学. 资料提供者：(原新疆阿瓦提县丰收三场南京知青) 杨威森 七连（与吴晓月9年同学） 杜爱莲 七连 周世平 七连（与吴晓月3年同学） 陈兆稼 七连（与吴晓月同校3年） 苏 军 五连 黄玉梅 八连 沈元荣 五连 臧建国 七连
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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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3 09:2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