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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记》,识“货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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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6 20:13: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石予民 于 2014-7-6 20:15 编辑

                        读《史记》,识“货殖”

    今年第七期《炎黄春秋》首篇《反思“国有经济强国论”》(作者曹正汉,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系主任,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写道:“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市场经济能够促进国家繁荣和民众富裕。司马迁盛赞市场经济‘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其原因是市场机制能够激发每个人创造财富的潜能:‘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一段文言文译成白话文就是:“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价格低廉,商人就会把商品销售到可以贵卖的地方物品格昂贵,商人就会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运来销售。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证明的吗?”
    以上司马迁的话摘自《史记》《货殖列传》,译文摘自网络。我们对“货殖”一词很陌生,网上的解释是: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前些天国务院会议报道用了“公帑”这一名词,也很陌生。
    看来,司马迁可以称为市场经济、物流业态的鼻祖,其实他最推崇自由经济:“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意思是:“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司马迁对国计民生的认识不亚于现代人:“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所以,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虞人开出木材来(供给他们使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商人输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哪里是因为国家颁布了政令来要求才做到的呢?”司马迁还说:“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意思是:“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们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成,没有人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
    在《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详尽介绍了各地的民风俚俗、地方特产、经济作物、矿物资源,重点介绍了几个经营有方、聚财千万的富商大贾,就是今天的经济精英、企业大佬。他能知晓天下,与他的经历有关。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司马迁 20岁,即开始游历各地。他漫游江淮,到会稽,渡沅江、湘江,向北过汶水、泗水,于鲁地观礼,向南过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彭城,寻访楚汉相争遗迹传闻,经过大梁(开封),而归长安,历时数年,为协助父亲著作史记做准备。二十五岁左右入仕为郎中,曾随汉武帝出巡,公元前111年受命去西南宣慰边疆内附少数民族政权。此时,司马迁已经熟读文献典籍,又游历了中国的东南、西北、中原和西南诸地,还取得了在宫中供职的实践体会。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继承父职任太史令,立志完成父亲私修通史的遗愿。
    司马迁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那时的“万卷书”毕竟积淀时间短,能不能达到万卷都难说。而且传播速度、范围受交通覆盖面的局限,当然,司马迁供职于宫中,中央政府的条件要好得多,接触各类信息要便利得多。“万里路”仅靠他的两条腿,就算加上坐骑的四条腿,数年能走多少地方?从司马迁笔下反映的资源分布、经济交流的状况来看,中国当时南北沟通还是比频繁的,正像他描绘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可见当时走南闯北的各色人等为数不少,人口迁移也时有发生。这些流动人员街谈巷议、口口相传,多数人不在意,司马迁认真听了,还记下来了。所以,很佩服司马迁的专注、钻研的治史治学精神。
                             石予民(20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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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10 22:37:18 | 显示全部楼层
    予民大哥妙文引司马迁《史记》话说市场学,展示一个经济命题。
    想起日前在下读老子《道德经》谈及社会学,提出一个哲学命题。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大概意思是,自然的法则,是损减有余来补充不足。人类社会的作法却不然,而是损减贫穷不足来供奉富贵有余。谁能让有余来供奉天下呢?只有有道之人。而有道之人,应该是有所作为却不自恃己能,有所成就也不居功自傲,等等。
    这个命题对后世有重要影响,有不少明白之士在批判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时,利用了这一命题。为了实现“损有余以奉不足”这样一个千百年来大多数人所憧憬的社会,古往今来也有很多领袖人物堪称其先驱,则又是确定无疑的。
    然而,“天道”早存之,“人道”则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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