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得与失

天丫海脚

短篇小说

得与失

冉莹

一

      一九四九年眼看着解放军就要打过长江，《中央日报》通知所有下属报社迁徙台湾。

    千多里外，大西南崇山峻岭之中贵州省城的分社里，同僚们惶惑不安乱作一团。有的人为了保住饭碗立马决定拔祖根挟家眷随社前往；有的人虽惧怕共产共妻却舍不下老屋老宅和老屋老宅里的老人和老家具因而犹豫不决；还有的人妻妾儿女成群，像只五百斤重行动艰难的大猩猩，欲走不能干着急；只有年轻的主编龙一然稳坐泰山岿然不动。

    既将开拔的社长将一然叫进办公室，问：“龙兄意下到底是走是留？”

   “这些年来承蒙社长信任，”一然答：“小弟本当追随鞍前马后。不过我想，报社总得有人留守，机器厂房总得有人保护。小弟愿效犬马之劳，不枉社长这些年的栽培。等国军打回来，小弟也能给仁兄有个交代。我还是暂时等等看。如果时局果不堪留，再走不迟。”

   “我看，走是上策。留守事宜我自有安排。真被共军困在这大山之中小城之内，如何是好？”社长一片苦口婆心，像君王劝说爱卿。

   “真到那般田地，小弟学五代的冯道，当长乐老人。”一然胸有成竹。

    社长叹气说：“只怕是乐不能长啊。我再劝龙兄一句：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呀。”

    龙一然泰然道：“仁兄大可不必如此忧心。”

    龙一然非本地人氏，家里只有年轻的太太宝华和两岁的女儿小僮，全家开拔不过举手之劳。随着市面上人心惶惶，平素沉稳温顺的太太变得魂不守舍，成天唠叨些在邻里和菜市场听到的耸人传闻。一然一面呵斥太太轻信谣言，一面宽慰她时局并非那么糟糕，共军并没那么可怕。他嘱咐太太乱世之时少说为佳，沉住气，少出门，在家带好女儿。

    只有在沈维婷那间幽暗简朴的小房间里，龙一然才随意地翘着二郎腿，说：

   “遥想二百多年前，南明国姓爷郑成功率兵反抗大清屡战屡胜，却在北伐南京时功败垂成伤了元气，落得个先盛后衰，不得已渡海赴台，预备将台湾作为发展基地，大有重整旗鼓反攻大清之势。可上了去台湾的船他就再没能回过头来。他赶跑了荷兰人，以南明永历朝廷为正朔。可他不争气的孙辈拱手将台湾献给大清王朝，从此台湾正式划进大清版图。时至清末，大清竟然将郑成功宣传为收复台湾的‘忠义典范’。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郑成功一生反清不阿，到头来不过是给大清朝廷做了嫁衣裳。此刻这阵势，好一似院中的肥驴抵不过进村的饿狼。国民政府如此腐败无能，到台湾去能有怎样出息？依我看，倒是生生地要重蹈国姓爷的覆辙。我无党无派自食其力，何必非要千里迢迢跑到那么一块荒蛮的弹丸之地去讨生活。与其跟在蒋公屁股后面吃回头草，莫如自己趟出条路来走走看。管他是国民党、共产党、坏人党、好人党、杀人党、救人党，舆论是谁都要做的，报纸是谁都要办的。”

   “可是，要是共军前脚接收报馆，后脚另请高人呢？”维婷免不得担忧。

    一然踌躇满志：“此地办报，不管姓国姓共，舍我其谁？”

    老话说“官场失意必情场得意，官场得意必情场失意”，然而造化偏偏钟情一然。他几乎是在坐上省报编辑部第一把交椅的同时与维婷相识的。从第一次见面，他们就被爱情的巨浪举起来又抛下去，丢进感情沼泽的最深处。他们是一对疯狂的恋人，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笑意、一个字眼就能使他们忘却尘世间所有的烦恼。

    前不久，俩人百般缱绻之际，一然柔情蜜意地对维婷说：

    “嫁给我吧，我的爱。”

    维婷一把推开一然：“世界上最贪婪的动物非男人莫属。你们好斗好胜、好吃好玩、好色好占。越是有钱有势，越是春风得意的人，占有的烈火就越是烧得旺盛。”一然尴尬地自嘲：“我是个男人，自然不可能免俗喽。我不过是想随时都能跟你在一起。再说宝华不乏通情达理，你们可以相处得好的。”维婷说：“看来你还是不够了解我。我是个新时代的女性，怎么可以给任何人当偏做小？”

   “哈！”一然笑道：“如此这般与我厮混一处，算得什么新时代的女性？”

“算自由恋爱！这样跟你在一起我是心甘情愿。倘若进了你家的门，再跟你在一起便就是不得已了。那么爱就会变质——变成责任、变成屈从、变成附属，甚至变成不幸也未可知。况且，偷来的爱最甜。这样才浪漫呢。”维婷为自己的话而陶醉，心里掀起一波甜美的涟漪。

    你这小蹄子是个嘴硬的傻孩子，大不了我等你两年，看你还嘴硬。他想对她这样说。看着她那乌黑的刘海齐肩的亮发罩着圆圆的脸庞和一笑双燕齐飞的眼睛，说出口的话却是：“如果你真的爱我，那你不可能对我无所求，有爱就必有求！”

    “当然有所求，”她娇嗔地答说，“你必须永远爱我。”此时此刻，维婷心中的“永远”便是眼前的她和他。

一然满口答应着“当然当然”。而他心知肚明，青春不过是美酒的醇香，开了瓶便留不住。时光像那个在森林里行走的老巫婆，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计算如何将被爱情的旋风吹开的奇花异葩变得像她一样老、一样丑、一样干瘪、一样怕人。人世间只有一个永远，那就是人生永远不会有永远。

    “还有，”维婷扳起面孔，“以后不许再谈婚论嫁。我要我的独立。”

    哼，典型的年轻人。一然想起在一篇小文里看到过这样几句话：“青春时候人们是夸张的——夸张的而且残忍的——但并不是应该责备的。”这小女子，让她孤身一人在社会上挣扎几年，还要不要独立就另说了。他不着急。

天丫海脚

二

    社长领着愿意走和能走的“撤退”了。解放军攻打省城时，一帮接一帮溃散国军伙同本地地痞流氓大打出手、趁乱抢劫。龙一然带领留下的同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报社和印刷厂。解放军占领省城后，对龙一然和他的同僚坚守岗位予以表彰。报社在军管会的领导下继续出刊，一然仍旧担任主编。作为职业报人，龙一然懂得制造舆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编辑方针由社领导制订，他很快就学会了把好关，不发不识时务的新闻。当旧同僚抱怨社论的辞藻过于强硬，某些新闻消息的可信性时，一然只付以淡淡的一笑。

    广大民众还没来得及养成用‘解放前’与‘解放后’这样的新名词来划分时代的习惯，新政府便推出了的一系列政策，开展了一系列运动。连最不关心国事的老百姓都看明白了国民党大势已去，拥护新政府乃大势所趋。在一然看来，成王败寇——拿谁的钱吃谁的饭就唱谁的歌，天经地义。他到裁缝店做了两套中山装，回到家叫太太收起他的长衫。拥护新政府要自觉自愿，表里一致，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他自诩先知先觉。对同事，他说：“我早就知道新政府是可信的。这个政府有自己的一套政治信仰和治国方略，跟历史上那些帝王将相争权夺利和造反的农民起义差之远矣。”

    对太太，他说：“你看，留下对了吧？早跟你讲过的。”

    对维婷，他说：“都说不能相信共产党。现在看来是杞人忧天了。”

    土改结束运动初期，龙一然被指定进行政干校带薪学习。学习毛泽东主席的一系列文章，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别了，司徒雷登》和《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他满怀信心认为政府有意栽培自己。

    可是，半年以后回到报社，他丢了乌纱帽。饭碗虽还在手里，却从原来的满满登登的大海碗变成了普普通通的小饭碗。他被降职为普通编辑。他心中不悦但表面不露心迹，每日照旧上班下班，暗中联系旧友企图另谋高就。

    太太背着众人和女儿嗔怪一然：“那时蛮好跟社长一走了之，哪里至于现在吃这样大的亏。”

    “女人家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你懂什么？”他不耐烦道：“是好汉就得吃得起眼前亏。你以为拍拍屁股走了的都在台湾享清福呐？老实告诉你，我们报社的没几个人到了台湾。你根本不晓得那辰光外面路上有多乱。那些人一路上有被推到火车底下给火车碾死的；有被困在缅甸大山里喂老虎的；有挤不上船掉到海里喂鲨鱼的；还有半路上给解放军截住的。给解放军截住那是罪加一等，进了大牢就生不如死了，你知道吗？撤退比逃难不同。撤退是因为给人打败了。那种败者夹着尾巴的仓皇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便是到了台湾，都是些外省人，人生地不熟的，生活有没有着落很难说。国民党高官成箱的金条带过去，我们带什么，西北风？在这里至少还有口饭吃，还有邻里朋友的照应。”

    太太给一然吓得不敢做声了。她无从知道，当初若不是一然将他道听途说的消息串起来，想像出那些可怕的艰难困苦来吓唬他自己，他们一家早在另一番天地里做人了。她更不晓得，台湾没有沈维婷。

天丫海脚

三

    上高中的时候，看到周围有的同学恋爱，维婷想像过自己会为什么样的人倾倒。他应该是跟自己一起熬过寒暑的同窗；他应该是像当代诗人穆旦那样穿西装的现代派；他必须学习拔尖、书写刚劲、谈吐幽默而且一定要会写现代诗；然而最最重要的是他必须理解现代女性，不反对她自食其力的心愿，支持她追求独立自主。穿长衫戴礼帽有妇之夫的龙一然与她心目中那个穿西装的现代派同窗相去甚远。那又怎样，现在的她心里明白：眼光和口味的改变意味着自己成熟了、懂得生活了、脚踏实地了、会看人了。

    维婷很清楚她为什么爱一个比自己大十来岁、有家室的男人。是的，他才华横溢，她喜欢听他侃侃而谈。他是搞文字的，她主修现代中国文学，她从他那儿学到许多课外的新东西、新看法、新思维。她告诉他上课读的是契柯夫的《海鸥》时，他便评论说，海鸥实际上是些很不起眼海鸟。它们爱扎堆又吵闹。但是，正因为他们扎堆，他们不怕大鸟的欺负，正因为他们吵闹，经验丰富的船长能在大雾之中看不清港口位置的情况下循着它们的呱噪把船安全驶入港湾。通过这部戏，契诃夫表明，不管是动物还是人，他们的行为，无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闲谈时，他告诉她，在他的家乡，人们喝长江的水，吃长江的鱼；女人在江边淘米洗菜槌衣，小崽在江里洗澡游泳玩闹。长江里有很 多船民，他们在岸上没有家，一年到头住在自家的船上。他们在船上娶妻生子，在江里捕鱼谋生；在船上烧火做饭，在江里拉屎撒尿。什么什么？她抗议道，多不卫生啊。那你们怎么可以喝江里的水，吃江里的鱼，用江水淘米洗菜？那有什么，他回答，江水川流不息，比管子里的自来水干净多了。鬼话！怎么会？她不相信。一然便取笑说，没得鬼话，你要想听鬼话，就找来《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看看吧。那才是“鬼话”呐。

    他的外省口音里夹着本地字眼，这让她感到悦耳又新奇，她对这个山城之外的世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向往。但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她爱一然主要是因为他对她无所求——从她要求他不要谈婚论嫁以后，他再未对她提过娶她做小。她与他能保持相互独立。她是个心胸开阔的女性对他有家室这个事实并无恶感或妒嫉。

    维婷虽不是大户人家娇生惯养的女公子，可也家境殷实不愁吃穿。无奈母亲是偏房，因为只生了两个“赔钱货”，只能在父亲和大妈骄横的阴影下喘息。好在祖上几辈都是仕宦，父亲以书香门第自诩，愿供所有儿女上学读书。却无奈大妈立下规矩，女孩初中毕业便就再不能赔一个铜板。几年前，姐姐维奕初中毕业后被父亲包办了婚姻，给一个中年富商做了第四妾。维奕私下告诉维婷：有个名人说，要社会稳定家里就得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哼，要是人都跟茶杯一样不说、不动、不吵、不闹倒也罢了。天底下哪个不晓得三个女人一台戏？

    维婷凭自己的聪明勤勉，从高中到大学年年考上奖学金，为得是不走姐姐那条路。

    维婷是幸运的，在她的生活道路上，妈妈和姐姐一直在前面为她探路。她们在婚姻上的厄运告诉年轻的维婷这样一个真理：婚姻是将一个女人，甚至几个女人挂在一个男人身上的枷锁。对女人来说，走进婚姻就等于陷入流沙。然而，作为一个新女性，她笃信爱情。因此，在下定决心决不嫁人的同时，她又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除非当她需要为爱情作出牺牲。

    当然，那都是解放前的事了。

    现在妇女解放了，妈妈、维奕和维婷站在第一批受益者的行列。妈妈和维奕各自脱离了婚姻。维奕参加工作当了小学教师，跟妈妈和女儿搬到一处，建立了自己的新家。维婷大学毕业，分到省里唯一的女中当了高中语文教员。她搬出了租住的小屋，搬进学校为教师在校园里修建的敞亮的宿舍。尽管大部分一起毕业的同学分到大专院校，她没有怨言。她热爱那些天真烂漫、朝气勃勃的女学生，当她们如饥似渴地睁大眼睛听她讲课时，她感到心旷神怡。她彻底独立了，她很满足。这一切来得那么容易，正合时宜。

    社会经历大变革时，绝大多数人无法自己。变革像大海汹涌的浪涛推着、涌着、摇着、撞击着各阶层民众百姓，各色各样的人被筛选、归类、排斥或拥抱。海浪将一些人推上浪尖，把一些人埋葬谷底，将一些人冲向沙滩，又把一些人吸进暗流。看看龙一然，维婷心里怕怕的；看看妈妈和姐姐，她却是欣慰的；再看看自己，她又是感激的。

    当全国兴起大规模扫盲运动时，她把对新政府的感激化为行动，积极参与扫盲运动。扫盲班的学生认字程度参差不齐，政治面貌各式各样。从街道积极分子到痞子浪汉、从交警狱卒到小偷流氓、从良家妇女到曾经的明妓暗娼、从苦工穷汉到贫民小贩各色人物应有尽有。维婷教学上的认真与严肃和她为人处事的和善与诚挚赢得学生一致好评，尽管这些来自三教九流的学生相互之间几乎没有共同语言。维婷在社会上结朋交友，生活范围扩大了，处事为人能力增强了。国家变了、社会变了、命运变了，惟独没有改变的是维婷对一然的情感和她的“婚姻哲学”。

    五周岁的共和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反运动、剿匪斗争、教育改革、扫盲运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进行的同时，政府又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三反五反。

运动一开始，一然和维婷谈话内容总不免围绕着三反五反：各自的亲戚、朋友、同事中又有谁受到审查、又有谁被带走或被关起来。涉及到社会名流时，维婷似乎比一然的消息还要灵通。起初，俩人对那些平日看来并不关心政治的熟人因政治问题而被拘留惊愕不已。一然联系过工作的几个人受到审查，其中还有人被带走了。慢慢地，俩人心有所悟，无奈与同情取代了诧异。一贯乐观自信的一然变得少言寡语、心事重重。

    秋日，一然和维婷在黔灵山一处背静的山坡上约会。自从维婷搬进了学校宿舍，他们便常到这里来。这里是猴子的天下，鲜有游人留足。维婷看见一只半大的猴子占据了他们平时坐的那块平整的大石头，不由放慢脚步。一然却心不在焉、习惯性地径直朝老地方走去。离大石头跟前只一步远时，他猛然看见那猴子，那猴子也受惊般地直起身，举起两只手，冲着一然呲牙咧嘴瞪眼睛，像是哼哼地说：嘿，没规矩的，懂不懂个先来后到？一然吓得往后一退，幸好维婷在他身后一把将他撑住，他才没摔倒在地。

一然愤愤然：这年头，连猴子也学会欺负人了。

俩人另选了一块不甚平坦的石头坐下。

    山上的猴子有的成群结队，有的独来独往；有的不歇脚地从他们面前身后匆匆走过，对他们视而不见；有的路过他们时，停下来，看一看，发现他们手中没有食物便愤然而去；有的则不问三七二十一一屁股坐在他们跟前，耐心地等到确定不会得到什么好处时才悻悻离去。一只猴妈妈一手搂着猴宝宝，一手撑着地，一脸茫然地走到离一然和维婷两三米处坐下来，慢条斯理地梳理着猴宝宝的发毛。猴宝宝舒舒服服地依偎在猴妈妈怀里，一只手攥着猴妈妈一只干瘪的乳头，同时将另一个大约是同样干瘪的乳头衔在嘴里。它明亮而又淡漠的视线穿过一然和维婷不知落在何处。

    阵风哗啦啦地掠过树林，给寂静的山林平添一层空落。巴掌大的枯叶在林间飘呀摇呀，直到相中了一块称心的空间才稳稳当当地落在地上。维婷见身边的一然一副颓唐无语全没了主张的模样，抚摸着他的手说：

    “你满好跟报社一起走掉的。但愿你不是因为我才留下的。”

    一然怅怅地说：“看来我的估计确实有偏差。姓共的来者不善，早该远远离了它才是。可惜后悔药踏破铁鞋也难寻呵。”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现在像是被人强行注射了麻醉剂似的欲动不能，只能任他们拿捏了。不幸中的万幸的是，我跟社会上闹事的那些残留国民党和扰乱社会治安的土匪从无瓜葛。真要是审到我头上，我反正既没有反共反人民的案底、也没什么交代不清历史的问题。”

维婷说：“对你这样一天到晚坐在报馆里读稿的人来说，全国各省市县、各镇村举行的斗争大会，镇压了多少反革命，也许是些与你不相干的数据。可我是亲眼看见过的。老是忘不了土改的时候跟学校工作队到乡下看见的那些革命行动。现在真是替你害怕。”

“唉，即留之则安之吧。政府讲了，打击反革命要‘稳、准、狠’。只要以‘准’字为中心，就应该打不到我脑袋上。看吧。”

    说是安慰维婷实为安慰自己。一然已知前景未卜。然而，男子汉何能言“怕”。

    维婷忧郁的目光直勾勾地望着一然，一厢情愿地说：“但愿我的直觉是错的吧。”

天丫海脚

四

    维婷的直觉没有错，幸运的脚步跨栏似地跳过龙一然。不久，他接到参加“学习班”的通知。这一天跚跚来迟，但最终还是来了。参加“学习班”跟上班一个样，每天八小时，工资照发，只不过是工作地点不一样，当然了，还有工作性质的不同。所谓学习班就是学员们学写交待历史问题的“回忆录”。一个多月以来，一然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刮肠搜肚地回忆自己效忠党国的历史，可是他的“回忆录”一遍一遍地被认为是讲假话、捂盖子、不诚实、不真实、不全面。“不祥的预感”在他心里转着圈跌跌撞撞地跳着没有节奏的舞步。

    新年就要到了，一然跟维婷约好一月一号上午十点在大十字百货大楼三楼的少数民族服饰柜台旁边的楼梯口见面。

    九点钟不到，一然就出门了。天地间一片阴霾，寒气袭人。零落的雪花被阴郁的天色染成灰色，在风中胡乱冲撞，落到人脸上像话痨嘴里喷出来的吐沫星子，溅到脸上给人一种龌龊的感觉。他提前半个小时到达碰头地点。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楼梯转弯处，他看见维婷已经在上面的楼梯口等候。维婷右分的齐耳的短发使她看上去很年轻，她穿的那件双排扣半长的列宁装却让她的身体显得像个臃肿的中年妇女。想起维婷曲线优美的身材，他在心里说，这种制服着实作贱人，把个好端端的姑娘变得如此不堪。

看见他，维婷从容地向他微微点了一下头。这几年她成熟得多了，不再是他最初相识的那个初出茅庐的女学生。她已成长为一个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一个有丰富社会经验的职业女性。

    两个人绕着柜台慢慢地走，小声地交谈着。一然将他的“不祥的预感”告诉维婷。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他说，他想将太太和小僮托付给维婷。维婷诧异地问一然，是否已经把他俩的关系告诉龙太太了。一然说，太太不必知道他俩的底细。

    翌日，龙一然坐在一只方凳上，面对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穿着便衣、沉着面孔的青年人。此人左眉上方有一颗芸豆大小、带毛的黑痣使得他那张铁板般的面孔看上去不无狰狞。

    桌上赫然摆着两摞一尺多高的旧报纸和手稿。这些年来，龙一然不断地写过和签发过关于抗战、内战、国军、解放军、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文章。平时一篇一篇的不注意，现在放在一起，他不合时宜地感到一种多产的骄傲。这都是些新闻报道性质的文章，不能算是反对共言论。搞新闻这一行，此一时彼一时，谁都理解的，他安慰自己。

    便衣青年两个胳膊肘架在桌子上，十指交叉托在腮下，朝桌上摊着的龙一然前两天交上的“回忆录”点了一下头，拿腔作调地说：“你…，交代的材料里只字没提你参加过反动组织。”

    国民党匪特、各种会道门、青红帮之类的帮派组织名称迅速在龙一然脑子里闪过。

    “我没参加过反动组织。”他回答得心安理得。

    “没有吗？”便衣青年老练地问。“三青团呢？也没参加过？”

    “哦，那是初中时候的事。我不晓得要扯那么远。”一然弱弱地说。

    “怎么是‘扯’？！”便衣青年厉声道，眉头上的那颗痣上的长毛随着颤悠。

    “回去！老老实实地交代你所有的历史问题！”

    一然心中老大不悦，自己大小是个国家干部。这小青年如此态度太欠修养。不过，他大可不必在这种场合与这乳臭未干的毛小子一般见识。

    当晚，龙一然在“回忆录”里加了一段：本人从小喜欢写些小品小诗小文，常在少年儿童刊物上发表。十二岁那年在家乡宜正学校上初中一年级，一位学长（因时间太久名字记不起来了）建议我参加青年阵地社（隶属国民党所办三青团），说这样可以在《青年阵地》上发表诗文。于是，我便成为青年阵地社社员。

    过了两日，一然坐在前两天坐过的那只方凳上；面对着同一个面色阴沉的便衣青年，桌上还摆着那两摞一尺多高的旧报纸和手稿。

    “作为青年阵地社社员，你参加过什么活动？”便衣青年用一个手指点着一然的交代材料问。

    “只记得有一次。”一然老实地交代说，“还是在上高中的时候，一个国民党的干部带领我们讨论在抗日救国运动中我们学生应该做些什么。”

    “国民党抗日救国？胡扯！”

    “……”

    “你交代的材料里怎么没提参加国民党？”

    “我没参加过国民党。”龙一然理直气壮。

    “这是你的名字吗？看看清楚！”一个名单甩到他面前，上面确实有他的名字。

    一然想了想，说：“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决定党团合併，也就是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由此，所有三青团团员直接成为国民党员。我本人确实没有填过参加国民党的表格，也没有主动参加过任何国民党组织的活动。一定是合併党团的时候，把历史上所有参加过三青团的人名都包括在内了？”

    便衣青年又问：“你在当《中央日报》编辑和主编期间写过什么反共文章？”

    一然视线不由地停在那两摞旧报纸和手稿上，良久不语。他在脑子里一篇一篇地翻阅桌上那两摞旧报纸和手稿，心里一片空白。

便衣青年耐心地等着，他的目光却像两道炙热的火舌烧灼着龙一然颤动的心。

    “说我写的那些文章是反对共产党，实在是言过其实。”一然终于说。“我确实写过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的国情，可那是根据《中央日报》总社的指令写的。”他的脸上现出一副无奈的神情。

    “你再想想。”

    “此刻能想起的就这些。”

    “你回去再仔细想想，不要轻描淡写得过且过企图蒙混过关。”

    回到家，龙一然把过去的旧报纸翻出来，逐篇逐句地把自己写的文章重读一回，心神愈加不安起来。

    又过两天，一然坐在那同一只方凳上，面对同一个挂着铁板面孔的便衣青年，桌上仍然摆着那两摞一尺多高的旧报纸和手稿。这一次，他的视线尽量避免那两摞旧报纸和手稿。

    “龙一然，你回避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不懂你的意思。”他真的不懂。

    便衣青年喝道：“别耍滑头！”

    一然无语。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给国民党当特务的？”

    “我？当特务？”一然心中大惊。但君子之道，含而不露。镇静了一会，他说：“搞情报的是看不上我这样的……我这样的人的。”他本来想说‘靠自己本事吃饭的文化人’，但是转念觉得在这种时候有必要表现得谦虚些。

    “就是你这样的花花公子才是最好伪装呢。”便衣青年的话音里夹着嘲讽，意思是说：你的细底都在我们手里。

    这毛头小青年如此无礼，一然心里一股火气冒上来，说：“我没当过特务。国民党情报局的大门朝哪里开我都不晓得。”

    啪的一声，便衣青年的手掌拍在桌子上，一然不由地浑身一震。

    便衣青年正色道：“龙一然，老实向政府交代。你的直接联系人谁？”

    “我不是特务，没有什么联系人不联系人的。”

    “你跟师范大学的张仲仁是什么关系？”

    “朋友关系。”

    张教授是一然从行政干校回到报社以后联系的朋友之一。本来已经说好聘他去省大执教。但是，没待接到下文，张教授就被捕了。执教的事由此搁浅。

    “你们年龄相差二十多岁，怎么会是朋友？！”

    “张教授是我的同乡，我们是忘年交。”

    “什么交？”

    “忘年交，就是年龄辈数不相当的人结为好友的意思。”

    “哪个请你给我上课啦！”

    “……”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表明，张仲仁是国民党的高级特务。”

    “啊？”一然慌了神，不由地自语道：“我知道他被逮捕了，但并不晓得他犯了……”

    “你的消息很灵通啊。”便衣青年打断一然,一面仔细观察着他的神情。

    “张教授是了解我的，如果他真的是国民党的特务绝不会招募我。”

    “你不要装傻充愣！去年老蒋空投伞兵，你是不是联系人之一？”

    一然诧异道：“什么空投伞兵？在哪里？”

    又是啪的一声，一然又是一震。

    “别装糊涂！”

    “我真的不晓得。”一然急切而又虔诚地声明。

    “我再说一遍，你必须坦白交代，别装糊涂！”便衣青年显然是个不吃素的：“我告诉你龙一然，拒不交待只有死路一条。”

天丫海脚

五

    远远地，一然眼瞧着他要乘的那趟公共汽车开走了。下趟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步行吧，清清脑子，他想。这一冬，天总是阴冷阴冷的。他把脖子上的围巾多绕了一圈，两手揣在袖筒里，闷头走着。一路上脑袋里回响着“拒不交待只有死路一条”。心里为今晚“回忆录”里不会有新内容而惶惶不安。他何尝不愿意配合政府尽快澄清自己的“历史问题”，回到报社，找回以往的轻松。他想不透，那个穿便服的年轻人为什么硬要把他跟国民党特务扯到一起。他是在蒙他？诈他？吓他？考他？还是在与他进行“殊死搏斗”？他与那人素昧平生、未有嫌隙，他老老实实地过自己的小日子，不招谁不惹谁的，是不是拜错过哪尊菩萨呀？

    一然怀着疲惫的心、扛着膨胀的头回到家，太太和七岁的小僮正围坐在火炉边闷头等他回来吃晚饭。这些日子，因为他的心情不好，太太和女儿也跟他一样抑郁少话。见他进门，太太给小僮丢了个眼神，乖巧的僮儿起身去盛饭，一然随手从门边拉过一个小椅子，重重地坐下。小僮将盛好饭的碗递给一然。他一只手接过饭碗，举起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女儿的头顶，泪水涌进眼窝。

    三个人无言地吃着。

    突然外面街上响起一阵骚乱，紧接着三个警察闯进龙家肃静窄小的庭院，其中之一大声呵问：

    “龙一然？龙一然住这里吗？”

    一然放下饭碗，起身，打开屋门应道：“是这里，我就是。”

    那个喊“龙一然”的警察低头看着自己手拿着的一张纸，一丝不苟地再次核对纸上写的地址人名。另一个警察凑过头去看那张纸的同时，第三个警察像是怕龙一然逃跑一样迅速地走到他身后，给他戴上一副手铐，推着他往院门外面走。这一切发生的那么意外、那么快，他看见太太和女儿惊呆的面孔，来不及对她们说句话。他根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恍惚中，他看见铺着石板狭窄的街上，家家户户院门开着，大人探出门外的身子、下面是孩子们童真的脸。贴墙根站着很多看热闹的人。熟悉的不熟悉的面孔混在一起——有的好奇、有的惊讶、有的兴奋、有的木讷、也有的茫然。

    法院看守所的空屋里，一个年轻人蜷缩在墙角里哭泣。一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门边，直到腿酸得无奈，只好依墙坐在地上，惴惴不安的心被那个年轻人的哭声搅合得愈加烦乱。直到午夜时分，那个年轻人被叫出去了。然后，龙一然被带进一间号子。号子人满为患。一条通铺上，犯人胸对背睡着。年轻的看守吆喝了一声：挤一挤、再挤挤！三下两下捅出半尺见宽的位置，对龙一然命令说：你，睡在这。见一然盯着那条窄小的空隙站着没动，看守加了一句：侧着身睡。一然合衣挤下，不到一分钟就领教了稍微动一动是要挨骂的——同铺的人骂、看守也骂。适才看守所长向他宣读了四十五条“不准”。那时候，他还处在发懵的状态，只记得几个什么“不准欺骗看守人员”、“不准大声喧哗”、“不准交头接耳”、“不准读书看报”、“不准打架斗殴”、“不准乱说乱动”。此刻他想不起翻身、仰卧是不是在这四十五条“不准”之内。可他清清楚楚记得宣读完“不准”，所长说：好好遵守，争取早日提审、判决。这句话像一把沙子扔进鸟笼，把一然迷惘的心吓得像受惊的小鸟在笼子里没命地扑腾。

天丫海脚

六

    看守所里虽没有自由，却并不每时每刻都充满了风刀霜剑。有的时候，男女犯人百十来个——从商人、市民到前国民党骨干分子、从土匪、小偷到知识分子、从地痞、流氓到马帮锅头——席地而坐。所长站着面对众人，胳膊举到胸前，一字一顿地起个调：

    “二呀么二郎山，唱！”

    随着他的两只胳膊向上一抬，高低不等粗细不匀的嗓音齐声汇成一个极不协调的大合唱：

    二呀么二郎山，

    高呀么高万丈，

    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

    羊肠小道难行走，

    康藏交通被它挡那个被它挡。

    ……

    职业的本能告诉一然，唱歌是制造舆论的一部分，他认真虔诚地学唱歌。可就是，唱《解放区的天》时，他恨不能插上飞回太太一手操持的温馨的小院；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时，他不得不拼命排除脑袋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懊悔；越是唱《二郎山》，他就越觉得看守所的墙高万丈。

    号子里陆陆续续总有人被叫出去（大都是在晚上熄灯以后），接连不断地有新犯人进来，通铺上“罐头鱼”现象丝毫没有缓解的趋向。有人刚进来两三天就被叫出去，有人已经进来一年多了，还没一点动静。被叫出去就不回来了，留下的人难免悄悄地猜测：无罪释放？押去劳改？蹲大牢？还是镇压了？

    听身边这些议论，一然暗自掂量着自己的“案情”，怎么想怎么都觉得自己的事很麻烦。特嫌这东西最是说不清道不明，最是没人同情的。古今中外，但凡沾上了特务、间谍的边，不管是真是假，只要被抓起来，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想到这，一然的心战栗了。他还没活到不惑之年的岁数呢。他不能就这样永远闭上两眼，生前生后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太倒霉、太窝囊了。一定要好好表现，但愿能落个牢刑。只要人在，万一有朝一日……（他不敢把那几个字表达出来，尽管只是在他心里）打回来，兴许还能有个重见天日的机会。他在心里苦笑：谁能想到，但求不死竟然会成了我龙一然的底线。命运真是个狡猾的骗子，会在你自以为全知全能的时候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

    无论如何，龙一然是个永恒的乐观主义者，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坚信看守所墙上刷写的八个鲜红的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一心一意起劲唱歌，时时刻刻谨言慎行，认真遵守所长宣读的那四十五个“不准”，以实际行动争取不被判处死刑。

天丫海脚

七

    新年那天分手后，维婷没有机会再见一然。他被带走得消息传来时，她感到了一种意料中的意外。意料中是不言而喻的，意料外不过是她一直自欺欺人地怀抱着一线一然会躲过此劫的希望。一个多月来，一然的影子漂浮在沈维婷的家中、学校里、大街上、小巷中。不管是备课、上课、判作业、政治学习，年级组老师开会，他的音容笑貌，他缠绵的话语无时无刻不萦绕在维婷心头。她想知道他被关在哪里，会关多长时间，有没有吃什么苦头。她在心里跟他对话。当意识到自己在这样做时，她苦笑自己的痴情。

想到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维婷横下一条心，决定旧历年前去看看龙太太。

    大年三十，她拎了一个饭盒，在路上买了些豆腐果、洋芋粑和一盒过年糕点去看龙太太。她自报大名，告诉龙太太她曾在报社实习，承蒙龙先生关照。最近得知龙先生消息，特来看望。

    “不晓得他是不是还在看守所。”龙太太用手帕揩着泪说。“刚进去的时候，叫家里给他送些衣被。东西送得去，人没得见到。后来再去问就问不出名堂了。”

    维婷和龙太太一边一个坐在两个木把的单人沙发上。中间的茶几上龙太太给维婷倒的茶水冒着热腾腾的气。小巧玲珑的龙太太虽貌不惊人，却也婷婷袅袅、谈吐不俗。看上去，她比维婷大不了几岁。女儿小僮坐在龙太太身边的小板凳上，扬着一张清纯的瓜子脸，两只胳膊攀着妈妈的腿，瞪着两只大而圆的眼睛用心地听大人说话。

    “龙先生为什么被……”维婷不知道该怎么问她想问的问题。

    龙太太心领神会，说：“我问了几个一然的旧同事。他们都说一然平时说话谨慎做事稳妥，对共产党是拥护的。可不是吗，我平时听他说的也都是政府的好话。搞不清为哪样把他关起来。”

    沉默了一会儿，维婷又问：“龙太太在什么地方工作？”

    “咳，刚解放的时候，街道上动员我去当小学教师，一然不让我去，说他的太太出去做事他没得面子。咳，我自己也不大想出去工作。初中毕业就嫁了他，那时候像我们这样不愁吃穿的女人怎会想到去工作。此刻真是后悔来不及。他一进去，工资就停了。留下结余本来就有限，哪里禁得住坐吃山空。过去一然喜欢交朋结友，家里是蹲不住的，可还是很顾家的咧。那时候他收入好，好吃点烟酒但不过分，买下了这个小院子，不过四间屋子而已。哪个想得到一然头一天被带了走，街道办事处的人第二天就跟了来。消息灵通得不得了。二话不说，一下子就收了三间。连房子带家具都收了。不然的话，我这房子出租两间也还能有点收入的。你看，已经搬进来三家了。且不说那么多大人孩子，一天到晚翻天覆地的，主要是一点不讲卫生。才不到一月，原本清清爽爽的小院落搞成这副模样，真是作孽。”抱怨着，她直起身向窗外瞥了一眼。

   原来如此，维婷想。刚才进院的时候，她以为找错了门，没想到一然会住在这么个乱糟糟的院子里。

    “我们孤儿寡母的就剩这一间了。等一然回来，三个人只这一间屋子，还不晓得怎么样住得开呢？”龙太太摇着头叹着气反复说着，眼圈泛红。

    维婷注意到屋子中间靠后挂着一块长长的布帘将房间一分为二。

    有时，不好对熟悉的人诉说的苦水却可以坦诚地对陌生人倒出来。不熟悉的人不会骂她说：你真傻，那时候要去当老师就好了。

“那你有没有再到街道办事处去问问还能不能当老师？”

    “一然不回来我们就算是反革命家属，教师是不会给我去做的。”

    “那现在你们母女俩的生活……？”

    龙太太重重的叹气声打断了维婷的问话。“我真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家里还有几件像样的东西能换成钞票，喏，留声机、古花瓶、古画什么的。再就是，听说街道办事处有时候会找人干些粗活，砌墙、和泥、挖排水沟、送砖递瓦。”龙太太抬起她那双典型的闺秀纤手，手心手背慢慢地翻着细细地看着，已经在为这双葱白玉嫩的手将会怎样地见不得人而伤心了。

    “别着急，”维婷安慰说，“办法总是有的。我来帮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另外，也设法打听一下龙先生关在什么地方。”

    “那就多请沈老师多费心关照了。”龙太太满心感激。

    “放假了，你在家里做些什么呢？”维婷转身问面目清秀的小僮。

    “没做什么。”小僮一直在仔细地看着维婷，没料到沈老师会跟她讲话，有点不好意思。

    “这孩子像她爸爸像极了，一天到晚捧了本书不放，旁的事是从来不问的。要不是你来了，她的头还不是要埋在本书里头。”

    “今天看的什么书？”维婷饶有兴趣地问小僮。

    “一本童话集。”

    “噢？”

    “僮儿，去，拿来给沈老师看看。”龙太太说。

    小僮起身走到布帘后面，取出一本书，走过来递给维婷。

    维婷翻开目录，问：“你最喜欢哪一篇？”

    “叶圣陶的《稻草人》。”

    “为什么喜欢这一篇？”

    “因为，那个稻草人能看见别人看不到事情。”或许是跟维婷因为不熟悉，小僮的话总是简短的。

    “啊。还有呢？”

    “还有…嗯…，那个稻草人，他很善良。看见别人有困难，他帮不上忙，就很难过。”小僮回答说，声音细细的，一口纯正的本地口音。

    “嗯，很好很好。”维婷的语气像在表扬自己的学生。她把书还给小僮，然后对龙太太说：“龙太太，小女很聪明。”

    “沈老师不用客气，叫我宝华好了。”龙太太对维婷说。

    “那你也不要叫我沈老师，就叫我维婷吧。”

    龙太太转过头爱怜地看着女儿，又说：“一然在家的时候，对女儿一向是捧在手里怕丢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要什么给什么的。小僮是第三胎。她之前怀过两个都流了，这第三个我是千小心万在意才保下来。其实，前两个并没有不小心，算是该着的吧。小僮生下来，一然宝贝得不得了。现在爹爹不在家了，她倒真的是长大了，一点不烦大人。”

    “听口音你跟龙先生是同乡？”

    “是的。说起来不好意思。”不知龙太太原本就是个健谈的人还是忽然有了可以倾诉的对象。“我们家乡封建得很，恨不得把“女子无才便是德”做成匾挂在房里。一般最开通人家的女孩子上完初中也就停学了。没有家里大人陪着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其实，我那时候上学满起劲的。数学老师还蛮看重我的呢，说我有天分。我喜欢那些12345，解习题一坐能坐一天不动窝。算是常人说的‘心有灵犀’吧。可是，家里大人说不准上学，你有什么法子？有天，姨母带我上戏园子看戏，我从小就是个戏迷。那时候的戏园子不单戏好看，有吃有喝热闹得很。我嘛，傻乎乎、欢天喜地地去了。那天看的是我们家乡的黄梅戏《玉堂春》。喏，就跟京剧《女起解》是一个故事，古时候的真人真事。一个叫苏三的女孩子先是被人卖给妓院，又被人诬陷判了死刑。不过最后还是被搭救了。”

维婷静静地听着，点点头表示她知道那出戏的故事。

    龙太太接着说下去：“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怎么就觉得那个演苏三的唱得格外好听，姨母也这么说。回到家第二天，有人来提亲。我才晓得，看戏是事先安排好的。一然在戏园子里偷偷地相我呢。他要先中了意才许媒人到我家来提亲。没多久就结婚了。我们那样的人家，父母叫你结婚，你敢不结？我倒没有可抱怨的。一然对我不错，世上好多女人连这一点点福气也是没有的。唉, 想起来，我那时真是个孩子。有次他带我去看个什么外国电影。我根本看不懂，结果睡着了。出来，他怨我，‘这么好的电影全部浪费在你身上了’。”她笑了笑。

    看妈妈笑，小僮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后来呢？”维婷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问了这么一句。

    “后来嘛，他到这地方来工作，我自然就跟到来了。我们家乡虽然是江南富庶之地，但是个小地方。这里虽然偏僻，毕竟是省城，不像我们那地方那么封建。喏，解放前就有女孩子上大学，搞自由恋爱，开通得很噢。”

    维婷脸上发起烧来。她起身说：“一说话就把时间忘了。”

    龙太太客气地说：“不要急，在我这里吃午饭好了。”

    “不了，”维婷推辞说，“我还有点事情要办。”

    “那，刚才说的那两件事，就请多麻烦沈老师了。”

    “放心好了，有了消息我立刻告诉你。”维婷已经开始在心里盘算如何着手操办这两件事了。

天丫海脚

八

    大年初一，老天爷开恩，湛蓝的天上连片浮云都看不见。并不是没有浮云，只是一然从高墙下放风的小院井底似地向上看，天的面积很小就是了。看守所里别有一番节日气氛：看守的口气不像往常那么凶狠；目光不像往常那么严厉；手里的警棍不像往常那么轻易举起；犯人的嗓音也较平时放大了些。中午，居然吃到粗米干饭（平时看守所的犯人不劳动，伙食定量低，顿顿稀粥）并且管饱。幸运的还在菜里找到一星半点的肉末。午饭以后，犯人在院子里三方围坐，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虎视眈眈的俯瞰之下，等待所长大驾来临举行春节娱乐会。

    寒风被看守所的高墙阻挡在外，耀眼的太阳慷概地将它的光芒撒在犯人的头上、脸上、身上。所长还没来，躲在人们棉衣的小动物们倒踊跃起来。看守所人挤人的大通铺是跳蚤、虱子和臭虫的天堂。它们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身上，从另一个人身上钻到铺盖里、从铺盖里钻到通铺的木板缝里和四周的墙缝里。这些可恶的小东西虽然生命短暂，但极尽旺盛的繁衍之能事，在铺盖、木板缝和墙缝里养下一窝又一窝嗜血无度的后代。肆无忌惮地在犯人的身上寻欢作乐，旧的没去新的又来。在和暖的阳光底下，一个人开始挠痒痒，他两边的人身上也开始发痒。像平静的湖水里投下了一个石子，涟漪迅速扩大，大家发热的身上都痒起来，有人干脆脱下棉衣大打歼灭仗。很快地，人们手上显出了血迹，从而咬牙切齿越战越猛。

    墙根底下坐着一溜女犯。其中一个把手伸进棉衣挠着，冲着男犯们说：“好了、好了，别挠了，再挠我也得脱衣服了。”

    “好啊！来来来，要我帮你吗？”一个男犯阴阳怪气地接茬道。

    其他男犯人猥琐地笑起来。

    “你耍流氓！”那个女犯自知失口，却又不示弱。

    “不要骂人好不好？你自己说脱衣服，我不过是愿意助人为乐罢了。”那男犯嘻皮笑脸地回答。

    站在附近的守卫看他们一来一回地斗嘴，乐得看热闹。平日，犯人是不可以大声讲话、更没有这样好戏看。

    人怎么可以如此缺心少肺，龙一然心中一阵鄙夷，都到了这般田地还在打情骂俏,不可理喻。“所长来了。”他轻轻拉了拉那个贫嘴人的棉袄袖子，小心地避免把那人破旧的棉袄面撕坏。

    所长讲了几句不疼不痒的话。“恭贺新禧”“万事如意”之类的话在这里似乎不适用，他简单地给大家祝了个“春节好”，然后宣布开始联欢。

    女犯中一个大学生模样，穿着供给制发的棉制服，梳着两条短辫的青年充当司仪的报幕：

    “第一个节目，京剧《女起解》。”

    随着她的话音，两个看不出年纪的男人，嘴里一阵咚咚呛，蹦到一块五尺见方的没有幕布没有台子的“舞台”上。这两个人，一个满脸横肉、面目可憎，穿着沾满油渍污泥的百衲袄，另一个尖嘴猴腮、五官滑稽，穿着同样肮脏的中式棉服，胳膊肘、袖口、下襟、膝盖和裤脚露着棉絮。龙一然没见过这两个人，不知道所长变得什么戏法搞来这两个烂叫花子。只见那前一个口中唸唸有词，一阵跨来跳去之后，后一个便哑声哑气地嚎叫起来：

    苏三离了洪洞县，

    将身来在大街前。

    未曾开言我心内惨，

    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

    “哄”地一声，看守和犯人个个笑得眼泪汪汪肚皮酸痛。

    一然对旁边的人笑道：“这崇公道不说他也罢了，那苏三果真如此，定会把过往的君子全吓跑，哪里还敢听她细言？”

    此言说罢，一个遥远的记忆浮上心头，一然陡地浑身一震，顿感喉咙发哽。他蒙着脸装笑，眼泪哗然而下。

天丫海脚

九

    上元节过去了，山城冬去春来。通铺上渐渐地宽松起来。翻身不再招骂，仰卧不再犯忌。对犯人来说，这好比“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然估计这一轮政治运动好歹是进入收尾阶段了。

    一日放风，龙一然在看守所的院子里踱着步，心里数了数，到今天为止进来整整三个月了。才三个月，他诧叹，自己已然记不清外面的人和世界的模样了。这些日子，梦中的太太长着维婷的面孔；梦中的女儿讲话带的是太太的口音；街上的行人面如神鬼；到处阴气逼人。前几年，政府号召妇女走出家门，因为他的阻拦，太太没参加工作。现在他身陷囹圄，母女俩的生计成了大难题。千不该万不该，千不该万不该啊。要是维婷能去看看她们母女两人就好了。可是，她会吗？正想着，突然一阵春风席地而来将一张被不知道多少人踩踏过的，破旧发黄的报纸卷到龙一然脚边。想都没想，他一脚踩住。这是他进了看守所以后看见的第一片报纸，一片比巴掌打不了多少的旧报纸。旧也好，破也罢，这是一片报纸！这片报纸就在他脚底下，奇迹一般。他浑身颤抖，每一个细胞和每一根筋都绷得紧紧的，那久违的铅字比久违亲人还亲。他向四周看看，见没人注意，蹲下身，迅速拾起那小片报纸。找了个背静的角落，他迫不急待地将其展开，努力辨认每一个铅字，连接每一个脱节的句子。这条没头没尾没标时间的关于苏联总理马林科夫下台、布尔加宁上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旧闻，给对“老大哥”家里的事情并无特别的兴趣的他意想不到的激奋。进看守所以来，一然“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无望地漂浮在自悲自怜的死水塘中。这时候他惊异地发现自己血还在流，心还在跳。他感到心慌意乱、手颤喘急。正要将这片报纸折叠起来放进口袋里待日后慢慢体会，一只突如其来的手把他手中的报纸一把夺去,随后便是一阵棒打脚踢呵斥怒骂。来不及分个皂白青红，一然抱头蜷身，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那也值了。

    不知过了多久，打骂停止了。一然依然抱着头蜷在地上一动不动，直到被人搡了一下叫他起来，他才睁开眼睛。见他睁开眼睛，推他那人起身走开了。一然慢慢地爬起来，垂头丧气走回号子。当他无意中将手插进衣服口袋里时，手指触到一张小小的纸片，他的身体像触了电一样颤抖起来。他走进号子，爬上通铺，蜷缩在自己的铺位上一动不动，手心里死死地攥着那张小纸片。他反复告诫自己不要冲动，必须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才能看那纸片上是不是写了什么。

    终于，开饭了。同号的人围着饭盆在他背后忙乎。一然将攥着纸片手慢慢地从口袋里抽出来。这张两寸见方的小纸片已经被他手里的汗水浸湿。费了很大的力气，他才辨认出维婷娟秀的蝇头小字：“华已任会计小女无恙”。欣喜、羞辱、感激、惭愧、悔恨、内疚、悲伤一股脑冲上心头。悲喜之余，一然更感无地自容。

    春去夏来，龙一然被一个反复的梦魇困扰。梦里，他浑身上下长出厚厚一层两寸多长的白毛。他真得变成人不人鬼不鬼了？！他想找面镜子看看自己的面孔，但又转念，若已变成一副魔鬼的嘴脸，怪吓人的。还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吧。可是四周是无边的旷野，没处躲也没处藏。一种冲动，一种狂跑的冲动驱使着他，既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目的性，他只知道他必须得跑，他必须飞快地逃跑。可他无法举步，两条腿酸溜溜得抬不起来，软绵绵得不听使唤。难道应该像动物那样趴着跑？可趴着跑是怎么个跑法呢？

    一夜，他在梦中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耳边响起一阵哐啷哐啷的开锁声，龙一然倏地醒来，狂跳的心几乎让他感到窒息。

    门开了，看守员高声地叫：“龙一然，出来！”

    面对“福音”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在这间号子里住了半年多，一然每时每刻都在等待这一嗓子，但时时刻刻又惧怕这一嗓子。此时此刻这一嗓子在他心里堆起无数个吊桶，上不来下不去，纠缠在一起，堵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心慌意乱地把几件简单的东西，牙刷、牙膏、毛巾卷在铺盖里。谁知道，也许还有几个小时，顶多几天他也许就连着堵得透不过气来感觉也感觉不到了。

同号子的犯人羡慕与恐惧交织的目光被咣铛一声锁在一然身后。

    一然跟在看守员后面，把铺盖卷紧紧地抱在胸前，像是护着自己的性命。

    走到一个办公室，看守员转过身，叫一然把铺盖卷留在外面。过道里空空如也，他只好把铺盖放在门外地上，本来就已经恐惧不安的心上平添了一层惶惶然——只有行将死亡的人才不需要铺盖啊。

    走进办公室，一然的头炸了，他是必死无疑了。坐在办公桌后等他来到的正是那个眉毛上长着黑痣的年轻人。这个人，无中生有，把他作为特务推进看守所这座地狱；这个人，曾对他口口声声“拒不交待只有死路一条”。现在，这个人只消略略一抬手指，就可以把他像捻一只无辜的小蚂蚁一样捻得粉碎。

    办公室的天棚上吊下来一根孤零零的电线，一只赤裸的灯泡发出昏惨的光。一然的头影投在办公桌上的一张纸上。汗如雨下的一然呆呆地看着那张纸。纸上印着字，但由于心太慌，光线太暗，他无法辨认纸上的字。一然垂在身体两侧汗津津的手抓着松垮的裤子，仿佛想把命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他太紧张了，身体不由地晃了一下，站在他身边的看守员习惯性地伸手扶了他一把，面对命运的判决摇摇欲倒的不只他一个。

    办公桌后面的人开始说话，一如既往地凌然严厉，想必是在宣判他的死刑。惊慌使一然的大脑无法正常运转，他只断断续续听见那人说:

    “……拥护党和政府……继续改造自己……不管到哪里都要重新做人……。”

    一然猛然懂了，他的命保住了。

    那人把五个手指一齐摁在桌上的那张纸上，一转，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旋开笔帽，递给一然。

    龙一然连看也没看纸上写了些什么，慌忙在那人手指着的空格里签了他的名，唯恐这一纸宣判被撤回，他被拉出去枪毙。

    龙一然一只胳膊夹着铺盖卷，跟在看守员后面顺着走廊，走进一个院子，穿过院子，来到一个不起眼的小铁门前。看门的警卫开了锁，看守员说：“走吧。”

    看守员也许还说了些别的什么，可一然懵懵懂懂没听见。他跨出小门，迎面看见昏黄如豆的街灯下站着焦急的太太宝华。他迷惑了，怎么回事？

    回头看看身后已经紧闭的小门，啊，他自由了！

    宝华迎上来，一然只会不住地说：“没想到，真没想到还能活着出来。”

    太太悄声告诉一然，是一个叫沈维婷的女人走了好多门路，把他给弄出来的。

    仍然处在惊愕之中的一然愣愣地说：“哪晓得她有这么神通广大。”

    宝华忽然明白了什么似的，怏怏地说：“沈小姐马上就要结婚了。听说她对象长相蛮不错的，就是眉毛上有颗很大的黑痣。”

—完—

吴卫东

天丫海脚 发表于 2014-6-24 13:17
九上元节过去了，山城冬去春来。通铺上渐渐地宽松起来。翻身不再招骂，仰卧不再犯忌。对犯人来说，这好比“ ...

拜读大作，为主人公感慨。喜欢结尾，利落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