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宋宝安 于 2014-4-25 18:43 编辑
草场街小学 宋宝安 返城后的第二年,我上了职工大学。那时的职工大学,教学楼正在建设中,白天的课程基本安排在平房的四间教室里;小学一般没有晚自习,所以晚上的课程就暂时借小学教室的“花”,献我们这些老学子的“佛”了。 晚上的课,我们班安排在草场街小学。草场街小学,我不陌生,那是我的母校。依旧是印象中的那般模样,四周的平房教室围成了操场,像似超大的北京四合院。与印象中不尽相同的是,原来沙和土性质的操场已由混凝土所替代。草场街小学,解放初期建校。初期的塘沽规模很小,小学校虽少,但够不上可怜。据我所知,除了北塘,东西沽小学;塘沽仅有解放路,草场街,工人新村,明星路等几座小学。其中的明星路小学,原本是永利厂(后来的天津碱厂)自立的子弟小学,后来扩招,变更了归属。塘沽的道路,东西走向的叫“道”,南北走向的称“路”;比“道路”略逊一筹的是“街”,草场街小学因草场街而命名,草场街又因毗邻着一个大草料场而得名。草场街小学虽然没有后来兴办起来的“向阳小学”,“实验小学”牌子响亮,显赫,可我总觉得“草场街”独具凭吊的琢磨头儿,历史的沧桑感。 我在草场街小学读了六年书。一二年级时,学校正门门前的那个草料场还保留着原始的遗迹,只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地空余黄鹤楼”了。后来,草场的周围盖起了三层楼房,草场的名与实俱损,变迁了归属。草场街小学的校门,也由面南,而改换门庭,面西。 说了学校,就得谈及学校的老师,谈学校不谈老师,就像挂对联只有上联,见到的人会不满意。草场街小学在我就读时,有两个邢老师,大邢老师教高年级,给人的印象是低头思考,学问挺深的样子。小邢老师——邢子忠,是我一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后来改教体育,我上职大时曾打听过,他还在教体育。三四年级时,班主任是张老师,没结婚,听说在家里还是老闺女,挺“圣”。她的名字记不下了,给我的印象是爱哭,其实大多是,学生们根本没捣乱,是她在自作多情。计算女人的头发,要比计算女人的情感容易多了。草场街小学还有两个张老师,是嫡亲的兄弟。小张老师教高年级的算数,没教过我;对于大张老师——张景芷,无论高低年级“妇孺皆知”。他是候补党员,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人很幽默,爱搞笑,孩子们都喜欢他。记得有一次,看完纪录片“万恶的刘文彩”,在回学校的路上,大张老师突然说,“刘文彩呀,你就是草场街小学的张景芷,现在,他要进棺材。”然后,他跑了几步,在大约六十公分高的木制垃圾箱上来了个“跳山羊”越过……。后来,在小树林下棋时,还见过几回大张老师,人老了许多,在我浆糊般的思维里,他永远都是候补党员,不会改变,就象他改不了幽默,改了,就不是大张老师了。五六年级,我们的班主任是郭学敏老师。郭老师多才多技,教过音乐,风琴,手风琴都会弹,板书也很好。当我们班主任时,她教语文。教我们两年的假期中,她多次组织“语法兴趣小组”,(是不收费的,足令现今“大捞”的人汗颜)提高我们的语文水平。那时,没有较为系统的专门语法书,《语法修辞讲话》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泛谈。 郭老师不止一次地说过,说我很像电影《红孩子》里的其中一个,直到今天,除了红得发紫很像以外,我还真没看出到底像哪个?郭老师对我的印象深刻,下乡以后,有一年春节刚过,郭老师带着许多小学同学到家中找我,说是要照相,照个“母校老同学纪念照”,遗憾的是,那一年我没回家探亲。薄命之花,无需长生之肥。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天道如此,沧海桑田。如果不因上职大重蹈草场街小学校门的话,唯恐我很难想起“她”,就像不给父母通个电话,打一封信,忙碌的游子,突然间,撞回了父母的身边,定会撒娇似地说,我一直都在想念着你。
2014/4/23于塘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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