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之道

柏弘耀

【转载】从周恩来留法看读书无用论的现代肇端  2014-03-09 中国文化的开源之处，似乎有读书无用的痕迹。老子“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体。常使民无知无欲”、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当其典型了。老子有其特殊的出世思想，其本义如此，是无可厚非的。孔子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就产生争议了，“学而时习之”、“有教无类”反证他是主张认真读书的。  中国文化的继续发展，至于荀子，“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其主张读书的思想是清晰可见的。荀子之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至于至善”，向学求真是中国思想的主流。至于宋代，苏轼有一首很著名的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字面反对读书，但谁都没有误解他，他是讽刺官场的愚鲁黑暗，绝无提倡不读书的意思的。  唐代大军事家、大书法家顔真卿在抚州太守任上办过一案，很能体现中国古代官吏对民间学风的重视。一日，一面貌清丽的乡间小娘子诉请与丈夫离婚，呈上一诗，做为他丈夫杨志坚先前同意离婚，复又反悔的证据。那诗题为《送妻》，写：  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  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  荆钗任意撩新鬓，明镜从他别画眉。  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  依据唐代法律，协议离婚者应当照准，不得问罪。据此，顔真卿判准小娘子请求，与其丈夫杨志坚离婚，但令人惊异地做出如下判词：“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污辱乡闾，败伤风俗，若无斥贬，侥幸者多。阿王决二十后任改嫁，杨志坚秀才赠布绢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悉。”——由诗可知杨志坚素为儒学，风骚可摭，其妻却不甘清贫，要与离婚，依法当准，但褒贬有异：杖小娘子二十，赐杨志坚绢、米，并在军中安置文职。  但这样倡导民间读书的良好风气，到了现代便被革命之风淹没得陋敝不堪了。革命是穷人的事情，革命是“要武嘛”的事情，读书、学习是与革命背道而驰的。于是，读书无用论便在革命的时代大行其道，即使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辈亦不能免，他们甚至是现代“读书无用论”的肇端启动者。  让我们看看周恩来留法。他1920年10月到法国留学，1924年7月归国，历时三年有半。在赴法途中，同行者有说学建筑的，有说学医的，总之是科学救国、知识救国，周恩来嗤之以鼻，称：“我是改造社会的。”在法国的三年半，他一直地“革命”，白天四面走动，处于种种嚣闹之中，晚上则为国内《益世报》写稿，谋赚收入。读书、学习是没时间的。信史记载，如此前他在日本一样，从没到法国哪个正规学校注册——所谓的中法大学，应当就是今天的滥于各国的孔子学院，只是为在当事国学习专业知识提供门槛的台阶的。  他也从未想过至任一个学校注册。“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与毛泽东一样，周恩来深谙晚唐章碣此诗的真谛。史记他也读得很精：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彼可取而代之”，后来不是果成就真霸王之位，取而代之了吗？  在法国，他常常暗哂那些“头悬梁、锥刺骨”的寒窗苦读者。  他自己做些什么，1921年6月，北洋民国政府到法国借款，他积极参与了拒款运动，反对借款。资料记载：中国驻法王公使与谈借款问题，“听众本盛气而来，满腔义愤，正苦无处发泄，忽聆其言，睹其形，全场大怒，大呼打打，打死他，群起和之，一场武剧遂因之开始，到会者约数百人，目的物仅一，故王君不免于拳之交加……王君已血流满面矣。”  民国政府就真的不该借款了吗？资料载，“这次所谓“借款”的真实企图是：一为维持经营不力、行将倒闭的法国中法实业银行(2亿法郎)；二为政府购买军火，进行罪恶的军阀战争(7500万法郎)；三是经手人回扣(2500万法郎)。更不能容忍的是该项借款，以中国的印花、烟酒等税和滇渝铁路的筑路权为抵押(50年)”。除经手人回扣（真假不知，法方要回扣还是中方要回扣亦不得而知）上不得台面，前两项借款有何不可。税与筑路权抵押，也是商业常情。七十年后，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这样的借款及抵押方式，无任何可以惊怪的了！  那时候的（北洋）民国政府也真是人民的孙子。该事件的结局是：“陈公使及王秘书全体馆员，正式承认中国无秘密借款之必要，准将一切在法借款事项，交由留法中国各界所组织之委员会审查，得其同意，方能照办。”此决议由沈秘书缮写两份，一份由王秘书当众签字，一份带交陈公使签字后，于一周内寄交委员会。从而中止了中法秘密借款。  周后来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8月，周与同友讨论苏联对中国的支援问题——对广州政府的支援。他们认为，对广州政府的炮火、军械、金钱支援，将使国民党丧失独立性，会丧权辱国，故持反对态度。但由于党（周此时已加入共产党）的上层的指意，他们取消了原来所持立场。  对国民党受援可能为儡，他们是存有担心的。但其后他们受共产国际和和苏俄的支援，将其“国名”也定为“中华苏维埃”，赤裸裸的辱祖辱宗行为，竟然无一点自觉自识了！  资料记载，多位与周相与者评价：周极不关心理论，但听人一说，极善于将他人所说的理论综合表达出来。——显然，他是一位不爱学习的机辩者！毛泽东也是这样的人，并不深读，但他在山沟里“参透了马列主义”、他能“捧着三国演义指导中国革命”。  虽不是法国人，但他们对于主国并不客气。在法国雷诺汽车厂，他与邓小平——当时不过是毛头小子——似乎还闹事革过老板的命。不知真否，但到后来掌国，这都成他们的传奇经历了。  要而言之，周恩来是不读书的人，至少留法期间是这样的。同一时期的留法同仁，邓小平、蔡和森、向警予、王若飞、陈毅、李富春、聂荣臻，他们都没有注册过学校，在法国上的是当年的“孔子学院”。  但二十余年后，他们都“彼可取而代之”了，或座于中南海、天安门，或是中南海、天安门所崇的神！  与周恩来的命运相应，与周先后留法的，陈玄娤一样的那些寒窗苦读者，艺术家徐悲鸿、常书鸿、李健吾、潘玉良、吴冠中、刘开渠，作家：巴金、钱钟书、艾青、戴望舒，科学家严济慈、钱三强、李书华、朱冼、汪德昭，历史学家陈寅恪，他们有几人是善终的。赶上文革好时代的人，又有几人未在文革中遭遇灾难，赖他们不学习、四处游逛的老朋友施以照顾？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白卷先生”，“白卷状元”，奇异的“读书无用”的怪现象，原来是从上个世纪初，由周恩来一代的年轻人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