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道歉了

石予民

左小刀：毛主席的“红卫兵”道歉了

　　近半年来，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新风——个人道歉。2013年6月，山东老人刘伯勤在《炎黄春秋》杂志刊登广告，向他在“文革”中伤害过的老师和同学致歉。不仅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谅解，还受到社会广泛的称赞。

　　“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刘伯勤先生的这一反思，也渐成社会共识。

　　类似的个人道歉，前些年也曾有过，但未引起像今天这么强烈而持续的效应。近几年，现实社会越来越不如人意，社会不公显著，民众在对“文革”历史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不少人开始怀念“文革”时代。在这个时候，当年的“红卫兵”站出来道歉，除了在个体层面上让愧疚之心得以安慰，更激活了全社会对那段国家历史的回忆和反思。

　　刘伯勤先生的举动给当年的“红卫兵”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作为“红二代”代表，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的道歉受到更广泛关注。陈小鲁说，“我虽然没打人，但我作为一个学生领袖造反了，破坏了学校秩序，才造成了侵犯人权的事。我问自己，一千多个学生，以我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我可以不造反，没有人强迫我必须造反，当时也有人包括一些干部并没有造反，为什么我选择了造反，那我就必须负责任，因为我精神领袖的作用在那里摆着”。

　　2013年底，《中国新闻周刊》主办的“影响中国2013年度人物”活动，特别向陈小鲁等“文革”忏悔者致以“年度致敬”。

　　或许正是在他们的带头作用以及社会上形成的宽容气氛的影响下，1月12日，以宋彬彬、刘进等北师大女附中学生聚集在母校，公开向当年的老师、同学以及教师子女致歉。然而，这一次宋彬彬却没有那么幸运，除鼓励的声音之外，很多非议也接踵而来。这或许是宋彬彬始料未及的。

　　之所以受到非议，或许源于她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并被毛泽东建议改名“宋要武”。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宋彬彬在卞仲耘校长死亡事件中的责任问题。关于卞仲耘之死，这几年的研究文章已经有很多，但其中一些关键细节仍然扑朔迷离，而作为当时的学生负责人之一的宋彬彬，一直被视为具体责任人之一。宋彬彬这些年不断为自己申辩，却并未因此得清白。

　　反思的前提是还原真相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全社会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是在谈到“文革”中的暴力行为时，我们更多地是从国家大环境的角度来体谅个人的“身不由己”。也正是这种对宏观环境的强调，让我们错过了不少反思“文革”的好机会。对于历史的细节，更多地采取一种“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的态度，很长时间里大家互相保持沉默，唯恐揭开过去的“伤疤”。

　　但是，真正的反思，必须直面历史的细节。在这次道歉中，作为当时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宋彬彬没有回避自己在“8·5事件”中的领导责任，但也仅限于这份责任，她称，“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件’。……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这和她过去几年为自己所做的辩护是一致的，也和过去一样不被卞校长的家人接受，也被不少人视为是为自己推脱责任。卞仲耘之死，虽是历史事件了，但毕竟人命关天的大事。虽然，“文革”结束不久，卞仲耘就得以“平反”，但她自己却永远看不到了。这些年，卞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多年来不曾放弃调查和追责，于情于理也必须有人负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卞校长是北京第一位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这次事件起到很坏的示范效应。

　　然而，追责的前提是尽可能地还原真相，历史需要更多的细节。但至少从现有材料来看，没有证据证明宋彬彬是参与殴打卞仲耘校长的直接行为人，似乎更多的是领导责任，至于谁是打人的直接行为人，还不得而知。

　　国家角色与大局意识

　　还原历史真相要关注微观细节，也要结合宏观背景。文史学者丁东先生是宋彬彬的校友，也曾经历那段历史。宋彬彬等人主动站出来道歉，为当年的历史错误承担责任是值得肯定的。丁东先生说：“卞仲耘之死，不仅仅是校长和学生两方面的事。要把基层的事件放在“文革”的全局中考察。从1966年6月开始，不只是师大女附中一个学校的领导被打倒，进而成为暴力摧残的对象，全国大中学校的校长书记几乎同时遭遇了灭顶之灾。究其原因，就不能不直面当时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决策。”

　　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尽管提到了“在辩论中，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也强调“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在当时，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由这样的指导方针作指导，“文斗”变“武斗”几乎是必然，卞仲耘之死也成为“文革”暴力的标志之一。十三天后，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从这一天，“宋彬彬”以“宋要武”的名字广为人知。尽管宋彬彬不断强调自己并未接受这一名字，但是“要武”却成了最高指示，直接将“文革”暴力推向了高潮。

　　让我们看一看，党中央是如何反思的。1981年党内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做了这样的总结：“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历史决议》对“文革”发动者毛泽东的责任却又是辩证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如此从“大局”出发的整体化和辩证法叙事造成的直接结果是，整体否定，但无人担责的局面。如此，“文革”的阴影或许一直都笼罩在中华民族的上空。

　　“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
　　类似的国家性灾难还有很多，在很多地区（尤其是极权统治地区）都曾发生过，比如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北爱尔兰的“血色星期日”、韩国的“光州事件”等等。中国“文革”的独特性在于，这是一场由领导人发动的全民互斗运动，很多受害者在整个过程中也曾作为施害者出现。我们看到，尽管拖延了很多年，很多国家都站出来，为当年的错误道歉并负责。我们透过媒体，几乎每年都可看到，这些地区和国家的领导人在纪念日当天公开悼念受难者，并向受难者家属致歉。

　　政治学者刘瑜说：“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很多时候，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

　　“文革”受难者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公民，而非一个抽象的符号，直面和反思历史，是一系列的事情，《历史决议》只是一个起点，决不能止于此。

　　如今，越来越多的个体出来道歉，让我们感到欣慰。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更应该道歉。因为，一个国家对历史的态度，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

来源: 《财经文摘》2014年第二期| 来源日期：2014-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