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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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宏图--谁能给我一个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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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4 23:07: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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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故事之八十八——
谁能给我一个支点
贾宏图
    劣等香烟的呛人气味,充满了道里区兆麟街道办事处那间不大的办公室。迷蒙的烟雾中,挤着十多个人,有人坐着,有人站着,有人蹲着,就为等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北大荒曾经有过的身份:连长、指导员、医生、教师、会计、司机、电工、拖拉机手、农工……
   “去四个打扫卫生,去五个跟车拉残土,去六个卸货……”呼拉拉上了一大帮人,抢着活的人急匆匆地上工了,这点儿活也许只够他们干半天的;没抢上的,还要等明天、后天。在人群中,我们看清了那个蹲在屋角瘦小精干的身影。他叫孙刚元,带着北大荒十一年战斗的疲惫和伤痕,1979年冬天回到了家乡,也挤进了待业青年的队伍。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下子自己成了这个日夜思念的城市里多余的人。他感到委屈、悲凉,甚至屈辱,可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
    当年15岁的他也是在锣鼓喧天中登上北去的列车的。他在名山农场(12团)的采石场,当上了打石工。他用颤抖的手挥起五六公斤重的大锤,十五六公斤重的撬杠在他的手上磨起一串串的血泡,可他健壮起来,成了一条汉子。后来他成了打钎能手,能把在烈焰中烧红的钢筋打成穿透磐石的锐利钢钎,他也锤炼得比钢还坚强。再后来,他又成了排炮的高手,那是最危险的活,他能把随时爆炸的哑炮的引信一个个挖除。每次排炮时,他都在自己身下铺一块木板,他笑着说,为了保自己的全尸。在一次次的生死考验中,他感悟了生命的意义,变得更加勇敢和机智。他又被调到团部当了电工,他点灯熬油啃下了几本《电工学》,又不断在实践中摸索,结果成了手到病除的“电工大拿”。当他屁股后背着电工“三大件”晃在团部的大街上时,不知吸引了多少女知青的目光。
    但孙刚元的兴趣在音乐上。也许是受到在文化馆当干部的父亲的影响,从小在文化馆长大的他,对什么乐器都喜欢、都玩过。在下乡之前,他的二胡已拉得不错,可下乡到了采石场,手指变粗了,又是满手老茧,二胡已拉不上调了。到了团部当电工,他又把二胡拣了起来,一拉起来就是如痴如醉。有时休息日,他竟一拉十几个小时,忘了吃饭,忘了睡觉。更让他高兴的是,他拢起了团部一帮爱好音乐的知青。他有一部破电唱机,还有几张老唱片,知青们聚到电工房一起听唱片,就像严寒的冬夜围着火炉般地温暖和快乐。当时,从北京探家回来的战友带回一张“梁祝”的唱片,那是俞丽拿拉的小提琴曲,他们听得心醉神迷。他们在广播里一听到新歌,就去信向编辑部要歌片,后来写信太多,连邮费都付不起了。有人出主意,只要把信封的右上角剪掉就不用贴邮票。这样他们的信写得就更多了。孙刚元还通过北京知青梁建一,认识了他当作曲家的父亲梁克祥(解放军乐团团长、《北京颂词》的曲作者),曾给他寄过自己谱的曲子,还得到过他的指点。梁建一返城后,还给他寄来一纸箱音乐资料,其中有中国一批大作曲家的通信和手稿,可惜后来在辗转中都遗失了。音乐像女神安慰着一些远离家乡的年轻人冰冷的心,但也给他们带来麻烦。孙刚元因组织“裴多菲俱乐部”而影响了入党和政治进步。但他从不后悔,并永远珍惜那美好的时光。
    北大荒的泥泞、风雨、大烟炮,并没有动摇他“扎根边疆”的决心,但一个个战友的离去,也让他不时感到孤独和苍凉。他们或当兵,或上学、或招工,走得很堂皇。可是这些机会,都与他失之交臂。后来他报考哈师院艺术系的二胡专业,经过层层选拔,最后合江地区就剩下他们几个人。这时招生的老师问他:“谁是你的老师?”他摇了摇头,那人说,这几个人有的是我的学生,可合江地区只能收一个人。你还到佳木斯录音吗?不想再陪榜的孙刚元苦笑着摇了摇头。到了1979年底,团里的知青已所剩无几了。领导来找他:“刚元,你也走吧!你很聪明,又有满身的本事,回家干点啥不行?”在背着简单的行李登上末班回家的火车时,15岁下乡时没流过泪的孙刚元,26岁的他却热泪长流了。
    孙刚元默默地回到了道里民主大院那间挤了全家六口人的9平方米的小屋。听着母亲的长吁短叹,看着父亲焦虑的目光,孙刚元坐立不安。他终于走进了兆麟街道办事处那间小屋。他那在北大荒风雪中锤炼过的瘦小身体里充满着无穷的力量。那时,他想起阿基米德的一句话:谁能给我一点支点,我能撬动地球。
    这时,有人给孙刚元送来“支点”,他和几个人被安排到基建工地挖地糟。工长命令必须两天完成,他们一上午就完活儿了。因为这比起北大荒修水利每人每天几十方土,简直是小菜一碟。工长怀疑地拿起铁锹瞪大眼睛看了半天。工长又让他们去挑砖,必须供得上瓦工用料。他们挑起“五码”的担子,行如风,稳如钟。这比起北大荒抬木头、扛着90公斤的麻袋上三级跳,更是一碟小菜。断钢筋是个技术活,当时没有断切设备,只能把钢筋夹在有刃的工具上,用大锤来砸断。这是孙刚元的拿手好戏,他抡起大锤,一锤一个准,引得一片叫好声。
    街道办事处不断接到用工单位对这些返城老知青的好评,感叹他们真的“好使”。然而好使的人得不到最能发挥他们作用的位置。当年因为大学里没有平静的课桌、工厂没有他们工作的位置,他们远走他乡。现在他们回来了,却难寻立脚之地。这就是那一代人的命运吗?孙刚元到了一家街道妇女办的纸盒厂当裁纸工,尽管他和另一位知青创造了个人记件的最高记录,每月得到50元的最高工资,可是因为感觉太憋屈,他又去寻找心灵的自由。他跑到苇河林业局的那片大山里,背着一台珠江120的老相机爬山涉水,走进遥远的林场,走进林场职工家的小院。看着那一张张朴实真诚的笑脸,他很开心。他白天照晚上冲洗,二片一元钱三张,大受山里人欢迎。一年后,他又请在工商局当司机的同学帮忙,办了一个营业执照,成了松花江畔第一批个体摄影员。每天刚一亮天,他就跑到了江边为游客拍照。见人就问,能追则追,每天奔波江南江北,一年下来跑的路,早就超过了两万五千里。他天黑才能回家,先冲洗底片,再吃饭,吃完饭爬到9平方米小屋的吊铺上去印照片。夏天时闷热得汗如雨下,洗印完再烘干上光,装袋写信封,等第二天邮寄,一干就是大半夜。刚眯上一觉,天又亮了,又背着相机到江边干活了。那时最大的奢望是能多睡一会儿觉。
    当个体户照相不是孙刚元的理想工作,但不再让父母供养,已让他有些安然。和所有返城老知青一样,他也遇到了娶妻生子的问题。在北大荒时,孙刚元也是个“德艺双馨”的好小伙儿,颇受女知青的青睐。可是少不更事的他错过了许多花好月圆的时机。在哈尔滨这个浮华的城市,这个老知青却很难得到美女的关注,更主要是他手里没有多少钱,又没有像样的住房。而艺术情怀深厚的刚元的心境又很高,高不成而低不就,让他心烦意乱。在经常的怀旧中他突然想起了她,他们相识于那一次艰难的探家之旅。
    那是1977年春节前的事。归心似箭的知青们都踏上了回家的路程,他们满身披挂地带着孝敬父母的农副产品,所有的车站都是人满为患了。孙刚元也和大家一起回家,因为他在团里当电工关系多,所带的东西都已经托运走了。探家的知青从名山坐汽车,到鹤岗再换到佳木斯的火车,然后再换车,一路上不知要挨多少累。在鹤岗车站刚元见到了17连的哈尔滨女知青邵玉香,她是1976年来的那批小知青,还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她背了一袋白面,还领着他们连一个患精神病的小伙子。那孩子是和她一起从平房区下乡到名山的,连里让她把他带回去。虽然刚元和小邵并不熟,他还是赶上去帮忙。这时进站口已经水泄不通了,他背着那袋面领着两个孩子绕到远处的大墙边。他让那个男孩子蹲着让小邵踩着他的肩膀爬上墙,再把面扔到站里;然后再让那孩子把他托到墙上,他再把那孩子拉过墙来。等他们赶到火车前车门都关上了,怎么也叫不开。这时,刚元从地下捡起一块砖头对车里人唬着大喊:“你们不开窗,我就砸了!”里面的人吓得赶快开窗,刚元趁机把小邵和那男孩子还有那袋面举起来塞进去,然后他们俩再一人一只手把他从车窗外拉进去。到了佳木斯车站,他们故伎重演,又一起登上到哈尔滨的火车。在火车上他们站了一宿,到了哈尔滨站后,刚元又把他们俩和随身带的东西一起送到平房区他们的家中。小邵的父亲,那位抗美援朝转业的老战士特别感动,特意把刚元留下吃饭。探亲结束回团后,小邵到团部办事,还到电工房看过刚元。她总是笑,没有多少话。后来,小邵几乎和刚元同时返城,到她父亲所在邮局接了班,他们的联系也就断了。
    1981年那个江畔开满紫色丁香花的季节,孙刚元特别想去看望邵玉香。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又把头梳了梳,坐汽车跑到了平房区的那个小邮电所,找到了正上班的小邵。她很吃惊,你怎么来了?刚元笑着说,看看你还不行嘛!午休时,就在小邵的营业所后屋,他对她说,不知为什么,别人给我介绍的对象我都看不中。他问小邵:“你处朋友了吗?”小邵摇了摇头。刚元高兴地说:“休息日,你到江边玩吧!我给你照相。”邵玉香如约前往,那天她换了一身花衣服,刚元觉得江边那么多漂亮姑娘,谁也赶不上玉香。
    只见了几次面,刚元就和玉香谈婚论嫁了。那位抗美援朝老战士四五年前就看好了这个善良实在的小伙子,他并不在意刚元比女儿大了七八岁。第二年刚元就和玉香在父母那间9平方米的小屋结婚了,父母搬到了另一间9平方米的小屋,后来弟弟在这间房结婚,父母领着小弟住进了文化馆一间旧水房。都说知青吃了不少苦,其实他们的父母经历的苦难更多,他们操劳得都早早就白了头。盼了三四年,总算父亲单位分给一间草顶的土房,刚元和媳妇精心收拾了一下,也算有了自己的窝。在草屋里长大的儿子,后来成了优秀的大学生。
    虽然当个体摄影员使孙刚元能让老婆孩子不愁衣食,可习惯在国有体制下生活的他渴望组织的领导,也希望干点自己更喜欢的工作。于是,他到了父亲所在的文化馆的大集体,每天忙活一些和文化贴边的事。由于刚元的出色表现,1996年他被录用为文化馆的工人,这就像漂泊者爬上了一条大船。他不甘心,还要成为文化馆的“国家干部”,那是更高的门槛,台阶是大学文凭。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又开始攻大学文凭,三年的大专,又是三年的本科,都是业余学习,其中的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期间,区里有个政策,如果能到乡镇企业扶贫三年,可以转干。这样,他又跑到了城郊的榆树乡……等到这些程序都走完了,我们满脸年轮的老孙(应该这样称呼他了)离退休也差不了多远了。真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这也是返城老知青的共同命运,他们懒得抱怨了,因为抱怨没有什么意义。
    现在孙刚元是道里区文化馆的办公室主任,忙活的都是为大家服务的杂事。其实刚元是很有才华的,干什么像什么,这个业余摄影作者,参加全国的“华夏一日”摄影大赛还得过铜奖。1998年抗洪中,他抢拍的***同志视察江坝的照片,也得过大奖。但是刚元的主要精力都用在非专业的事务性工作上,他很忙,也很操劳,面容总是很憔悴。他还是哈尔滨知青联谊会的发起人之一,这十多年他无偿地为大家办了许多事,所有的活动他都跑前跑后。前几个月,一个北京老知青的骨灰由他的家人送回建三江,刚元跑到车站去接,一直把他们送到建三江的创业农场,还拍回许多感人的照片。
    那天“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刚元来找我,我问他:“有谁给你一个支点了吗?”他笑了:“谁能给我们支点?都是要自己找。”我又问,如果真有机会,你会干什么?他说,我可能去搞音乐,我有这方面的才能。后来我弟弟考进了海政文工团,干得挺好。如果学技术,也许我能成为苏广铭那样的高级技师和劳模,因为我肯钻研,脑袋又不笨。他感叹,无论什么时代,每一个人的理想和现实都是有差距的。无论干什么,都能应职尽责,也就可以了。我说,这么多年,你总是沟沟坎坎的,多不容易。他说,这些年,我总想起毛主席的那句话:“主动的情况和有利的恢复,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是《沙家浜》中郭建光在芦苇荡中朗诵的毛主席语录,竟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他又说,比起那些下岗的老知青,比起那些埋在北大荒的战友,我已经很满足了。现在,我心静如水了。
    最后,刚元对我说,他现在还是中级职称,评副高级职称要发一篇论文,请我帮他找个发论文的刊物。我们的孩子有的都是副高职称了,可已经55岁的他还在准备副高职称的论文!我真的很难过。孙刚元还缺少论文吗?那论文早就写在了北大荒广阔的土地上,那是用青春和生命写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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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4 23:36:14 | 显示全部楼层

知青——共和国最受委屈的一代人。50年代在该长身体、受教育的时候,正撞上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革、上山下乡。我们出生就饿肚子,读书就闹革命,长大就下乡,结婚就撞上计划生育,参加工作就下岗,每次变革带来的痛楚,都切实发生在这一代人生命旅程最关键之时。
    社会主义是知青们所生活过的唯一经济制度,即便不喜欢,我们也熟知其好处:铁饭碗、公费医疗、退休劳保。当邓小平要打烂铁饭碗、“摸著石头过河”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为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我们这代人更倾向于留恋社会主义经济。对大回潮返城的800多万知青来说,向市场转型尤其困难。
    发达了的知青,不无矜持地陈述:那是一段人生难得的宝贵历练;名人了的知青,不无深沉地揭示:那是一场耐人回味的人生体验;下岗了的知青,不无懊丧地埋怨:那是一辈子不如意的开始。那上千万人的宝贵青春啊!已经逝者如斯。
    什么是“知青”?无论说得明白还是说不明白,如今大家都已无大碍。知青的孩子们一点也不赖,有着自己的生活时代。花甲已近的老知青啊,重要的还是对自己有个交代。


         从繁华城市向穷乡僻壤的行走,也算是文化的迁徙。
         从暖巢可栖到风雨世间的磨练,也算是人生的机遇。
         从年轻心灵到成熟理性的变化,也算是心路的历程。
         从孑然一身到成家立业的结果,也算是生命的大概。

......



支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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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7 11:47:14 | 显示全部楼层
柏弘耀 发表于 2013-12-24 23:36
知青——共和国最受委屈的一代人。50年代在该长身体、受教育的时候,正撞上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革、上山 ...


quote]孙刚元还缺少论文吗?那论文早就写在了北大荒广阔的土地上,那是用青春和生命写就的。
[/quote]每个知青都有一篇这样的论文,它是用岁月,青春,汗水甚至血水写就。但社会不认这样的论文,国家不认这样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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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1 10:18:59 | 显示全部楼层
     下乡十多年返城后无形中各方面都有加强浑身都是干劲,当初我是想起大科学家阿基米德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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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9 11:05:10 | 显示全部楼层


     孙刚元和哈市知青联谊会等人几十年来,始终关注最普通最困难知青的命运,为他们做了大量的实事好事,他们协助政府部门在劳动局设了一个老知青窗口,专门办理没户口没档案那些人的退休问题。佳木斯的那所特殊的“知青病院”,正是由于哈市知青联谊会的首访和刚元的照片,世间才知道黑龙江竟有这样的一所特殊的“医院”,关怀关注纷至沓来(如十二团张念胜在上海接待十几位这个“知青病院”的”知青参观世贸会)。
    2011年,北京北大荒知青志愿者委员会要举办知青活动回顾展,我想找一张生活在最底层的知青战友照片用在十二团的展板上,发出求助后,唯有哈市回应。孙刚元和刁家书发来哈市蹬三轮的摆摊的饭店里打工的战友“工作照”。
    几十年了,各地知青回访名山,途径哈市,刚元等人做了无数迎来送往的事。在京知青联谊会1999年、2010年两次组织回访名山、名山拾光组2014年名山行等活动,都是孙刚元和刘玉条、魏玉、刁嘉书等人在哈市组织接待、安排联欢。哈市的几位战友,办退休手续时发现自己在名山农场下乡的档案没有记录,是刚元和农场联系补办的。2000年5月,天还很凉,刚元一人去名山,拍下了几千张农场即将消失的老房子照片,名山农场的宣传短片经常使用这些珍贵的资料照片。北京这里搞五十年纪念活动,刚元“命令”土豆代他捐款。9月21日,刚元由夫人陪同专门来参加北京的活动,24号就回上海了,来北京就想见见十二团的老朋友们,连自己在北京解放军军乐团工作的弟弟家都没去。
    刚元身上极其深厚的大荒情怀和不尚空谈干实事的作风,土豆极其敬佩,他也是土豆最敬重的知心朋友。目前,刚元是几次住院救治的高危病人,脑血管病变影响他的思维和行动,但说起知青和名山的事,他事事清晰,两眼放光。他的手、脑的协调性已经很差,估计也不会大好起来,敬请各位荒友理解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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