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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十年 陈小鲁 2013-11-20 时隔47年后，陈小鲁再一次出名了，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他的名字，他感到很意外。 47年前，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北京市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是大名鼎鼎的“西纠”发起人，他曾组织过3000多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北京市教育局和西城区重点中学的“黑线人物”。40多年后，他为自己当年的种种荒诞行为，作出公开而诚恳的道歉。 他一再强调，道歉是个人行为，“我在道歉中没有提毛泽东，没有提“四人帮”，没有提任何人。我是在做自我批评，我希望能找出犯错的原因，让后人避免重蹈覆辙。” 与父亲“划清界限”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陈小鲁是北京八中高三的学生，时年20岁。 因为是“开国元勋”之子，再加上平时接人待物成熟稳重，学习成绩优异，他在同学当中有相当高的威望，是学生中的精神领袖。 八中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采取“三三制”原则招生，即学生中1/3是干部子弟，1/3是普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子女，还有1/3是出身不太好、家庭有问题的黑五类子弟。在“出身论”“血统论”盛行的年代，这种出身差异，让学生之间有着天然无法消弭的隔阂。 “到了高中，我开始真正关心政治。”陈小鲁在米鹤都主编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一书中写道。外界纷纷扰扰的政治气氛，让本应该在学校好好读书的学生，在政治上过分早熟。尤其是干部子弟，因为掌握更多的“内部信息”，他们比其他学生更是先知先觉。 “文革”一开始，便宣布取消高考，停课闹革命，这让正值高三、背负着高考压力的陈小鲁兴奋不已。“我们当时都很高兴，因为学生就怕考试，我们高兴得欢呼雀跃，把书都扔掉了。” 没过多久，全国局势大乱，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一次，在吃饭的时候，陈毅问陈小鲁，“文化革命来势汹汹，你们学校怎么样了？”陈小鲁说，学校停课了。 陈毅时任外交部部长，对“文革”仍然心存疑虑。他对儿子说，你要积极参加运动，但要把握住自己，谨慎从事，并提出“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也不要问，别人问就说不知道。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你也不要跟我说”。 就这样，父子之间划清了界线，也等于是建立了一道防火墙，时局的变幻莫测，让所有人都谨小慎微。“后来我所有的行为，跟父亲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向他报告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些事情。”后来外交部也“着火”了，陈小鲁却有意识地避嫌，不去过问。 都是同学，抄什么家？ 1966年6月9日，北京八中发生了“老黄卖血事件”，“老黄”是八中的工友，因生活艰难，卖过几次血，这件事被学生发掘了出来，在学校贴了大字报，学生们认为学校领导“太没有阶级感情”，于是把学校领导揪到台上进行质问。 随后，团中央派工作组到八中，宣布校领导靠边站、写检讨，把学校控制了起来，但揭发来揭发去，并没有发现学校领导有多少问题。陈小鲁回忆道，在工作组主政的那段时间，整天就是开会，要求结合八中的实际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大家都觉得很枯燥，但谁也不知道运动该怎么搞，工作组也没谱，一天天混日子。 当时，毛泽东对学校有一个基本判断，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令，学生们暗自揣摩，究竟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终答案是，“不是一般老师，而是校领导”。 陈小鲁说，“我们当时对校领导的基本看法是，北京市是一个黑帮，官话叫‘反党集团’，就是‘彭罗陆杨’。他们有一个组织系统，包括北京市委、区委，到校内党支部，有一条黑线。校领导就是‘黑线人物’，而我们八中又是好学校，尤其在北京是个典型，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工作组进校没两天，学校就召开教职员工大会，陈小鲁作为学生代表在会上激情澎湃地讲话。他讲，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们当时只是要破除‘师道尊严’，动员老师起来造校领导的反，因为老师们经受了反右斗争，不敢说话，但我们认为老师是知情人，因为老师离校领导比我们近。” 当时，北京许多学校都出现了殴打老师的情况，但是，作为八中学生领袖的陈小鲁认为，多数老师都是团结的对象，只有个别能揭发出是“特务”或者“现行反革命”的除外。因为陈小鲁不主张斗老师，所以在八中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批斗老师的情况。 而对于同学，在陈小鲁眼里，则更应该是团结的对象，而不是斗争的对象。有同学主动提出要去抄自己家，陈小鲁反问，“我们都是同学，抄什么家？”他要那位同学回去整理家里的东西，把“不好”的东西处理掉。陈小鲁的这种态度，让那位同学心怀感激，在陈小鲁公开道歉后，他立即发来短信表示支持。 荣登“校革委会主任” 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宣布撤销工作组。随后，各校模仿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校革委会”，来领导学校的运动。 陈小鲁原本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但对“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要怎么搞，他心里也很虚，所以当时并不想进校革委会。可选举的结果，陈小鲁得了1100多票，差20多票就是满票，他被选为校革委会主任。他向记者回忆，“那时的青年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也是众望所归。大家选了你，没办法，只得干。” 就在这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影响深远的事。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大学学生谭力夫贴出一副红卫兵对联，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产生了轰动效应，围观者、传抄者、批评者无数，红五类和黑六类为这幅对联斗得不可开交。 虽然陈小鲁的“老子”无疑是英雄，他却不能认同这种“血统论”。当时，每个学校的红卫兵都有一个总部，还要有一个气壮山河、激情澎湃的宣言。八中学生在讨论成立红卫兵总部的时候，有人提出也要用谭力夫的对联作宣言，陈小鲁却不同意。 他提出，不如用毛主席的诗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么一说，也没有人敢说不行，但是初中的学生却不接受，结果没谈拢，八中红卫兵也就一直没有统一的总部，而陈小鲁也因此没有参加红卫兵。 解散民主党派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陈小鲁出名，陈小鲁的名字第一次广为人知，是因为他以八中红卫兵的名义发布了“解散民主党派”的通令。 当记者问道为什么会想要解散民主党派时，陈小鲁长长地喟叹，“这多少有点因为年轻呐！当时破四旧，红卫兵到处发通令，看到什么不顺眼，就发通令破掉。而且红卫兵都有出版的权利，就像现在写博客一样，可以随便写，写完了可以让印厂免费印刷，印完了就拿去散发、张贴，也没有人监督。我们也想写，也想表现一下自己嘛，最后我就想到民主党派还没人碰。” 为此，他们先学习了毛泽东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讲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但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错误，另一个是民主党派必须接受共产党的改造。 “我们当时认为第一条肯定没有问题，共产党领导没有错误，毛主席领导怎么会有错呢？实际上文化革命就是共产党领导错了。我当时觉得第二点他们没有做到，所以提出要把民主党派解散了”。 于是，他们以八中红卫兵的名义发布了通令，要求民主党派3天，即72小时内解散，发完通令，竟把这事给忘了。还没到72个小时，民主党派机关的群众组织就来电话问，期限到了，你们怎么办？ 其实当时谁也没想好要怎么解散，以为民主党派自己解散就完了，陈小鲁灵机一动说，收大印。他们说，那好，我们派车接你们。结果八个民主党派的大印都被没收了。 没想到这件事马上传开了，陈小鲁的名气陡增，他并没有意识到此事的重大性，“这事多少有点闹着玩，但它的牵动很大。”陈小鲁对记者说。 两天后，主管统战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的李富春把陈小鲁叫去训话，说你们好大的胆子，什么都敢管，连中央的事情都敢管。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就擅自作主？ 失控的音乐堂批判会 8月18日，“文化大革命”迎来了第一个高潮，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了上百万红卫兵，陈小鲁也跟着疯狂的人群高呼“毛主席万岁”。 如果说在8·18之前，局势还可以控制的话，那么在8·18之后，形势已经完全失控。因为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说了一句“要武嘛”，红卫兵认为这是个号召，武斗就控制不住了。 此前，党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革“十六条”，陈小鲁逐字逐句的学习，读到“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他自以为找到了方向。 他认为，运动搞了二个多月，没听说批斗北京教育系统的走资派，既然以前工作组在的时候不批，现在他们走了，我们应该批。他就挑头组织一次批判北京教育局的书记张文松和教育局局长李晨，还有几个西城区重点中学校领导的批判会。 除了八中外，陈小鲁还联络了四中、六中，他们欣然同意参加；他又到北京市教育局，邀请教育局的群众组织，他们也表示支持，并积极商定发言人，最后把场地安排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正好能容纳四、六、八中的三千人。 8月19日，批判会如期举行，陈小鲁坐在主席台上，他不是主持人，也没有发言。他原本单纯地以为，批判会就是组织一些人发言，喊喊口号，发完言就该结束了。 没想到意外很快发生，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抡起皮带抽那些书记、校长，打得他们头破血流，陈小鲁挡也挡不住。慌乱之中，他举起红卫兵的旗子，朝着那些冲上台的学生喊口号，“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这样才停了下来。 据八中当时的校长温寒江回忆，自己是被几个高一的学生押着，一路小跑才到的音乐堂，一路上被学生用皮带抽打。在批判会结束之后，还被打了整整3个小时。 批判会结束后一两天，死亡很快发生了，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因不堪虐待，上吊自杀。陈小鲁至今追悔莫及，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赶到学校南侧的那个教室里时，华锦全身浮肿，一动不动地躺在窗下的水泥地上。 发起成立“西纠” 音乐堂的武斗和华锦书记的死，给陈小鲁带来极大震撼，虽然他始终反对打人，但作为批判会的发起人，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思想也渐渐地由激进的革命造反转为保守。 当时，北京城一片混乱，打人、抄家、批斗都没人敢管。周恩来也讲，“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 听到这个消息，陈小鲁认为，红卫兵自身的缺点、错误，也应该有人来管。别人不敢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他说：“十六条有规定，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嘛！” 于是，他萌生了成立一个纠察队的想法，目的就是检查纪律、维持秩序、纠正红卫兵当中的不良作风，遏制红卫兵在破四旧、批斗领导过程中不讲政策的行为。 陈小鲁与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分子，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统一调度。之所以是“西城纠察队”，是因为四、六、八中都在西城区，“我们管好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儿就可以了，海淀、东城的太大了，我们管不了。” 结果一拍即合，8月25日，西纠成立，由北京四中的学生领袖孔丹担任西纠总司令，秦晓任宣传部部长。孔丹是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和周恩来秘书许明之子，秦晓则是中科院副秘书长秦力生之子，因为都是红二代领导，可以与中央直接联系，西纠的影响力非常大。 起初西城区有31个中学的红卫兵加入，后来扩展到50个。在陈小鲁的游说之下，东城区和海淀区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纠，但组织能力和影响力都不及西纠。 陈小鲁介绍，西纠成立的时候，中央是很支持的，周恩来、叶剑英、谢富治都到西纠总部去看过。西纠总部的办公地点也是中央批的，原来是在九三学社，后来搬到了西十六条，还专门拨了摩托车、军大衣。 有人认为陈小鲁是西纠的副司令，但他告诉记者，自己并没有担任过领导职务，甚至在西纠总部只待了一天。“发起成立西纠，靠的是我在学校里的威信，四中的同学成为主要负责人，在那里主政。我比较随和，也自觉地不管什么事了。那时西纠与总理保持着密切联系，总理、叶帅都很支持西纠的事。”陈小鲁说。 江青解散“西纠” 对于西纠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学者有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西纠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维护治安、保护老干部、规范批斗会的规格和纪律等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西纠是一个暴力组织，鼓吹血统论，以贵族自居，建立非法关押人的劳教所，是红二代为了保护自己的父母而成立的。 看一段西纠的宣传主张，或许可以大致明白其宗旨——“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对于外界对西纠的质疑，陈小鲁并不避讳，他指出，当时自己成立西纠的目的是维持秩序，后来发布的13次通令，也都是“偏保守”的，西纠成员挑选的都是各个学校理性的、能够讲政策的人，负责对本校和社会上一些红卫兵行为进行纠察，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他不否认，西纠也存在打人的情况，“但那是少数”。 他举例，当时全国的红卫兵开始进入北京，外地串联开始，红卫兵在火车站没人管，也管不了。铁道部和北京站请西纠大队去管，陈小鲁组织了大约五六百人去北京站维持秩序。他们吃住都在北京站，分批执勤，当时红卫兵见到北京站工作人员可能不服，见到西纠的人就服了。 西纠出名之后，很多部委受到造反派冲击，都会向西纠求援，西纠跑去“救火”，难免跟造反派发生冲突。造反派就到中央文革去告状，说“西纠不倒，三司翻不了身”，三司即第三司令部，是当时最造反的群体。而西纠确实也有一些过激行为，其中最突出的是六中的西纠成员在学校搞了一个监牢，还打死了老师。 最后中央文革介入调查，把西纠定为“反动组织”，而周恩来则将其定为“保守组织”。这个定位的差别，实际上是保护了西纠的学生们，因为“反动组织”属敌我矛盾，“保守组织”则是人民内部矛盾。 12月16日，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的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万人誓师大会上，江青叫嚣对西纠要毫不留情的镇压，她称“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都不愿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价！我藐视他们！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 周恩来也说，极少数犯法的纠察队员，玷污了纠察队的名字，“所以我提议，你们各学校的红卫兵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希望你们自动地主动地把它取消，不要我们下命令，好不好？”就这样，西纠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解散了。直到1984年，中共中央才为西纠和后来的“联动”彻底平反。 “天边”的部队生活 随着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党政军局势已经完全混乱，陈小鲁的父亲陈毅和叶剑英、谭震林等老干部，站出来声讨中央文革的错误，却被定性为“二月逆流”。 陈小鲁看到许多自己熟悉的叔叔伯伯和朋友被打倒，他的内心也越来越矛盾和迷惘。从此，他淡出了运动，改名陈卫东，成了逍遥派，到北京718厂劳动去了。然而，关于陈小鲁的种种留言，却没有因为他的淡出而停止。陈毅被怀疑为“联动”后台，而陈小鲁则理所当然的是陈毅的“联络员”，中央文革企图从陈小鲁身上搜集到其父的黑材料。 1967年初，中央文革抓了数百西纠、联动分子，包括孔丹、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等人在内，后来是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写血书，告御状，毛主席下令释放全部被抓的红卫兵。 到了1968年初，中央文革又想抓陈小鲁，周恩来为了保护陈毅父子，就出了个主意，把陈小鲁送到部队去，使他跟社会隔离开来，这样即使他是“联络员”，也无能为力，抓起来也容易。如果他不是联络员，当兵也是当时年轻人最好的选择，也对得起陈家父子。 回忆到这里，陈小鲁感叹地说：“总理是有心人，有智慧，这么小的事，想的如此周到，处理的如此得当！中央文革就想不到。” 在征得陈毅和陈小鲁同意后，周恩来把陈小鲁安排到辽宁盘锦的39军，同时宣布一条纪律：不得给家里写信、不得与外人联系。 部队在盘锦的一个农场，离最近的镇有30华里，用陈小鲁的话说，“就跟天边一样”。住的是地窨子，喝的是从大干渠里放来的水，因为含有过多的碱，味道是苦涩的，而平时连队最好的菜就是海蛎子炒鸡蛋。 在部队，陈小鲁并没有改名，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作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子弟，他并没有受到战士的歧视或欺辱。他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一样出操、训练、下田、做班务，干得比一些老战士还努力，两年都被评为“五好战士”。1970年初，陈小鲁被正式批准入伍。同年3月8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5月，由于不能跟家里通信，陈小鲁天天听广播、看报纸，只能零星地得到父亲的消息，到了九大以后，陈毅就没再出现在报纸上。直到1971年，父亲病重，陈小鲁才被批准回家探望。1972年1月4日，陈小鲁再次从部队回到北京的时候，已是父亲弥留之际，2天后，陈毅与世长辞。 在沈阳军区的几年，虽然远离政治中心北京，却仍然不是“法外之地”。1975年底批邓，沈阳军区亦不能幸免。此时，年仅29岁的陈小鲁，已经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政治部主任，而他所在的团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他要主管“批邓”和“学小靳庄”，即便心中极不情愿，也不得不带头批邓。他在跟记者的对话中，谈到文革中最后悔的五件事，其中之一便是批邓。 对“文革”早已有了重新认识的陈小鲁，无奈之下向岳父粟裕将军写信，请求调回北京，粟裕是从普通士兵一路升到大将的，他认为军人就应该在战场上才能得到锻炼，坐在机关没有出息，因此不同意陈小鲁离开野战部队，但看到信里写“道不同，不与为谋”，他理解了，把陈小鲁调回了北京。 行前军长挽留陈小鲁，说：“军区组织部最近对新提拔的年轻干部做了调查，你表现最好。你是我们的培养重点，要不了几年，我这个位置就是你坐的。”陈小鲁推托的理由是岳父身体不好和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他调到总参二部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文化革命”划上了句号。 采访最后，记者问到陈小鲁对“文革”的体会，他说：“文革开始时，我是冲动的造反学生，文革结束，我是成熟的革命战士，从此我再不盲从迷信，随波逐流，尽管后来道路曲折，但我总能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实现思想的转折，这是文革最大的收获！” （摘自《凤凰周刊》作者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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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26 21:00:47
发表于 2013-11-27 22:0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