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英--莫道桑榆晚，扬鞭自奋蹄

老土豆

祁英--原十二团面粉厂 北京知青

选自《中国》网

http://dianda.china.com.cn/2009-03/24/content_2811451.htm

莫道桑榆晚，扬鞭自奋蹄

祁英

　　当今，50岁出头的人，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长期被誉为“新中国的第二代”、“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接班人”。而我自己，正是这代人中的一员。我出生于首都北京，家庭及街坊邻里又大都是搞教育工作的。这种典型的环境，熏陶着我不自觉地酷爱教育。在北京的四合院以及一条条胡同里，当年飘来飘去的，是系着鲜艳的红领巾、爱清洁、懂礼貌的少男少女们，正认真地实践着党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守纪律、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的方针。

　　自1956年至1966年，我接受了10年初、中等基础教育。小学一年级，老师指定两名班长，我是其中之一。以后加入少先队，直至初中退队，年年被全班同学选为中队委。我的小学旧称“金台书院”，是当时北京南城中心小学；我的中学旧称“慕贞女中”，是北京市重点女中，原基督教教会学校，今年5月将迎来建校130周年。说不上是自觉与不自觉，至今，我还保留着我学生时代的成绩册与三角作业。四十年了，我以为，那里折射了我们一代人求学上进的真实风貌，记载了师长们，一代教育工作者的茹苦含辛。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夺去了我们这一代新中国的同龄人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命运。从理想的憧憬中抛向了严酷的现实社会。以出身定乾坤，极少数人以参军、当工人为上乘职业；绝大部分血气方刚的青少年被抛向农村、边疆去就业。

　　虽然，前途各异，但从总体上看，受过初、中等教育的一代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依然位卑未敢忘忧国。凭着基本定型的人生观，凭着扎实的基础知识功底，以成长的肌体与意志，在各自的工作领域里，艰苦地奋斗过来。

　　当年，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所在的二师十二团工业二连，我被第一批提拔做教师。为孕育北国边陲的桃李，我与我的同龄人，洒下了青春热血。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中国成人教育得以复苏，从此便迅猛地发展着。这一时期，与共和国同成长的一代人，也进入而立之年。按相关政策，广大知青陆续返回城市。

　　返城后我主要从事的是成人教育工作。当时组织上调我到北京区级工会机关教育科，配合区成人教育局，开展全区成人教育的组织与管理工作。在不断的工作中，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必须接受成人教育学习，才能胜任发展的成人教育工作。于是，我选择了不脱产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于是在1983年9月至1985年7月，我参加了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不脱产学习，以“优等”毕业论文获专科毕业证书。

　　由于电大学籍管理严格，师资力量雄厚，教材选择上乘，传授知识与答疑解惑深入、细致，使我在专科毕业后，先后胜任了市级、国家级中文核心期刊的编辑、记者工作。曾荣获“99职业指导国际研讨会论文二等奖”、“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业指导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等荣誉。这一切又进一步激发了我对人物探究的兴趣，于是在不惑之年我毅然选择了离职，投身于新闻出版事业。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我做了十余年报纸与杂志的编辑、记者，一直主持文化、教育栏目。近些年来，面对中国加入WTO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我心潮澎湃，也不禁反复思考：我该怎样与时俱进。

　　岁月枯荣，人生苦短。当我看到独生女取得学士学位，正式与报社签约，领到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件时，做母亲的欣慰了许多，同时也感到夕阳年华正姗姗而至，而这时我又一次听到了新时代终身学习的呼唤。

　　一方面，我慕名从北京到浙江大学，参加教育学院教育学系“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修班(2001级)的学习；另一方面，我重回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专升本)的学习。几度春秋，我往返于北京与杭州，驻足在西溪校区的田家炳书院，聆听各位教授集海内外学识于一体，别开生面的讲授与指导；也奔波于位于首都图书馆的北京电大文化局工作站，接受远程开放教育。当然，我将克服身体上、学识上诸方面的困难与障碍，力争一步一个脚印地求索、前进。

　　2003年9月，我以优良的成绩获得浙江大学研究生课程班的结业证书。

　　2004年秋，我又以“良等”毕业论文及较好的成绩，获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近几年的学习，我深切地感受到：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当代中国的成人教育所发生的变化。就拿我所就读多年的“电大”来说，已经从80年代初期的以寄送教材，观看电视为教育途径的函授教育过渡到网络多媒体时代的远程教育。随着终身教育理念的广泛传播，电大这个有着强大系统网络的教育体系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逐渐丰富起来的网上教学资源、它上乘的教学管理与学习支持服务，以及博采众长的专兼职教师队伍都给我这个年近花甲的“学习者”以深刻的印象。虽然，由于英语、计算机方面的差距较大，我暂时不能去争取“学士”学位，但是，我还是“人老心不老”地坚持认为，只要我的身体允许，我还会拿出20岁在北国当教师的干劲来，拼它一拼，为无限红的夕阳再涂上一抹绚丽的色彩。

　　我想，我也会与北京电大文化局工作站的老师、同学们保持友谊，祝愿电大明天更茁壮！

作者简介

　 　祁英，59岁，编辑，北京电大文化局工作站1983级专科中文专业、200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退休前在北京区级工会机关从事教育工作，不惑之年进行报纸与杂志的编辑与记者工作。曾经被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聘请为“职业指导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被福建师范大学聘任为《福建省终身教育条例》学术顾问，现任福建农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兼职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福建师大终身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顾问。

老土豆

我的电大情结

祁英

    作为与共和国同时代成长的一代人，我为自己曾两度走进电大课堂而感到自豪。正因为先后取得了电大中文专科、汉语言文学本科的学历，我才能藉此胜任国家级中文核心期刊的编辑工作，在构建学习型社会、弘扬终身教育的今天，继续作出新的奉献。

    那还是1966年，当时的我在北京女十三中(旧称慕贞女中)读高中一年级。一次，物理老师鼓励我们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掌握好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她讲：在国外，一些先进发达国家，已经用电视教学，传授高等教育了……。老师兴致勃勃地描述着，我们朦朦胧胧地幻想着……

    时光易逝， 1981年，我从黑龙江兵团返城了。组织上安排我在北京市崇文区工会机关工作。作为宣教科干部，我的具体工作是配合成人教育局，负责全区干部、职工成人教育的组织、管理与评估等事项。在工作实践的锻炼与探索中，我了解、认识了成人教育的性质与任务，也接触了自学高考、电视大学等各类办学形式与效绩。

    1982年初秋的一天，看到一份成人教育信息上报道了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招收英文、中文、机械等专业的自学视听生的消息，我不觉心中一动。我一直想着继续提升自己，而当年物理老师童话般的讲述犹在耳边，那朦胧中的幻想终于有机会变为现实了！于是，我来到北京电大崇文分校（当时是工作站）报名、注册，开始了在电大的学习生活。

    电大的学习生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这所特殊大学的开放和包容。宽进严出，更适合在职的成年人在解决工学矛盾、家务负担的前提下入门深造。同时，电大选用的教材上乘，师资队伍一流，教学管理严谨，使历届学生受益非浅。

    1985年7月，我从电大中文专科毕业。与此同时，我还取得了电大英语、电大新闻专业的单科结业证书。记得在做专科毕业论文时，我与自学视听的lO名同学安排在一组，当时的指导老师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物》的主任记者李武魁先生。先生早年曾与李瑞环、张百发二位市领导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并肩奋战在工地上。他以自己自学成材的经历告诫我们：毕业论文不难过关，难的是，你们三年苦读毕业后，要联系本职工作，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听懂了先生的指教。我的毕业论文《冰山上的一朵雪莲一浅析“今夜有暴风雪”中裴晓芸形象》获优等成绩后，更增添了我对专业延伸的信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四十不惑之年，我重新选择了职业，开始做编辑、记者工作，直至退休。

由于有从事成人教育工作的一些经验，加之经历了几年电大中文专业学习的严格培训，我在做编辑、记者工作中感到得心应手。我先后在李大钊先生创办、市总工会主办的《北京工人》杂志上主持《当代知识界》、《文化博览》、《今日女性》、《纵横谈》栏目；在文化部主管、轻音乐学会主办的《音乐生活》报社主持《时代旋律》栏目；在黄炎培先生创办、统战部主管的《教育与职业》杂志主持《职业指导》、《国外职教》、《港澳台职教》、《职海钩沉》栏目。

    多年的编辑、记者工作，我直面的是普教、高教、成教与职教以及大文化范畴内容。作为编辑，我的栏目作者有工人、教师、教授、硕导及博导；作为记者，我采访过北大著名的当代经济学家萧灼基、音乐大师李德伦、第一位心理学博士林崇德教授等等。客观地看，我与我同龄的电大学友崛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靠的是什么我由衷地要说：靠的就是参加电大学习，这是一个起点，为我们开拓了走向远方的路径。

    跨入新世纪，我年过五十，祖国的复兴使我在做编辑的笔底烽烟中，又看到终身教育、构建学习型社会的世界大趋势。于是，我主动申请，激流勇退，告别职业生涯，自主选择，要在知天命的年华，为终身教育的实践再做一次个案。一方面，我慕名从北京去浙江大学，参加教育学院教育系“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修班(2001级)学习；另一方面，我重回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专升本)学习。几度春秋，我往返于北京与杭州之间，既驻足在西溪校区的田家炳书院，聆听各位教授集海内外学识于一体的、别开生面的讲授与指导；又奔波于座落在首都图书馆的北京电大文化局分校，接受电大远程开放教育的学习。

    三年间，我经历了总计26门学科，32考次的冲刺。

    2003年秋，我以优良的成绩，获得浙江大学研究生课程班结业证书。

2004年夏，我又以“良"的毕业论文及较好的学习成绩，获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证书。

    在跨世纪的20多年间，伴随着自己所从事的成人教育、编辑、记者工作的进程，在贡献绵薄之力的同时，我自觉注重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完善着自己的主观世界，以便再作用于社会，为社会贡献更大的力量。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被吸收为崇文区成人教育学会理事，北京市成人教育学会团体会员。九十年代，我被聘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业指导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跨入新世纪，我被吸收为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个人会员。2003年，我被福建师范大学聘为“《福建省终身教育条例》前期调研和草拟草案稿”课题研究学术顾问；被福建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福建师大终身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聘为顾问。2004年，我被福建农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聘为兼职教授。

    在跨世纪的20多年间，伴随着电大的成长与辉煌，我与电大师长、学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就在撰此拙文前夕，我们几位当年的专科毕业生，刚刚与崇文电大分校张玉红老师欢聚、畅叙了许久。大家交流信息，相互砥砺。电大师生与所有人一样，在人生的路途上有斐然的业绩，也有残酷的遭遇与不测的打击。然而，电大人像凤凰涅磐般锻造着新的生活，保持了恒久又弥新的诚挚。

    在跨世纪的20多年间，我深深钟情于电大办学的品位、质量。电大，既承担非全日制的成人高学历教育，还常年举办各类非学历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等社会化辅导班。不夸张地讲，只有电大真正拥有多元化的生源渠道与办学实践经验。目前，电大凭藉着逐渐丰富起来网上教学资源，建构着强大的网络教育体系，在深入社区、建设服务学习型城市的过程中，发挥着新的重要作用。

    我由衷地希冀跨世纪的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永葆传统的精华，探索新的尝试，不虚慕时尚，以追求经典。

我是电大毕业生，我自豪。

老土豆

选载：

http://www.bjxch.gov.cn/pub/xch_tongzhanbu/minmeng/xcmw/myfc/200607/t20060726_891134.html

梅花香自苦寒来

         ——记西城大专支部主委祁英

《西城盟讯》深受广大盟员所喜爱。每当手捧“盟讯”，见到那醒目的封面、活泼的版式，读着一篇篇引人入胜的文章，在获得大量信息的同时，一定会熟悉了一个人的名字，她就是《西城盟讯》的副主编祁英。
     祁英1948年生于北京，是新中国的第一代红领巾，成长在五星红旗下。8岁上，她迈进了学校的门槛，第一年就被老师任命为班长，为此她感到无比的幸福、自豪。做为新中国的花朵，昆明湖的小船载过她的身影，岸边的垂柳听过她的歌声……伴着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她和小伙伴们一起走过了幸福的童年。
     文革开始后，考入女13中的她未能如愿上大学继续深造，而是作为老三届的知青离开了北京，奔赴冰天雪地的北国边陲——北大荒，那一年她21岁。来到北大荒后，她被分配在黑龙江畔名山脚下的生产建设兵团二师12团工业二连，直到1975年返回北京。在兵团连队里，她磨过面、制过油、割过麦子；在师部的学校里，她教过初中语文、数学。五年北大荒的生活磨砺了她，同时她也用青春和汗水滋养了这片肥沃的热土。
     1975年祁英返回北京后，被分配到崇文区文化宫做行政财务工作。1979年又调入崇文区工会宣教科，主管成人教育的组织与管理工作。这期间，她参加了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的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大专文凭。与此同时，她还参加了电大英语和新闻单科的学习，并获得了两个单科结业证书。1986年，时已38岁的她又向自己发起了新的挑战，勇敢地选择了本属于年轻人的职业——编辑、记者工作，并从此走上了新闻工作者的生涯。
     她先后在《北京工人》杂志社、《中国音乐生活报》、《教育与职业》杂志、《终身教育》杂志任编辑、记者、编委会委员，负责栏目主持和从事版式设计等工作。其间，她精心采写编发了大量有力度、有分量的文章，受到领导的好评和读者的欢迎。她工作塌实、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敬业投入，采编的文章质量高、贴近群众，可读性强、社会影响大。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一文，曾荣获首届全国优秀职教文章一等奖；“三访李德伦谈交响乐”一文，在海内外均引起反响。
     祁英执著顽强的工作作风是她周围的人有目共睹的。为了庆祝教师节，她冒着酷暑等待陶西平局长作完2小时的报告后才邀他撰稿；为了配合市委弘扬京剧艺术，她听完夜戏到子夜时分还要作现场采访；为了表现郊区职工的文化生活，她赶赴房山化工四厂昼夜采访，而被誉为“名誉职工”。
     祁英1995年8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西城大专支部组织委员、副主委、主委；民盟北京市普教委员会委员；《西城盟讯》副主编。她热心盟务工作，有组织工作能力，在支部中也有很高的凝聚力。凭借多年从事编辑记者的功底和经验，在《西城盟讯》的工作中，她更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全身心地投入到盟讯的组稿、校审、编辑和版式设计等工作中，为办好《西城盟讯》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1998年，她被民盟北京市委评为盟务工作先进个人；2000年，被民盟西城区委评为1998-2000年度参政议政优秀盟员；2003年被民盟西城区委评为盟务工作优秀盟员。2003年被福建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和终身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聘任为顾问。   

        （文 / 徐文声）

王国荣

  祁英好学上进，自强不息的精神可敬可佩，令人赞叹，是我学习的榜样。读她返城后，刻苦学习，积极进取的经历，引起我心灵的共鸣，感同身受，十分感慨。作为知青，我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年青时失去了升学的机会，知识贫乏。1979年春天，我从北大荒回到上海，一切从头开始。在工作岗位上既埋头苦干，亦不放松学习。八十年代初，我考取华东师范大学夜大学，在中文系刻苦攻读五年，本科毕业并获取了文学学士学位。那段经历中，我克服的各种困难，一言难尽，令我终身难忘。增添了知识，也给我后来的工作增添了能量。莫道桑榆晚，扬鞭自奋蹄。如今我们退休了，但仍要对生活充满热爱和新奇，保持年轻的心态，做到老有所乐，助人为乐，老有所学，自得其乐，量力而行，健康安详地欢度晚年。
  谢谢土豆兄，转发好文章。

黄成兴

从祁英身上我们看到她自强不息，发奋求学，勇于拼搏的精神，我们知青这一代人，定要活到老学到老，才会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才是真正的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老土豆

祁英参加知青活动（左一）

老土豆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正是本土豆此次介绍几本书作者的企图。

     已经在工作岗位上做出成绩的祁英，56岁了还要去拿个研究生学历;赵桂久以生命的代价14次进藏参加科学考察;上海知青刘军在名山农场时就是“干部股”的人，曾给不少知青干部写过鉴定，送他们回城，他自己守望北大荒四十年;凭才智杨洪坛是69届中的“尖子中的尖子”，律师的职业不需要他靠写字为生，是责任和良知让他拿起公平和正义的笔。对生活、对人生的完美追求使得他们“生生不息”、“自强不息”，他们是知青知青中也是一代人中佼佼者。

      那些回城后没有骄人的学历、早早下岗成为改革的垫脚石至今为生存苦斗用自己的双手卖羊肉串卖冰棍卖大果子卖气球卖鲜花卖鱼虫卖大碴子粥擦皮鞋修拉锁守仓库看大门当保姆送牛奶的知青战友，同样会赢得社会的尊重，至少在我们同类中没有人认为他们不是“自强不息”、“生生不息”的人，他们同样是知青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