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趁赴京聚会之机，于五月二十五日约郑武军老师，由甘霖陪同，一起去拜谒了甘老师陵墓，了却了我二十二年的心愿。
我认识甘老师，其实远在调二中之前。在一九六八年九月，我们从上海刚到名山农场的当天，遇到在开批斗大会。台上被批斗的每个人的名字写在大牌子上，并被打上了可怕的红色的大“X”。不知为什么，其他人的名字，我都没有记住，唯独记住了甘老师的名字：甘光复。后来，听说有一位同台被批斗的叫侯镜范的干部，忍受不了而自杀于车轮底下。甘老师却坚强地活了下来。
直到相隔约七年，我调二中，又见到甘老师，我心里不由地升起一种敬意。
郑武军老师把我们带去的鲜花，一朵朵地摘下，摆在甘老师夫妇的墓前，渐渐地摆出了一个“心”，我们只是默默地看着墓碑、看着墓碑上故人的照片和墓碑上的字，再就是刚摆的“心”……那天赤日炎炎，我们似乎没有感觉到，我们是那么的平静——心静。
最后，郑老师说，想起了当年的许多事情。
我调二中刚上第一节课，学生们却给我上了一课——他们把教室里取暖的炉子连炉筒子全拆了。好一个下马威，我真是火冒三丈！
这是全校最捣乱的一个班级，当时是个“读书无用论”的年代，什么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什么给老人家写信不读书的小黄帅……那时，能否管好学生带好班级似乎是衡量老师工作的一个标志，否则，难以进行教学。
甘老师给我介绍这个班级的情况，教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新老师第一件事处理得是否得当，是很重要的。于是，当晚，我就很快把炉子砌好了。我在工程一连，干的就是瓦工。
我在课堂上，只讲了一句话：“是谁干的，自己来找我。我可以等着！”就这样，我等了整整三十二年。在去年我受学生之邀重返名山，我提起此事，才有学生承认。一个劲地说，当时不懂事，惹老师生气了，频频敬酒道歉。许多同学都说，当时，您在我们心中的威信一下子就树立起来了。这真是得益于甘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经过了不懈的努力，在甘老师及其他老教师的帮助下，我这个“老师”逐渐被学生认可，我们班还被评上了先进班级，我也被评上了先进教师。
去年赴名山与学生们相聚，许多同学都由衷地说，当年，您那么苦口婆心地要我们好好读书，我们没有读好。但是，我们都把您的话告诉了我们的孩子，要求孩子努力读书，现在，有许多孩子考上了大学。据说，名山及宝泉岭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现在上海工作的就有一百多人！真是令人欣慰。
我们在墓前鞠躬以表哀思。甘霖说，照个像吧。甘霖带了个相机，大多是他拍的，我们的集体照是甘霖调节好进行自拍的。效果真的很好。
评上先进那时，甘老师特别高兴。好像记得是他用大红纸做了个大红花，给我戴上，还给我拍了张照片。我心里明白，这大红花凝聚着甘老师的心血和情感，后来，我写过一首诗《大红花献给谁》，当然应该献给甘老师。
这次为名山场史馆找文物，我找到了这首诗，找到了那张戴大红花的黑白照片，还找到了我参加七七年恢复高考的准考证，证上的报名照，就是用的这张照片（当时没有其他照片），这张准考证托老窦带给了名山农场场史馆。
甘霖真是仔细。他带了两个遮阳的帽子，我自己有了一个，他给郑老师一个；他带了一个饮料找到自来水接满了一瓶，带了一块抹布，这是清扫墓地用的；他带了一个相机，留下了我们的哀思和怀念；……
郑老师说，甘老师就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他做饭，把原料、作料都准备得仔仔细细，按序排得整整齐齐。甘霖说，我也是。真是“父为子纲”啊。
郑老师对我说，看到甘霖就像看到他爸爸——甘老师。那模样、那神态、那举手投足之间，活脱脱一个甘老师。
甘霖与姐姐甘露现在都已成家有子，事业有成。甘老师夫妇天上有灵有知，可安息了。
我望着墓碑上甘老师夫妇的照片，是那么的慈祥，那么的坚毅。
有一段时间，陈姐带着两个孩子回北京了。我们几个知青老师去他家次数就更多了。我在二中两年多时间，经常与甘老师促膝交谈，可以说是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却从没有听到他说起他自己在文革中的苦难遭遇。他说过，多少开国元勋、革命功臣都没有逃过厄运，何况我一个平民百姓呢。
甘老师，四川内江人，五十年代入伍当兵，后在洛阳步兵学校任化学教官。六十年代初随部队转业到北大荒。先后在名山农场农机站，十一连（良种站）工作，最后调二中，他因病在实验室工作。后来，他回了北京，在郊县的一个中学当校长，直至86年9月病逝，时年51岁。真是英年早逝。
记得86年5、6月间，我接到甘老师的信，希望我去北京会面。我也非常想赴京与之一会。但是，我当时刚调到一个学校工作，是很难请假成行的。到7月份的时候，接到郑武军老师的电话，说是甘老师已病重住院，特别想见到你。我马上明白，情况严重了。我给学校请假，还分别找校长、党委书记说明情况，我记不得怎么说的了，但是，我清楚地记得，他们都被我说感动了，虽然，不能放下工作马上准假，但是，表示一定想办法。后来学校决定，今年的优秀学生暑期活动安排在北京，由我带队。
甘老师给我说了一件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说陈姐四年前就带着冤屈去世了……他叙说的时候，语气还是如他一贯的那样平静，但是，我深深地感觉到了他的悲愤和不平，也深深地感觉到了他们夫妇之间几十年风雨人生的感慨和深情厚意。
后来，他提出，希望我能帮助他拟写一份材料，以备申诉之用，还说，他找了好几个人，都是他认为可以并愿意承担此事的，但是，都没有如愿。所以，最后只好找到我了。我明白他的话的份量。我当时表示义不容辞，真有点铁肩担道义的味道。一个重病的人疲惫的眼睛，充满了人生最后乞求被应允的欣慰；一个生命重危的人干涸的双手，微微颤抖的表达对希望的追求；……。但是，甘老师没有等到我请假再来聆听他详细具体的倾述，为他写一份考虑了很久才要求我来写的申诉材料……他走了，他走得那么匆忙，那么无奈，那么凄凉，那么悲哀。
甘老师的一生经历我知之甚少，我在二中与甘老师共事相处的仅有的两年多时间，我视他为父辈兄长、良师益友，都是我在向他求教，我受教得益，我得到呵护帮助。我却从来没有或没有想到为他做点什么事，这回总算有了一次机会，都没有做到做成。我是那么后悔、那么揪心、那么遗憾、那么歉疚。
我们离开了八宝山的墓地，中午郑老师请餐，甘霖有事，未得参加。我离京之前，甘霖发了一个短信给我，确是很有感慨的。大意是为他父亲有你们这样至诚至情的朋友，而感到高兴。（我也非常愿意将与甘老师的友情与甘霖继续下去）。
我一辈子好交友，也可为朋友遍天下。但是，像甘老师这样的良师益友确实不多。我得过一幅画题词，曰“朋友满天下，知我有几人”。
我想，甘老师就是这“几人”之一。
我永远怀念甘老师。
2008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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