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南人北相” 胡家瑞 (原十二团供销社) 1968年9月5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离开了生我养我的父母,离开了生活18年的故乡--上海。虽然当时的形势轰轰烈烈,我并不感到是一种感情的冲动,我只是想锻炼一下自己,出去闯一闯。
生平第一次乘上火车,有些新鲜感,尤其是当火车开出上海后,我才第一次领悟到上海是那么的小,我要去的地方是那么的遥远。当时我和我的同伴们都哭了。颠簸了几天几夜,我随几百名上海知青来到黑龙江省萝北县名山农场,被分配到拖拉机修配厂当钳工。三个月以后我换了岗位,到供销社做文书、统计、出纳和宣传报导工作,身兼多职。这个优越于很多知青的条件为我创造了一个自学的好环境。
到现在我也没回忆起,离开上海时是谁送我一本旧得有点发黄的艾土奇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至今我仍记得“天天读”,学毛选《矛盾论》、《实践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很大。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逐字逐句学习的笔记,这是我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的源泉。
时光流逝,经历的事情很多,有一件事至今不能忘怀,就是“恩师”指点我走上学银行、干银行这条路。“恩师”是我在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二团供销社的一位领导,去年我专程看望他时,他已离开了人世。25年前,我经过推荐考试,取得了“为革命而学”的通行证,但由于当时的一张"白卷",去上海华东大学历史系学习的机会没有了。
“恩师”指点我去黑龙江银行学校就读。作为文革后银行系统教育的第一批学生,毕业后又留在学校任教,后来又从基层银行到了市工商银行工作。
常有人问我怎么不回上海,这么多年我没做一次回上海努力,也许因为我的事业风帆是在北疆扬起的,这片黑土地给了我许多许多,而我还没来得及回报。 有人说我“南人北相”,大概是北疆的事业已刻在我的脸上,北疆与我的事业、我的理想已经融在一起了。
--- 转自《岁月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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