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 中国南宁。一名标准团旗手站立在一座山顶上，身边由一队卫兵守护。 （劳埃德·琼斯/图）
英国和日本战后都在缅甸为阵亡军人建了雄伟壮观的墓园，连战马都刻上了名字。
历经时光冲刷、刻意遗忘及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排华浪潮，缅甸的中国军人墓园几乎被损坏殆尽。
比现实之碑更重要的是人心之碑，志愿者们收集老兵影像留作后世遗产，还从淘宝买了纪念章送给弥留老兵，以遂其遗愿。
2013年清明节，缅甸北部边陲重镇密支那出现了17名中国人的身影。他们安静地行走于这个仍在战争阴云下的克钦邦首府，在一片荒芜的菜地前停下，摆上菊花。
这个名为“重返缅甸战场”的活动，是二战结束近70年来中国内地第一次民间组织的大规模赴缅祭奠行为，对象是埋骨于此的十万中国远征军，他们在这里开拓了二战时除中国本土以外最激烈的亚洲战场，并取得自甲午战争后首次出征异域的胜利。
但事实上，纸面上的历史在现实中显得苍白缥缈。站在凄凉的荒地上，拜祭者为太多的不得而知而陷入尴尬——人们不知为谁而哭，甚至连地下所葬者的容貌和姓名也不知道。
半个多世纪来，数以万计的中国远征军军人之躯，历经时光冲刷、人为破坏，湮没于缅北丛林，让后人无处祭奠。
整个行程，除了陷入对历史的缅怀，人们还被这样一个现实所震撼：英国和日本都在缅甸为阵亡军人建了雄伟壮观的墓园，每一个阵亡士兵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甚至连战马都刻上了名字。如今，缅甸人对“殖民者”和“入侵者”的了解远胜于对中国远征军，纵使后者为这里的和平付出巨大的牺牲。
这是一场鲜有察觉却无声落后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记忆竞赛。一群民间志愿者认为中国不能再在这场历史书写中缺席了，他们决定做些事情——在父辈的战场上竖立纪念碑。
“胜利者”从腾冲出发，沿腾密公路向西北行进一百公里，在猴桥口岸出境，再向西一百公里，即抵达缅北城市密支那。
69年前，这段公路从属于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史迪威公路”。那是二战时中国的“抗日生命线”，密支那也因而成为抗日期间最残酷的战场之一。
历史的惊心动魄随着时间逐渐散去。史迪威公路也不复辉煌。若不是日本人在这里修筑的著名卧佛寺和镇魂碑，若不是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的遗骸经常能从地下挖出，20万人口的密支那看上去就是国内一个随处可见的小县城。
无论在中国还是缅甸，那段历史都已模糊难辨。在国内，将视野投向中国远征军的学者和机构并不多。“请宽恕我的无知！”在讲述“中国远征军”的《异域1945》一书中，孙春龙使用了这样的开头。这也常常是他做演讲时的开场白。
孙春龙正是这次清明赴缅拜祭团队的领队。他曾是一名记者，后发起“老兵回家”公益活动而转型为职业志愿者，2011年他创办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筹集社会力量帮助抗战老兵。
此次清明祭奠行动目的正在于此：重返昔日战场，感受父辈的历史并拜祭异国孤魂。但一行人很快就被失望笼罩，在沿当时仰光通往曼德勒漫长的旧战线上，当时中日两国军人死伤同样惨重，如今进入眼帘的只有日本人修建的纪念碑。
很多队友开始问：“中国远征军的墓地在哪里？”这个疑问一直到了缅北边境密支那仍难寻答案。曾发生在这里的密支那战役因伤亡之大、意义之巨而记入史册。
孙春龙和他的伙伴们带着数百枝菊花、家乡的美酒以及香烛，由一位华侨将17位来访者带到远征军一处旧墓地，这里埋葬的是中国驻印军50师阵亡将士。到达后，人们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有墓碑，没有坟头，只有荒草和几处被当地人开辟的菜地。
来访者们后来得知，在1960年代的排华风潮中，它们都被缅甸人的推土机推平了。时至今日，很多当地人建房子时都挖出中国人的尸骨，有些手里还握着刺刀，一碰就碎。
菊花摆满，火纸点燃。“那一刻，我一直在犹豫，我是否应该跪下来。”孙春龙说，“最终，我却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我不知道那些旁观的缅甸人，是否理解来自他国的年轻人，在一片荒芜中的叩首。”
为了寻回中国军人的尊严，当地的远征军老兵曾联名向缅甸当地政府提出复修纪念碑申请，但至死没得到答复。
老兵杨子臣含恨而逝，死前说：“（在缅甸）二战时中国胜利了，但在战后日本却是胜利者。”
连战马都有名字密支那之旅，让整个团队笼罩在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当中。尤其当他们走进英军和日军墓园时，这种冲击达到极致。
英军在缅甸共有三处墓地，仰光的“Satthwadaw墓园”是其中最大的一处，共有6347座墓穴。“绿油油的草坪上，缀满了黑色的方块墓碑，整齐排列，犹如他们走上战场时的队列，”孙春龙在文章中感慨地写道，“似乎，他们从未死去。”
日军在仰光也有墓地，同样有专人看守管理。园内绿树成荫，花朵点缀，水池漂着浮萍，则尽显小桥流水的和风园林之美。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处都埋有中国人的尸骸。
“Satthwadaw墓园”埋有三十多个中国士兵，以及5名挑夫。他们均牺牲于1944年春天。墓园管理者奥斯卡称，“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他们的家人，甚至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的名字，只能把他们安葬在这里，给他们军人一样的尊敬。”
日军的墓园则有一座修建于日据时期的台湾战殁者英灵纪念碑。战争期间，日军将大量朝鲜、菲律宾、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员编入日军，随着阵亡，他们就长眠在了日军的墓园内。
在缅甸的佛教圣地自敢山，佛塔和纪念碑更是密密麻麻。山顶的一座碑的碑文里，甚至刻有763匹战马的名字。在密支那，日军有一处著名的“招魂之碑”，修建在卧佛寺里。碑文上说，“战争虽然失败了，我们将永远铭记日本军人为国家所作出的牺牲。”
虽然中国军人是以抗击法西斯的身份长眠在了这片土地，但战后，由于历史认知的模糊和长期被遗忘，他们反而成了边缘者。
“战后来缅甸最多的就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日本人都是来拜祭的，中国人都是来做木材和石油生意的。”英军墓园管理者奥斯卡对孙春龙等中国客人说。
作为多年接触远征军老兵的前媒体人，孙春龙更早就意识到了这种历史记忆的破落，2011年，在缅甸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调查时，动了念想，打算在密支那为远征军阵亡将士建一块碑。
有着相同想法的还有中国远征军网主编舒宏舰和远征军在缅甸牺牲最高将领戴安澜的儿子戴澄东，他们分别选址仁安羌和莫洛村建纪念碑。
就这样，沉寂近70年的历史在2011年突然打了个拐，三个不同的建碑计划不约而同地从民间生长起来。
在历史洪流里广东高二女生谢婷，是清明拜祭团队中唯一和中国远征军有血缘联系的成员。70年前，她的太外公赴缅作战，后来又在缅甸当了逃兵，再未归来。
在此之前，谢婷几乎没有办法跟同学介绍她的太外公，因为“中国远征军”在历史教科书中毫无踪迹。谢婷的情况并不罕见。民间历史学者戈叔亚在远征军当年的战场腾冲当过六年兵，后来又在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了四年书，但1983年毕业时他对远征军的历史仍然一无所知。
谢婷很快发现这段历史在事发现场也正在消失当中。在密支那进行拜祭后，她还和团队一起去慰问了幸存的远征军老兵们。这个群体总数只剩下30人左右。
事实上，远征军在缅甸本来也有为数众多的墓碑纪念碑，“分部在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戌等地，有十多处。”戈叔亚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这些墓碑和纪念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毁于一旦。当时，由于国民党残军的滋扰，频吃败仗的缅甸政府遂发动铲车，对远征军在缅甸的墓园与纪念碑大肆进攻。
“骨头扔得到处都是。”1963年，华侨邓公标亲眼看到缅甸政府将国军在密支那的14师、50师墓地破坏殆尽。当时他只有10岁。华侨们连夜将遗骸迁至他处掩埋，但不久后又遭破坏。至上世纪60年代缅甸发起国有化运动，这里被改做了居民区和学校。
邓公标的父亲邓金寿是远征军汽车第六团的班长，战时做了逃兵，在密支那定居下来。“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很多，我们认识的就有五六十个，现在他们都死啦。”
在密支那结束那场略显荒诞的拜祭后，孙春龙加快了立碑事宜。2013年初，邓公标和另一名华侨张治国商量，决定在密支那给远征军竖碑，他们联系上孙春龙。
而在2011年末，中国远征军网找到了新编第38师113团团长刘放吾的儿子刘伟民，戴澄东则和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组成了搭档，貌似一切都非常顺利。
找到他们2013年1月13日和1月26日，仁安羌的纪念碑和莫洛村的纪念塔顺利落成。成为国内率先在缅甸修筑的两座纪念碑塔。然而，埋葬了最多远征军孤魂的密支那，纪念碑项目却遭遇了难题。
2012年12月，做服装生意的华侨张治国开始在密支那县着手修建一条20米宽、300米长的路。在缅甸，由当地有钱人修路是常有的事。
路要经过一个五岔口，是密支那大捷时的战场。“这个地方经常发生车祸，当地人说是中国士兵阴魂不散。”张治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3年1月12日，张治国对前来视察的克钦邦省长转达了当地人的说法，提出给中国军阵亡士兵修筑一座纪念碑。张治国称，省长当时口头表示同意，只提出资金要中国人自己解决。邓公标随即找到了孙春龙的基金会。
想到路口可能要修筑纪念碑，张治国抬高了修路的标准，投入五千多万缅币（合32万人民币），全部自己垫付。
“他们牺牲在这里，大陆说他们是反动派，台湾说他们是逃兵。没有人供奉他们，我们来供奉。”和邓公标不同，张治国的父辈并不是军人，但是他表示，“有远征军打垮日本人，才有我们在缅甸。”
修路的时候，张治国不断地从地基里挖出钢盔、手榴弹、子弹。“这里是历史发生的地方。”
没想到路修好以后纪念碑的审批却卡壳了。“县里面卡住，说那段历史不要再翻出来了。”
密支那立碑所遭遇的困境，在仁安羌和莫洛村也曾面临。与英国、日本由政府出面修筑墓园和纪念碑不同，目前缅甸的纪念碑，全部由民间力量操作，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中国远征军网在仁安羌走的是缅甸军方的关系，7个月内拿到批文。戴澄东则通过江苏省外事办联系上驻缅大使馆，得以进入军事禁区孟密市寻找父亲戴安澜的牺牲地址。之后，戴澄东在立碑事宜上选择绕开政府，直接和当地的莫洛寺联系，在寺中修筑了一座佛塔。“如果走政府那条线，程序太繁琐了。”
审批迟迟下不来，邓公标和张治国都怀疑，这是缅甸地方政府索贿的暗示。张治国估计，送礼的话，三四个部门加起来估计要缅币一千万（合人民币6.5万）。但送了也不一定能成功。张治国说，“现在只能等。”
允许建以后，建得怎么样也是一个问题。谢婷看了同古的纪念碑，感觉离太外公很遥远。“只有一块碑是不够的，应该像英国人和日本人的墓园一样，有一个一个的墓碑，上面有他们的名字。”
中国远征军网和戴澄东也试图在仁安羌和莫洛村的纪念碑上刻上阵亡将士的名字，但他们穷尽一切资料，只找到52个人的名字。这个数字相较十万阵亡将士总数，只占0.052%。
反观“Satthwadaw墓园”，27000多个死者的名字刻满了好几堵墙；墓园中仅有86尊坟墓无法确认身份，上面用英文写着“KNOWN UNTO GOD”（他的一切上帝知道）。
从数字上比较，能够更清晰地看出，中国在这场记忆竞赛上已经被落下多远的距离。
战后，日本在1975年、1976年两次组织大规模的“收骨团”，共在缅甸收集阵亡将士的遗骨23306具。
中国民间也曾开展过收集遗骨的工作。2011年，由云南黄埔同学会和云南侨联等民间组织，在缅甸找到19具遗骨，后在当年9月14日安葬在腾冲的国殇墓园。
戈叔亚就此做了一个对比，“中国在缅甸死亡人员10万，收集遗骨19具，占总死亡人数的0.019%；日本人收集的遗骨占总死亡人数的12%，比例是我们的六百多倍。”
更为突出的是政府的重视程度。中国方面主要靠民间力量推动，而英国的墓地由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统一管理，这是一个由英国国家一级财政拨款机构。其官方网站的首页写着，“每一个死去的人，都应该被用真名和墓碑或纪念碑铭记。”
从记忆之碑到人心之碑2009年，摄影师马金辉开始走访看望湖南省抗战老兵，并给老兵留下影像资料。至目前，他已经走访了241位老兵。2012年，他选出其中100幅照片，在长沙办了抗战老兵主题摄影展，名叫“未曾忘记”。事实上，“被忘记”，恰好是老兵的处境。
孙春龙的公益项目“老兵地图”收集了13个省1583名抗战老兵的资料。但马金辉根据黄埔老兵自然消亡的速率，推算目前全国尚存的抗战老兵应有2.6万人之众，其中大部分的老兵，都处于社会关怀的视线之外。而远征军老兵由于自身国民党军人的身份，则命运更坎坷。
“他们用鲜血书写历史，历史却用墨水涂掉了他们；他们从卫国的战场归来，却终生未获凯旋。”孙春龙说，远征军老兵在“文革”中多数遭到批斗清洗，普遍被污名化。当缅甸的墓碑被当地军人毁坏时，大陆抗战老兵内心之碑也在坍塌。
他把这看成是他给远征军树碑的一个理由——不仅树现实之碑，也树人心之碑。“这是跨越历史，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孙春龙见过老兵对于遗忘的恐惧。张富麟是缅甸的一名远征军老兵，他曾给孙春龙展示自己做好的有中文的墓碑。他告诉孙春龙，他在缅甸有5个儿子，都上过大学，但都不认识中文。他怕自己死了，儿子们不认识他的中文名字。
“有一次张富麟送我，小声呢喃着说，‘我们不怕死，怕的是遗忘’。”
戈叔亚说，老兵希望得到一个有尊严的身份认同。2012年，孙春龙在“云南老兵关怀计划”活动上，给远征军老兵朱铭富挂上一条“抗日英雄”的绶带，“老人高兴地不得了，舍不得脱下来，连上街都挂着。”
5月21日，长沙远征军老兵林协舜在自家卧室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胸前的两块牌子显得突兀而倔强。一块是远征军老兵聚会的嘉宾证，一块是“关爱抗战老兵网”制作的抗战胜利65周年纪念章。老人把这两样东西煞有介事地佩戴整齐。他衣柜里面还有一件出席更正式场合时必穿的西装，上面别了七个徽章。
林协舜在“文革”结束前曾因为参加远征军而被下放，子女因受到牵连不能入团、入党、参军，几乎已不与老人来往。林协舜把最好的年华花在了缅甸战场上，却因此受辱一生。
“这些东西能够让他找到自己的存在感，他太需要证明自己人生曾经的荣光了。”接触过林协舜的志愿者李志说。
湖南老兵吴远灼也想要一枚纪念章，但至死未能完成心愿。2010年，孙春龙接到志愿者刘俊的电话，“纪念章淘宝上有卖的”。
孙春龙赶紧嘱咐在淘宝上多拍几个，其中一个寄给了吴远灼的儿子，以遂老人的遗愿。
密支那纪念碑则是另一些老兵的遗愿。2011年10月，杨剑达去世前托付女儿打电话给孙春龙。“他说当年在缅甸，他的战友牺牲了好几万名，他们的遗骸也要回家，他们也需要有一座纪念碑。”
孙春龙让杨剑达的女儿把电话放在老人的耳边，大声答应，说一定完成他的遗愿。昏迷过去的老人居然又醒过来，弱弱地说了声“好”。
“我们欠老兵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亏欠他们。”孙春龙说。但现在，密支那纪念碑的审批陷于停顿前途未卜，“我们能做的，只有继续等下去”。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3-6-14 16:45:01
楼主
发表于 2013-6-15 08:4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