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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文革时期 1966年5月，农场的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先是破“四旧”横扫“牛鬼蛇身”，接着掀起了“炮轰”火烧以及打砸抢抄抓的激烈冲击，形势变得异常复杂。在一个小小村落，一个种田的农民，他们对国家大事及革命风暴会知道多少，对文革的认识程度又会有多高。那时只有一句话“人民战士最听毛主席的话”只要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分子。一瞬间和谐的环境变得异常紧张，搞串联 ，搞派性，在人还都看不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时，大家都说自己路线是正确的。大多数都是靠自己的感觉，任意选择了某一派组织，父亲也不例外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从那一刻起，父亲就成了群众的批判对象“走资派”。 文革期间父亲在十三队任支书，队领导及支部委员站在了一总部，大多数职工是二总部的，观点不一样，这一小撮队领导便成了与群众对抗的走资派，批判大会连连不断，在群众手里父亲没有什么大的原则问题，批斗时，给父亲戴了一个纸糊的高帽，其它人都是铁条焊的，又高又沉，也许是父亲人缘好，照顾他吧。一次批斗会上，在台上的造反派问父亲戴高帽有什么感觉，父亲当时很幽默地说：“挺暖和的。”就这一句话，父亲换来了两天晚上的批斗，说父亲不老实，对群众批判不满等。记得父亲还阻止了一次参加两派武斗事件，也算是为十三队群众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那是1966年冬的一个夜晚，某造反派到父亲办公室，那时的父亲虽然挨批斗，但是还没有罢官，只是白天抓生产，晚上接受群众批斗。叫他下令组织年轻力壮的造反团成员去参加萝北抢占政府要害部门武斗。是兵团派与人民战争派的较量，名山农场是人民战争派。父亲坚决不同意，武斗只会给人们带来灾难和痛苦，只是人们内部的自相残杀，这事不能干。父亲不下令，谁都不敢担这个责任，造反团的人急得在屋里团团转，在办公室，父亲让他们围攻了一宿，让父亲站着，撅着，拍桌子，摔板凳软硬招都使了，父亲仍泰然自若，冷静无畏。以父亲的思想觉悟和法律意识有效的阻止了十三队群众参加武斗，体现了父亲对群众负责，对组织负责的崇高的思想境界。 文革期间还有一件事，父亲常常叹息，1967年，文革进入高潮阶段，当时的政策是所有的干部全部靠边站，交代问题，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连父子，夫妻都要划清界限，以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来衡量一切。 一天晚上，队兽医李延波父子俩人突然自杀了，上纲上线的说法，就是阶级斗争依然激烈和复杂，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激发了造反派的斗争热情以此为动力，把阶级斗争的运动推向了高潮，最后被造反派定罪为“畏罪自杀”。 我私下里称李延波为叔叔，他是我家一栋房的邻居，和我家都是山东老乡，李叔常到我家找父亲喝酒。 批判到了高潮，为了收集父亲的材料，造反团把目标对准了李叔，让他揭发父亲，理由他们关系亲密，肯定知道一些底细，在李叔身上也许能捞到干货。这可难坏了李叔，老韩头没问题，我揭发什么，我不能编造吧。那时怀疑他历史不清，正在查办。他们对他严加看管，停止他的工作，给他办学习班，掏厕所，刨猪圈，脏活累活都让他干。闲下来时，就对他搞体罚，撅着，跪着，还要挨打。李叔当时受了不少罪。现在想起来，李叔还真讲义气，宁愿死，也不做对不起别人的事。他无耐，死去了！ 李延波的死牵连了父亲。在那个是非不分，颠倒黑白的年代里，李延波的死又被一伙人所利用，给父亲强加了很多罪名。风浪之后，1968进行斗批改阶段：一是接受教训；二是爬坡（提高认识）；三是解放（没问题了）。通过一系列折腾，父亲一步步的过关，解放时，群众给他戴上毛主席像章，欢迎一位全新的干部出笼。父亲是在抗战时期为民族的解放投入抗战；为推翻三座大山大山投入解放战争；在文革期间，在革命群众、贫下中农面前为自己求解放。父亲是第一批解放干部，随后，1969年初抽调到整改工作组到三连帮忙工作，后到二连任职。 经过多年的革命实践证明：父亲人生之路就是在于他在社会，政治，道义，品德等方面进行的选择都是正确的。路正，路歪，正确与错误，这种人生的足迹，脚印，是永远不会抹掉的。 人生的脚步可以徘徊，却不可以停止。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向父亲一样，在曲折的人生之路上，走正走好，留下勇敢向前的脚步！ 父亲对儿女的教育和影响 时光飞逝。回首从前，每一件小小的事情都能慢慢想起。我是如此平安，却又如此幸运，我要真心谢谢你，我的父亲! 这个家庭，对我深深的爱和关怀，是我今生拥有的最大财富。每个家庭成员都给予我太多的爱，才使我有了健康和幸福。我的成长，少不了父母对我的关心和影响。在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珍贵美德。 在我眼里，父亲永远都是军人形象，他始终保持军人的雷厉风行，办事果断的作风和习惯，他始终保持着党员的忠诚和热情，爱憎分明，乐于助人的情怀。他始终保持一个干部的身份，吃苦在前关心群众，勤政廉洁的。无声的教育胜有声，在父亲的身上我们学到了怎样处事，怎样做人，怎样工作，怎样……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父亲的教育和影响。 从我记事起，父亲一天到晚都是工作，工作，工作，很少有休息日。他从不用工作的权力和便利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记得我家除了父亲1958年从四川来时带来的一个裂着缝的木箱和一个大竹筐外，没有别的装东西的家具了。二连一位木工叔叔说给我家打个碗柜时，被父亲拒绝了，直到1972年我家搬到四连才托人到萝北县买了一对黄玻璃面的箱子，花了80元钱。 父亲在农场没有什么亲戚，只有三个儿女需要他的关照的。其实不然，就拿我们三个儿女的工作来说，在别人眼里，我们三个的工作都不错，那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奋斗，机遇决定的。姐姐的工作是自然分配，1964年到处都缺人，正赶上姐姐初中毕业，那年代能上班的女孩子特别少，姐姐从小长的就漂亮，人事部决定把她分配到医院工作，当了一名药剂师，一生的工作就这样给定下了。哥哥那时求学条件有限，初中没有上完，同姐姐一年参加了工作。先是在邮电局，不久父亲看他比较轻松，说哥哥需要锻炼，父亲找到劳资科的吕传生副科长，(是父亲1958年一同来的老战友)要求将哥哥调到劳动单位去。这样，哥哥被换到基建队挑土篮去了。哥哥非常优秀，一生在这个行业中，入党，提干，成为了建筑行业的一名工程师。我一直随从父亲在生产队干了七年农工，1975年父亲调到场物资库工作，我才随父亲调场部招待所，在那里我工作比较突出，是优秀团员，还代表招待所团组织在团代会上做典型发言。就这样，1976年我被场选中，破格调到农场机关办公室任保密员，一干就是30年，直到退休。在那个年代我们完全可以借助父亲的职务和面子找一份体面工作或是报送上大学。但是凭父亲的品格，他没有为我们开绿灯，有父亲的教诲，我们自强自立，为自己的命运拼搏流下了滴滴汗水，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好样的! 父亲从不给组织找麻烦，记得我的家从十三连搬到二连时，连队房子特别紧张，在房子分配上，领导是最为难的事，当时给我家一间35平方米的“大六户”，同我家一起搬家的还有一位职工分的是25平方米的“小六户”，父亲断然提出：我住小六户!爸爸说：“不能让群众对咱们干部有意见，干部不能搞特殊，什么事情都要优先职工，以后也好做工作。”事后，那位职工很受感动。从这件小事上体现了父亲对职工群众的关心和爱护。 父亲的言行无形教育和激励着我们子女去做任何一件事情。他虽然没有为我们行走的路上搭桥，铺路，但我仍然感激父亲，是他给了我无价的东西，是他教会了我走自己的人生道路，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金钱财富，但他优良的品行永远影响和教育着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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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30 08:56:55
楼主
发表于 2013-5-30 09:2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