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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岁月名山》
我的父亲张冠军、母亲黄淑英 张晓滨
从小我就很少在家住，两岁开始上幼儿园，那时我家在野战部队，父亲的工作经常调动，野战部队离幼儿园都比较远，基本上是一学期回一次家，只能是寒暑假在家住。一直到小学二年级，我们家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我上了地方小学，成了走读生，终于能每天放学回家了。但到了初中，我在萝北县一中上学，又变成几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后来我到了名山农场十四连，虽然那时离家很近却也不经常回家。虽然我在父母身边待的时间不长，但在和他们有限的接触时间里，他们身上所闪现的宝贵品格，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才知道我的父亲原来在张学良的东北军当过兵，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学良的部队到了西安，父亲在张学良部队中地下党的教育和启发下，30年代后期，他拿着地下党写的路条奔赴延安。父亲到延安后就直接上了抗大，他在抗大聆听过毛主席的讲课，抗大毕业后又在延安炮校学习了四年。据父亲回忆，那时他们是边学习、边生产、边抗战。父亲参加过南泥湾垦荒、百团大战和延安整风。抗战胜利后，他们延安炮校是最早从延安去东北的。在解放战争中，父亲又参加了辽沈战役，辽沈战役结束后，他们那支队伍又是最早出关参加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的，最后，一直打到海南岛。听我母亲讲，父亲在海南岛驻军时，为了驻守好祖国的南大门，他和苏联专家一起顶着烈日酷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围着整个海南岛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考察。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了十个预备师，父亲从海南岛调到驻河南安阳的第七预备师，担任预七师的副师长，这期间又被组织送到沈阳高级炮校学习了近一年。到了1958年，解放军的十个预备师集体转业到北大荒时，由于父亲精通炮兵技术，所以没有转业，被调到湖北军区某炮兵师任副师长。1960年和父亲一起转业的那批干部全都安置到北京冶金部，但父亲坚决要求去基层，所以就到了河南的郑州铝业公司。1962年他又要求去北大荒。到了北大荒后，佳木斯农垦总局的很多领导都是他在预七师的老战友，他原本是可以留在佳木斯农垦总局的，但当领导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还是要求下基层。父亲先后在农垦总局的肉联厂、机械配件厂、名山农场当党委书记。正像他自己常说的：“革命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安家。” 我的母亲出生在山东省的胶东半岛，在她的家乡很早就有共产党的组织，那里是老解放区。当时她家是堡垒户，住过八路军的伤员。共产党的区、县干部常在她家落脚和开会。在母亲很小的时候，她就参加了儿童团、后来又参加了妇救会与妇女识字班，积极参加抗日斗争。1947年母亲还在家乡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她参军时正值解放战争开始，母亲参加了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1955年母亲按部队的要求转业了，转业后就一直积极参加社会上的妇女工作。 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都对党忠诚、爱憎分明、为人正直、平易近人。 我的父亲平时酷爱读书，知识渊博。他小的时候只读过一年多的私塾，他的知识是到延安后，在抗大和延安炮校学习的。刚到延安炮校时，父亲的数学是从零基础开始学的，用了四年的时间学到了高中程度。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家经常搬家，很多东西都扔掉了，就是书一直保留着，不管迁移几次都没有落下。我记得家里有一箱关于三角函数方面的书，还有几箱分别装着鲁迅选集、马列选集、孙子兵法、四大名著等等，当然还有很多的小说。但可惜的是这些“宝贝”都在文革中被抄走和烧掉了。文革后父亲又重新买了很多书，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手不释卷。记得当时，我妹妹读不懂《红楼梦》时，是父亲耐心的给她讲解书里复杂的人物关系和读《红楼梦》的意义。 1963年，父亲和蔡忠臣场长一起调到了名山农场。刚到名山农场时，吃的是黑面馒头，在他们的努力下，不久农场就吃上白面馒头了。在工作中父亲与蔡忠臣非常务实，有办农场经验的老干部真诚合作，在他们去的那几年里，名山农场盖了小学，建了中学，成立了良种站，有了许多可喜的变化。 父亲对知识分子向来都是非常重视，像陈宏瑞这样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不但能和他们成为朋友，还能给予重用及工作上的支持。名山农场成立良种站后，父亲让她当站长，使她能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培育出了小麦的新品种，并且还在种植期非常短的北大荒种出了沙果，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体现了知识分子是生产力的重要性。 在文革当中父亲不参加派性斗争，他认为共产党员不应该搞派性。父亲一直认为不应该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时，我在家常听他说的一句话是：“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革命革了一辈子，怎么可能被打倒呢。”有一天，当我从学校回来，告诉他萝北县要打倒县委书记刘海时，他气愤地怒道：“刘海是个老红军，是打不倒的。”在那种非常时期，他自己也在被打倒的行列里，却还敢直言不讳地替他的老战友刘海说话。父亲非常鄙视那些在文革中乘乱起来造反、投机、说假话的人。在文革中不管红卫兵怎么批判他，他总是实事求是，从不违心的说假话。 父亲在培养干部上始终坚持党的任人唯贤的政策。张家英和我父亲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平时也没有什么来往。听老连长孙守秀讲，在提拔张家英当名山农场副场长时，父亲广泛的征求意见。他认为张家英有文化，懂农业生产并且精通农业技术，所以力推他为名山农场的副场长。 父亲也非常的平易近人，记得那些年，过年时常有一些种菜的、赶车的老职工到我们家给他拜年，他总是非常热情的接待，并亲自送他们出家门，这些都是他交的普通朋友。还有很多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青年成为他的忘年之交，如：马富春、苏婉等等，当然还有无数我不知姓名的知青。许多知青和他接触过后都对他非常敬佩。 父亲极少批评我们，但有几件事至今使我记忆犹新。在我小学六年级时，我曾被父亲开除过少先队队籍。是因为我玩一种叫《列宁上下集》的游戏。我已记不得是跟谁学的，就是揪着其他同学的耳朵，左一下，右一下，上一下，下一下，嘴里还念着列宁上下集。被父亲看见了，他生气的说，我这样做是对领袖的污蔑，说我不够少先队员的资格，狠狠的批评了我。其后让我一天没上学，在家好好反省。可见他始终对革命领袖是无比敬仰的，不许任何人，哪怕是他的女儿也不能对革命领袖有一丝一毫的不敬。 我上大学时，看见我们班有个别同学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当时我也想买。放假回家跟父亲提出了要求。他问我：“同学们都有吗？”我告诉他：“大多数同学都没有。”他语重心长的教育我，在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的同学看齐，在学习和工作上要向高标准的同学看齐，别人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要有，永远不要搞特殊。过了两年为了我学英语，他才给我买了半导体收音机。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但父亲的那些话对我却影响至深，到现在我在生活上也绝不会与人攀比。 1980年12月父亲去世的前两天，农场总局和管局的领导来看他，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他什么要求都没有提，却说，要加强农场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都认为改革开放了还谈这些没什么大用。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发表了两手抓的重要论断，像父亲这样的老一辈共产党人，总是把党、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朴实且正直的老共产党员。我记忆最深的是，在文革前，那时，还是在老团部的俱乐部里看电影，电影票是五分钱。有一次我和蔡境去看电影时,不知怎么回事，没有管我们俩收电影票钱。我回家把5分钱还给母亲时，她狠狠的批评了我，并要求我把钱还上。从这点滴的小事上，可以感觉到母亲是那样正直淳朴，母亲不愧是老解放区出来的老共产党员，给我的教育也是深刻的。 细想起来，我的父亲已经去世28年了，母亲也去世22年了，他们不是完人，也没有做出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他们一直活在我心里。在我心里，他们虽然平凡，但是伟大的，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2008-5-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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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29 00:43:59
发表于 2013-4-29 01: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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