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胡同博物馆

名山小老杨

   《人民文摘》2010年第3期“濮存昕与父亲的话剧人生”摘录下来供各位阅读。

   57年前，苏民进入刚刚成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很快，他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艺术高峰。30年前，改革开放启发对“人”的关注，北京人艺也在试验，开创小剧场话剧先河，濮存昕继承父业回归人艺，父子二人在炫目的舞台灯光下聚首。

                    建剧团演进步话剧

   1942年夏天，北平男三中一个学生从家里拿出两块大五幅布，加上一批便宜木材，和几个同伴动手，制作了一套蓝色、咖啡色的小布景。这些珍贵物品使得一群爱好话剧的学生们聚在一起，更使他们有别于当时众多学生业余剧团的短命，而长期存在并成长发展。

   那个学生就是当时16岁的苏民。苏民原名濮思洵，字苏民，青年时投身戏剧运动，因地下工作需要，以字为名。他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称北京人艺)建院时期老一辈的演员、导演、老师，曾任北京人艺副院长，也是著名演员濮存昕的父亲。

   那个夏天，话剧被称为“爱美的戏剧”，因它是自西方引进的、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戏曲的新鲜事物。暑假学校联欢会上，苏民和同伴们第一次登上舞台，表演了田汉的两个小戏：《艺术家》和《获虎之夜》。

   表演后，被请来做导演的北大法学院学生郑天健提议，正式成立剧团，根据声韵选择了两个平声字“沙龙”。

   后来，沙龙剧团走出学校四处演出，也走上了用话剧启发民众的道路。之后的10年，沙龙剧团发展成为涵盖了6个学校学生的祖国剧团，直至后来的北平戏剧联合会，一直从事进步话剧的演出，利用话剧形式宣传进步思想，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勇攀艺术高峰

   1952年6月，根据新中国文化部的文艺演出团体要专业化、正规化和逐步建立剧场艺术的要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这是一个专业话剧院。

   当年那个制作小布景的少年，此时也迈进了人艺，成为一名职业话剧演员，但扮演过诸多大主角的苏民，却突然不会演戏了。

   之后，就被送到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师资进修班学习，“由苏联专家来教，教了两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真传啊。”认真的苏民仔细做练习，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认可，毕业时演了《伪君子》中的第一大主角。

   从师资进修班回到人艺后，苏民又变成演员里的主要角色。当年的他排演了《青春之歌》、《日出》、《难忘的岁月》等5个剧目。

   北京人艺成立之初，没有合适的排练场，也没有固定的演出地。1956年8月起，经周总理同意建设的首都剧场，正式移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管理使用，这是国内第一座以欧洲大陆体系为蓝本，安装了完备的舞台机械的剧场。

   对年幼的濮存昕来说，这个舞台是一个围绕着光环的谜。濮存昕对于演员父亲最早的记忆，源于父亲带他去人艺。

   只要父亲晚上有戏，家里一下午谁也不能大声说话。父亲演戏之前不吃饭，濮存昕经常拿着饭盒去剧院给父亲送饭。

   在化妆室通向舞台的长廊里，有条黑黑的甬道，这条甬道不准小孩子进，孩童时期的濮存昕常常站在这条神秘的甬道口等父亲，“我知道甬道的尽头就是充满灯光的辉煌舞台。”

   1961年10月，北京人艺携《蔡文姬》、《伊索》、《同志你走错了路》等5个剧目赴上海演出，轰动华东，这是北京人艺建院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巡回公演，“那可是一段风光的日子”，苏民回忆说，那是人艺第一个高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

   这段时间，也是苏民演出生涯的一个高峰，他先后在《蔡文姬》中扮演周进、《雷雨》中扮演周萍。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暗合，40多年后，人艺复排这两出剧时，儿子濮存昕又饰演了相同角色。

   在苏民家，一些人艺演员和导演们经常聚集一堂，谈剧本，聊创作。大人们高谈阔论，年幼的濮存昕就守在旁边听。那种对话剧痴迷、费心琢磨的样子，濮存昕至今记忆犹新。

                        子继父业

   1969年，苏民被隔离时，濮存昕离家远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年他16岁。

   1977年，濮存昕结束黑龙江的兵团生活，返回北京。当大部分回城青年还在街道等待分配工作时，濮存昕通过空政话剧团考试，成为一名国家专业话剧演员，“像一根火柴将灰暗的日子擦亮，以前做梦都不敢想。”

   因为没有上过艺术院校，进入空政话剧团后，濮存昕开始3年基本训练学习，发声吐字、形体。对此，濮存昕心存感激。

   虽是人艺子女，濮存昕从来没想过回到人艺舞台，“那时不缺人，有宋丹丹、张永强那一拨人艺培训班的演员。在家里连谈都不敢谈。”

   1984年，空政话剧团的《9·13事件》在人艺上演。装台时，濮存昕搬箱子到舞台上，一直腰，朝空荡荡的观众席扫了一眼。一瞬间，好像都能看到儿时自己坐的位置。

    接近人艺的欲望，被那次登台点燃。1985年春，北京人艺老演员蓝天野找到濮存昕，邀请他参加人艺《秦皇父子》的排演。濮存昕现在还记得，当时坐在沙发上说戏时蓝天野坚定的眼神，“深感欣慰的是，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起码证明他（蓝天野）不是因为是我父亲的挚友，才这么看好我。”

   一年半后，34岁的濮存昕进入北京人艺排练《秦皇父子》。回到人艺，是濮存昕一生中的关口，“笔直的路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不再犹豫也没有别的愿望了”。

                       父子合作

   1992年，濮氏父子同台献艺排演话剧《李白》，苏民导演，濮存昕主演，这是父子俩首次合作。排练期间，既有父子间的默契，也有相互排斥，分歧最激烈的时候，甚至晚上干脆不回家，白天就在排练场见。这部剧作后来获得了八项大奖，成为北京人艺保留剧目。

   经过这次排演，年近古稀的苏民，意识到“年轻人有他们独特的见解，要择善而从，对年轻人不尊重是很落后的想法”；对濮存昕来说，“当孩子认识到父亲的局限性时，他才算是真正成熟了。”

   “把心灵那扇门推开，把自己摆进去，这才是后路”。2003年，《李白》重排，濮存昕自己也有了一番李白一样的生命经历。

    50岁那年，濮存昕被任命为人艺第一副院长。为了尽自己对剧院的责任，濮存昕接受了这个任命，“新办公室、奥迪车，如同囚笼一般”。

    直到排演《北街南院》，一天下午，濮存昕根本入不了戏，干脆骑车到市里递交辞呈。这一递，演出状态就回来了。从下半年开始到来年的正月十五，濮存昕一共演出了100多场，包括《赵氏孤儿》、《李白》、《茶馆》等。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电影作为更快捷、更普及的媒体，替代先前由话剧承担的若干用途，话剧观众眼光更为挑剔，对话剧提出了更高要求。

   濮存昕说，未来他会将更多精力放在话剧上，专心做好每一场话剧，让自己更加强大。站在舞台中央，就一定能影响舞台边的青年演员。每一个话剧演员都强大了，话剧才会更加辉煌。

   

名山小老杨

   濮存昕是我的小学同学，在班里是个调皮鬼，上课经常扮个鬼脸做小动作，但他很有毅力，当他几次做完小儿麻痹症的手术后，都是拄着双拐来上课，看着别的同学打篮球他眼馋，甚至拄着拐就上去投篮。他从小爱画画，特别是画马画得好，怪不得到兵团后分配他到马号放马他特高兴，有一张与高头大马合影的照片寄回家里，老父亲还专门为此作了一首诗。在小学，濮存昕的人缘好，脾气好，有时候女同学欺负他，他也不生气。从小在人艺长大，整天泡在首都剧场看父辈们排戏，耳熟目染，再加上努力和天赋，现在已经成了全国男女老少皆知的大明星，但他没架子，人品好，用“德艺双馨”形容他是太准确不过了，他的艺术人生和公益事业在网上材料很多，不用多说，只说说他的大荒情。去年七月，第五届北大荒希望之旅夏令营开营式在北京举行，老豆、小柳、甄永录等荒友都去了，亲身感受了濮存昕对北大荒孩子们的一片深情。有一篇报道写得很好，我摘录下来供大家阅读。

                      把我生命的几秒钟给你

   
   第一次在公益活动现场见到濮存昕，还是去年7月濮存昕爱心教育基金资助的“北大荒——北京希望之旅夏令营”开营式上。在一间宾馆的会议室，没有主席台，只是整齐地摆着十几排木椅，前面空出一大块儿活动区域。在场内忙碌筹备着的都是年轻时到过北大荒插队的老知青，彼此间很是热络熟悉。置身其中好一会儿，才注意到濮存昕，他头戴棒球帽、穿一件普通的灰色T恤，随意地坐在靠近过道的位置上。除去一双发亮的眼睛，整个人明显卸去了舞台上的光芒，正和身边人聊着家常。这儿就像一场普通的老友聚会，一点儿也没有惯常公益现场的仪式感。

    晚7点活动开始，来自黑龙江宝泉岭农场的几十名优秀初高中学生们蹦跳着进入会场。一些活泼的孩子好像早知道会经过濮存昕的座位似的，有直接扑上去拥抱的，也有伸出手掌来个响亮的击掌的，濮存昕瞬间来了精神，满面笑容地一一互动着，这份儿热情与热闹让原本简单的会场顿时有了气氛。

    孩子们是当晚绝对的主角，他们坐在最靠前的位置上，轮流上前或表演或参与游戏。3个多小时里濮存昕始终腰杆挺直地坐着，不时地大声叫好鼓掌，即便大多数时间里没人会留意，可绝不敷衍，心神都聚集在孩子们身上。

    活动接近尾声，所有孩子几乎是一拥而上要求合影签字，只见濮存昕被一大堆小脑袋挤在中间，一边龙飞凤舞地在笔记本、T恤、背包上签着字，一面还随时照顾着拿着相机的孩子的镜头，“看这里，看这里。”一个孩子叫着，他就努力将脸从身边孩子的包围中探出去，冲着镜头给个大笑脸。和孩子的合影更别提了，有要求配合姿势摆造型的，有两三人合照完了再单独照的，有求必应。

    眼看着一个个孩子舒展着小脸儿，心满意足地拿着签名回去了，工作人员又上前商量起随后几天的一些细节安排，等到终于找到空隙和濮存昕提出采访要求，已经接近夜里12点。近距离一观察，刚才还精神满满的濮存昕满眼血丝，明早还要赶到外地演出，只能简短地问上几句，另约时间再谈。当晚他说的这样一段话让笔者印象很是深刻：“我知道不能陪孩子天天玩儿去，今晚上我一定得满足他们，签到最后一个，我才能走。签名是干吗的，写在上面就完事儿了吗？不，签名是人与人交往中的一种心态，请你把你生命中的几秒钟给我，当面签，当面递给人家，只能为他们做这点儿事，就诚心诚意去做。”

    不知道在濮存昕出名后，尤其是参与到公益活动之后，这样的合影、签字他重复做过几千次几万次。在这个并没有摄像机镜头关注下，这样一场由他发起，已经持续5年，并不为人熟知的小型公益活动中，他将自己5个多小时的生命热诚地献给了来自“第二故乡”的孩子们。

名山小老杨

   方子春是我的小学同学，现在是国家一级演员，在许多影视剧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从小一直住在人艺大院，与北京人艺相依相伴，骨肉情深。她的父亲是北京人艺老一辈著名演员方琯德，哥哥是著名演员方子哥，是一个艺术之家，前两年她和先生宋苗在人艺大院走门串户，实地采访了一批老、中、青三代优秀艺术家，写了一本书《谁在舞台中央—人艺那些角儿那些事》，去年中秋节，在首都剧场举行了首发式。

    这本书搜集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以一份感恩之心讲述了焦菊隐、欧阳山尊、夏淳、方琯德、金犁、黄宗洛、金雅琴、胡宗温、朱琳、狄辛、苏民、郑榕、朱旭、顾威、吕中、濮存昕、杨立新、梁冠华等近四十位人艺人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让读者走近他们的灵魂，看一看他们有怎样的艺术人生。
    濮存昕在首发式上说：“子春与我是邻居，子春与我是同窗，子春与我更是北京人艺子弟。今年逢北京人艺六十周年，都说艺术源于生活，那一出出了不起的剧目、精彩的角色形象、一个个的大演员都出自史家胡同56号这个人艺宿舍大院儿。子春是在那儿长大的，如今她又像小时候一样挨家串门探访人艺的老演员，向她讲述台前幕后，讲述自己六十年的人艺情怀，为北京人艺六十周年又添上一笔精彩。”这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感兴趣的荒友可以一读。

名山小老杨

   在史家胡同博物馆里，专门有一个滑田友的介绍，他是我国著名美术雕塑家，中央美院首位雕塑系主任，他主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四运动”浮雕的创作。他的女儿滑夏是我的小学同学，住在史家胡同31号院，小时候常到她家去玩，这个院不是四合院，她家住在一个西式洋房里，很多敞亮的玻璃窗，屋里摆满了她父亲的雕塑作品，给人感觉就像一个小型美术馆，她母亲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戴着一副眼镜，总是笑眯眯的样子，她父亲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我们去她家玩，两位老人总是笑脸相迎。
   滑夏也和我们一样，16岁去了北大荒二师15团，返京后考上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师，现在是一位企业家。这些年经常看到报道，她将她父亲的部分作品无偿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她父亲最著名的作品《轰炸》，她捐赠给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要知道滑田友这些作品现在价值连城，滑夏的举动实在令人钦佩，听说上海浦东中华艺术宫专门设立了一个滑田友作品展室，供观众长期参观。
   下面将网上的部分资料照片奉献给各位欣赏。

王国荣

  十分精彩的帖子！从北京的胡同看岁月风尘，人间沧桑。浓郁的生活气息，多彩的城市风貌，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文化知识，优秀作品，杰出人才，悠悠往事，汇成一幅幅绚丽的人文画卷，既引人入胜，又发人深思。谢谢杨捷兄，让我们分享你的佳作。

名山小老杨

   谢谢国荣老师的关注与鼓励。我们从小在胡同里长大，与胡同有着特殊的感情，看着胡同，许多童年的往事就一涌而上，其实就是在唠家常。
    说史家胡同，不得不说史家胡同小学，据传，明代大臣“史可法祠堂”，就是现在史家胡同小学的地址。20世纪初，这里还作过庚子赔款赴美留学考试的考场，前后三次考试使史家胡同名扬天下。近代中国许多名家学者，如胡适、赵元任、梅贻琦、竺可桢等人，就是从这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开始他们的精彩人生。史家胡同小学之所以知名，主要是这所学校教师水平较高，在当时就有北京市特级和高级教师多名，承担着教学实验任务，又由于学校区位较好，不少名人和干部子弟在此上学，所以名正言顺就成了北京市重点小学，一直到现在也是大名鼎鼎。

   我们在这所学校度过了六年美好时光，临近毕业却遭遇了那场文化大革命，记得1966年6月的一天下午，同学们还没有下课，学校突然冲进来一批穿着军装的红卫兵，其中还有我们熟悉的同学，在礼堂前召开批斗走资派大会，将我们的女校长赵香衡、副校长孙维环揪到台上，又是坐飞机又是戴高帽，这还不算，将黑墨汁和红墨水往他们脖子里灌，最后甚至抡起了皮带，当时我们全蒙了，好像来到另一个世界，文质彬彬的同学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法西斯？简直不可思议。没过两天，赵校长不忍侮辱跳河自杀了，那一幕令我终身难忘。现在一些当年的红卫兵在向老师道歉，道歉又有什么用？但愿文革那场灾难不再重演。

    直到现在，我们小学同学一直保持着联系，2008年在方子春等同学倡议下，我们班每位同学写一到两篇小文，自己掏钱出了一本书，名叫“我们班”，回忆我们在小学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留作永久的纪念，并在史家胡同小学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为珍贵礼物送给母校。出书那天，我们自己还搞了个“首发式”，发几张照片和文章各位看看。

名山小老杨

    发几篇《我们班》的文章，感兴趣的荒友可看看。

老师让胆小的我爱上了朗读

◎方子春

   老师二字是伴人一生的称谓。人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老师，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自己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不经意的眼神，就可能给学生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和改变一生的影响。

   我至今不忘一年级时有位杜老师，她戴着一付深度眼镜，镜片后闪烁的那双眼睛里透着和蔼可亲。教音乐课时常常手忙脚乱地弹着风琴，有时又站在教室凹凸不平的砖地上，操着带有浓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边唱边跳，教我们唱《美丽的蝴蝶花》。从职业演员的角度来评价，杜老师当年的舞姿真不算标准，但那个双手在头顶对合在一起，打开手掌心成花状的同时，边唱边下蹲的舞姿我至今不忘。

三年级时，我参加了课外朗诵班，有位同样戴深度眼镜的胡老师教我朗诵。那时我只有十岁，还没有开始学习表演，更不知有后来的演艺生涯。但我却记住了一句词，因为胡老师特有的口音我至今不忘：“河里的青蛙都晒成饼了。”胡老师把“饼”字读成“饼儿”，儿化音后还要强调一下。同样发不好儿化音的我大为兴奋，原来我这个从小有点结巴和大舌头、不敢回答问题的小女孩也能读得和老师一样好，胡老师用他并不高超的朗读水平使我敢于开口，并爱上了朗诵，许多年后我做了话剧演员，干了二十几年配音工作。

   五年级时，教数学的王世鹏老师不再教我们了，但我记住了他讲课时洪亮的男高音和长在不高身躯上那个圆圆的脑袋。上课时他站在黑板中间，对学生大声说：“你们看到我的头了吗？”我紧盯着老师的头，“圆不圆？“圆！”我们大声的回答。“好，同学们请注意：我的头是小数点，头的左边是整数，右边是小数也是余数……”在教学中，老师把身材不高的缺憾变为优势，因势利导，我这个数学不太好的孩子记住了小数点，记住了老师那个圆圆的头，记住了老师的认真与聪慧。在我心里，王老师是那么高大，在孩子心中他是长得最标准的人！

   说到小王老师就不能不提到大王老师。大王老师是从运动队转到学校来教体育的。记得他才来校时还没谈恋爱，我们这批孩子是看着更象大哥的王老师怎么恋爱、结婚、为人父的，所以我们都亲切的叫他“王大个儿”。

   过去史小是座小庙改建的学校，操场不大，顶头大门旁还有两根电线杆子。一次体育课上，两人一组赛跑，跑得最快的陈小凡不慎一头撞在电线杆上当场昏死过去。大王老师二话没说背起小凡一路跑到医院，因抢救及时小凡在家静养些日子又活跃在操场上，现也是国家之栋梁并无大碍。

后来，我的女儿也成了史小的一年级小学生，每日被学校里发生的事兴奋着，回来总是喋喋不休。在众多的话语中常提到一个称为王妈妈的人。“王妈妈是谁？”我好奇地问。“老王老师呀，是我们教导主任，我们有什么事情都跟他说，他让我们叫他妈妈。”听着女儿稚嫩的话语我忍不住笑了，心里颤颤地无限感慨……

   当我再遇到大王老师时，他已是满脸苍桑，我实在难以把他和‘妈妈’这个称呼结合到一块儿。当我提这个问题时，王老师微笑着平淡地说：“咳，对待一年级的孩子就要这样，要研究孩子的心理。要让他们从小朋友变为同学，要给小孩儿一个适应过程。”“那您就把自己适应成妈妈啦？”我和王老师调侃着一块儿笑起来，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做一个好的教育工作者是多么不容易！

   我的数学老师、史小现任校长卓立曾为我写下“你是母校的骄傲”的字句，在这里我要说：没有这些为教育事业付出一生的人们，哪有使母校骄傲的我。

   老师——我心中最尊敬的人！

             （方子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名山小老杨

老师号召同学每天扶我上学

◎濮存昕

    2008年4月25日，史家小学喜迎奥运召开运动会。我以校友的身份应邀出席，并被给予特别待遇就座主席台，还当了祥云火炬传递的最后一棒火炬手。在那么多同学、老师和家长、校友的喝彩声中，我把祥云火炬传到主席台，我感到荣幸。2004年我曾赴希腊传递火炬，2008年奥运会我在北京参加传递，加上这次史小的运动会，我当了三回火炬手。

   我是66届史家胡同小学的毕业生，转眼四十多年了。记得7岁刚入校时，辅导员在我们的掌声中走进教室，教我们唱“二小放牛郎”，他们不过是五六年级的大同学，可是当时我觉得他们好大好高。而今天在小学生面前我已是老伯伯辈的人了。

   记忆中的史小是那已消逝了的史可法家族的大祠堂，里面有一个个的套院和那片土操场，还有我能记住的几位老师的名字：先后担任过我们班主任的唐贵琳老师、曹逸老师和乔安丽老师，还有校长赵香衡女士和孙维环先生，美术老师杨明娣，体育老师王仲生以及音乐老师李增延。卓立校长在我的记忆中是那么年轻，温文尔雅，我记得那时是教我们数学课。

唐贵琳老师据说患的是癌症，早就去世了。她的形象在我记忆中是方脸短发，矮个子，因此总有挺拔的体态。在我们二年级时，她鼓励同学们学写日记，我就写了一篇立志要做爱劳动的好孩子的作文交上去，结果得到了唐老师的表扬和奖励。奖品是一个小笔记本，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获奖。唐老师这个奖给了我一生的好运气。

   唐老师上语文课时，要求同学们齐声朗诵后，不看课本凭自己的理解复述课文故事。当时我没被点到发言，被点到的同学并不出色，讲得磕磕绊绊。但我现在感悟到，这是多么有创意的教学方法呀，当演员太需要这种表述能力了。

   由于患有小儿麻痹症，9岁前我走路不太方便，那时同学们年龄小还不太懂事，有些人常不友好地叫我“濮瘸子”。三年级时我做了整形手术，在我能拄着拐杖上学的那段时间，唐老师号召班里同学学雷锋做好事来帮助我。我现在还能记得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楼下就有同学喊我了。特别是下雪的早晨，路灯还没灭，就有好几个同学等在楼下，仰着脸、笑嘻嘻地看着二楼窗前的我。那真的很温暖，虽然其中也有叫我瘸子的同学。

后来我的腿拆下石膏，渐渐地可以自己走路，也可以上体育课了。可因跑得慢，分组时哪个组都不要我，气得我一个人孤单地坐在操场的土台上，恨死瞧不起我的同学了。唐老师知道后在班里批评了这件事，当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一肚子的委屈好像都释放出来了。

    这就是对当年母校的一些记忆碎片，左拼右拼会联成一幅早已逝去了的童年的印象画，让我们在心里永远地珍藏吧！

        （濮存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

名山小老杨

让我爱上数字的人

◎龚庆前

    时光飞逝，青春不再，但我仍对生活充满希冀，对未来充满憧憬。是对数字、文学、美术的爱让我的生活美好而充实。这一切都让我常常由衷地感谢那些最初让我爱上数字，爱上文字，爱上画画儿的人——我的母校，我人生起点的启蒙者——史家胡同小学的老师们。

    睿智的双眼在镜片后闪烁，矫捷的身影在教室里穿梭，手中的粉笔揭开数字的奥秘，殷殷的教诲传递着解题的乐趣。他就是卓立老师——第一个让我爱上数字的人。

   记得小学５年级时，卓老师教我们数学。他会在一堂课上准备多套数学卷子让同学们练习，谁做完谁就举手，卓老师当堂判卷，做对一套题的同学会得到下一套卷子。当时我虽是学习委员，但数学并不是我的长项。在卓老师分层教学的激励和启发下，我对数学的悟性大有长进。记得最多的时候我一堂课做过三套卷子，都是一次通过。

    当我把卷子交给老师时，他总是透过镜片，赞许地看我一眼，点点头，说上一句“不错”，然后发给我一套新的卷子。卓老师可能并不知道，这虽然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但老师那夸赞的语气和鼓励的目光，却让一个孩子从此爱上了数字，并与数字结下了一生的不解情缘。

    当我以接近满分的成绩通过大学《形式逻辑》的考试时，当我以全场第一的速度，无一差错的结果，通过全国珠算高等级通级时，当我以精准而严谨的报表，科学而完善的财务管理和有效的资金运作赢得外商的称赞和信任，获得与外商长达十多年的合作时，每每有人会问我：“你是怎么学的？”我的回答只有四个字：“从小学的”。

   十年磨一剑，磨出一把好剑，既在剑，更在磨剑的石。史小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块磨刀石。卓老师传授给我的严谨而缜密的思维方式，认真而灵活的学习方法，却让我学会了举一反三和融会贯通。我想我在数学课上学到的不只是解几道题，而是得到了学习的方法和获得知识的途径。

   现在我不但在看似枯燥无味的数字中找到了无限的乐趣，而且也实现着自己人生的价值，怎能不感谢第一个让我爱上数字的人——敬爱的卓立老师呢！

                 （龚庆前，现为北京威创集团财务总监。）

名山小老杨

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杨捷

    1964年10月16日下午，我们史家胡同小学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的同学，同三千名演职人员一起，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记得当天下午三点钟，全体演职人员已经整齐地排列站在了照相梯架上，等待着毛主席的到来。只见周总理首先走到大厅中央的扩音器前，用他那洪亮的苏北口音说：“同志们，首先我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今天爆炸成功了！”顿时全场一片欢呼，欢呼声还没有静下来，周总理接着说：“我再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毛主席看望大家来了！”只见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及彭真、邓小平、薄一波等党和国领家导人健步向大家走来，宴会厅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毛主席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走到座位前，还和前排的几位演员交谈，当时有王昆、郭兰英、才旦卓玛等著名演员。照相的时候，我们少先队员一排坐在地板上，一排坐在小马扎上。我个子小，排在了靠近中央的位置。第二天，人民日报和首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消息和照片，我有幸上了照片。（照片右侧正面的男孩）

   望着这张照片，使我回忆起参加排练《东方红》的那段美好时光。记得当时我们史小有二、三十名同学参加了《东方红》的演出，演出的节目很简单，就是在最后一场“祖国万岁”中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还有几名同学担任少先队小号手的造型。节目虽然简单，但每次排练都要参加，特别是到了国庆演出前的一个月，几乎每天下午到晚上都要到人民大会堂进行排练。

   由于我们的节目在最后，经常是在大会堂里作观众，近距离地欣赏到严良坤、秋里等大师激情的指挥，王昆、郭兰英、贾世俊、寇家仑、胡松华等歌唱家的精彩表演。

   排练过程中，几次见到周总理坐在观众席上，和编导人员一起观看排练。排练结束后，周总理还走到舞台上，和演员亲切握手交谈，应该说，敬爱的周总理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东方红》只所以影响了几代人，因为它凝结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血，运用了精美的艺术形式再现了中国革命的辉煌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珍藏着这张珍贵的老照片。它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记录了那一时刻，记录了我在史家胡同小学度过的金色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