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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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燕然搦管

红柳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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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4 18:09:29 | 显示全部楼层

    初到口口脑包之时,冬季打苇子的繁忙期已尽尾声,但拉苇子的工作耗时相当长,一般要拖到开化之时方能结束,所以绝大部分人依然在忙碌,此处只剩下一个男生班留守。由任副连长安排日常工作,任副连长是七连调来原老渔场的渔工,家住在坝头所以不常来,当时我来口口脑包是无人管理的放羊状态,后来真得放了几天羊。
    羊倌王保衡探家去了,羊圈里的羊无人看管,我是初来乍到,每天放羊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可能是认为我个子小,长得太单薄就从五班又找来一个叫谢天奕的北京知青,同我一起放羊。
    初当羊倌的感觉似乎有些不适应,一旦没有了卫生室的繁杂工作,反倒觉得轻闲。谢天奕带了一幅围棋,淡蓝色的塑料棋盘平铺在沙地上,我和他摆起了黑白子。他的棋很臭,满盘几乎没什么活棋,会下的早就该交枪了;可他却不然,还在寻找翻盘的机会。我有些不耐烦了便站起身来,抬眼一望不觉一惊,一只羊都看不见了,我便高喊了一声“羊都没了!”就向沙丘后面奔去。
    最终把所有的羊圈回来后,还是少了一只羊。丢羊的事情不胫而走,在连里传开了,越传越邪乎,后来传出来的话就不是丢羊了,变成了烤全羊。放羊的烤羊和丢羊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谢天奕首先沉不住气了,他去了坝头找连里领导陈述经过洗清了过失,令人不解的是他像中彩似的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原来他被“选为”十连参加团里活学活用讲用会的代表,无疑他与丢羊之事肯定无关了,我却没在意,既然他都能没事人似的去讲用,自然此事就不予追究了。
    我想得太简单了,当时还没意识到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谢天奕是没事了,可一切责任都落到了我的头上。没过两天李副指就通知我去连部,特地找我进行个别谈话,其主要目的是劝我能坦诚接受领导的意图。
李副指说:“让你来承担此事,也不是我个人的意思,主要是谢天奕要代表十连出席团里举办的“活学活用”讲用会。”
    “这是什么逻辑,他去讲用,我就应该承担丢羊的过失。本来就是因为俩人下棋才丢的羊,怎么可能记在我一个人的头上? ”
    “你听我一句劝吧,你若承担下此事也就免生是非了。”
    “就是真有什么是非,我也不怕,脚正不怕鞋歪。”
    李副指见我对他的劝阻如此不屑一顾,也就没再说什么。过了几天,李副指就被调走了。本来接替他来口口脑包的是王副指,这位调来不到一年的副指导员却迟迟没有到位。
    李副指前脚刚走,闫副指后脚就到了,她是专程来进行宣传指导工作的。闫副指、本名闫秀峰是分配到兵团的大学生,初到十连任五排排长,后升任副指导员主管宣传。她到口口脑包的当天下午就在连部召开会议,传达下个季度的宣传任务;她的到来似乎与我无关,但午饭后通知我去开会,当我跨进连部的大门时,发现屋里就坐的青一色都是女生,绝大部分是四排的,当时,我还叫不上每个人的名字来。
    闫副指开门见山地谈了连里下季度宣传工作的相关安排,接着她又传达了兵团战友报关于以连为单位建立特别通讯员制度的通知。我觉得她说了半天,这些事好像与我无关。闫副指最后招呼所有女生,以热烈掌声欢迎来自二排的新同志加盟通讯员行列,这个简短的会议就在掌声中结束了。
    回到宿舍后,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的被褥散落在炕沿边,炕席的一角翻卷着,炕席下面的三本画册和一本日记不见了。见此情景我刚要发作,却被身后的人一把拉了出去,到了屋后,我才发现拉我的人是班长胡文龙。他拉我到一座沙丘的后面,神情非常紧张地对我说:“你好好回忆一下,曾经写过美丽的帝国主义吗?”
    我摇了摇头,极为肯定地说:“绝对没有写过这类的言词。”
    “即便没有这事也不能晓示,刚才你出去没多久,连里来了三个人,说有人举报你写了反动标语,不仅翻了你的东西,还拿走了你的一本日记和你平时画的那几本小册子,是我签得字。”
    “不行!我得找他们要回来。”
    “回来!你找谁要去啊!他们是开车来的,八成已经到坝头了;你还是好好想一想下一步怎么办吧?”
    “这是哪个王八蛋干的?我没得罪什么人啊?”
    “现在没时间考虑这些,听说交上去的是你平时练小楷的信纸。”
    听胡文龙一说,我沉默了,平时我确实用信纸练毛笔字,为了节省纸张,先用淡墨,后用浓墨一层一层盖上去,当正反面都用过后随手扔掉没有什么规律,了解这些情况的只有五班的人,会是谁呢?
    时间长了怕引起旁人注意,胡文龙就先走了。我边走边想,一路走来始终没有琢磨出背后那个人到底是谁!当我跨进五班宿舍的门时,有意无意地向靠窗的地方看了看,那里已是空空如也,谢天奕前两天就去团部集训了。
    此事像长了腿似的在连里传开了,在口口脑包,无论男女生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我,就连打饭排队的那点时间里,人们也没有放松过议论。终于等来了戳破窗户纸的那一天,两天后,指导员严昌文来到口口脑包,召集男生二排和女生四排全体人员开会,在大会上他披露了连里出现了反动标语案件,连里的领导对此很重视,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先让他本人从思想上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  
    严昌文像个行伍出身的军人,五短身材横宽,操着一口浓重的川腔,他讲话的语速相当快,如果加之鱼鼓、金钱板伴奏,那就是一曲四川轻音。他是十连的第二任指导员,第一任指导员张继科调走后,很长时间连里没有指导员。前些日子他从乌拉特风尘仆仆地赶到十连上任,为的是参加迎送兵团领导来十九团视察。
    据说他在乌拉特分团部时主抓三个连的政治思想工作,外号“严大拿”。调到十连后不久,又得了一个“严大锤”的绰号,言外之意是一锤定音,无论大事小情都得他说了算。他把我找来没有任何铺垫,就是直截了当即通知我写检查。
    “写什么检查?”我有些疑惑不解地反问道。
    “你写了美丽的帝国主义,还要问我写什么检查!”
    “我从来没有写过你说的那句话。”
    “那么我问你写过美丽吗?”
    “写过。”
    “写过帝国主义吗?”
    “写过。”
    “这不结了!”
    “但我从来没有连到一块写过。”
    “现在有证据记录在案,并且与你的日记进行了比对,就是你的笔记吗!”
    “能不能让我看一看,如果真是我写的,我知道该怎么做。”
    “那怎么可以呢?档案资料能让你本人看吗?认真写检查,听候处理!”
    “我不看到原件,一个字也不能写!”我站起身来,当面回绝了严昌文,便转身离开了连部。
     只听身后叫嚷了几句,但一个字都没听懂,大概说得都是四川方言。
    严昌文当天就回了坝头,形势发展的很快,听去坝头回来的人讲,我写不写检查已经不重要了,材料已经报到团里去了。后来又听胡文龙说,连里的几个领导因为此事打起来了。众说纷纭,说什么的都有,我以不变应万变,还是一个字都没写。
    星期天下午趁着大家忙于清洗之际,我也开始清理一下自身,首先把我平时用的墨汁倒掉,又将仅存的两支毛笔也撅了投入了灶膛,笔杆立刻被火舌吞噬掉,望着柴锅里沸水升腾的热气,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多年来这两支笔陪伴我度过了多少寂寞,可如今压在我心头的重负却让它们来承担实为不公。无奈一种发自心底的无奈使我步出了灶间,远望沙坡上成群的沙鸡在觅食,不知不觉中封冻的土地已经开始融化,枯草的根部也滋生出新绿,春回大地的瑞气势不可挡。
    此刻,远处沙坡的尽头出现一个黑影,一路跌跌撞撞地跑过来,快到近前了我才看出来是五班的谷德才。我便上前问道:“你这是去哪了?”
    “青梅,好喝!后边,你去问后边。”谷德才满脸通红,语无伦次地嘟囔着继续往前走,
    我向他身后望去空空如也一个人影都没有,我觉得他是喝多了,但仔细一看排水渠里确实有个黑影晃动,好像是很吃力地往上爬,我没有再理会谷德才,快步赶了过去,原来是王殿文、在泥水里正向上爬。此刻,张健、王赤卫也闻讯赶了过来,我们三个人总算把他弄回了宿舍,面对着他那浑身上下的泥水,只能把他放在地上。
    后来从谷德才嘴里才得知事情的经过,原来一大早,他俩就去了阿拉苯公社,到小卖部后觉得口渴,就买了两瓶青梅酒,开始俩人觉得挺好喝,过了一会儿,谷德才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二话没说扔掉半瓶酒就往回跑;当时,王殿文、还没有反应过来,等一瓶酒都入了肚,才感到不适,就开始在后面追谷德才。俩人这一跑酒劲发作了,一路上跌跌撞撞地奔回了口口脑包。
    我从绳子上取下了两件晾晒好的干衣服,看样子不是他的就是胡文龙的,也别管是谁的了,先让他换上再说。我挟着衣服刚要进屋,只见王殿文、赤条条地靠在炕沿前,被一桶接一桶的井水浇成了青紫色,见此情景我愣住了挟着的衣服也掉在了地上。这时,王赤卫又从我身边拎着一桶水进来,我随手抢过水桶,将那桶水泼在了外面。“这怎么行?人会被激出病的!”
    “就为的是让他醒醒酒。”王赤卫对我的阻拦有些不满。
    当时,我几乎是快步冲了进去,站在炕边的张健见我扶起了王殿文,便上来帮忙,班里的人七手八脚将他抬到炕上,盖好了被子;此刻,只见他躺在被窝里嘴唇发紫,一个劲打冷战。我觉得这回他逃不过去了,肯定要大病一场,便直接去了伙房,找炊事班长商量是否能熬点姜汤。事情比我想的要好,当晚,伙房为他俩人做了热面汤。
    不能不相信年轻就是本钱,生命力是如此旺盛,有句俗语说得好“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一点不假,当天晚饭时,王殿文、竟吃下了小半盆热面条,体力恢复之快令人难以置信。那天傍晚他依旧在门前的双杠上前摆、后摆自如,最后还演示了两个倒立动作。
    望着挂在中天的一轮明月,我的心绪繁乱,虽说上边近来没有理会所谓标语之事,但那件事并没算完啊!连日来我头上就像悬着一把剑,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性。真想尽快摆脱这种难熬的日子,又谈何容易。
    不知为什么,事情忽然有了转机。也就是一夜之间,连里又出了一桩拉黑灯事件,这件事一出来就像风卷残云一般把一切琐事都刮得干干净净,成为人们的中心议题。事情的原委大概是这样,星期六晚上,也就是昨天晚上,连里的王副指、约六排女生吴洁到连部谈话,当时连里的规矩是每晚连部要留一名现役军人值班应负突发事件,那天就是王副指值班,可巧的是傍晚王副指就被连里的老兵请去喝酒了,只要一喝上酒,时间就不在话下了。王副指那天喝多了,已经记不起他还约了人;可那个女生却是个死心眼一直在等,等王副指晃晃悠悠进了屋,见是个女的坐在床上,顺手就拉灭了灯,接着就扑了过去,好在是一醉一醒,吴洁顺势一推,王副指便一头倒在床上,鼾声大起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把吴洁吓坏了,她哭着跑回了宿舍。这事出来后,首先是六排的女生不干了,联名上告到团部。本来就是一件素面朝天的醉酒事件,但报到团部的书面材料却成了浓妆艳抹的绯闻。王副指面对调查材料无言以对,他只能承认当时确实喝醉酒,什么都记不清了。
    时隔不久,团里下发到各连的通报,公布了事件的处理意见,当事人王万启免职就地复员回家。王副指导员到十连后,任职约有一年了,但他从十连走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去送他,那就是我和田胜品。我在连里当卫生员时和他住一屋,算起来也有小半年的时间。小田当时是保管员,平时关系处的不错,他是听说此事后专程从十三团白彦花赶来相送的。事到如今王副指已经落难了,我和小田分别为他提着行李一直送到团部,好在团里派了车,是辆212吉普车。
    在车上我不想提及那件有关标语的事,可王副指却先提起了此事。他向我和小田讲述了当时要上报此事的场景。
    那天晚上由指导员严昌文组织的支委会就在连部外屋的乒乓球台子前召开了,到会的是连里的五位现役军人,连长李锡福、指导员严昌文、副连长吕聚财、副指导员王万启和医生翟惠民,大家落座后,严昌文的开场白是:“把大家找来主要是讨论一下如何上报有关反动标语事件!”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停电了。屋子里一片漆黑,副连长摸黑到宿舍取来一盏马灯,屋里总算有了亮。严昌文借着亮光从文件包中取出了那张写满字迹的信纸放在了台子上,刚要讲话就被连长拦下了,“大家先听我说两句。”连长站起身来燃着了一支纸烟抽了一口说道:“面对这群孩子,我想说两句公道话,我们每一位都是为人父者,能不能替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些父母想一想,他们把这些孩子交到我们手上,为什么?就应为我们身上佩戴着人民给的三点红。如果说这真是一条反动标语,另当别论;这就是一张练过字的废纸,别说那句话联都联不上,就是联上了又能怎么样?今天我就做一回恶人,一切后果由我本人负责。”他说罢掐灭了烟,接着用手抓起那张信纸,掏出打火机付之一炬。
    屋里死一样的静,过了片刻之后,副连长说道:“我先不提标语的事,不管是谁派人去的,把人家的东西翻了个底掉,结果从三个画本里也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反映平时劳动的画面,我认为画得不错应该还给人家,可现在无论是男生排还是女生排都传着看,传来传去都不知传到哪去了?就如同连长说得那样,我们作每件事前首先要对得起我们的领章帽徽。”
    “我看过那张信纸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举报人是何居心,他怎么就能突发奇想地把只言片语联成一句话,最初我准备查一查这个人的历史,他父母到底是干什么的?现在已经没必要了,东西都没了,一切都结束了,我看倒也好一了百了。”王万启打了一个圆场算是给严昌文留了个面子。支委会最终以严昌文保留意见为前提宣告结束。
    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境之下,我绝不可能得知这一切,沉默了片刻之后,我又问了一句:“举报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王副指望着我没有作声,只是笑着摇了摇头,我不想再难为他了,也就没有再问什么。
    车停在了前旗火车站前的空地上,小田陪同王副指一起上了火车,应为他回白彦花也是这趟车,我还要跟车回连,在站前我们三人就此作别。当时王副指回的是河南老家,大概是在南阳附近,此后就再也没联系上他,时至今日,这一别就是四十多年,如果他能看到此文,会得知尚有人依然惦念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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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30 09:09:04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一

    深秋时节兵团二师发出开挖义和渠的命令,乌梁素海、周边的团队积极响应奔赴后套,乌加河沿岸红旗飘飘,人海茫茫。仔细辨认,方能认出数面红旗上的字迹不尽相同,十九团、十四团、十五团等标识分段插在新筑的堤坝上;一眼望去长堤两侧人潮如海,黑压压的人群热火朝天、干劲十足,只有亲临其境方知什么是人海战术。
     乌加河灌渠古道是一条年代久远的人工灌渠,多年来被当地人年复一年的修复,其原貌依稀可见。黄河奔流在内蒙古荒漠中,其植被覆盖远不如宁夏平原,大面积的盐碱滩随处可见,倍显寂寥;河水流经乌海市后,转向东去;流经巴彦淖尔市,至乌拉特前旗,河套灌区的东侧,即为河套灌渠首端。古老的黄河多次改道,在此形成一望无际的河迹湖;被当地人称为乌梁素海,蒙语意为“红柳湖”。此湖面积为我国第五大淡水湖(民国测绘),素有“塞外明珠”之美誉。
     乌梁素海东临大佘太,为农牧相间的垦区,西缘比邻明安川和阿拉奔草原,北靠狼山山前洪积扇,南邻乌拉山,后山洪积阶地。莽原中的明湖自然天成,碧波万顷的水面烟波浩渺。
     曾几何时,乌海之滨,乌拉山下、引黄灌渠绕过西山咀山梁、注入乌梁素海、融入乌加河。在这片广袤原野上,土地肥沃,牧草丰盛,古称“黄河后套”。自秦汉以来,河套地区备受关注,汉武帝即位后,将其秦初所定九原郡分设五原、朔方两郡,东归五原、西属朔方,此两郡所辖,即为河套平原上的后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次引用黄河水灌溉万亩粮田的前辈英雄,在这片土地上挥洒汗水,创建家园。
     如今,在后套的农田里,依稀可辨古老的灌渠;在其主干渠,乌加河的台地上,有一座没入荒草的墓冢,墓碑上镌刻的是王同春之墓。一百多年前,这位英雄,在广袤的河套地区谱写出一曲引黄灌渠的变奏曲。生动流畅、伴随流淌的黄河水传唱至今。
  王同春、其身世寒微,儿时家境败落,辍学随父塞外谋生。1881年(清光绪七年),王同春借银两租得蒙古喇嘛庙产若干顷,自备钱粮,召集民众开挖引黄灌渠。初名王同春渠,后改为义和渠;时隔不久,继续向北延伸,打通乌加河,并联五条水脉沟通引黄灌渠。几十年来,他先后开凿了沙河渠、纲目渠、丰济渠、灶王河等数条水脉,贯穿后套地区,浇灌万顷粮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晋、察、冀、陕等省先后大旱,他四次调拨粮食95000余石,前赴各省救灾,突显出后套农耕优势,及富甲一方的殷实。1903年,晚清政府以“移民实边”政策,迫令王同春将其所属农田、灌渠交与朝廷。无奈之下,他将数十年的积累,所凿灌渠及田产一并交官,而官方所付赏银,仅有1.5万两。王同春一生勤勉,为人质朴;他终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勘察地势、分辨土壤,他对后套地区的地形、土壤、水文、地质等情况,精熟于心,遇无不精思以穷其理。王同春、1852年生于河北邢台县东石门村,破落地主家庭。他因幼染天花、左眼失明,被俗称为“瞎进财”。所以清末、民初,投奔他门下的邢台人众多,因此促成顺德府皮毛业生意越发红火。
     王同春逝后,当地人集资为他修庙,以其治理河套有功,使他名扬全国。之后他的事迹被编入教材,1947年国立编译馆所编,全国高级小学通用教材《国语》第一册。王同春的事迹,曾被载入《剑桥中华民国史》及《清史稿》。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和北京大学教授、地理学家侯仁之曾对他开发黄河后套的事迹给予高度评价。1934年,顾颉刚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王同春开发河套记”,称王同春为民族伟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作家冰心走访绥远后,曾撰写《二老财》一文,文中称他为:河套民族英雄”。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来自内地的数万名知识青年涌入黄河后套垦荒。当时由北京军区所辖,成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以五原为界,西属三师,师部设在临河;东归二师,师部设在乌拉山。地处乌梁素海南岸码头的坝头村,就是二师十九团的驻地,而此次开挖义和渠,会战的指挥部设在对岸的坝湾。初到坝湾住在一连驻地的营房,挖渠的第一天是跟着干,看大家伙怎么干就怎么干。显然比不上当地农民的筑坝速度,就是如此,一天下来腰酸腿疼、迈不动步。第二天早上,起床号一响,双肩就像粘在土炕上,翻身都困难,好容易从炕上挣扎起来,又开始奔赴挖渠工地。
     三天之后,不知哪位高参出的高招,让兵团战士与当地农民混编成组,分段包干,互相促进,争取早日完成任务。这样一来,无形中增加了许多劳动量;农民每人都是自带工具,有独轮车、手推车,最不济的是一条扁担、两支箩筐。兵团战士每人手中只有一把铁锹,如此搭配别说偷闲,能供上就不错。当天上午,只见工地上是一片热火朝天,兵团战士根本顶不上农民的速度,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再看那些农民推着小车、健步如飞,好像没使什么劲儿。在农民团队中有一位名叫刘六十四的壮汉,五短身材,身子长腿短、横宽,双手各提一支装满土的箩筐,往来大坝上奔走如飞;从他身后望去,那紫铜色的脊背上,块块肌肉尽显出力士的风采。听同村的农民介绍,他是其父六十四岁得子,他前面是九个闺女,老来得子,此乃幸事,就取名六十四。俗话说:“娘矬、矬一个,爹矬、矬一窝。”他家应验了这句话,由于他爹身材矮小,一家都沾光。
     伴随收工的号音 ,午饭开始了,望着笸箩里的包子,那阵势就是蜂拥而上。再看刘六十四双手掐着六个包子,一口下去,半个包子就没了。我仔细观瞧他的吃相与众不同,快捷神速,近似狼吞虎咽;他整整往返六次,三十六个包子入肚后,才开始喝汤。以前听评书中所描述的酒囊饭袋,以为不过演绎,取悦听众而已,目睹此情此景,方知见识太少。仔细想来即便是两人抬一筐土,他能盯上四个人的工作量,但吃起来并不比四个人少,如此下来,挖渠的口粮会出问题。话被我言中,两天下来断粮了;指挥部命十四团派车拉粮,可巧当天团里的车都出勤了,只好派一辆拖拉机去拉粮。问题就出在拉粮车的司机身上,为的到底是什么还不清楚?车到粮库,他没命地往车上装粮,高高垛起的麻袋,上面还要坐人。回来的路上,拖拉机在苏都伦附近翻了车,车上掉下的粮袋砸在一名战士的头部,当场毙命。
     消息传得太快了,被砸死的战士是来自包头市的知青,其父是包头日报社的副总编,闻讯之后,组团前来问责。两天后,指挥部停止了挖渠工程;自此,开挖义和渠的工程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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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30 09:09:56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二

    内蒙的秋天很短,我从坝湾回来,便投入到繁忙的基建工作中。当时,口口脑包只有一排营房,四排女生居住都有些紧张,而二排五班的男生还住在羊圈改建的窝棚内。

    当务之急是速建新房,让各排战士平稳过冬;如果没有挖渠会战的干扰,也许新房早已封顶,为加快建房的进度,连里委派新调来的副指导员来此蹲点;刘常峙看上去过不去三十岁,样子很年轻,一身笔挺的新军装,皮鞋擦得锃亮,他习惯性地将左手插在上衣兜中,而右手插进裤兜内,走起路来左右摇摆,像个二尾子。

    “你们俩别争了!听我说、二檩与檐檩对齐就行啦!”刘副指说话很管用,争吵了半晌的两位渔工都不言语了。

    其实,那两位渔工是争给别人看的,姓刘的师傅是个独眼、姓孟的师傅是个歪脖,他俩为掩盖自身的缺欠,都说自己调的线准,逗的下面的人哈哈大笑,看热闹的人也越来越多。

    刘副指的呵斥驱散了众人的围观,大家又分头去干自己的事了。说他是督军有点过分,不过他到场后,情况就要另当别论。快是在安全基础上求进,无原则的光图快,难控意外。

    如果当时有录像,那热火朝天的场面真是令人振奋。房顶还没盖好,屋里的火炕已经盘好了,当天就要烧炕;遵照他的旨意,女生排抱进许多干苇子。

    两位师傅互不相让,都按自己的意图将二檩的两端固定在山墙上,用肉眼都能瞧出斜度,但刘副指并未深究,别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晚饭前,房顶上已经完成第一遍苫背;当晚女生排就安排轮流值班烧火炕,点火后,就苇子是干的、其余都是湿的,经火燎后、浓烟四起,屋里呆不住人。经排长同意、熄灭了火,都回去睡觉了。本来就斜放的二檩上面重压、下面烘烤,左端松动,从山墙上脱落下来,砸破了柴锅,灶膛内的死灰经风吹后,死灰复燃,将所有干苇子全点着了;片刻之后,火焰冲出门窗。

    “救火啊!快救火啊!”凄楚的呼喊响彻夜空,从睡梦中惊醒的我,披上衣服跑出来,那火势越烧越旺映红了半边天。

    脸盆、水桶,几乎能溶水的容器都用上了。火救灭后,那间房的面目全非,屋顶已经露天,火炕也被砸塌了。刘副指见此情景,摇摇头,一句话也没说,就回去继续睡觉了。

屋漏又逢连阴雨,一连两天都在下雨,第三天就出现了霜冻,后来那间房一直拖到第二年春天才盖起来,二排五班的战士们,又在羊圈改建的窝棚里忍了一个冬天。

十三

    每年一度的冬季打苇子工作又开始了,此时无论什么假一律不准,明知如此,可我偏要去试一试,于是惹来一身麻烦险些送了命。事情的起因是三师的同学要路过前旗,难得一聚的机会不想错过,为争取去前旗的两天假,我绞尽脑汁不惜铤而走险,尝试了一次拙劣的表演,最终难以收拾。
    起初我考虑的很简单,装装样子向班长请个假去坝头团部卫生所看个病还是不成问题的,没成想不好使;只因连里新来了一位副指导员刘常峙,坐镇口口脑包、负责日常工作;新官上任三把火,各班排无论谁请假,都要报到连部来批复。
    我只身走在冰面上往坝头方向急行,不一会儿头上就冒了汗。心里越着急越出事,走在长满芦苇的冰面上不像是在陆地上,没有参照物辨不明方向,全凭记忆摸索前行,走了好一阵子之后,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苇子又粗又密,分明是往海里走,我已经意识到走迷了路;便转身向反方向走,怕什么来什么,我几乎是花了整整大半天的功夫穿行在芦苇间,等我摸到岸边时,天已经黑了下来。我向有灯光方向前行,走不多远,我发现了几个苇垛,熟悉的路边传来流水声,那是机井喷涌泉水发出的声响。原来我并没有走多远,只是在冰面上打了半天转。
回到驻地,我向班长打了个招呼,告诉他明天要到前旗去看病,就胡乱吃了几口饭倒头便睡了,走了一天的路腰酸腿疼,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起床号的声响传来后,屋里的人开始行动起来,这时我才意识到还缺一张团部卫生所开据的转诊单。我印象中曾经留过两张备份,但一时找不着,结果是在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中找到了一张空白转诊单。情急之下我决定自己来填补空白,趁着大家洗漱之际,我溜到沙丘后面,用钢笔填写了姓名后,又写上类风湿待查五个字,在下面医生的签名处非常坦然地写上了林医生的名字。只因在乌拉特办中草药学习班时,我和他住在一起,彼此也很熟,他的字迹挺特殊、好认。当我认为万无一失之际,已经吃早饭了。
    我刚要进屋,迎面碰到班长胡文龙拿着饭盆去打饭,我便随手把那张转诊单交给了他。也就是刚刚吃过早饭的样子,赵志坚、走进来说,刘副指叫我到连部去一趟。我站起身来便随赵志坚、走出了屋,此时此刻我心里明白,肯定是那张转诊单出了问题,但脑海之中已是一片空白不知所措了,恍惚之间只有一丝信念,那就是不能有任何把柄留在他手上。
    到了连部门口,赵志坚径直去了伙房,当我推门走进连部时, 刘常峙坐在椅子上抽烟,看样子是等候多时了。我站在炉火旁,搓着手假装烤火,慢慢移动着坐在火上的水壶,试图掩饰住慌乱的情绪。
    “听说你要去师部医院看病?”
    “对!是老毛病了,风湿性关节炎。”
    “你什么时候去的团卫生所?”
    “昨天。”
    “找那位医生看得病?
    “林医生。”
    “不对吧!林医生说他昨天没见到过你,并且他还认识你。”
    “你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让不让我去看病反正是你说了算。”
    “你还别这么说,好像是我不让你去看病;我刚给林医生打过电话,要不然你再打一个,当面核实一下?”
    “不必啦!你说我没找他,我说找了,咱俩空口无凭到底听谁的?”
    “怎么叫空口无凭呢!你好好看看,这是不是你交上来的那张转诊单?” 刘常峙说着从抽屉里拿出来那张转诊单递给了我。我看过后确认无误,就是我刚刚交上去的那张,便随手投入了火中,一股白亮的青烟冒过之后,纸灰熔化在炉火中。之后,我头也不回地跨出房门扬长而去。这一切发生的是那样的快,刘常峙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我已经走出很远了,才听到刘常峙的叫声:“你竟敢销毁证据,赵志坚、通知五班全体开会!”
    当我回到班里时,室内已空无一人,不一会儿,班里的其他九个人陆续进了屋,最后进来的是刘常峙和赵志坚。
    刘常峙先作了一个开场白,把刚才发生的事通报了一下,底下好像有人在偷着乐。“有什么好笑的,这是原则问题,是极其严重的作弊行为,欺骗领导干扰破坏冬季打苇工作。这样下去不得了了吗!今天就要针对这个问题为大家敲敲警钟,下面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他的话讲完之后便冷场了,过了好一阵子班长胡文龙说了几句不疼不痒的话,接下来王广哲、王赤卫先后发了言,算是给副指导员打了个圆场。
    刘常峙有些不耐烦了,他对着班长胡文龙说:“我告诉你五班长,今天下午五班全体人员都要到会发言,开批判会。”他说着转身招呼了一下坐在门边的谢天奕,随后俩人一同出了屋。
    午饭后等了许久,也没见刘常峙再来,躺在炕上的那几位已经开始打呼噜了。大约三点钟左右的时候刘常峙来了,随在他身后一同进来的是赵志坚和谢天奕。
    批判会开始了,首先发言的是谢天奕,他拿出几张写满字迹的信纸便念了起来,什么东风吹、战鼓擂,之类的开篇词,几乎听得令人耳边起了老茧,连篇累牍的官话、套话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接下来就是当时最流行的上纲上线令人生厌。看得出来此时的刘常峙已经是喜上眉梢,烟不离嘴的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很是得意。全班一共十个人,九个人陆续都发了言,轮到我时,依然是一言不发,连一个字都没有。
    “不说话是吧!那好办,今天你不做出深刻检查,就让全班人陪着你,谁都别想吃晚饭。” 刘常峙说着站起身来,高声喊道:“赵志坚、你去通知伙房给五班留饭,具体什么时间吃饭等开完会再说。”
    一段沉默过后,刘常峙的招数果然奏效了,最初是王广哲、王赤卫发了几句牢骚,后来班里的人七嘴八舌都埋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招数可以说是刘常峙的看家本领,据说他入伍时就去支左了,他用过的阴招、损招挑得两派不和;即便如此,我还是一言不发。
    无言的反抗最终激怒了刘常峙,他冲到我跟前揪住我连推带搡,大声喊叫着:“看来你是死鱼不张嘴啊! 你以为不说话就能蒙混过关码?”
    我双眼一闭抱定骂不还嘴,打不还手的决心,到要看一看谁的骨头硬。
    黔驴技穷的刘常峙最终还是松开了手,气极败坏地走了。
    一连三天我躺在炕上不吃不喝,连起都不起了。第三天的早上刘常峙气势汹汹地冲进来,揪住我的衣领从被窝里拽出来,大声叫道:“你绝食给谁看呢?在这里我说了算,就是饿死你也是咎由自取。”他喊完后就走了,我又重新钻入了被窝,根本没有理他。
    屋内又沉寂了下来,所有人都出工打苇子去了。我爬起身来披上棉袄下了地,只觉得眼前发黑,两腿直打晃,我又重新坐在了炕上。刘常峙的最后一句话警醒了我,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反守为攻。我把要说的该说的话都写了下来,那真是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但只字未提转诊单一事,最后我把刘常峙说的那句话也写了上去,“你绝食给谁看呢?在这里我说了算,就是饿死你也是咎由自取。”
    连日来我一直在物色替我送信的人选,北京的知青不可以目标太大,外省市来的知青能办此事的人几乎没有,扪心自问我还能撑多久。焦虑之余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那是从呼市来的68届高中生王至仁,平时话不多,但为人正直,我和他没有过多的交往,只能算彼此聊得上来。如此重托,对方是否应允也未可知,可到了这个时候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我又仔细地想了想别无出路,只有背水一战了。
    王至仁所在的四班每天留一人值班,主要负责烧水、整理内务等项工作,累了一天的兄弟们回来后能喝口热水,睡前能烫烫脚也就知足了。如果我没算错的话,今天就应该他值班。我想来想去,总觉得直接过去找他有些不妥,正在犹豫之际,听见门外有脚步声,我刚跨出房门,正遇见伙房的周能煦路过,便叫住了他说:“你代我去四班看看,如果是王至仁值班,你就叫他过来一趟,我找他有点事。”“行!我正好路过那边。”他点了点头便向四班走去。
    不一会儿,王至仁就过来了,我急忙迎上前去,彼此对视了一下之后,我便问道:“我的事你听说了吗?”
    “有所耳闻。”
    “现在我的处境很艰难,有件事想求你帮忙?”
    “你就直说吧,只要我帮得上忙责无旁贷。”
   “我这里有封信,能帮我送到团部宋参谋手里吗?”我说着从衣兜里掏出写好的信交给了他。
    “我尽力吧,如果我见不到他,别人行吗?”
    “行!只要交到团部的人手里就行了。”
    “那好!我尽力而为。”
    “拜托了!”我向他拱了拱手,以表谢意。
    王至仁没有再说什么,转身匆匆离去了。
    当我走到宿舍门口时,王至仁的身影已消失在沙丘的后面,我的眼前模糊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凉袭上心头,觉得异常孤单,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理解朋友二字的真正涵义。
    第二天早上,情况有了转机,还没有到吃早饭的时间,赵志坚就端着一小盆鸡蛋挂面闯进了屋。“呀!今天什么日子改善伙食啦!”王赤卫望着放到炕边上的那盆面惊喜地叫出了声。
    “一边去,这是病号饭。”赵志坚一边说,一边往外走。
    “你先别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胡文龙一把拉住赵志坚的胳臂问道。
    “别提了,不知是谁把这事捅到团部去了,宋参谋一大早就打来电话,让刘副指个人承担一切后果。”他说话的声音虽然很低,躺在炕上的我却听得明明白白。
    “你不能走,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这好人要做到底,话得由你去说。”胡文龙边说边把赵志坚拉回到炕边。
    “这面可是刘副指让我给你送来的,你就快吃吧!”赵志坚压低嗓音在我耳边说着,几乎是在耳语。
    我爬起身来大声说道:“让我吃饭也可以,刘常峙必须当着男女生排的面,给我赔礼道歉。”
    赵志坚用手捂着嘴,跑了出去,但还是笑出了声;胡文龙也笑了,他低声对我说:“赵志坚能前来给你送病号饭,肯定是刘常峙的主意,说明你赢了,见好就收吧,还是先吃饭要紧。”
    听人劝,吃饱饭。我接过班长递过来的那碗面,先尝了一口,确实很香,但难以下咽,没吃几口就放在了炕边上。我深知饿了几天的胃,需要的是水,而不是食物。
    当我那碗没吃完的面刚放下,转眼之间那一小盆面就风卷残云般地被瓜分了。从那一刻开始一如既往,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可团里对此事却极为重视,自建团以来兵团战士因看病被拒导致绝食事件的发生尚属首次。一周之后,以宋参谋为首的调查组进驻口口脑包,其结果超出我的期望,团部以书面文件的方式下发到各连通报批评刘常峙,令各连领导引以为戒。  
    真是应了那句话,“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刘常峙的所有指正没被认同,宋参谋根本不相信如此精明的人会眼睁睁看着一个孩子当面销毁证据,林医生提供的旁证只有一句话,如果当事人需要转诊单很容易无需作弊。而曾经见过转诊单的两个人都躲了,赵志坚去了前旗,胡文龙去了包头,无从核实;然而我的绝食之举不必查证,早已传开了众所周知。
    一局棋以我的完胜宣告结束了,令对手输得很没面子。关键在于公众的认同,因为我始终处于劣势,是受害者,一般情况下同情弱者是规律。事后有人说我有点小题大做,其实不然,我到十连两年多来,从没听说有人挨了处分;可他一到十连,不到三个月内接连有三名知青受了处分,两名北京的、一名天津的,那个天津来的知青只有十三岁,是和他哥哥一起来的,起初是因为打架,后来是骂了他,最终给了这孩子一个记大过处分。他把过去支左整人那一套不折不扣地带到了十连,气焰嚣张,见谁整谁。不是我找事,而是事找我;大难临头他又不给出路,只有死扛。跟他过了招,我才知晓他从来没碰上过真正的对手,所以才如此猖狂,面对整个知青群体,他像是在赶一群羊。
    自此之后无论是大会或是小会,刘常峙都要特别强调一下我如何有进步,看得出来我已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每当此时,只有我能理解他是咬着后槽牙在恭维我。
    两个月之后,我被调往师部。连我本人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当时我在连里算是个子最矮系列中的一位,全连三百多号人,数都数不到我这里。我思来想去刘常峙没这个权力,只不过起了些推波助澜的作用。
    屈指算来我在十连整整呆了两年零九个月,这段时光虽说不算长,但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却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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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30 09:18:22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四

   初到二师师部分到生产班,顾名思义就是个生产单位,地点在师部大院外边道南的最东端。说是为机关大院种菜,实际上种出的菜还不够机关食堂消受。可能是看我个子小,派不上大用场,就留在生产班的豆腐。豆腐房的老大叫李孝宽,他个子也不高是北京来的知青,同出一地,又都姓李,倍感亲切。

  生产班里还有三个女生都是来自保定的知青,和副班长彭元昌是同为一校的68届高中同学。十来个人的集体,几乎囊括了各地的知青,大家分别来自北京、天津、保定、青岛、呼市及当地。班长老牟是66届高中生,与种子站的赵会计处于热恋中,很少过来,一般情况下不过问生产班的事情,常务工作小彭一人说了算。

   做豆腐要早起,把头天泡好的黄豆捞出,从磨孔中漏到磨盘里研磨出豆浆,再倒入挂在柴锅上的布包中摇晃,豆浆漏入锅中,豆渣留在布包内。然后将豆浆煮开,落开后即可从浆面上揭去三次油皮,将其晒干就是腐竹;晾温时加入少许盐卤,豆浆既成为豆腐脑,点制豆腐的老嫩与否全在这一环节。最后一道工序是压制豆腐,将捞出锅未成型的豆腐用布包好,平摊在笼屉上,再放上石头将豆腐里面的水分挤出。幸亏用的是电磨,如果用驴拉磨,半天之内能出一锅豆腐就不错。一大锅豆浆点好了能出三屉豆腐,点不好的情况下也就出两屉吧。

  每天早上六点起来,从磨豆浆开始,将近十点钟左右,才能将新出锅的豆腐送到军人服务社,每天送豆腐时,都会看到门外排起的长队。

   没想到在生产班的那些日子里,每天都有大半天的时间属于自己,重新勾起了我画画的爱好。李孝宽起初不知道我还有这么一手,看到画后,他建议我去招待所试试。听说天津艺专来招收美术专业的学生,就住在师部招待所。

   当天下午我俩去了招待所,只见到一位姓邓的老师,我的画经他指点后豁然开朗,临走时他留下了三张,待商议后再做答复。

    回到生产班就撞见了彭元昌,他正在四处找我。原来是小学校的老师探家去了,学生正在期末复习考试阶段,需要一名代课老师,听他的口气没什么余地,我只能硬着头皮去代课。

   晚饭前,彭元昌带我去学校见了校长,就算是认了个门。带回来的只是一本小学五年级的算数课本;上学时,我最烦的是上数学课,所以懒得看,再说了小学课本也没的看。学校为了方便代课老师的作息时间,将第二、三堂课的内容连起来,都上数学课。所以说即便去代课,还不影响本职工作。

   第二天一早照常做豆腐,直到豆浆倒入锅中该点火了,他才提醒我该上课了。匆忙之间课本也忘带了,我几乎是踩着上课铃声走到教室的门前,站在门口的那位女老师向我点了点头,便同我一起走进教师,她先走上讲台对同学们说:“今天为大家上课的是李老师,请大家鼓掌欢迎!”一阵掌声过后女教师走出教室。我走到前排第一个女生课桌前轻声问道:“你们复习到第几单元了?”  

  “第五单元,该讲应用题了。”女同学说着翻开了课本。

   我借用了那位女同学的课本,在黑板上列出了一道示题,便讲起解题的方法,很快一堂课过去了,第二堂课让学生作练习,我当场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

   下课后,走在回去的路上,我才意识到老师备课的重要性,虽说是代几天课,也不能误人子弟。当天下午,从课本中的第五单元开始,我认真整理了一遍教案。

   一周下来,学校乃至学生家长反应还都不错。周一我照常去上课,走进教室后,只见原先后面的几个空位子上坐满了新同学,我并没在意,以为是上周请假的同学。每堂课我还是很遵守时间的,主要是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我在黑板上刚刚列出一道示题,就听后面吵吵起来,我回头一看,坐在最后的高个子男生,正在抢一个同学的铅笔合。

   “你怎么回事?”  

   “老师,他借我橡皮不还。 ”

   “我根本没借过他的橡皮。”

   “好了!你们俩的事下课再说,别耽误大家的时间。”我继续把没写完的公式列出来,此时只听身后“啪”的一声响,我回头一看还是那个男生给了另一个同学一记耳光。

   一时间,我怒从心起快步冲了过去,从座位上揪着男孩的耳朵拎出了教室。

   男孩哭了,大声嚷道:“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我不管你爸是谁,你可以不听我的课,但你不能影响别人!”

“我找我爸去!”那个男孩哭着走了。

   当天下午,学校的那位女教师通知我明天不要去上课了。快吃晚饭的当口,彭元昌风风火火地从机关大院回来,将我和李孝宽找来,交代我俩到萨拉齐去买盐卤,并把支票和介绍信交给了李孝宽,我觉得这事谁去都可以便随口说道:“非得我陪他去吗?能不能让别”我的话还没说完,彭元昌的眼睛就瞪圆了,平时他的眼睛就大,这么一瞪,眼珠子都快掉出来啦:“你听明白啦!不是你陪他去,是他陪你去。”李孝宽拉了一把,顺势将我推出了屋。

   当时只有我还蒙在鼓里,大院里都已经传开了,小学校来了一位代课的老师体罚学生,并殴打了王副参谋长的大公子。管理科的协理员闻讯后,为防止事态恶化,便把彭元昌叫去做了如此安排。  

   李孝宽买了车票,没有座。我俩在乌拉山车站等到晚上九点多才上车,上车后直奔餐车,饭虽说晚了点,还算过得去。去餐车吃饭为的就是占个座,在车厢里李孝宽和我聊了聊机关的事。

   大院里的琐事,我有意无意地听了几耳朵,便昏昏沉沉地打起了瞌睡。

   列车停在萨拉齐站时,已经天光大亮。我俩下车后直接去了旗招待所,兵团的介绍信在地方挺管用,跑了一天的路,所有事都有了眉目。

   晚上,我俩躺在床上时,又聊了起来。经李孝宽介绍,我才知晓在机关大院里,王副参谋长的资格最老,孟师长都要敬他三分。

  “被你体罚的学生,是不是个子很高,大眼睛、挺白净的?”

    我点了点头问道:“你怎么认识他呢?”

   “何止认识,还相当熟,他就是王副参谋长的大公子,名叫王磊。那是个娇生惯养出来的孩子,父母都舍不得捅一指头,你可倒好满不吝啊!”

   “你看这事过得去吗?”

   “你我不知道如何发落,反正生产班是走到头了,年初就吵吵要解散,是管理科的协理员一直在从中作梗,这回八成是谁也栏不住了。”

   “要真的解散了,这十几个人怎么安排?”

   “这不是你要关心的事,你还是先考虑考虑你自己的去处吧。”

   “我早想好了,大不了回连。”

   “回连,你想得美,我看不给你发配到黄河南二十团算对得起你,什么事都怕倒过来想,如果是我的孩子被人如此欺负,那肯定不能轻饶啊!应该去毛乌素沙漠,在风沙的洗礼中接受再教育。”

    我懒得听他唠叨,索性拉起被子蒙上了头,不一会就昏昏睡去了。

    次日清晨,我俩来到车站的货运站,办理了托运,整整三麻袋的盐卤摆放在站台上,黑褐色盐卤块暴露在封口处,一眼就能看出其品质的好坏。望着那些盐卤块,不免心生疑惑,便随口问道:“听你的意思,生产班就要解散了,你还买这么多盐卤干什么?”

   “一看你就没在机关呆过,想让领导满意顺从是第一,办好是第二,最忌讳跟领导耍心眼,无论你是与公于私,都不能和领导对着干,长此已往下去,机会就会光顾到你身上。”他那得意的样子,使平时不大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线。看得出来,他一定摊上了好事,但他的口锋很近,察觉不出任何信息。

   第三天的上午大约十一点来钟,我俩回到了生产班,果然被李孝宽言中了,生产班全体人员正在忙碌最后一顿散伙饭。彭元昌和三个保定来的女生就要走了,小彭去了四川科技大学、三个女生是去十三团、白彦花电子管厂,因此就提前开饭了。大家刚刚拿起筷子,司机就到了,他们四个人只是象征性地吃了几口,就和大家告别上了汽车。

   送走了小彭一行人后,大家回到桌上继续喝酒,不知为什么气氛十分沉闷,往日席间谈笑风生的场景不见了。我只顾闷头灌酒,不一会就倒在了饭桌上,被大家七手八脚地抬回了宿舍,只听李孝宽说:“让他先睡吧,一会儿还要去车站接周文喜,咱们还得快点收拾。”

    生产班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驴车,养了两头驴,一头黑驴、一头灰驴,两头驴形影不离。饭后,李孝宽套上驴车,赶着驴车前往乌拉山车站接站,剩下来的人也都坐上了驴车。

    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地只觉得天旋地转,又过了不知多久,恍惚中听见窗外传来驴叫,我便从床上爬起来,头重脚轻地走出了屋,却不见黑驴的踪影,再细看伙房前的驴车也不见了。

    意识中好像听说是要去接什么人,我便寻声走到伙房的东山墙,果然,灰驴被拴在那里。我牵过驴晃晃悠悠地骑到驴背上,就奔车站去了。根本不用引路,驴跑得很快,沿着黑驴刚刚走过的路,很快就到了车站,而且快步走上了路基,当走到铁轨中间时,驴不走了,站在铁轨中间一动不动。列车拉响刺耳的汽笛声轰鸣着驶进车站,车站的站长飞奔过来,将驴拉向路基。火车已经减慢了速度,但巨大的气浪冲过来,险些把我从驴背上刮下去。

    这时,站台上生产班的人才发现骑在驴背上的我。一拥而上,将我抬到驴车上,我躺在车上便鼾声大起又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政治部的蓝干事来到生产班,她见到我后歉意地笑了笑说:“前两天乌力吉托我的事,我给你问了,机关卫生所确实缺男卫生员,但后来听说要来的人就是那个体罚学生的代课老师,人家不敢接收,真不好意思。”

    这番没头没脑的话倒给我说懵了,此刻,乌力吉正好从屋里走出来,把话接了过去:“不行就算啦!我也是随便问问?还不谢谢蓝干事。”乌力吉用手捅了我一下,我顺势接过他手中的提包应道:“太感谢您啦!这么忙,还为我们的事操心。”

  “没什么,这是应该的,乌力吉是我看着长大的。”蓝干事说着让司机打开了车门,他们先后上了车,我向他们招了招手。此刻,乌力吉从车窗里向我喊道:“你那三张画在我这,就算送给我啦!”公路上扬起一道黄尘,汽车向东疾驰而去。

    乌力吉是蒙古族,原内蒙党委子弟,从十七团调到生产班大约和我同期,我俩同住一屋。我和李孝宽去萨拉齐的当天晚上,生产班就宣布解散了,他的去处已是板上钉钉,当了警察,先去集宁培训。没想到我不在的情况下,他多方奔走,想为我谋个好去处,真令人感动。

   当天下午王殿文、马志刚去了服务社,周文喜、申有才去了通讯班外勤;青岛的尹松去了警卫班,天津的何云刚和本地的小周去了管理科。

   如此安排之后,只剩下三个人,而且都姓李,李明增、李孝宽和我。“好饭不怕晚,我肯定比他们强”。李明增胸有成竹地说着,招呼仨人玩牌。

   果不其然,第二天中午通知书就发下来了,李明增去人大、李孝宽去北大。我赶着驴车送他俩去了乌拉山火车站,回来的路上,我在想师部就是师部,普通连队三、四百号人摊上一个上学名额就算不错,一个只有十来个人的生产班竟有三个上学名额,而且都是名牌大学。顾影自怜如今真的剩下了我一个人,如何发落也只有听天由命啦。

    协理员、王殿文、马志刚站在生产班门前的空地上等候多时了,我刚要卸车,就被一位当地老乡把车赶走了,没想到这么快生产班就被地方接管了。

    协理员招呼他俩扛着我的行李向招待所方向走去,我在后面跟着,心里想住招待所干什么?要去的地方八成不近。进了招待所的大门,迎出来的是值班员赵建国,协理员吩咐将我的行李放在值班室旁边的那间屋,就让他俩回去了。

   我随同协理员走进屋,便把门关上了。协理员坐在了桌前的一把椅子上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据生产班的人反应,别看你个子小,主意比谁都多,胆子比谁都大,什么事都敢干!这回师部重新组建集训队,是王副参谋长亲自点将,首选你当文书,听说你课教得不错,但最出色的是体罚学生,所以这回升级了,集训中你面对的都是现役军人,倒要看看你能体罚谁?”

   我一听就傻了,这是摁住了开宰啊!原来不让我走的意思全在这儿呢?这分明是慢功整治制呀!

   协理员见我脸都吓白了笑出了声:“原来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玩笑归玩笑,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重新组建集训队是师党委正式批准的,队长是司令部的刘参谋,他去包头了这两天就回来,你是文书,又从十七团调来一名通信员,叫李明武,大概明天就到,把你安排在这是等他们来后一块过去。”

   “我能不能先过去看看?”

   “也好!我先陪你过去转转。”协理员说着让赵建国取出钥匙,就出了招待所的旁门。

   看过集训队的院子后,我送协理员出了招待所的大门,望着他的背影我心中感慨不已,正是他的努力,致使生产班的十来个人都有了妥善的安排。说来也巧,他的名字与我的名字只有中间一字之差,结果传闻他是我的堂兄,他来自山东、我来自北京根本联不到一块,但人们不愿接受真实的现实,反而津津乐道那些扑风捉影的笑谈。

   送走了协理员后,我叫赵建国帮我搬行李,直接搬到了集训队的大院中,我选择了第一排房的第二间,一般第一间都是办公室。赵建国推说要值班,放下行李就走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却睡不着,不知为什么眼前像过电影似的浮现出几年来的兵团场景,如果没有这场代课引起的风波,我还觉得没什么,尤其是像导火索一样快速解体的生产班,看似是起始于我的唐突。实际上没有这一连锁式的反应,生产班照样解体,三个党员都上学去了,这个班还能办下去吗?与其如此任人摆布,不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又是谈何容易。

   突然,窗外传来一阵响声,细听起来像是投来的石子,接着又有两枚石子落在窗台上,我立刻警觉了起来,这是贼在投石问路,这是哪来的不开眼的贼,我都混成这样了,还来偷我。想到这里,我快速穿上了裤子,蹬上鞋系好鞋带。站在窗前向外望了望,月光下空旷的院子里什么也没有,此刻,又有一枚石子投来落在了窗台上。我发现贼就躲在窗外右侧的墙角处,于是,我环顾四周,空空如也的屋中只有去年冬天取暖的炉子还没有拆卸,可见这间屋很久没有住人了。我用左手拿起火盖,右手抄起炉台上的火勾就跳上了窗台,轻轻拨开右侧的窗扇,侧身越上窗台,左手一扬,火盖贴着墙边飞了出去。只听“唉哟”一声惨叫,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我纵身一越,跳下窗台追了上去,追至招待所的旁门,不见人的踪影,又继续追至招待所的大门还是没见人影。我将手上拎着的火勾挂在了栅栏门上,喘了口气,四处望了望,那来的贼,跑得也太快啦!我索性去了机关大院,敲响了协理员的家门。我进屋一看孩子都睡下了,两个大人还没有躺下,我气喘吁吁地向协理员陈述了刚才事情发生的经过。协理员听完之后笑了:“哪来的贼啊?肯定是谁在跟你开玩笑,我看这样吧,你先搬到管理科来住,小张探家去了,他那里空着,我来帮你去搬家。”协理员说着就披上了外衣。

    “不! 不!我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让您了解一下情况。”我说着便转身匆匆离去。从协理员家里出来,我才发觉上身只穿了一件背心,顿觉有几分凉意。

   次日清晨,我去招待所食堂吃早饭,迎面碰上了赵建国,只见他左耳包着厚厚的纱布,他一见我笑着点了点头便匆匆离去了。见了他如此惨状,我只是点了点头,一句话也没说,心想,幸亏是打在了耳朵上,若是打在头上还真麻烦了。后来,一火盖的事传了出去,再没有人敢与我开这种玩笑了。

   两天后第一期教师培训班开幕,政治部的范主任致了开幕词。六十多人的学习班吃住都在集训队里,招待所过来五人负责接待以及常务工作。集训队的三人只负责课程的进度、课时的安排、主讲的内容以及提前预约主讲人。真到忙时别说三人,再加上三人也忙不过来。紧接着就是连长培训班、指导员学习班,一期接一期的集训一直办到年底。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代课引起的那场风波也逐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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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5 22:36:01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六

   风传许久的谣传一旦被落实,你会作何感想,那要看消息的好坏,按常理一般如此。如今现役军人要撤走已成定局,至于兵团何时解散,那只是时间问题了。
    听说王殿文已经被分配到乌达矿了,就这几天走。当时,我在师部集训队任文书,离他不远,便过来想问个究竟。可到了服务社一问,说他去前旗了,我刚要往回走,正巧遇上司令部的薛参谋,他向我打了个招呼说:“你想不想回趟十九团,我今天去海边办事。”
    “是马上就走吗?”我随口问道。
    “马上就走,小丁这就开车过来。”
    “能等我一会吗?我去取点东西。”
    “你去吧!等着你。”薛参谋说着向我挥挥手。
    我快步向招待所方向走去,本想去取上次开据的那张鱼票,可转念一想,眼下冰天雪地的,就是等鱼上来也得天黑见,算了下次再说吧。想到这里,我又转身返了回去。
     “这么快就回来了,你坐前面。”薛参谋说着拉开了车门。
    “我还是坐后面吧。”我应了一声后,便去拉后面的车门。
    “你怎么这么磨讥,让你坐前边你就坐前边。”薛参谋说着一把将我推进了车里。
    吉普车开动了,沿着乌拉山下的公路向西山嘴方向开去,180电厂的工地以及化肥厂前堆积如山的集装箱从车窗外掠过。在当时看来,动乱年代中诞生出的这两项工程由刚刚组建的兵团来筹建,并纳入西北经济的正式规划实为创举。就是今天看来,这两项工程依然在乌拉山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
    车开得很快,转过西山嘴后顿觉视野开阔,漫天洁白的雪景展现在眼前。大前天下了一场雪,那是几年来罕见的大雪。山后的这条公路由于车少,几乎被冰雪覆盖,眼下车行在公路上已经看不到路径,不得不慢下来。此刻我向身后望去,薛参谋正在兴致勃勃地摆弄一支崭新的双筒猎枪。
    “这枪是新买得吧?”我随口问道。
    “这不是我的枪,是石副师长的枪,他让我先调一调这把枪。”薛参谋边说边撅开枪筒与枪杆的连接处,往里压上了两枚粗壮的实弹。
    “这里有什么好打的猎物?”司机小丁边开车边搭讪着说。
    “上次参谋长来了趟后山,在海边光打野鸭子就整了一大麻包。”薛参谋说着打开了吉普车的后门,他右脚蹬在踏板上,用右膝顶住车门,平端起那支双筒猎枪瞄来瞄去。
    “小丁再开快点,前面有只鹰。”薛参谋话音未落枪已经响了。
    应着枪声我举目望去,空中盘旋着一只山鹰,枪响后那只鹰直冲云霄,向车行的反方向飞去。薛参谋还没来的及放第二枪,那只鹰早已飞远。此刻,薛参谋侧身探出车外,扒住车门向后张望,只见那只鹰在空中翱翔,没有丝毫惧色,不禁摇了摇头就此作罢。
    车继续前行,突然车身向左侧倾斜,吉普车滑向陆坡,眼看就要翻到路边的沟里。此刻,车前的挡风玻璃被什么东西遮挡住了,漆黑一片,帆布车篷被鹰爪戳破,似刀锋般的鹰爪悬在我的头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薛参谋的枪响了。几乎是同一时间内发出的声响,也不知是鹰的叫声,还是风声,或是巨大的冲击力把车门撞死发出的声响。展现在我眼前的一幕令人难以置信,那只鹰平展它的双翼向右侧飞去,那双强有力的翅膀足有三米多长,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之大的山鹰。
    幸亏小丁开车的技术不错,紧急制动的车身倾斜在陆坡上。我们三人都下了车,薛参谋绕到车身的右侧,只见雪地上留有一串鲜红的血滴。
    “打中了!打中了!”薛参谋高声叫着。
    此刻,我远望前方,那只受伤的山鹰向右侧倾斜着低空飞行,几乎是在擦着地面往前飞。
    “唉!小丁我说快点行不行。”急不可耐的薛参谋催促着小丁。
    我们折腾了好一阵子,吉普车又重新发动起来,薛参谋用后背倚住敞开的车门,右脚踏在踏板上,左腿跪在车座上,单手托枪,另一只手抓紧车门上方的手柄,看上去薛参谋又恢复了大比武时的状态。

    眼看就要追上那只鹰了,看来那只山鹰伤得不轻,好像是飞不动了,为了追那只受了伤的山鹰,小丁驱车驶离了公路,吉普车经历了一阵剧烈的颠簸之后,被挡在了一座沙丘前。
    薛参谋第一个跳下车,举枪便放,枪没有响,慌乱之中,他自己都忘了装弹。待他装上弹之后,再追那只山鹰已经来不及了,那只山鹰经过一阵低空飞行后,好像恢复了体力,倾斜着身躯向着暗灰色的乌拉山飞去。
    薛参谋垂头丧气地从雪地里走回来,等他上了车,小丁就发动了车。他上车后首先退出了猎枪中的两枚子弹,然后才把空枪平放在车座上。
    “如果再碰上猎物,你再现装弹还来得及吗?”我毫不介意地问了一句。
    “来得及,为了安全,必须退弹,这是规矩。”薛参谋一本正经地说着,仰靠在车座上开始闭目养神了,看来他是跑累了。
    吉普车内陷入了一片沉寂,只能听到马达的轰鸣声,车又开了好一阵子,总算到了坝头。当车停在团部门前时,天快黑了,本想回连去看看,又怕赶不上此次返程。我正在犹豫之际遇上一个团部架线班的熟人,寒暄了几句之后才得知有关十连的消息,原来十连已经解散了,很少一部分人分到了副业连,留在了坝头,大部分人分到了外连,甚至外团,有去新安镇的、有去苏都伦的、还有去乌拉特的,总之三百来号人的十连已经不存在了。
    我很难形容当时的心情,好似一个远道而来探家的人,到家之后才发现家已经不存在了。
    吉普车开始返程了,因为没有路灯,只能打开远光灯前行,没行多远水箱里的水开了锅,小丁只顾和薛参谋去办事却忘了加水,车就停在了路边,无法前行了。借助雪地上反射的微光,我发现前面不远处好像有亮光,便指给薛参谋看。
    “像是灯光,只要有人就有水,咱们拿着桶先过去看看。”薛参谋说着就独自前行了,我拎着一个方铁桶紧随其后。
    没走多远前面就有两间不大的土坯房,低矮的围墙外有一口井,井边马槽里的水都结成了冰,提水的帆布兜冻在马槽上,拽都拽不动。此刻,薛参谋从我手中拿走了方铁桶,他试图用桶底的界面来产冰,还没等他进行尝试。从黑暗中蹿出一条黑狗向我扑来,慌乱之中我躲避不及,一下就被马槽绊倒了,那条黑狗并不放松接着便扑向我的双腿。薛参谋见状抄起手中方铁桶就向黑狗的头上砸去,却被黑狗叼住了手腕,情急之下他抬起一腿踢中了黑狗的肚子,那条狗惨叫了一声滚了出去。薛参谋没在意,以为狗已经跑了,便伸手来拉我。“小心狗!”就在我喊叫的同时薛参谋让狗扑倒了,并死死咬住了他的小腿,一时间疼得他大声叫喊了起来。
    被惊动的牧民提着马灯走了出来,一切都结束了。吉普车加满了水,但薛参谋的腿却伤得不轻,虽说进行了简单的包扎依然在淌血。为了尽快赶回去,我们就此告别了牧民,驱车上路了。
    在车上争论了半天的话题就是用不用去医院,最后薛参谋还是听从了我的建议,直接去了前旗师部医院,打了狂犬疫苗,当时打狂犬疫苗要打三连针,也就是连打三天,剩下那两针只能带上回去再说。
    当我们驱车赶回师部大院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将薛参谋送回家后,我便和小丁分手告别了。
    两天后的下午,又到了领津贴的日子,当时兵团战士的津贴费是每人每月八块钱,我从管理科会计室内领取当月的津贴后,便径直去了对面的军人服务社。当时整月的津贴费正是一瓶茅台的钱,我拎着一瓶茅台去了薛参谋家。薛参谋执意不收,推辞了半天,我还是坚持把酒放到了橱柜里。薛参谋非要留我在他家吃晚饭,我推说有事就谢绝了。
    从薛参谋家出来已近傍晚,暮色中我仰望长空有两只山鹰在天际之间展翅翱翔,在飞行的禽类中它没有天敌,但面对着芸芸众生它的生存数量逐年锐减,目前人类的猎杀是它无法回避的头号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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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6 11:11:35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七

   晨曦的光辉中,映着晶莹的白雪,屋外是晶玉般的世界;薄雾中的景色影绰在微风轻拂的雪花里;大自然的景色赋予我们一派洁白与清新。
   屋后的乌拉山银装素裹,那挺拔屹立、峥嵘赤裸的峰峦,浓积着厚厚的云层,像是滚动的波涛,泛起白色的浪花。晴空下那沟壑纵横、峰峦叠嶂的景象笼罩在似烟、似气,非云、非雾之中,只能看见巨大的山影悬在天边,这是塞北特有的风韵。
   我踏在羊绒般雪白的地毯上,迎着曙光向前走去,透过晨雾,一轮旭日冉冉升起,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光焰,却罩上一层朦胧的红光,有如少女羞涩的笑脸泛起朵朵红晕。既而,闪动万道金辉的朝日升腾在空中,恰似色彩浑厚的彩绘,挥就出气壮山河的壮丽图景。我停住脚步,转回身去,不知不觉已走出好远。恍惚中记起,今天是还书的日子,那时一本名著在知青群体中传看是有期限的,遵守时间约定俗成,停留的时间越短,流传的速度越快。如饥似渴的知青面对贫乏的文化生活,开始默默的反抗,彼此从多方渠道弄来所谓的禁书,相互传看。
   “你去哪了?我等你半天了。”
   “哦!我就去给你取书。”我打开房门,抄起放在床头的那本《她的一生》,转身刚要出去,她已经进来了。
   “你这好清静啊!”她说着从大衣兜内掏出一本书放在了桌子上,继续说道:“说好了就两天,好借好还。”
   “一定、一定!”我连声应道。
   “请问师部集训队办公室在哪?”忽然,外面传来敲门声。
   我急速拉开门,面前站着一位面色黝黑的大个子,仔细辨认,大声喊道:“老四!你这是从哪来啊?”
   我一把拉住他的手,转身奔向屋内。
   “你们聊吧!我先走了。”她揣起书,便向外走。
   “那好,这本书保证两天后还你。”我招呼了一声并没有送她,她也没有吱声,只听见外屋门响了一声就走了。
   “什么人啊?是相好吧?”
   “别瞎说,人家是馆长。”
   “管什么的长?”
   “图书馆馆长。”
   “太奢侈啦!你们这里还有图书馆?”
   “小声点,是地下的,只在知青群体内传播,她就是街对面二师被服厂的,很多禁书都经她的手流转,一来二去就赢得了‘馆长’的绰号。”
   “神神秘秘的是什么书啊?”老四说着拿起那本书,翻开了扉页,“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他念出了声,接着,他沉默了,急速的翻看起来。
   “别看了,先去招待所食堂吃午饭,回来再看。”
   “我看过第一册,就再也找不到下文了;你们这儿真不错,知青多、渠道畅通,比我们那强。”
   “快点走吧!过了饭点就吃不上饭啦!”我叉开了话题。
   从招待所回来的路上,他四处观瞧,很是感慨,断断续续谈起了这几年他在山西插队的往事。
   “还别说,我看那个馆长对你有点意思。”
   “拉倒吧!都算上我就借过三次书;还是说说你吧!最近和冬雪有进展吗?”我说着打开了房门,先进到里屋,挑开火盖,烧上水。
   “别提了,一言难尽啊!”他说罢陷入了沉思,片刻之后他打开了话匣子。
   老四、上小学时,随父母从外地调来北京,当时算插班生。我和他接触,只因学习小组分为一组,并在他家活动,冬雪是他家的邻居,因为是同年级,经常到他家一起做作业,彼此相熟。
   那时,比较大的机关大院一般都是洋房,那所院子在麻线胡同西口、华记面包房南边,是唯一的洋房大院,黑色的铁艺门内方砖慢地,院内青一色的二层洋楼,老四家住在拐角处的第二栋楼,进门处摆放有拖鞋,平放在花砖地上,但无人使用,居室内是紫红色的木地板,擦得很亮。其实学习小组做作业的时间并不长,更多的时间是一起玩,他家的小人书出奇的全,大多数为三十年代,上海书局的初印本。有《七侠五义》、《朱元璋传》、《水泊梁山》、《全本三国志》、《孔雀胆》、《杨家将》、《盗银壶、佛手橘》等不胜枚举。看小人书便成为学习小组的主要内容,好景不长,一年后,他又随父母调离北京,之所以叫他老四,是他上边有一位哥、两个姐。
   自此之后,音信皆无。六八年夏天,我去北京火车站送同学去山西插队,无意中看到他和冬雪的身影,就在车窗上下,彼此留下了通信地址,临别时和他俩握了握手,那时的冬雪已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车窗内的身影,依然是小时候的面庞,但眉眼之间,那质朴的俊秀掩盖不住她的靓丽。
   挥手之间,车开动了;老四的身子探出窗外大声喊道:“给我写信!”
   我连连点头,却说不出一个字来,我的眼前模糊了。从那以后,今天是再次见面。虽说一直是书信往来,但百闻不如一见;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已是1974年底了。
   “你这是从哪来?”
   “宁夏十三师,从我姐那来。”
   “冬雪怎么没同你一起来?”
   “别提啦!从去年底开始,各村的人就走的差不多了。”
   “今年春节能回家的全都回家了,能走的早走了,整个知青点,就剩下我们俩,无家可归;1969年她回过去一次,临回来的前一天,她父亲被抓走了,当晚,她母亲上吊自杀了。回来后他像霜打了似的,话都不想说了,好在村里还有我,似乎是一种宽慰。我之所以没回去过,我走后不久,父母双双去了河南五七干校,我回去找谁啊?”他喝了口水,继续说道:“我真的不想说这些,也没地方去倾诉,那是腊月二十三,村里的人过小年,她拎着小半袋玉米面来找我,商量这年怎么过,我什么话也没说,抓了半碗玉米面,就开始点火烧柴锅;水开了后,她将和匀的玉米面倒进锅中,就在端碗用勺舀粥的那一刻,一勺子滚烫的粥都浇在她的手上,我立刻舀了瓢凉水浇在了她的手上。当我拉过她的手看时,已经起了燎泡;那一刻,她一头扑到我的怀里放声大哭,我紧紧地抱住她,泪眼模糊了。就从那一晚开始,我俩住在了一起。从那天开始一种无形的责任感压在心头,总在盘算出路问题;三月份她吞吞吐吐地告诉我说,她已经怀孕了。七月份公社选送工农兵学员,没有一个是知青。这条路对插队知青来说,根本走不通。后来听说,师范学院在扩招教师培训班,只招收老三届初、高中生,为的是进度快;那两天我一直泡在朔州县城,并参加了招生考试,没想到真考上了。回去和冬雪商量,让她先办到我姐姐那里去,也好有个照应。这次去宁夏主要为办她的事,其结果不太理想,人家没拒绝,也没说行,这事倒不好办了。”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走一步、说一步吧!”
   此时,我望了望窗外,天色已晚便说道:“光顾聊天啦!太晚了,招待所食堂早下班了,咱俩煮点挂面吧?”
   “不吃了,晚上到车上再说吧!中午吃的太多了,也不饿。”
   “怎么,你打算今晚就走,大老远来了,还不多住几天?”
   “来不及啦!本周内必须报道,已是最后期限了。”
   “你准备坐哪趟车走?”
   “从兰州过来的车。”
   “那就该动身了,这里离车站还有一段路呢!”我盖上了火盖,无意中看到了门后面放的柳条箱,突发奇想地问了一句:“你没带什么东西吗?”
   “我就背了一个书包。”
   “那好,你能不能把这只柳条箱帮我捎回去。”
   “没问题!”他说着就拎起了箱子,“空的?”
   “没什么东西,里面装的都是这几年收集当地的物品,有纪念意义,平时也用不上顺便带回去算啦!”
   “那就走吧!”他拎着箱子就跨出了房门。
   “风后暖、雪后寒”,夜风吹过,真有透心凉的感觉,那时火车晚点正常,如果正点反倒觉得不太正常。
    乌拉山车站很小,但等车的人却很多;老四买了车票后,就坐在长椅上又和我聊起来,谁也没在意放在脚下的柳条箱。
   没过多久,火车鸣着汽笛进站了。老四快步走上站台,小站停车时间很短,几乎就是一上一下;老四回身向我招手,车已经动了。他大声对我说:“箱子!”
   我转身快步奔入候车室内,长椅上空无一人,室内空空如也,走出站外,漆黑一片,送站、接站的人早已离去。
   我走在回去的路上,也在思索今后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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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7 21:29:37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八   

    1974年12月27日,那天特别冷,北风呼啸,气温骤降。约莫一点来钟时,有人敲门,我拉开门一看,原来是连里来的曹广顺和王冠福。我把他俩让进屋后,先问:“吃了没有?”王冠福摘下帽子回答:“我们上哪吃去啊?”
“你们俩先歇会,我去弄点吃的来。”我说着就往外走,一开门,一股寒风扑面而来,顿觉寒气袭人。
    说来也巧,我刚到招待所食堂门口,遇上班长小廖正要锁门。他听说我那来人了,毫不犹豫地又打开了门,没等我说话,就从笼屉里拿出六个馒头来问我:“够不够,”我说:“足够了,就来俩人。”“要来早点来啊!这会儿什么都没啦,你拿点丸子走吧!”小廖说着抓了一大碗新炸的丸子,为了避讳撞见所长,他找了一个纸盒子装好饭菜让我端走了。
    看来他俩是饿坏了,片刻之后饭菜一扫而光。等王冠福喝水的时候,我才开口问他俩此行去哪?他们的回答令我半天竟没说出一句话来。原来他俩都拿到准迁证马上要回北京了,特意绕道来向我辞行。他俩办的都是病退,先天性心脏病和类风湿。
   “说了半天,你办得怎么样了?”王冠福问道。
   “别提了,上个月就退回来了,原因是接到复查通知返蒙。”
   “你也太大意了,看我们俩根本没回去,就跟这儿死等。”
   “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还没想好。”
   “什么叫没想好啊!接碴办呀,别说第二回,有办四、五回的。”
   “若是再办,怕一时凑不齐材料。”
   “把你现有的材料拿来,我看看。”王冠福底气十足劲头,好像他说了就算。
    我拉开抽屉拿出最近开出的三张诊断证明,一张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和两张师部医院出据的诊断意见。又从床头的日记本中翻出三张北京方面的证明,分别为友谊医院、朝阳医院和公安医院的诊断证明。王冠福看了看后说:“这就足够了,我们还没有你的材料全呢?都办回去了,说办就办,现在你就打报告,今天跟我们一起走,回家过年,再回来八成也办得差不多了。”
   听他这么说,我也来了精神。立刻撕下一张空白信纸,简明扼要写了份病退报告。王冠福过目后点了点头说:“你还就是干文书的料,六张证明、一份报告,六六大顺,这回就算齐了。”
   我没再耽搁,收拾了书包递给王冠福,让他俩在招待所食堂前厅等候。锁上门后,我只带了份报告去了协理员家,在他家门口正巧遇见他,我简单说明情况后,就把报告递了过去。协理员看过后说:“没问题,我明天就能交上去。”“还有件事,我准备年前回家看病,您看这假?”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便被协理员打断了,他说:“回去吧!至于刘队长那里,我和他说一声就是了。”
   从协理员家出来,绕到后面,第二排房的最西头第一间,就是刘队长家,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去了一趟。虽说没见到队长,我留了张字条,交待了此行的必要性。
    当我踏进招待所的前厅时,他二人已经开吃了。“来的正好!”王冠福说着递给了我一双筷子,仨人简简单单吃完晚餐后,直奔乌拉山火车站。
    西北风越刮越大,三人只能背对风口倒行,我觉得心情与感觉息息相关,气温再低,他俩的心是热的,而我却是里外刮了一个透心凉。
    总算挤上了火车,但没有座位,好在仨人都没行李,就挤在车门口的过道间,暂且栖身。
    第二天中午,火车停在了大同车站,我们三人下了火车。当时,去往云岗石窟的长途车站,就设在站前广场上,没等多会,我们就上了车。
    云岗石窟位于大同市西北十六公里处,石窟在武周山北崖上依山开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始于北魏中期。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和平年间(公元460至465年),沙门昙曜主持,在京西武周要塞,开凿石窟五所,当时以“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著称。今天依然能看到“昙曜五窟”的规模,也就是第十六至二十窟开凿最早的五所窟室,其中第二十窟前壁坍塌,造像露天,主像为坐姿,其胸部以上保存完整,面容丰满圆润,体态刚建雄浑,为云岗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作之一。后历经数代开凿,石窟绵延一公里,其造像千姿百态,尊尊佛像笑容可掬,开创晋西北造像艺术之先河,一千余年来领三晋雕刻艺术之冠。
    那时,我们三人都是初到云岗,只知石窟的开凿源于北魏,对佛教的深刻内涵一无所知,也就是走马观花般地看了一遍。
    云岗之行已近半日,黄昏时分赶至上华严寺,就在停止入寺的当口,我们三人踏入了寺门。登上石阶只见大雄宝殿的飞檐,掩映在翠柏的浓荫下极为壮观,庙堂之内的辽代雕塑精美绝伦,不知是久未开启殿门,还是无人打扫,每件雕塑上结满厚厚的土灰,看上去恰似刚出土的文物。还没来得及观览庙堂的风采,工作人员已开始清寺,原本清冷的寺院又恢复了平静。
     我们三人漫步在古老的街巷中,其场景颇似崇文门外的花市大街。走进一家饭馆,人不算多,刚刚坐下来的王冠福就喊开了饿,他提议每人先来三碗米饭再说。“眼大肚子小”也许就是人的天性,当时的饭菜也就是温饱水平。我站起身来,望着杯盘狼藉的菜饭摇了摇头,王冠福也只是惨然一笑,一顿饱饭过后,我们直奔火车站。
    我们在候车室里,只等到半夜,才上了火车。次日上午九点多钟到达北京,在站前广场,我们三人分手后,我没敢马上回家,直接去了我姐家。
    初到我姐家言名来意,虽说她们帮不上什么忙,但全力支持。白天一家人都去上班了,我静下心来,整理了一下思路,此次办退看似仓促,实则水到渠成,通过一次不成功的经验之后,使我更为清醒地认识到,内外因素相结合的重要性。王冠福病退成功的主要因素是借助李山的关系,打通了东城安办的渠道。如果要走捷径,照方抓药就是最快的捷径,问题的中心环节集中在李山身上。如今李山已调往三师,他在二师师部劳资科时,我曾去过他家两趟,还没来得及提及此事,他就调走了。此刻,我才想起留在书包内的字条,打开一看李山家已搬到了临河糖厂宿舍。思来想去,只有去趟临河找到李山,才有可能打通东城安办的关系。
    快过年了,大街上洋溢着传统的年味,人来车往熙熙攘攘,商场里拥挤着置办年货的人流。我去了西单菜市场,置办了整整一提包年货。
    阴历腊月三十的晚上,我登上赴蒙的火车,大多数车厢里空空如也,就是有人坐的车厢里加上列车员也就两三个人,我找了靠近热水锅炉进的地方就躺下了,那时候列车上的热水是用锅炉烧的,多少比别的车厢要暖和些。没想到列车在集宁车站一停就是五个小时,那时候火车没点,晚点很正常,到了临河车站,已经是大年初二早上八点来钟了。
    出站后,车站广场前的大喇叭里传出了北京颂歌,“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报道祖国的黎明。”这是文革后期,第一批解放出来的歌曲。
    当时,全国人民沉浸在“批林批孔”的热潮中,习惯性的盲目跟从已形成规律。没有人能意识到“黎明的曙光”悄无声息地伴随在歌声中逐渐深入人心。
    按照字条上写好的地址,我拎着提包一路走来,在糖厂宿舍区很容易就找到了二栋8号院,临河毕竟很小,当时只有一条南北大街。
    我敲响了8号院的大门,出来开门的是李山的老婆,她喜形于色地把我让进屋。令我失望的是李山不在家,我放下提包坐了一会儿,简单说明了来意。从李山老婆的话里,得知他去了呼市,阴历初五,才能回来。放下一提包年货,我便告辞了。
    当天,我没敢回师部,在前旗下火车后,就回了坝头。那时十连已经解散了,根本没想好去那里安身,晚上八点来钟才从长途车上下来。我有意无意地向十连故地走去,迎面撞见了顾群,那时他已调到了副业连。在他那里,简单吃了点东西,就睁不开眼了。他见我疲惫的样子,建议我早点休息,没想到头沾上枕头就鼾声大起,进入了梦乡,连日来还没睡过一次安稳觉。
    次日清晨,朦胧中好像有人叫我,睁眼一看已是日上三杆时分了。
   “你睡得怎么样?”顾群、问我。
    我伸了一个懒腰,坐起身来说道:“这些天来,头一次睡在床上,睡得不错,真解乏啊!”
  “谢天谢地、你可醒了,我听你骂了一宿。”
  “我倒没感觉,睡得挺好的。”
  “赶紧起床吧!不然中午饭都赶不上了。”
    当时,确实没有别的想法,一门心思就想办回北京,对于整个知青群体来说,上学的机会是留给连队里那些佼佼者的,仅此而已。另外,困退要有条件,能走这条路的人毕竟不多。唯一能为广大知青认同的只有病退,所以在这条路上人流如潮。真说不定哪一天,这扇门就关上了,没来的及着手办的人,就真的无路可走了。
    然而,知青群体的由来,源自于红潮泛滥的年代,遏制洪流的初衷是宣泄疏导,以求得上千万青年安居乐业,于是效法汉武,大迁徙的序幕就此拉开。当时师出有名,名为屯垦戍边,由此引发出一场超现实的政治运动,导致了一场历史性的大移民。
    广大知青从中东部发达地区奔赴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如果说新疆、东北成熟农垦区尚可接纳远道而来的内地人,无可厚非。而像内蒙、云南地区新组建的兵团,根本不具备大规模移民的条件,本地人都吃不饱,又何言供养移民,大批的返销粮由内地调往边疆,劳民伤财。说到头来,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内地与边疆距离,不可同日而语。面对就业的压力,移民政策的出台原本就是一项贯彻始终的经济政策,其政策体现在知青群体的那一刻,竟渲染出浓重的政治色彩,变为一场轰轰烈烈政治运动,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号召下,上千万知青奔赴农村,谱写出一曲时代的壮歌。
    数年来的农村生活,历练出一代知青,面对精神与物质之间的极大反差,改变了每个人的认知模式,致使一代知青在顿悟中猛醒,有了被欺骗的直觉,意识到他们生存背后的谎言。落差产生了距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文化、思想、氛围乃至境遇中的求新、求变,成为主流。
    历朝历代都曾有过大规模的移民,其氛围以及境遇均无共同之处,唯一相同之处在于移民之举;殊不知移民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与每个人的稳妥安置都息息相关,小小的过失会殃及整个群体,如果说上学是在公平公正的平台上竞争,饥渴的知青群体尚可接受。然而,后期选送的工农兵学员竟演变为赤裸裸的交易,这仅仅是种下了不安定因素的开始。
    人与群分,物以类聚,尽管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但终归是从学校到边疆,在农村的大课堂中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必须有所公示,但其结果却有天壤之别,从而失去了众望,人心散了,兵团建设等于陷入了危机。经历数年艰苦磨砺的邓小平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恢复高考的那一刻,他将上学的机会留给了每一位知青。这一壮举根本不是什么绝对平均主义的翻版,它是一种体恤,是一种关怀,是相当平易地把机遇交还给每位知青。
    伴随着艰苦的生活,扭曲的心态,导致为一种病态,也说得通,但由此派生出来的疾病千奇百怪,尽为笑谈。如果说晕尿症,在医案典籍中尚可查到案例;那晕窝头症、晕大田症乃至晕脱坯症等,时代产物空前绝后,在连队中蔓延开来也不能说离谱。中午开饭之时,班里如常派人去打饭,听说中午又吃窝头,打饭人的饭盆脱手,仰面倒地不醒人事,立即上来数人抬胳臂架腿送至卫生所,医生面对强势阵容,用颤抖的手开据了转诊单,师部医院照方抓药,转院治疗。如此反复之后,病退回京的情况大有人在。
    初四的早晨,我离开了坝头,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四十多年,再次回去探望故地,已经是2009年了。初四午后,火车到达临河的时间,已经是傍晚时分了。我没有立即赶往李山家,主要是担心他还没有回来。下车后,索性在车站的小饭馆里吃了点东西,至于吃的是什么?嚼在嘴里全然不知其味。心里有事,便没有了胃口,干坐在那里为的只是消磨时间。街上过往的行人逐渐稀少,大概已经过了吃晚饭的饭点,估摸是时候了,我便起身径直去了李山家。
   当踏进他家的院门时,隔窗望见了李山,看来他就要躺下了,见我来了,他立刻穿上鞋起身相迎。寒暄过后,他拿出一封信递给我说:“这次回京后,你可以直接去老王家找他,信中该说的我都说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他家的地址?”我迟疑地问了一句。
   “在信封上写着。”
   “那我就回去了。”
   “大过年的,这么老远来一趟,住两天再走吧!”
   “好些事都还没办呢,我得尽快回去。”
   “也好!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回去后代问冠福好!”
   “我一定代到,您留步吧。”在院门口我与他就此作别。
   从李山家出来后,不知为什么感到轻松了许多。主要是心情,仿佛看到了希望,虽说很渺茫,但心早已飞回了北京,我飞也似地直奔临河火车站。
   大年初六的上午,我又一次回到了北京,此次依然没敢回家。乘坐站前广场上的10路公共汽车去了西单,照旧住在我姐姐的家里。第二天上午去了西单菜市场,同样置办了一提包年货。
    大年初八的傍晚,我拎着提包去了东城干面胡同,见到老王的那一刻,真不知作何感想。我递上了李山的那封信,他立刻想起我是谁,十分肯定地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的材料年前就到了,不过还是缺一张协和医院的复查证明。”
     我心身疲惫地步出了干面胡同,走在大街上倍感无助,如此长途跋涉换来的还是复查,如果能复查,我又何必远道千里去求真佛、再取真经。面对着突发情况,我真有些不知所措了。
    阴历初九的早晨,我去了协和医院,我深知成败在此一举,无论如何要想获得复查证明,只能来此一试了,别无选择。我拿着挂号条和病历本,走在灰暗的楼道内步履异常沉重。当我站在神内的诊室前环顾四周时,只见长椅上空无一人。值班医生叫了我的名字,我硬着头皮走进诊室。坐在医生的对面,我才发现面前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女医生,面容清瘦白皙,一双眼里充满了忧郁。她翻看了一下病历,又抬眼看了我一下问道:“你是在什么地方插队啊?”
   “我去的是内蒙兵团。”
   “是二师吗?”
   “对,就是乌拉特前旗那地方。”
   “你在几团呀?”
   “我去的是十九团。”
   “你们离十二团远吗?”
   “不算太远,十二团在新安镇,我们在坝头,得绕过乌梁素海。”
   “对!对!就是那个地方,我弟弟就在十二团。”那位女医生像打开了话匣子似的向我述说,她弟弟在连队里如何如何苦。
   很快一张标准的复查诊断证明书就开出来了,她将证明交到我的手上,并叮嘱道:“你持诊断书直接到三楼医务处去盖章。”
   当我拿着那张诊断书走出协和医院时,我的眼里噙满泪水,我觉得手中不仅仅是张诊断证明。它倾注着那位十二团兄弟的血与泪乃至其家人的亲情,在那张无声的纸上蕴含着一代知青发自心底的呐喊:“回来!回来!我们一定要回来!”虽说那时候大返城的风潮还未来临,然而,每个知青心中的思乡之情以化为积怨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阴历正月初十那天,我再次来到东城安办,当我交上那张复查证明时,老王只是瞟了一眼就放进抽屉,接着他抬了下眼皮轻声说:“行了!回内蒙吧。”
     1975年2月24 日下午,我再次回到内蒙,从乌拉山车站走下火车的那一刻,远望乌拉山的景象依然如旧,光秃秃的峰峦绵延东去,还是没有一点绿色,但在我的眼里却充满了生机,不一样的感觉,来自于不一样的心情。
     2月25日的上午,我去了管理科,通知书就放在协理员的办公桌上,他把通知书交到我手上的那一刻,竟没有一句话语。我迟疑地接过办理准迁证的通知书,慢吞吞地吐出了几个字:“没想到这么快就办妥了,感谢您的帮助。”协理员只是挥了挥手,依然没有做声。后来,我才知晓军人撤离的决议已下发到团里,他们面临的将是再次调整,虽说其处境不像知青那么悲惨,但面对的仍然是一次人生的重要抉择。
   当天中午我就去了乌拉山派出所,办理里了准迁证及粮食关系等项事宜。那时师部机关里的熟人,基本走光了,绝大多数人谋其高就远离了内蒙,极少数人分到了地方工厂,其境遇也远比呆在连里的知青要强些。
     当晚,我乘火车回了北京。屈指算来,从去年清明开始办理病退至今,整整花了十个月的时间。然而,首次办退,无功而返,中途夭折。真正着手办退是去年年底踏上征程的那一刻,在短短的两个月里,以单程计算五趟往返于赴蒙的路途中。要比后期返程阶段,月内定局的速度略逊一筹。幸运的是再有多大的艰难险阻,我们还是都回来啦!
     3 月17日上午,我去了东城区建国门派出所办理了户口及粮食关系。自从1969年8月27日始,历时整整五年零七个月,知青的农村生活仅仅画上了一个逗号,重归故里。然而,等待知青群体的艰难险阻,就业、婚姻以及家庭种种未知因素,有如漫长的征途还望不到尽头。

上篇终,请看下篇《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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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7 21:54:10 | 显示全部楼层
“那晕窝头症、晕大田症乃至晕脱坯症等,时代产物空前绝后,在连队中蔓延开来......"


一把辛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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