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兵团时期(1969——1976)
第一节 十二团的成立 1968年6月18日，由毛泽东主席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6月30日，原东北农垦总局撤销，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9月，沈阳军区派现役军人张克伦、徐永太等22人组成的十二团筹建领导小组来场，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于1969年1月26日，原农场建制撤销，正式成立了十二团，隶属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团长徐永太，政委张克伦。
十二团成立后，按部队编制团机关设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下设15个股。生产队和工副业单位改成连，医院改成卫生队，商店改成服务社。股以上正职干部均由现役军人担任。基层单
位领导由非现役干部担任。人员的划分，管理人员有现役、非现役之分；劳力有兵团战士、兵团职工、兵团家属之别。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待遇不同。这样，就人为地制造了人员间的矛盾，给以后的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页码:071
兵团建立后，对国营农场做了这样的估价:“原东北农垦总局、省农垦厅、各农垦分局以及所属农场，长期以来，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篡夺了领导权，长期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这个机构无恶不作，如不砸碎，所谓兵团组建就是一句空话”(摘自1969年团党委全会文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现役军人接管农场后，以“解放者、改造者、掌权者”自居，对农场六十年代初逐步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和形成的经营管理制度，进行了批判和否定。
对农场的批判是全面的，涉及到所有领域。首先受批判的是1964年9月8日中共中央对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工作的批示(即农垦五条)和农垦部党组1965年2月25日通过的“关于改革国营农场经营
管理制度的规定”(即十六条)，批判它是“修正主义办场路线”、是“搞物质刺激”、“奖金第一”、“利润挂帅”、“爬行主义”、“洋奴哲学”……，攻击推行它的目的是“二变”(人变修、国变色)、“二亡”(亡党、亡国)、一复辟(复辟资本主义)。
“五条”、“十六条”被否后，农场多年来逐步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均以修正主义罪名被面废弛；“精神万能”、“制度无用”的思潮充斥一时。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或以所谓“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历史问题”加以批判，或以“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予以排斥，下放劳动。1970年后，虽有部分老干部陆续被“解放”出来任用，但也只是担任副职。
页码:072
十二团初期，处于掌权者地位的现役干部，对农场的社会性、企业性认识不足，习惯于用军队的一套指挥生产，用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和生产措施来指导机械化大农业；生活方式实行军事化，早晨吹号起床，上下工列队行动，搞军事拉练；生产程序强调高度统一，每一生产阶段，都要发布命令，统一要求、统一步骤、统一投入战斗、统一报捷时间等等，给生产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1971年9月7日，团党委召开会议，强行推广外地经验，命令全团各连队必须在13日前将苞米全部割完。当时;苞米籽粒仅成熟 25%，天气又好，正适宜苞米后期的生长，因此，许多连队抗令不行。于是，9月16日团党委又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强令在20日前把苞米全部割完，否则，“是对毛主席不忠、反对干社会主义”，并召开了全团广播大会，在高压之下，玉米割倒了，损失却十分严重。十四连1，200亩苞米割倒后，损失竞达22万斤，而八连在“搞试验”借口的掩护下保留下来的几亩苞米，秋后却获得了高产。当八连干部“邀请”团领导前去参观苞米的丰收景象时，团领导却大发雷霆，说他们是“秋后算帐派”，大会、小会批评。
文化大革命前，农场在分配制度上实行的是“两结合”和“月薪日计”工资制度。兵团一成立，就把“两结合”工资视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予以取销。后来，随着大批城市知识青年来兵团建设，团司令部作出了决定：“接收的城市知识青年，工资一律定为农工一级标准、月薪日计；劳保福利等各项待遇与原农场职工相同”。但是这个决定推行不久，就被认为是“多出工多给钱，少出工少给钱，硬往青年脑子里灌输一个‘钱’字，实质上是修正主义那一套”。于是，团又作出决定，宣布“保留月薪，取销日计”。就这样，仅仅保留了一点按劳分配原则的“月薪日计”也被全部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先进”的等级工资一一“月薪制”。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出工不出力、磨“洋工”、休“病”假、“泡蘑菇”等现象十分严重。正如当时有人所描述的：“上工稀拉松，解个手，半点钟，提上裤子就收工”。加上生产无计划，管理无制度，劳动无要求，消耗无定额，成本无核算，致使经营管理混乱。
大搞政治建军 十二团成立后，按照部队要求开展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大学红九连；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建军，突出人的思想革命化。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口号下，学习毛主席著作被置于首要地位。“天天读”雷打不动，“天天听坚持不懈”，要“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传达不能过夜，常常三更半夜呜锣敲鼓把人唤醒集会庆贺。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层层开，强调“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暴发革命”。每当“五好”初评和总评时，人人都要讲用，大搞“路线”分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农业生产无人问津，谁若关心生产，埋头苦干，便被扣上“唯生
产力论”的帽子，斥之为“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结果，形成了“抓生产危险、抓政治保险、抓经济险上加险”的局面，使生产受到冲击。直至1971年9月“林彪事件”之后，四好运动就此结束，而“突出政治”的极左思潮仍未平息。
取销职工家庭副业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十二团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越公越好”。把职工家庭经营的自给性副业，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温床”，是“资本主义尾巴”。于是，1969年2月，团党委便作出了决定：“职工自留地予以取销，由连队集体种菜供应”。“养猪要大力发展公养，职工私人养猪要严格限制，不能养母猪”。这个“决定”的强制推行，造成职工平常无菜吃、年节无肉吃、高价到场外购买，给职工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加重了经济负担，对此，职工极为不满。根据职工的强烈要求，于1970年4月15日，团党委又重新作出了恢复职工家属园田地的决定，但，仍然限制的很严格。如：规定园田地三口人以下3分地，四口
人以上6分地；不准小开荒，家庭养猪不准超过2头，禁止养母猪，双职工不准养猪；家禽(鸡、鸭、鹅)每户不得超过20只等等。尽管这样，有的职工由于家庭人口多，劳力少，生活比较困难，迫不得己，不得不利用工余时间，在闲弃的边角地块搞点“小开荒”，种些瓜果蔬菜和玉米之类，以补家庭收入之不足。职工这种暗地顶风上的行为被发觉后，团政治处立即发出通知，提出了“资本主义的苗就是要连根拔掉”的口号，在全团掀起了一个空前的“拔苗”高潮，职工家的青苗横遭祸害。一位残废军人老职工，开荒种的半亩甜瓜；硬是用推土机把瓜全部压碎，并开了批斗会。作为职工家庭收入必要补充的家庭副业，诸如编织、捕捞、家禽、山采等等，也一律不准到市场出售，由此，职工家庭副业，始终未能得到发展。
第四节 违背自然规律的农业措施
排斥农业机械化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中，突出政治被置于首要地位，将“人的因素第一”强调到排斥一切的程度。因此，十二团成立后，就主张“不能靠拖拉机、康拜因，最根本，最重要的是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开发北大荒，建设北大荒”。在生产上搞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1971年，在“小镰刀打败机械化”的口号影响下，春播玉米时，强行推广外地“经验”，“一埯4株”、人工刨坑、撒种、灌水。秋收时，学生停课，机关关门，工厂停工，全力以赴拿小镰刀参加收割，而大型先进机械却停着不用，搞得人们疲惫不堪。而团领导却说：“使用机械要费油，人闲着会变修，这样可以锻炼人”。1972年，全团人工收割大豆，从割倒、放小铺、
集大铺到脱谷，作业程序多，延长了收获时间，结果连遭秋雨，大豆霉烂，损失严重。大豆亩产从1971年的180斤跌降到125.1斤；按平常年景亩产170斤算，1972年全团大豆损失达237万斤。而且，耽误了当年秋整地，一项措施的失误，影响了两年的经济效益。
照搬大寨经验
1970年8月，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把农业学大寨的问题提到很高的程度，全团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此后，盲目照搬大寨经验。在农场基本建设方面，开展了积肥、造肥、挖草炭土、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搞灌溉工程、建设“旱涝保收田”、搞好平整耙碎、建设“海绵田”。1973年冬,全团集中了3，000余人搞兴修水利大会战，苦战三个月，共挖土方量14.3万立方米，完成4项主干支渠14公里的排水工程和一些桥涵。然而，许多工程由于缺乏科学勘测设计，加之重建轻管，年久失修，破坏严重，有些工程远未配套，受益很小。在作物栽培方面，强调“千方百计‘上纲要’，拼死拼活‘过黄河’”。原封不动地照搬本省学
大寨的典型涝洲公社的生产措施，大力推广了大寨和涝洲“一埯双株、横穿带玉米”，“坑种”(垧地挖万坑，包肥后再种)，“三层楼”(高粱复带谷子、大豆)，“满天星”(大豆、玉米混种)。
在玉米种植上，由于玉米早熟、高产品种没有解决，加上各个生产环节的机械化程度很低，这样就造成了难种、难管、难收，经济价值又低，因此，人们不愿种。在此情况下，团领导强行扩大玉米种植面积。1974年全团玉米种植面积由1972年的6.2%扩大到14.3%，1976年达23%。
上述不顾本地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农业措施的强制推行，使原农场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比较适应机械化大生产的生产秩序和制度，因之而废弃，不少方面又恢复到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
和生产措施，造成生产力水平下降。其它方面，盲目照搬“大寨经验”，如：“大寨工分”、“集体劳动”、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对生产和经济的发展，损害极大。
页码:076-077
1968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接着，大批城市知识青年怀着建设祖国边疆的豪情壮志，来到了新成立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8至1975年八年间，十二团共接收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温洲、哈尔滨等大、中城市的知识青年2432人，占兵团成立前职工总数的74%。
在劳动就业问题上，文化大革命前，农场执行的是六十年代国家规定的有控制的就业政策，因此，部分职工子女和亲属暂没被安排工作，大批城市知识青年来到农场以后，这个矛盾更加突出了。 兵团认为，“这种不允许子弟就业的不合理制度应该打破”。根据这个精神，于1969年6月22日团司令部作出决定，“1966年、1967年两年本团的初、高中毕业生给予安置就业，其工资等项待遇照接收城市知识青的标准执行，其中包括17至28周岁户口在本团的长期
临时工”。于是，农场在六十年代开始执行国家规定的“控制职工总数和工资总额”的政策，完全被否定，从此，劳动就业就失去了控制。这种盲目的就业政策，使劳动力的自然增长速度加快。兵团时期八年中，安排职工子女就业的人数达1，105人，加上在此期间安插的投亲靠友和外部关系户流入人员350人，使职工队伍人数急剧增长。1971年全团职工高达4，982人，是建场初期的4.15倍。
如上所述，这为数众多的劳动大军的出现，远远超过了当时生产、生活和经济等各方面所能担负的实际能力，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一方面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没有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劳动教育和技术训练，劳动力素质低，有的农业工人不会铲地，机务工人不懂操作规程，作业质量差，造成了工作效率低，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在劳动管理上，由于耕地面积相对减少，人浮于事，加之劳动无定额，造成了劳动纪律松弛，出勤率低；混工资；吃“大锅饭”的现象十分严重。此外，由于青年的急剧增加，出现了能源、日用品的短缺，职工住房十分紧张。
十二团是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之中成立的，在当时来说，对加强战备、巩固边防和稳定社会秩序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经济方面很快就出现了消极的后果。 从财务方面表现如资金利用率大大降低(见附表)
十二团时期流动资金利用率比较表
file:///C:/Users/DOU/AppData/Local/Temp/ksohtml8616/wps1.png 非生产支出增长的幅度也是很大的，1969年是5.2万元，1973年是32.8万元，净增了27.6万元，而1971年团、连二级管理费高达31.1万元，约占当年全团生产总支出的9.3%。财务管理方面的上述事例，仅是整个经营管理的缩影。实质上，十二团当时的经营管理，突出了军队的性质，过多地采取军队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它和农场本身人员组成的社会性、生产经营的企业性相矛盾，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再加上各种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致使全团经济情况日益恶化。(详见下表)
1969——1973年十二团基本情况统计表file:///C:/Users/DOU/AppData/Local/Temp/ksohtml8616/wps2.png 上述统计表从1969年至1973年，国家对全团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424.8万元，拥有的拖拉机增加了42%，职工人数增加了2.8%，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5.8%，耕地面积扩大了30.8%，粮豆播种面积扩大了27.1%，而粮豆单位面积产量却降低了35.6%，总产减少了17.6%，上交的商品粮豆减少了37.3%，经营连年亏损，累计亏损431，5万元，使全团经济己濒于岌岌可危的地步了。
1973年全兵团生产的急剧下降，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经济部门的高度重视。李先念副总理分析了兵团几年来的生产情况后，对兵团提出了严肃批评：“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问，恐怕要吃国家的粮食呢!我想兵团全体指战员是不会甘心长此下去的……，问题在于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又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拖拉机最多，它不是年年增产，而是年年下降，我看它七减八减，闹出吃别人的粮食，它就舒服了，这是建设社会主义?要批评、要将它军……”。中央领导同志对兵团这个尖锐的批评，同样击中了十二团的要害，戴上“王小二”的帽子是不亏的。
页码:079-081
注重经营管理，放宽经济政策
十二团后期，在前几年付出“高昂学费”和代价的基础上，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开始注重了经营管理。首先把懂生产、会管理的原农场领导干部重新安排使用，但只能任副职，被下放了的原机关科室业务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大多数也恢复了职务；恢复并建立了一些规章制度，加强了财务管理，实行财政收支包干，基建投资包干，信贷包干，超支不补，结余留用，以丰补欠，一年一定等办法。连队一切财务活动，基本达到收支有据、帐款相符、帐物相符、帐帐相符。在生产指挥上克服了行政命令、一刀切的作法，开始了因地制宜、按客观规律办事。同时，注重了发挥农业机械化的作用，加强了机务人员的培训和“三库一场”(零件库、油料库、保养库、农具场)建设，要求机车作业达到标准化。1973年秋，全团开始实行“定规模、定任务、定设备，定人员、定资金”的企业整顿。
其次，放宽了经济政策。职工家属经营的正当的家庭副业不做为资本主义倾向加以反对，单职工家庭可养1至2头肥猪；回族每户可养2只羊；四口人以下的家庭可养10只鸡，五至七口人的可养14只。此外，提倡发展集体副业，如农闲时组织职工打苇子、上山伐木等；组织家属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每人划给2亩地，以农为主，搞些多种经营，即为连队生产服务，又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善了群众生活。然而，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十二团在经济政策上限制得还很严。如“家养猪不超过2头，不准养母猪”；“家属参加集体劳动年收入分配不准超过一级农工的年工资384元”；“土特产品不准上市出售”等。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经济政策的放宽，对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改革工资制度
1969年十二团组建后，取销“月薪日计”实行“等级工资月薪制”。经过三年实践证明，这种“铁饭碗”式的工资制度，弊病严重，因此，1972年，团党委又重新作出决定：实行“月薪日计”。
不久就出现了“上班点个卯，一分也不少”、“开资时人多，干活时人少”的现象。
1973年，团党委在总结前两次工资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力图打碎“铁饭碗”，又进行了工资制度的改革，农牧连队实行“评工记分制”。采取自报公议和定额、工分相结合的办法，按工分进行
分配。可是，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平均主义作崇，又出现了“评不下去”和“一等轮流坐桩”的局面。于是，第二年4月团党委对评工记分制又进行了改进，农牧连队直接生产和辅助生产人员，实行
评工记分制，采取以一级农工工资32.00元为基础,工资低于一级农工的提到一级工工资，工资高的实行补差的办法，每月先发基础工资的80%为作业工资，其余20%按年终经营情况发产量工资。
上述工资支付形式的改革，虽然尚未彻底克服“铁饭碗”“大锅饭”的弊病，但必定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经济状况好转
十二团组建八年来，生产建设上经历了一个由下降到回升的曲折过程。前五年的教训是深刻的，后三年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改变管理办法，经济状况才步步回升和好转。1974年至1976年，经营连年盈利，三年经营盈利累计为111.5万元，终于摘掉了“王小二”的帽子。
| 
[复制链接]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