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1971年阴历八月十五日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当天连里要求各排出演节目,准备在下午为兵团建设两周年举办庆祝活动,并派杨门楼负责为伙房去捞鱼,连里决定晚上会餐,我有幸随船出了趟海。
早上出海的船只很多, 船航行在新开的河道中,还是显得有点拥挤。杨门楼站在船舷上撑篙,船很快就出了河道,当船漂进一片芦苇荡时,杨门楼将手中的竹篙顺在了船舷上,走到船尾开始划棹。“一棹顶三篙”,这是渔工们常讲的一句话 ,意思是说划棹的速度要比撑篙快。
当船绕出那片芦苇荡时,顿觉水面开阔,碧水蓝天被垂在地平线上的一抹翠绿分隔得清晰可辨,那“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情,有如妙笔生成的画意展现在眼前,像是一幅自然天成的壮丽图景立于天地之间;只要你能身临其境,定会感慨不已。渔船航至南天门水面,放慢了速度。我站在船头远望着一览无余的水面,难以置信的是用苇帘扎成的箔陷,其工程竟是如此之巨大。在南天门宽阔的水面上,用苇帘从南至北拦成一道水坝,而且像迷宫一样刻意围成一个个细小的通道能让鱼自由通过,但到了收口处窄小的缝隙,令进来鱼只能进不能退,游进来的鱼怎么翻动也无法游出箔陷。箔陷不仅用双重苇帘圈包,外面还加了一圈竹杆,再大的鱼也难以撞陷逃脱。
杨门楼连续捞了两个箔陷的鱼,人已经是累得汗流颊背了。那一抄子鱼,足有几十斤重,别说平端,就是让我双手去抬,也未必能抬动。虽说是歇息,但杨门楼还是闲不住,他穿的是高筒雨靴,站在舱里挑鲤鱼拐子,所谓“拐子”是指二三斤的鲤鱼直接放生。只有五斤以上的鲤鱼算得上是一级,才能入舱,既然是会餐就得对得起这些兵团战士。看来他还是不满意舱里的鱼,歇了一会过后,他又端起抄子去捞靠近船尾处的箔陷,一抄子捞上来一条大鲇鱼,足有一米多长,第二抄子又捞上来一只大王八,其形似小锅盖。我觉得有些奇怪便问道:“这么大的王八是怎么进去的?”“在岸上螃蟹横行,在水里王八立行,这是在论的。看来你的口福不浅啊,你这一上船真上货,这东西不是每次都能捞着的”。杨门楼边说边放下了抄子,从衣兜摸出了一盒火柴递给我说:“你去点火烧水,我去刮鱼,马上就能让你吃上鱼。”我接过火柴走到船头准备点火,回头一看杨门楼蹲在船舷上刮了一半鳞片的鱼,一不留神翻入水中游走了。“你为什么不先打懵了,再刮鳞片”。“这鱼吃的就是鱼头打懵之后再炖不鲜了”。杨门楼说着把收拾好的又一条鱼放进了锅里,接着他打开一个小布袋将配料也放进了锅里,然后用饭盒舀海子里的水倒进了锅,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坐在船头看着我烧火。“火不是你这种烧法,照你这么烧,再加一倍的干苇子也煮不熟一锅鱼”。他说着接过我手中烧成半截的那把干苇子,全部塞进灶眼里,又从脚下哗喇些未烧尽苇茬子扔了进去。
锅里的鱼香味随着沸水的蒸汽飘了出来,杨门楼掀开锅盖把鱼头拣到饭盒里递给我,硕大的鱼头大部分在饭盒外面支着,我端在手上不知怎么吃法。“看来你是没吃过鱼头,先吃鱼嘴,再吃鱼舌头,鱼的两颊都是肉,吃完鱼眼睛,最后吃鱼脑”。按照杨门楼的吃法,我尝试了一下,那叫一个香,在我的记忆之中那是我平生吃的最香的一次鱼。顷刻之间硕大的鱼头被我吃得干干净净,真想喝口鱼汤,但已经不可能了。“这么大的一条鱼咱俩根本吃不了,所以我放的水少,为的是把剩下的鱼炒成鱼渣,让你带回去”。杨门楼边说边炒,娴熟地翻动着手中的锅铲。眼见得锅里的鱼肉变成绛红色的粉末,一根根雪白雪白的骨刺被分离到锅边,我心急地用手捏了点鱼渣放在嘴里尝了尝,真香啊!城里能买到的鱼肉松根本无法与其匹敌。杨门楼将炒好的鱼渣满满装了两饭盒,还剩下一点,全被我报销了。
下午起风了,杨门楼扯起了风帆,他一手把着船舵,一手拽住帆绳不时调整着方向,船的速度比来时要快多了。转眼之间船已经航行在芦苇荡中,就在转入河汊的一瞬间,我发现水面漂浮着一缕红色,看上去像是血,连忙叫杨门楼停船,他听见我在喊,便松开帆绳落下风帆。当我们把船靠近河汊时才发现苇栅子里确实有条船,好像上面还趴着个人,那微弱的救命之声,把我们引向了那条船。杨门楼以船尾接船头的方式靠进了那条船,于是,他健步跳上了那条船,船上的人左腿下面全是血已经不能动了,待船上的人转过脸时,他才认出是坝头的铁匠、邵宝玉。我和杨门楼费了好大的劲总算把邵宝玉抬到我们这条船上,我从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了解到,原来他是早上划船出来打猎,进了苇栅子之后,收获不小,接连打下两只大雁和几只鸭子,他不想就此罢手,便又在火枪内灌了药、装满铁砂,放在船舷上。悲剧就从这时开始了,当他穿上皮衩,下水拣回鸭子扔进船舱时,就用左膝担在船舷上,双手扒住船帮,纵身越上船的那一刻枪响了,不偏不倚满膛的铁砂全部射进了他的左膝盖,他重重地摔进船舱里,险些没疼晕过去,但他凭借着超人的毅力爬上船舷只用单棹划了回来,在临近河汊时被我们发现了。
邵宝玉、平躺在船头,由于失血过多他面色苍白,当前最关键的是要止血。此时,我看他的左膝盖已经是血肉模糊左腿下边的皮衩和腿粘连在一起无法清理,便迅速帮他脱掉上半身衣服,松开裤带,然后打开卫生包,拿出仅有的一卷绷带勒紧他的大腿根,处理完这一切。我抬眼一看杨门楼还在船尾忙活拉那条船,我便喊道:“你还要什么船啊!救人要紧,赶紧开船”。“好了!好了!这就走”。杨门楼说着抓过来双棹,拼命地往前划,我们这条加快了速度,奔向坝头中心河道。
船刚刚进入河道,我发现鱼库前好像是在卸鱼,船的速度再快前面也走不动了。回来的船一条接一条涌入了河道。我一眼看见了韩德志推着一辆排子车从鱼库里出来,便大喊他过来。我眼睛挺好使,嗓门还大。他似乎听见有人叫他,便寻声把车推过来,他见我在向他招手,就把车停在了河边,搬起一块跳板搭在一条横在前面的船身,跳板的另一头正好顶在了我们这条船的船头。韩德志一上船就全明白了,他背起邵宝玉就下了船。我和杨门楼紧跟在在后面,步下跳板。
当我们三人把邵宝玉平放在车上后,就快步如飞地向团卫生所奔去。到了团卫生所值班的林医生看病人的伤势太重,就直接把邵宝玉放在了一副担架上,根本没有往屋里抬。他示意护士小于赶快联系车,接着便用剪子将邵宝玉身上的皮衩剪开,也把我勒好的绷带同时剪开,换上了止血带。此时,王副团长的212吉普车开了过来,人们七手八脚将邵宝玉连同担架抬进了车里,林医生、小于随车前行,车内挤得满满的,司机发动了车,吉普车后面扬起一阵黄尘,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
我回身再找韩德志和杨门楼,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已经走了。我回去的路上步履沉重,记得70年我头一次探家时,临行前邵宝玉递给我一个纸包对我说:“这是我腌制好的天鹅蛋,带回去也让家人尝个鲜”。车开动了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打开了纸包,一枚与鸵鸟蛋相仿的天鹅蛋闪动着蛋青色的光亮;此刻,我才觉得那礼物太珍贵了。可是眼下却帮不上他什么忙了,只能默默的为他祝福,但愿他能早日平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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