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由杨华等第一批垦荒队队员揭幕的“北京庄”庄碑。（刘可摄）
现在的“北大荒”已经变成了“北大仓”。（新华社发）
老垦荒队员杨满、王进明、荆焕峰（从左至右）。（刘可摄）
吃饭的时候，一口雪水，一口窝头，艰难下咽。没有热菜，只剩下冻萝卜，用刀根本切不动，只能用斧子砍。砍下几块放些盐，用水煮煮就着窝头吃。
这样的苦日子后来被总结成了顺口溜：早起三点半，归来星满天。啃着冰冻馍，雪花汤就饭。
除了冷，还有狼。垦荒队到达后的第二天夜里，大伙正挤在帐篷里有说有笑，突然一名女队员一声尖叫！大家一看，两个窗户外都整整齐齐地趴着几只狼，绿莹莹的眼睛直盯着众人。紧接着，就听到帐篷一角被狼撕咬的声音。
队员杜启发和孙敬贤各抄起团中央发的两支“三八大盖”，两梭子子弹分别朝两个窗口打去。狼被枪声吓跑了，撕咬帐篷的声音也没有了。但外面马号的马群被野狼刺耳的叫声吓惊了，一个个高昂着头，跃起前蹄，奋力嘶鸣。
杨华指挥着队员们在帐篷四周点上火堆，以保护大家的安全。狼群近了就打一阵枪，直到天亮狼群才撤走。第二天夜里，狼群又来骚扰营地，比第一天来的还多，叫得更凶，杨华带着几个队员端着枪，在帐篷外站了一夜岗。
打那以后，大伙都多了个心眼，会把枪和子弹放在明处，睡觉前都仔细检查门窗。
动摇
多年以后再回忆起当年的艰苦，杨华老人说，最可怕的不是残酷的环境，不是凶残的狼群，而是人心的不稳。垦荒队到达北大荒才1个半月，队伍里就出现了“逃兵”。
10月中旬是荒原上最好的伐木季节。垦荒队派出先遣组套上六挂马车进山伐木。就在先遣组离开的那个晚上，呼啸的北风不期而至，整整刮了一夜，气温骤降达到零下30摄氏度左右，大雪把帐篷门都堵住了。
当队长杨华赶到伐木地点时，听到了意外的争吵。
“我要走，回北京，谁也别拦着。”这两句话杨华记得很清楚，因为字字都像大铁锤，砸在他的心上。
说话人正是先遣小组组长，他的耳朵、脸都冻起了泡。看到杨华出现，小组长大概有点尴尬，蹲在地上不说话。
回到营地，队友们轮流做工作。但无论怎么劝说，这名同志死活不愿意留下，收拾好包袱，当天就回到县城，从此再也没有音讯。他是垦荒队中第一个离开“北大荒”的队员。
垦荒队出了“逃兵”，所有垦荒队队员们既难过又不安。夜里开会讨论时，杨华咬破手指在一块木板上写下鲜红刺眼的八个字：“忍受、学习、团结、斗争”，并把这块木板树立在营地门口。这8个字正是离开北京时胡耀邦同志送给他们的。
多年后谈起这件事，杨华只说了一句：“当初组建垦荒队时第一要求自愿，吃不了这份儿苦，绝不强留。”
祸不单行。1956年3月，第二批垦荒队员到来时，一直为垦荒队作支援服务的萝北县农民秦大哥为了制止两个毛躁的新队员打鱼，不慎踏入漂筏甸子(沼泽地)。大伙悲痛地把秦大哥的遗物安葬好。墓碑前，书记陈启彬沉痛地对杨华和庞淑英说：“我们不能再有这样的牺牲，一定要照顾好同志们。”
但他的愿望却很快被残酷的现实打碎。1956年夏天的一个午后，第二批队员中的麻友和六个队友去山下割草。天空中的云层很低，突然一个闪电，紧接着几个炸雷，像连珠炮一样在地面上炸响。
队员们都被震倒了，好一阵子才站起身来，唯独麻友没起来。队员们扑了过去，抚去他脸上的头发，呼喊着他的名字，却再也没有唤醒这个活泼的小伙子。麻友是最小的垦荒队员，也是名副其实的“小秀才”。他会吹口琴；会把他们的经历编成有趣的快板书；会在晚上为大家阅读报纸和书籍；也会躲在帐篷外学鸡招呼大伙起床。
闻讯而来的队员们哭成了一团，几个队友流着泪帮麻友换好衣服，把他平时喜欢的口琴装进上衣口袋里，还有一支金星钢笔别在胸前。
麻友是垦荒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牺牲的北京队员，队友们将他安葬在通往凤祥镇的路边，不远就能看到垦荒队的宿营地，远眺是蜿蜒流淌的嘟噜河和荒草丛生的平原。
“每到他的祭日，大伙都会去坟上祭奠，坟头总是干干净净，没有一颗杂草。”王进明说。1985年，杨华带着大伙将牺牲同志的墓迁入现“北京庄”的后山山坡上，麻友的墓里只剩下了当年他用过的口琴、漱口杯和金星钢笔。笔居然还能写出淡淡的墨迹，杨满用它在麻友生平中写下四个字：“永垂不朽”。
从1956年开始到1962年，整个萝北垦区有7名来自不同地区的男垦荒队员病逝或牺牲，他们有的没来得及恋爱或结婚生子就离开了人世，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他们热爱的北大荒。这都是后话。
“小秀才”麻友牺牲后，整个队伍开始蒙上了一股悲观的色彩，再加上繁重的工作，乏味的生活，所有的压力压在这群20岁上下的年轻人身上，反复拉扯着他们紧绷的情绪，任何一个小小的刺激都有可能让人崩溃。
“我们到底来干什么，为了什么。所有人都开始反复地问自己。”王进明回忆。晚上讨论时，总有人会说起北京的种种优越，然后就有人开始叹气，抽泣。一个人哭，两三个人哭，最后整个队伍都哭了。虽然第二天仍然坚持劳动，但压抑的气氛始终盘踞。
就在杨华等人眉头紧锁，束手无措时，1956年6月8日，胡耀邦来到了萝北县。
在听取了陈启彬、杨华、庞淑英等同志汇报工作情况后，胡耀邦说：“要鼓励大家学会自己做衣服、做鞋、买上两台缝纫机。等房子盖多了就该解决成家的问题了，北京团市委决定下批以女队员为主。三年之内要听到鸡叫、狗咬、孩子哭。”听了这话，垦荒队员的心逐渐安定下来。从此，每天晚上的讨论没有再听到“回北京”的话题。
“一想到北京的亲人都在看着这片土地，大伙就铆足了干劲，一定要干出成绩。”杨华说。
心稳了，干劲儿也回来了。
第一次收成
开荒的岁月一点点流过，留下的是一片片新开垦的土地。从1955年9月初到11月初土地上冻，第一批垦荒队员一共开垦了1200亩地。第二年3月，随着第二批垦荒队员的到来，垦荒的速度得到了提升。到1956年5月初开始播种，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4200亩。
“绝大部分种的大豆和萝卜，一小部分是玉米。因为东北气候适合大豆生长，当时的老玉米都是外来种，不太适应环境。”第二批垦荒队员之一的杨满清晰地记得。
播种用的是专门的马拉播种犁，4匹马拉，一个人负责前面赶马，一个人中间把着操纵杆控制方向，还有一个人在后面跟着检查播种情况。
“黑土地几乎不需要太多打理，庄稼噌噌地往上长。大伙都忙着开垦新的土地。”杨满老人回忆说。
麻友牺牲后的那年秋天，他的队友们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丰收。
地里的玉米和大豆一层压着一层，密密麻麻。“望着这么多粮食，大伙都非常振奋，觉得一年多的苦没有白吃。杨华他们年纪大，在地里干过。我们这些年轻的没见过，觉得很新鲜，没事就在地里数粮食，可怎么也数不清。”杨满说。
丰收的喜悦让大伙开始鼓足干劲，抓紧时间赶在天气变凉之前把粮食收入粮仓。每天凌晨4点多天刚亮，队员们就扛着镰刀、赶着马车去下地收粮食，一直忙到太阳下山，光收割粮食就花了1个多月时间。
玉米数量不多，手掰也比较轻松，收大豆则是一项苦差事。大豆秆都是1.1米左右，必须先用镰刀割倒，放在地里晒干后，再统一装车运到专门的场地压豆。一亩地连秆带豆六七百斤，全靠人力收割，一天下来，腰都伸不直了。
当时，垦荒队一共有15辆车，平均一台拉3000斤，光运粮食就用了半个多月。
拉到加工点，玉米装好，萝卜放进早就挖好的地窖，大豆秆则堆成了一个一百多米长、五六米宽、四五米高的小城墙。等土地开始上冻，就用水泼地面结冰，在冰面上铺好1米多厚的大豆秆，用石磙子把大豆从豆荚中压出来。“白天一拨人，晚上一拨人，24小时连着干。”杨满说。
豆秆能当柴火烧，豆皮还可以喂牲口，一举三得。装大豆的麻袋都不记得用了多少个。幸好，队长杨华的记事本上完整保留了当年的数据：1956年秋，大豆约20万斤，萝卜30万斤。此外，队员们还盖了57间住房和一个容纳300多人的饭厅，饲养100匹马。当年上交国家粮食74000斤, 收入15600元。
1957年秋，开地600公顷，养新疆细毛羊40只，猪40头，黄牛40头，盖房子1460平方米……
1957年，杨华的妻子梁淑凤来到了驻地，她积极给大家牵线搭桥，团中央也很“体贴”地拨来了女队员――北京的垦荒队员们迎来了哈尔滨亚麻厂女工30名，“北京十大建筑女工”4名。
这年冬天，九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杨满的爱人就是同一批到来的垦荒队员徐春华，同样是第二批队员的荆焕峰也娶了一位山东省来的支边女青年。紧接着，名叫“垦荒”的小队员出生了。昔日的荒原上终于听到了“鸡叫、狗咬、孩子哭”。
北京庄
从1955年9月进入北大荒之后，垦荒队内一直都很团结，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但1957年为了商讨北京庄搬迁的问题，队里第一次出现了分歧，这在垦荒队历史中是很少见的。围绕的核心问题是，该留在最初的驻地，还是搬走另起炉灶。
当时，队员们已经离开了原先的驻地，搬到了萝北县镇西26里的北山上。这里背靠小兴安岭余脉，避风御寒，山下就是肥沃的土地，适宜耕种。这里最初也是荒原，只有一根木杆，上面竖着一个写有阿拉伯数字“34”的牌子，作为这片地域的界标和名称。
垦荒队用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将所有的荒草和树林清理干净，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建起了一排宿舍，马厩，操场，还有青年之家。按照萝北县政府的统一规定，这里成了一座农庄，定名“北京青年集体农庄”，简称“北京庄”。
随着队友的陆续入住，位于“34号桩”的北京庄逐渐暴露出了致命的缺点：水源不好。此地所处的北山是一座岩石山，没有现成的水源，必须打深井取水。打上的水发浑，味道发涩。雨季来临后，由于雨水无法下渗，积水成灾，形成山洪冲毁作物。
面对这种情况，杨华等人经过反复考虑协商，不得不作出决定，另辟新址。
这一次，杨华所面临的阻力是他记忆中最大的一次。“大伙们都挺支持我，做决定很少听到反对声音。但这一次开会商讨，第一次有人直接提出了反对。”杨华说。
“我同意王进明的决定，换地方。咱们既然能够建起这么好的家，就一定能再建一个更好的。”
在第一天的队内讨论中，副队长庞淑英第一个站起来表达意见。她的话赢得了不少人的赞同，但也有一些人激烈反对，表示应该继续在这里扎根。
大伙并不是看不到利弊，但“34号桩”从第一天开始就完全是垦荒队用手一点点建起，突然说要放弃，所有人都无法接受。
“好比自己的孩子，好不容易拉扯大，突然说不要了，大伙都没法接受。”队员荆焕峰回忆。
接连两天，队里不停地争论，留与不留分成了两派，各抒己见。最后，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才勉强同意换址。
第三次选址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大伙一致决定，将驻地建在北山南边、离萝北县城西北7公里的白云石山下，庄前是凤鸣河，后面是鸭蛋河，依山傍水，土质肥沃。
这个庄址一直沿用了半个世纪，就是现在的“北京庄”――萝北县共青农场7队。
这个庄子里一共住了3批队员。头一批就是1955年9月到达萝北县的杨华等人；第二批是1956年5月22日到达的，137人；第三批是1956年11月初来的，32人。加起来一共236人。
后来，32名队员因少数民族生活习惯不同集体迁回或调出。到1958年11月共青农场和萝北县合并时为止，坚持下来的北京青年垦荒队员尚有185名，只有个别队员请假不归或私自外流。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之后，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和哈尔滨市的垦荒队员也纷纷来到萝北，最后一共来了2600多人。他们先后建起了8个以自己城市命名的农庄，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批青年集体农庄，号称“萝北八大庄”。
扎根一生
第一代拓荒者撒下的星星之火，不久便形成了燎原之势。
195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动员十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开始了规模巨大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军垦移民。从1958年3月到5月，复员转业到北大荒的部队官兵多达8万人，包括7个建制预备师，4个部队医院，其中排以上军官6万多人，加上部队非军籍人员和家属，一共有10万人，号称10万转业官兵。
就在这年4月，垦荒青年们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第1师、第7师、信阳步校部分转业官兵和家属5000多人。复转军人们带来了大量机械化工具。以杨华他们开垦的数千亩土地为基础，新垦耕地的面积呈几何级数地扩展开去，绿色的麦垄向着天际不断延伸。后来的拓荒者在“八大庄”的基础上扩建了农场，取了一个响亮又贴切的名字：“青年农场”。
又过了10年，54万来自北京、上海、杭州、哈尔滨的知识青年来到北大荒。他们踏着前辈留下的足迹，改天换地的豪情一如当年……
而作为新中国第一支青年垦荒队的成员，杨华等人的命运后来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1961年，陈启彬接到调令回到北京。“文革”期间，杨华、庞淑英等五位发起人被诬告为“杨华反党小集团”，庞淑英因为访问过前苏联，还多一顶“苏联特务”的帽子，一度受到调查，直到胡耀邦出面批示，才得以恢复正常工作。
如今，当年意气风发的姑娘小伙都已年逾古稀。
几乎所有老人的子女都非常不理解父母当时为什么要放弃优越的首都生活，来到这片荒原，扎根一辈子。
“我的母亲在扫盲班夜校念的书，文化程度不高。每次问她为什么留在这，她总是回答不出来。她只告诉我们，多开垦几块地，多产几亩粮食，就能为国家多做贡献。”庞淑英的大女儿张丽云回忆。
副队长庞淑英不是没有机会回北京。上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考虑农场靠近中苏边境，团组织曾经出面找过杨华和庞淑英等人，询问是否把垦荒队先撤回北京看看情况再说。杨华等人和队员们商量了一阵，毅然决定，留下来。
上世纪70年代末，庞淑英身患重病，不得不回北京治疗。她原先工作的大队领导也找过她，询问她是否愿意调回北京工作，她当场就谢绝了。无论怎么劝说都不听，病刚好就收拾包袱返回了农场。
直到现在，仍然留在共青农场的还有8位老人。由于是志愿前往，一直到退休，他们都只享受1968年知青的待遇，但没有一个人为此抱怨过。
1992年，杨华从副场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1995年，退休后的杨华回到了北京生活，在老家石景山安度晚年。当年的5位发起人中，李秉衡、李连成、张生早已辞世。庞淑英则于今年2月底离开了人世。庞淑英的二女儿张丽莉为纪念母亲写了一个十二万字的剧本，名字叫《挺进荒原》。
在张丽云的回忆中，身患脑干萎缩的庞淑英在弥留之际已经不记得近十几年的事情，但提到1955年的垦荒，她仍然能够清晰地回答：“我们到的是萝北县，家住北京庄。”
(感谢杨华、王进明、荆焕峰、杨满、梁淑凤、张丽云、黑龙江农垦总局及萝北县共青农场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本报记者 刘可）
发表于 2013-4-19 17: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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