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北大荒岁月 “牛鬼蛇神”张作奎 闫滨刚
我下乡时在宝泉岭农场五队,因为鲜族人居多被大家称之为朝鲜屯,后来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五队改编为15团5连。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正处在文哥时期,当时朝鲜屯里有一个特殊的群体称之为牛鬼蛇神。这些牛鬼蛇神有的是原国民党被俘官兵、有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是五七年反右派定性的“右派分子”、有的是判刑出狱释放出来的坏分子,还有的是被定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等。这些人被编制在一个班里,强制监督劳动,他们在队里干最脏、最累的活,连队有政治运动时就把他们挂上牌子进行批斗和陪斗。“文哥”结束以后拨乱反正,这一群人绝大多数落实了政策被平反,摘掉了“牛鬼蛇神”和“反D社会主义”的帽子。 我这里说的是我们连队牛鬼蛇神“张作奎。”
1968年初冬我刚到朝鲜屯就认识了张作奎,那会他是“牛鬼蛇神”中的一员,在连队的批判会上经常见到他,他个头很高身材魁梧,浓眉大眼满面红光,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有股军人的风度。我很纳闷,这么个堂堂一表人物怎么也成了牛鬼蛇神呢?他在连队后勤积肥班工作,所谓积肥班就是将连队的“地富反坏右”五种人集中一起劳动改造。他们每天劳动就是收集肥料装车卸车,有时在猪舍刨粪,有时在马棚里掏粪,有时在泥塘里沤肥,碰到他的时候总是低头而过,从来没有听他讲过话,只见他默默地埋头干活。
有一次我在厕所里遇见过张作奎,他在茅坑下面刨大粪,我见有人干活不好意思去解手,在外面等候半天不见他出来,由于内急我将他喊了上来,见他满头是汗,低头不语。我解完手后问他“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刨粪?”他回答很干脆“服从工作分配。”听他的嗓音很洪亮,我与他搭起话来问“你为何分配在积肥班工作?”他看看我苦笑一下没有回答,不声不响的走下茅坑继续刨粪。与他接触之后,我观察他的表情有些无可奈何的样子,感觉他有冤屈在身,因此对他的处境很怜悯和惋惜。积肥班长叫张惠鹏,是宝泉岭农机学校下放劳动的干部,他比知青大不了几岁,与知青打得火热,我趁机向他询问张作奎的情况,才知道张作奎是隐瞒个人历史,早在文革前就被揭发出来,农场党委给他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说起来我和张作奎还有点缘分,1968年底我和几名知青临时抽调宝泉岭农场驻鹤岗办事处出口大豆工作,在办事处认识了从三连抽调来的张秉生,没呆多久我们混得很熟。张秉生是高中生懂的知识很多,我们经常听他讲故事,一来二去就成了好朋友,每逢周日休息我回连队办事,张秉生经常托我给他家里捎去些东西,我这才知道他是张作奎的大儿子。记得每逢到张作奎家,一家人很是客气,沏茶点烟,张作奎说话音很亮语气很重,嘱咐我在鹤岗办事处工作一定要小心,要注意安全,在工作中少说话多干活。
我问张秉生的父亲的事,才知道他父亲的一些由来。张作奎原先在宝泉岭农场是个人所不知的大红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刚刚建立宝泉岭农场时,张作奎是解放军营长级别的干部,随军转业到宝泉岭农场。那会他二十多岁血气方刚,他有文化,办事能力强,还写一手好字,深受场党委书记高大君和场长貂奇的重用。张作奎开始担任场党委秘书,党委机要员,后来仕途道路越走越红,他挑起了党委办公室主任的担子,农场的大小事都经他过问和处理。
组建农场那几年需要大批的人员来建设开垦北大荒,当时全国各地投奔农场的人十分踊跃,有从山东、河南、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区的农民都奔吃国营农场这碗饭而来,这些人一旦被农场录用就会成为国营的正式职工,挣的是工资,吃的是国粮。
宝泉岭农场主抓招工这项工作就是张作奎,他坚持原则工作认真,凡是来农场登记报名的人员都要经过政审,合格的他大笔一挥批准,不合格的就地打发回去。他掌管招工大权之后,张作奎老家村里的人和亲戚朋友们闻讯赶来找他应聘,他按章办事一视同仁,将符合条件的人员安排了工作,将不合格的人员拒之门外,其中就有他的本家亲戚。张作奎铁板一块不徇私情,拒绝亲友们的贿赂,他的亲戚们要挟张作奎,警告他不安排工作就去告发他,张作奎觉得自己秉公做事一身正气,又深受领导信任自己,据理回击亲戚的无理要挟。
没过不久农场党委接到一份揭发张作奎的材料,农场党委派人到到张作奎家乡外调,那些失落的亲戚纷纷作证,说张作奎隐瞒历史,说他曾参加过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解放初期党的政策是极其重视家庭历史和个人经历,得知张作奎当过国民党兵立马撤职查办。张作奎向党委诉说当年被国民党军队抓过壮丁,后来投奔解放军的经历,并这些情况早已向部队首长交代过,要求农场党委进行全面的核查。场党委根据张作奎家乡揭发的材料没有做更深入细致调查,就认定张作奎隐瞒国民党身份,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八分钱的一封检举信,张作奎就从高高的位置上一下跌落在万丈深渊里。
早期在连队结婚的哈尔滨知青李长海与张作奎是邻居,他们两家关系相处得非常好,每当李长海回哈尔滨探亲,张作奎夫妻帮助他们家照看园子和家里养的鸡鸭。据李长海回忆:张作奎有三个儿子一个姑娘,他们都在宝泉岭和五连工作,那些年头张作奎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常年被管制,每逢过年过节一家人都是悄悄的团聚,老两口偷偷地在屋里与孩子们欢乐。非人的日子张作奎养成了孤僻性子,平时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当众大笑,不敢出头露面,一有风吹草动吓得不得了。张作奎的媳妇是个勤劳贤惠的女人,她跟着老张享尽了苦和乐,建场初期她随张作奎在农场也风光一时,当丈夫受到批判后随之也成了黑五类,处处受人歧视,她经常为张作奎哭泣伤心过。但她性格很坚强,在张作奎最沮丧、最困难的日子里,她挑起了家庭担子,全面的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们,使得每个孩子都平安地长大成人。她还经常安慰张作奎没有过不去的门槛,历史问题迟早会得到公正处理。不过这个沉重的历史反革命的包袱一背就是三十多年。
1984年我早已转回哈尔滨工作了,一天我在单位附近巧遇张作奎。我们俩人在哈尔滨南岗秋林商厦走个对面,他认出是我,一把握住我的双手,满面泪水地说:“我是张作奎呀,我平反啦,党给我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我看到他激动的样子不以为然,我热情地请他到饭店吃顿饭,饭后我带他来到我们单位的锅炉房洗洗澡,池子里放满热水我俩泡在水里聊天。我见他还是激动不已,他深深地对我说:“我明明是个堂堂的解放军军官,却蒙冤三十多年过着牛鬼蛇神的日子,我命苦哇,不仅耽误我的前程,连孩子们也受到牵连。” 说着眼里泪落不止。我忽然感觉他好可怜,一个人政治上受到压迫,前途受到打击,摧残了他的精神、信仰、意志,更摧毁了他家庭幸福,三十多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压在他头上,可想而知对他打击有多么深重多么惨烈。我恍然才认识到,被组织认定“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忽然被平反,被解放,他精神得到了释放,心情是何等强烈啊!我劝他过去的事情,想多了也没有用,现在应该好好活着。张作奎告诉我,如今政治上平反了,经济上给与补偿了,总算是敢挺直腰板过日子啦。
2010年我去抚远见到五连老职工何克湖师傅,我们说起连队的张作奎的事情,何师傅对我说:“张作奎是个人才,被亲戚诬陷毁了他一生。”接着又说“张作奎年轻时被国民党抓壮丁,在国民党军队里就吃了三天的饭,与乡友结伙逃跑投奔解放军,当时已经将情况向部队首长都交代过了。”
何克湖告诉我:文革结束后,张作奎找他商量过上访平反的事,老何坚决支持,帮助他出谋划策。张作奎从1979年开始就到部队、家乡、农场总局奔走投诉,他相信党的政策,坚定执着寻找当年知道情况的领导和同事为他打证言,几年中在各级党委的调查下,充分地证实张作奎历史反革命证据不足,八十年代正赶上国家拨乱反正的潮流,上级党组织实事求是的给张作奎平了反,摘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2012年张作奎八十六、七岁那年,我陪温州知青林显金回访宝泉岭农场,匆匆见过张作奎一面,那会他卧床不起身不由己了,由于精神伤痕抹去之后,支撑他生命到了最后时刻。后来我与张作奎的二小子张炳耀夫妻见面,老二说:他老爹在病中还经常回忆起五连的事情,念叨五连的知青好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日子不好过,可在连队受管制期间没有一个知青打骂过他,我听后表示很宽慰。
人民的功臣一夜之间扮成了历史的罪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上的冤假错案总会被拨乱反正的纠正过来,真理永远会闪光发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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