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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只想做一个时代的记录者 原创 孙佳音
做一个时代的记录者，用自己的笔，写形形色色的人，给更多的人看，这是梁晓声的心愿。
1982年，他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以雄浑的笔触描绘了一幅激昂慷慨、悲壮动人的北大荒垦荒图，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3年，他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发表后反响热烈，评论界认为这部作品在文学创作中开拓出了新的境界。不仅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在次年获得了第五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1988年，由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雪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时万人空巷，刘欢也因完美演绎该剧主题曲《心中的太阳》，奠定了自己在流行乐坛的地位。30年后，115万字上、中、下三卷本《人世间》面世，他在2019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2020年底，获奖仅仅一年之后，71岁的他又出版了全新的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他是梁晓声。四十年前，他已然获得了累累的荣誉，也树立起自己的文学风格。但四十年来他始终没有中断过观察和创作，他是当代中国作家中当之无愧的“常青树”、多面手。但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他却说：“我只想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用自己的笔，写形形色色的人，给更多的人看。” 梁晓声给晚报读者的题词
上复旦，其实很“偶然”
1949年9月22日，梁晓声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这个共和国的同龄人，在太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显露出特别的文学才华，他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喜欢读书，喜欢给别人讲故事，也喜欢铺开稿纸沙沙沙写作的美好。但梁晓声强调说自己当时只是一个普通兵团战士，“我不是脱产搞创作的，每天要跟大家一起劳动。”梁晓声甚至找不到自己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的唯一一篇被收入《知青文学创作作品集》的短篇小说《向导》。幸好，有一个人看到了。1974年，一位复旦大学的招生老师为了替中文系创作专业招收一名将来或能从事文学创作的学生，在兵团总部翻阅了所有知青文学创作作品集，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通讯报道与时政评论六类集子中发现了仅三千字的《向导》。为了去见一见名叫梁晓声的知识青年，他乘了12个小时的列车，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再转乘八九个小时的列车从哈尔滨到北安，再改乘十来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黑河，第二天上午才从黑河辗转到了梁晓声所在的团。“第四天的上午，我正在连队抬大木，团部通知我，招待所里有位客人想见我。一点没抱期待，当时甚至我都不知道南方有所复旦大学。” 下乡时在木材厂劳动休息
“但有人跟我谈文学，我很高兴。”梁晓声与这位理工科出身的老师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地畅谈了一个半小时作家与作品，“我后来知道，他去见了团里的领导，当面表达了这么一种态度——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名知青，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梁晓声后来还知道，那篇自己都找不到原稿的文章，或许是因为超前的环保意识打动了这位老师，“当年中国人的词典里根本没有‘环保’一词。我自己的头脑里也没有。只不过所见之滥伐现象，使我这一名知青不由得心疼罢了。”
写的题材，只因为熟悉 就这样，没有“关系”，没有后台，梁晓声却一步迈入了复旦大学。“复旦，可以说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起码，改变了我的命运。”他如饥似渴地“泡”在中文系自己的小图书馆里，拼命读书，也尽情写作。他说自己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我很喜欢上海的日常生活，有烟火气。”但被问及为什么不从“上海”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时，梁晓声严肃道：“我想我写不好上海。第一语言就不行，第二那我的观察不行。我能看到它的表象上的变化、成长，却好像一直没有办法捕捉到这座城市的肌理。”他还来不及多了解一些上海，就离开了。“1977年，只有一个留校名额，老师们选择了我。但很遗憾，我不能留校，爸爸妈妈需要我。哈尔滨又没有可以分配的工作，于是我选择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可以离家近一些。”梁晓声特地补充说，“这不是家乡观念，是‘家’的观念。”他还说，他最看重的人的品质是，“善良”。 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时留影 很快，他从自己最熟悉的知青生活开始了文学创作，毕竟从1968年到1974年，从19岁到25岁，他把自己最好的青春都留在了那一方黑土地上。很快，他笔下那些善良的、正义的，不畏痛苦和艰难，始终怀抱着理想与乐观的知青，一次次打动了全国读者。他走红、得奖，作品被改编，更加走红。毫无疑问，他是“知青文学”的代表人物。对此，梁晓声只是说：“那个时候，‘知青’身份还是昨天的事儿，我的社会关系还是‘返城知青’。刚参加工作，还没有真正融入社会。那个年代写知青题材，很亲切，很熟悉。”但后来，他写过大量的社会时评，他写过《中国生存启示录》《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郁闷的中国人》《忐忑的中国人》《扫描中国女性》……他更乐于用自己的文字去记录社会的发展，记录时代的变迁，“在年轻时候，也有过功名心。短篇得奖了，我要写个中篇去冲击一下，又得奖了，那我要再写一个长篇，想要赢得认可。但到了55岁，我就想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
65岁，开写三卷本 他说，自己一直有一个心愿——写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我一直感到准备不足，到了六十五六岁，我觉得可以动笔，也必须动笔了。”《人世间》115万字，上、中、下三卷本，梁晓声是手写的。一座北方省会城市，五口人的周氏普通家庭，十多位平民子弟的人生，在3600多页的稿纸上跌宕起伏。从20世纪70年代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梁晓声一写就是50年的历史跨度，“我是个老派的人，到今天还是一格一格地用稿纸手写。写了三年，写到最后，写得手已经不听使唤了。”最累的时候，每十天半个月要去按摩放松一下身体，但他坚持了下来。因为，他想要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他想要借由笔下的普通人发出最普通的一问，“人可以是什么样？人应该是什么样？”做个好人，做个良善的人，是梁晓声的追求，也是他在《人世间》中想传递的信念。梁晓声说，写作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跟自己对话，是否依然相信书中自己所树立的人物言行，“到70岁了我依然相信，这让人很愉快。” 70岁，又一部长篇 七十岁了，梁晓声还在孜孜不倦地创作。2021年1月，梁晓声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我和我的命》出版。二十几万字，故事好看，人物鲜活，生活感强。主人公“我”是80后，出生在贵州山区，因是女孩儿被父母遗弃，不料因祸得福，从农家到了知识分子家庭。原生家庭的改变，让她的命运走向变得复杂起来。长大后，主人公无法承受养母去世、养父再婚，亲姐姐、姐夫接二连三地亲情“胁迫”，从大学退学，到深圳摸爬滚打，无意中成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见证了各种传奇。在书中，梁晓声通过主人公之口，表达了很多对社会、命运和“活着”的看法。小说中说，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他努力写出了命运之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也写出了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命题看似宏大，但其实梁晓声的立足点却很小，“我想通过这本书，写平凡的人，写他们的价值所在。”他说，“我们身边有一些平凡的人，他们在努力地生活，他们在某一些时刻，做了一些伟大的事情。这值得被记录。”他还说，不是所有人奋斗，都会成功，但一个人努力、奋斗、安身立命，帮助亲人，我认为很了不起。”年过七十，也写过许许多多作品，但梁晓声的语气里，还住着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他说：“社会发展太快，年轻人容易迷失、拜金，一定要有人发声音。”他说，太阳底下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是平等的，“每一份自强和善良都是值得被歌颂的。”
>>>记者手记：总有写的冲动 梁晓声是一位特别温柔感性的人，他说，“七十岁了，我还会非常思念母亲。偶尔回忆起，我小时候让母亲操心了，惹母亲生气了，我心里还会非常忧伤。”梁晓声也是一位特别理性严苛的人，是一位非常勤奋的作家，写作于他就像是穿上了红舞鞋，停不下来，“除了做家务和必须参加的社会活动，我创作的时候，一天写六七个小时，上午写五页，下午写五页。”但他又是一个不敢再给自己设定宏大目标的人，“野心还有的。疫情时候在家看‘哈尔滨编年史’，哗啦哗啦读下来，我就觉得，这个城市，太好了，有写的冲动。”不过他立马笑了，“这不可能了。真动笔，三四年写下来，怕身体要出问题。”
转自《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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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28 11:34:25
发表于 2021-2-28 13: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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