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刘福大

王志钧

我的老师刘福大

王志钧

    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一个明星级的数学老师，名字响亮叫刘福大。虽然他是数学老师，但他只教了我们一堂数学课。

    我们那时在二十九中读初一.七班。而刘老师是五班的班主任，本应是很少有往来的，但因刘老师是老师中的名人，所以格外受到学生们的注目。他们班还出过一个特殊学生，梳了个大背头，经常穿着花格衬衫，而特别的是全校只有他一个是骑自行车上学的学生，骑得还都是那些老的名牌车，原来以为他一定是高干子弟，一打听才知道他家为什么让他骑车上学，是因为他家是开车子铺的。我们每天六点半多一点就到校，经常看见晨曦中的刘老师在篮球场练三步上篮和在罚球圈顶练单手投篮，十有九中。有一次学校搞了一次篮球邀请赛，二十九的教师男队对阵哈尔滨市女子篮球三队。我还想，这不是欺负人吗！找个男队比那才叫公平。双方队员一上场我倒抽一口凉气，那女篮球队员比老师们还高，结果是不言而知的，老师队大比分落败，当时的谢校长本来是作裁判的，一急也上了场，也改变不了命运，但场上的刘福大老师在球场边角上的两个刷篮引起了同学们的一阵欢呼。太帅了！

    后来听说刘老师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教育世家，父亲是师范学院化学系的教授，水平了得。而刘老师的数学课也是出了名的，但我们无缘得见。初一下学期的一天，我们班的数学老师李英勋因故没来，于是那天刘福大老师就光临到了我们的数学课堂。那天刘老师讲的是“二元一次方程”。那课讲的真就是“岀神入化”，很多年以后看过一个访谈：这位清华大学老师课后问了其他几个成年的学生听懂了没有，结果都摇了头，又问这个坐在第一座，仰着小脑袋出神的励志班的学生，这位十一岁的孩子的回答是：“太美丽啦”。而这几个字也正是我当初的感觉。那天同学们兴奋地几乎要鼓掌，刘老师把满是粉笔末的双手合十说了句“A MI TUO FE”表示感谢，一个同学问老师，你信教吗？老师说是的，“唯物教”，课堂气氛更加活跃了。一个胆大的同学问：老师听说你要结婚，哪天啊？老师说日子定了，就定在结婚前一天的第二天。同学们一楞之后便是一场轰堂大笑。那堂数学课让一向不大喜欢数学的陈圣超都兴奋不以，我俩还说过二十年后我们还会记得这堂“二元一次方程”的数学课。我很遗憾，一不小心记了半个多世纪。

    刘老师的女朋友是娄老师，他俩好像都住单身，就是二十九中操场北边的一排平房，有一天上他们班里传出了那排平房昨晚上发生的一个新闻，刘老师要搂娄老师。那天晚上刘老师好像去看娄老师，进门就想表示亲热，而娄老师还半推半就，本来这在当初是一个很私密但也很正常的事，但这亲密的举动却被灯光映在了门口的门帘上了，引起了同学们的注视和热议。事情传到我这我给二位老师编了一个顺口溜，谁让大家封咱为编剧呢，从小就会编，“刘老师要搂娄老师；娄老师不让刘老师搂娄老师；刘老师偏要搂娄老师；娄老师偏不让刘老师搂娄老师；刘老师非要搂娄老师；娄老师非不让刘老师搂娄老师……”。在文革中娄老师要生孩子啦，予产期都过了好几天，楞是没见动静，不知哪个明白二大爷说坐磨电车墩一墩就下来啦，于是乎刘老师和娄老师一人买了一张四分钱的有轨电车票，从道里田地街银行一直坐到道外十六道街的工人医院；二人不下车再坐回来再坐回去，咣啷了整整一下午，两位老师总共花了八分钱，也不知坐了几个来回，可孩子还没墩哒下来，我估摸着肯定是两个大知识分子和其中一个数学权威把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日子算错啦！后来他们的一个小女孩终于出生了，有人问刘老师说像谁，老师说现在还看不大出来，但有一点肯定像我“黄头发”。

    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的班主任马立臣因在吴晗主编的历史丛书中发表了一个介绍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小册子而被打成吴晗的小爪牙被批斗关押。我们班一时没了班主任，而刘老师临时受命就成了一个不教课，尤其是不教数学课的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文革爆发以来，刘老师冷静淡定的出奇，他从不缺席学校的任何活动，但从没见他上台讲话，带头呼口号什么的。开会时经常看见他拿着一颗别人递给他的香烟在手里搓来搓去，从来就没见他抽，冷眼旁观式的看台前台后，上来下去的一场又一场的闹剧。

    “文革“大串联回来，人虽回来了，但心还在大串联的狂动中，尤其是听到别人讲了许多我没去过的地方，听到各种各样的各地趣闻心又要飞了，我家当时房子在重建，我住在我姐姐学校的集体宿舍里，住宿的学生和老师每天谈的最多的是过了冬天一开春就马上出发，继续大串联。一个曾因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导演了一个女声表演唱而名噪一时的音乐老师还要组织一个东北民歌宣传队，走出去让东北民歌红遍大江南北。而我在街上看到有人从井岗山回来，肩上扛着一条“毛主席的竹扁担”。好生羡慕，因此我明年的路线首先是井岗山，也要扛回一条井岗山的竹扁担。在我们上学路过的二工具厂的食堂外边的墙上还贴着当时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的布告，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着，今年冬天停止大串联，明年春天继续开展革命的大串联。看到这，我的信心更足了，一天晚上跟刘老师一块往家走，正巧路过贴着那张布告的地方，我指着布告跟刘老师说岀了我的计划，刘老师冷冷地说“大串联就甭再想了，不会再搞了”，我是一百个不相信，指着布告说，那可是那四个最高机关发的布告，政府能说话不算话吗？老师又说，说话不算话的地方多啦，这个你就别想了……。历史已清晰地证明大串联已经成为了历史，“毛主席一挥手，红卫兵全国走” 让当时的主政人焦头烂额，交通瘫痪，工业瘫痪，全国大乱，主政者一纸权宜之计的布告懵了我却懵不了刘老师。一向不吭声的刘老师在心忧国家。

    文革中期，我们班主任最多的活就是带着我们下乡劳动，刘老师带队去过小南沟，我和刘老师住队部的一间小屋，每天由一个老农带我们去地里去拔草，有一天我们拔大葱，刘老师跟大家聊天说知道大葱哪最有营养吗，即不是葱叶也不是葱白而是绿白相间的地方。噢。有一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歪靠着被垛休息，刘老师讲他的脸和脑袋跟别人有区别，我们好奇，他讲他一咬牙两个腮帮子就一棱一棱的，随后老师一咬牙果然他的下颌骨后侧的出现一根根细条条；一摸硌棱硌棱的；还有我的前额有点特别，说看用他的大手搂开头发，只见他宽阔的前额两边从眉弓骨到额头发际有两条象咱们种地凸起的垅台，连通宽大的前额简直就叫阔大无比，怪不得咱老师聪明透顶，原来人家的构造就与咱们不同。

    在小南沟时有一天袁广涛老师路过。正值午休。刘老师在炕上挪了个地方让袁老师上炕歇一会儿，而我正巧在读毛主席诗词中的“茫茫九派流中国……一词，把酒酹滔滔中的酹字读不准，正好请教袁老师，袁老师看过说大概念“lei”，具体字音词意去查一下郭沫若的毛主席诗词解释。过后我跟刘老师说，袁老师是教语文的怎么说话还含含呼呼的呢，刘老师斜了我一眼说：这都让学生们给弄怕了，看你还不错给你讲两句，毛主席的东西谁敢乱……。真是的，袁老师是第一个被揪斗批判的普通老师，那是我们学校的第一次大批判会，他们班有一个平时就流里流气的学生上台揭发他们的班主任袁老师，发言中用尽污辱，辱骂的言词，可怜的袁老师被当场押上了主席台，给挂上了名字上划上大叉字的白牌子，当众用早就准备好的剪刀给剪了个“鬼头”，哎！袁老师面目清秀，气宇轩昂一表人才，给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不管什么运动都好像跟袁老师过不去似的，让一个为人师表的袁老师受了太多的罪了，这一切刘老师都看在眼里。一句“上炕歇一会儿吧”里面都有了。但袁老师对我的一句话我受用至今。有一天袁老师到我们宣传队随便转转，几个女同学象跟老师告状一样说：王志钧老是自称“老”，以老自居，袁老师你说他是不是净胡拽！因为袁老师是我们学校年纪最大的老师，她们想让袁老师给我两句，虽然袁老师整天被批斗，但大家还都很敬重他，他坐下喝了一口我从家里带来的凉白开，语重深长地说：王志钧说老是因为他还不老，等到他老了他就不说老啦”。袁老师啊！您的学生已六十奔七啦，听您的话，俺还不老！可您老！历尽磨难的袁老师您在何方！

     刘老师带队的另一次下乡劳动的地儿是在离市区十几公里的新发公社红星二队，我们那天的集合地点是顾乡高岗上的一个“大车店”，那大车店就是当时城区的最边缘的一个建筑物，大车店地势很高视线十分开阔，向城外望去一片葱绿的农村的广阔田野，风光无限。

    我们把行李放在大车店里的马车上。同学们欢天喜地的排着队伍象去野游一样沿着久负盛名的“哈双公路”向目的地进发。走了不多久，看到路边竖着一块非常醒目的牌子，上面写了好几种文字，以我们那时学的那点俄语还不足以翻译上面的俄文，但中文写着“外国人至此不得越过”，啊！这就是哈尔滨的边界了，而获准在哈尔滨居住的外国人是不可以超过这个界限的。

     一路跑跳一路欢歌来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新发红星二队，男生被安置在了一个闲置的马棚里，与那正在使用的马棚仅一草帘之隔，骚臭哄哄，我们来之前地上巳经铺上了厚厚的干草，我们把行李往上一放就是床了。刘福大老师睡在门口与马棚相连处，我们是鱼找鱼虾找虾地自由结伴，我和金为民大概都是因为成份不怎么样挨着放了行李，喜欢闹腾的同学和班上的小干部们都分别区域各找各的地。虽然是臭哄哄，待一会儿就闻不出来啦。起初我们是在一个高坡地上把用犁仗起岀来的土豆，我们人手一个土栏子在地里捡土豆，装满土栏就倒到李铁男和冯继光他俩分别推的独轮车上，再由他俩把装满土豆的车推到远处的一个大的土豆堆，集中在那再装马车往城里运。他们两个把那独轮车在那侠窄的田梗上推的风驰电掣还故意摇摇摆摆好不威风。

    那块土豆地是一个高坡，向远望去，透过一片片绿色的原野是一条由西向东蜿蜒而过的淡兰色的水系，就是松花江。这条家乡的的河流在兰天托映下景色格外秀美，而此时正值夏秋之交，天气变幻无常，时而白云朵朵，时而乌云压顶，时而响晴薄日，时而闪电雷鸣，景致十分壮观。一天我们正在地里干活，突然狂风骤起、电闪雷呜，我们临时收工，回我们的“马棚”，路上雷声闪电不止，刘老师跟大家说，雷电时空气是最好的，而且还会产生一种对肺病有益处的原素。一听此言那肺子有点不大好的徐殿玉借雷电之机张开大嘴拼命的吸进那瞬间的“空气”。

    有一天，刘老师向我们宣布，明天不下地了，换活啦！大家刚要欢呼，老师说学校考虑到我们居住环境的基础上，才把这活安排给我们，一个共同点就是“臭”。新的活就是起粪肥。粪肥就是沤好的农家肥，几个月前把从城里拉回的人粪尿等有机肥，不能直接上到地里，而是和土掺和在一起，堆成一人半多高的小土山，这活叫堆肥，经过几个月的风吹雨淋日哂叫沤肥，用现在的话说叫无害化的处理，秋收后再起肥，用马车把它拉到地里，均匀地撒到地里面叫上肥，再经过翻地腐埴后这个地就有劲了。基本就不用上化肥。我们干的活就是起肥。我们就是把那一人多高的象小土围子一样的小土山扒开，经过简单的搅伴就装车由其他人往地里送啦，临近那小土山就已是臭气难闻，等扒了那沤了几个的人粪尿与泥土混合发酵的那味道真又酸又臭没办法形容，但看到老师在前面领头干活，我们虽面有难但谁也没有退却，一头拱进了扒开的口子粪堆热火潮天地干起来，突然一个同学，好象是刘永利在粪肥堆里扒出了一只还没有完全腐烂的鸡，搓到铁锹里一边拿给刘老师看一边学当时放映的批判电影《逆风千里》中的一个被俘国民党军官的一句台词，老师：“我要吃只鸡”。大家一阵轰堂大笑。

    本应是在课堂上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和一群本应在课堂朗朗读书的学生却在大粪堆里寻欢乐呢。更有谁知道，这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这刚刚是一个开始。

    上山下乡运动本来就是一个将“文化大革命”的小将发配边疆，发配农村的无奈之举。在冠以了政治光环的同时，发配还分成了三六九等，成份好的到兵团，那时叫军垦，差一点的到劳改农场，再差一点的就要插队啦。我动了点脑筋请刘老师到我妈妈单位弄了一个根正苗红的外调材料又碰巧遇上点关系，就走进了兵团序列，永远地告别了母校，也告别了我所敬重的刘福大老师，也再也无缘听老师的“出神入化”的数学课了。

    在刘老师八十寿诞之际回忆当年的一点往事，也想让我们在文章中重回那孩提时代天真无邪的情景。

                                                 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