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给予荒二代的的确是文明与进步，可让荒二代学会骂人也很正常......我觉得我是幸运的，终于学会了骂人，体悟到了文明假象背后最真切的东西。
我终于学会了骂人——“没成想一群知青让我懂得不骂人的道理，却是一个知青终于把我熏染成会骂人的人。”
我是大学毕业了几年以后，才真正学会骂人的。主要特点是张口就来，没有害羞感，并且在观念里觉得骂一骂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于是从最初的有意识骂，发展到后来的无意识骂，理直气壮地骂。当然啦，因为是在大学里工作，环境相对文明，骂人的话里是很少带脏字的，主要就是国骂“他妈的”，最厉害的也不过是东北国骂“滚犊子”。
小时候我没有学会骂人那简直是一个奇迹。当时的北大荒除了盛产荒草，还盛产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式各样骂人的话。有匪里匪气的，有痞里痞气的，有火药味十足的，有不动声色的，有文骂，也有武骂。可是奇怪了，我虽然没去学着骂人，可并不讨厌那些骂人的话和骂人的方式，主要原因是大人们之间大都是在平等对骂，你骂我一句，我乐乐呵呵再回你一句，一个个嘻嘻哈哈和打情骂俏的样子让我觉得很好玩，也很过瘾。同时我感受到了他们用脏话显示洒脱的那种乐趣，也感受到了他们一见面先骂几句的特殊交流方式，其实是显示一种友好和随意。等到我长大了，才慢慢体会到那是在一个荒凉和艰苦的岁月里，大人们的一种娱乐方式或发泄手段而已，无关乎文明和道德。
女人中也有不少会骂人的，我母亲就是其中一个。她在女人堆里虽然不算是个骂人高手，但嘴里也时常蹦出个“啷当”什么的。母亲早早就没有了父母，不到20岁独自一人闯关东。作为山东支边青年她要和一大堆扛过枪、打过仗的爷们打交道，和来自全国各地粗糙的爷们打交道，太腼腆含蓄是会吃亏的。她把从爷们那里学到的脏话爽利地还给了爷们，把女性的柔弱巧妙地保护起来，好在她没有学会像东北女人那样抽大烟袋锅子，否则真像一个东北大妞了。我一个同学的母亲又会抽烟又会骂人，总和我母亲在一起玩扑克，我很喜欢看她那种“酷比的样子”，但并不希望她是我的妈妈。
别看母亲会骂人，可我从来没有觉得她骂过我，即使在我调皮犯错的时候，她也只是随手用笤帚把儿狠狠抽打我几下，告诉我哪里错了，放几句狠话，如此而已。和母亲相反，父亲从来不打人，更不会骂人，除了被我气急了说过“去个屁的”外，他就再也没有其它骂人的话了。这让他在人群中显得很特殊，但无形中给了我一个学不到骂人的家庭环境，在我的潜意识里一直是以父亲为榜样的，他不抽烟，我也不抽烟，那么他不骂人，我也就不骂人，他看书写字，我也喜欢看书写字，儿童的确存在天然的模仿力的。
在我潜意识里的另一个榜样是一个群体，是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和杭州等地的知识青年们。1968年开始他们大规模进入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我们二十团三营也迎来很多我们叫叔叔和阿姨的年轻知青。他们有知识，有见识，多才多艺，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无所不会，更主要的是他们好像不骂人，说起话来柔软动听，身上香气扑鼻。我很喜欢他们的味道，幸运的是我的整个小学阶段，一直有知青做我们的老师。
教数学的北京知青刘云楼老师，个头不高，胖墩墩的，笑眯眯的，带着一副深度眼镜，说话成串儿。她曾经带着我的小学同学倪红伟、陈春萍和陈岩代表三营去团里参加数学竞赛，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的战绩，名声大噪。这三个同学后来都考入了大学，陈岩还是当年宝清县的高考状元，考进了北京。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刘老师返回了北京，后来听人说她到公交车上做了售票员，让我一直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在我当时的认识里，公交车售票员可是要不停地在人堆里挤来挤去，声嘶力竭地报站名，温文尔雅的刘老师怎么可能？
文革影响了一代知青，可这一代知青却影响了我们“荒二代”，只是前面的影响带着沉重的历史阴影，而后面的影响带给我们的却是光明。从这个意义上说，1700万知青是光明的使者，是真正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蜡烛，我们“荒二代”只是被他们照亮的一个部分，全国更多的农场人、农村人为此走上了追索知识的道路，如果没有知青运动，我们中的大多数仍将在荒野里摸索，我的命运如何也必将是个未知数。历史真是个调皮的孩子，不定性，还难以捉摸。
大人们可以随便张口骂人，小孩子们当然会模仿，可我就是很难张开这个口，意识到自己嘴里带脏字了，还会脸红。这与我的自我认知有关，小学时自己几乎每年都拿三好学生奖状，于是便自觉把自己划为所谓好学生的行列，好学生是不骂人的，只有坏学生才骂人，意识到这点那我就更自律了。不过我对同学之间骂人的话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反感，觉得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甚至小学校长梁子云嘴边经常带“操”字，我还觉得挺好听的。
梁校长是个山东汉子，教过我们班语文课。他经常让我上台念批判稿，有的是批林批孔的稿子，有的是批判右倾翻案风的稿子，还有的是批判同学中不良风气的稿子，当然还有歌颂毛主席的稿子和学习毛选心得的稿子。后来他在班里表扬了我一次，说我说话像“小钢炮”，于是便有调皮而敏锐同学把“小钢炮”当成我的外号叫开了。关于骂人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把一个总给他惹事的男同学拎到黑板前，然后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用手指点着同学脑门骂道：你这小子贼操蛋。38年后小学同学聚会，有的同学说梁校长当时说的是“你这小子贼刺毛儿”，可我还是坚持我印象中的那句话，我对骂人还是比较敏感的。
到了中学和大学，我试图也学着男同学们的样子说几句脏话，以便融入他们的行列，可终究跟我能玩在一起的同学都不是会骂人的主，像庄玉宝、杨晓飞、杨锡迎、魏一营等等，比我还讲究“口腔卫生”，我也就此住口了。可生活就像有意跟人开玩笑，小的时候应该有却没有的东西，长大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补回来，通过工作后我终于学会骂人这件事，我相信了这个规律，并且教会我骂人的单位属于北大荒，教会我骂人的竟然是知青，大有轮回之感。
我的“师傅”刘老哥曾经是一名哈尔滨知青，下乡在黑龙江省红兴隆管理局二九一农场，在那里的检察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调到垦区的大学做管理工作。当时我所在的中文系办公室与他的学工处办公室在主楼的同一侧楼道里，距离很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他重重的咳嗽声，尤其是他在走廊里撩哧撩哧这个、逗哧逗哧那个的底气十足的声音。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他话里时不时冒出的脏字，还有他说了大半辈子的“娘希匹”。
1993年9月，我被学校提拔到团委主持工作，当时团委与学工处合署办公，成立了一个学校党委领导下的学生工作部，三块牌子两套人马，他兼学工部部长，我兼学工部副部长，算是上下级关系，我为此和他在一个办公室桌对桌办公。记得第一天去办公室，他出差在外，我独自打扫着房间，突然身后传来一句响亮的声音：“操，哪他妈来的一个扫地的！”
我们就这样以新的身份和工作关系见面了，没有陌生感和距离感，反倒有种亲切感，和他粗拉拉的“见面问候”很有关系。后来我发现，他在招生和就业工作中要与上上下下很多人打交道，而似乎每个人都与他随随便便的，即使是在省里重要部门工作的领导，也有与他称兄道弟的，他与他们之间仍然是刘式问候，见面就骂，骂完谈事，事后再骂。
我一点也没有把他当成我的领导，更没有把长我15岁的他当成长辈，可我从心里是尊重他的，也很佩服他，主要原因其实源于他的行为修养。别看他表面上骂骂咧咧的，骨子里却是一个三观比较正和举止比较规范的人，性格中还有腼腆的部分。他的爱人毛姐曾经向我揭露他的过去，说他下乡时是一个很知道害羞的人，像个“大姑娘”。一定是北大荒的荒野造就了他，把他从一个小知识分子磨砺成与北大荒配套的粗犷男人形象，他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真实结果之一，是我能够触摸到的知青的一种真实模样。我和他面对面办公四年，终于懂得了他。他骂人，但不随地吐痰，他骂人，但不在背后嚼舌头，他骂人，但不算计人，他骂人，但懂得从心里敬畏人，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愿意和他交往。
在刘老哥的身上我是真体会到了骂人可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能看出人性，也能品出人情。两个人在动手打架的时候骂人，是在刺激对方，激发自我，是真打架；光动手而不骂人，那就根本不叫打架，叫决斗；两个人不动手却干动嘴皮子骂人，那叫骂架，双方都心虚着呢。在背后骂一个人不叫本事，叫阴损无能，当面骂却不伤害对方甚至让对方喜欢上，那才叫本事，叫情商高。我时常讽刺老哥的智商，但他的情商哪里是我敢讽刺的，要高出我多少倍。
面对这样的“榜样”，这样的“师傅”，我不学会骂人也难。在团委工作大概一个学期后，一次在贾永江书记的办公室我和刘老哥一起汇报工作，无意中我骂了几句刘老哥，贾书记一方面用极其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我，一方面露出半含讥讽的笑容，让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的失礼，也意识到自己会骂人了。我非常清楚，与其说是刘老哥教会我骂人，不如说是我自己主动学习的，心甘情愿被熏染。2009年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一个同学说我变了，说我说话不再脸红了，我知道我肯定说话带脏字了，不由自主了。
而今在离北大荒将近10000里路的温湿南方生活了17年，我早已不知道骂人为何物了。这里的客家人崇文重教，朴素友善，温文尔雅，哪里还有骂骂咧咧与人打交道的土壤。不过回北方探亲的时候，见到了老友们，还是不自觉地带出几个脏字，尤其是几杯烈酒下肚以后。
后记：没成想一群知青让我懂得不骂人的道理，却是一个知青终于把我熏染成会骂人的人。而谁又教会这个知青骂人？是粗犷的北大荒人吧。知青给予荒二代的的确是文明与进步，可让荒二代学会骂人也很正常，骂人和说话带脏字不是人类文明史中必须剔除的东西，相反，它会在民间以最真实的姿态一直存活下去，也会在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中起到特殊的调节作用。我觉得我是幸运的，终于学会了骂人，体悟到了文明假象背后最真切的东西，那是人与人之间难能可贵的友情之光，是原始人类与生俱来的原始风貌，你可以丢弃，但不可简单诋毁。
我是荒二代——“知青上山下乡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是不幸的，但对于我们这代农场人来说却是大大的幸运。”
四爷叫冉玉谦，是武汉军区直属部队的尉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1958年4月随全国各地的十万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父亲是同年秋天在伊春林业局被四爷召唤到北大荒参与屯垦戍边工作的，幸运地当上了光荣的拖拉机手，成为垦区按月领取工资的一名国家正式职工。
当年有句顺口溜，“身上抹了油，对象不犯愁”，老实本分的父亲与1959年秋来农场支边的山东省招远县女青年——我的母亲，在组织的关怀下确立了恋爱关系。姐姐出生两年后，我也在一个叫做852农场3分场4队的土炕上降生了，成为地地道道的“荒二代”，用清澈的小眼睛打量着这片无边的黑色土地。
这一打量就是50多年，而今我已是年过半百的准老年人了。就是在这个年龄点上，突然对自己的身份来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媒体上横飞着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等带着炫耀色彩的概念，而当我意识到自己也是“某二代”的时候，稍稍兴奋了一下，我以为自己是没有根脉和归属的游子，没成想在“某二代”横行的背景下，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荒二代”概念，只是这个概念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但它绝对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概念，甚至是带有某种印记、历史意义和荣誉色彩的特殊概念。
如果给我自己确定一下荒二代的身份那就简单了，我是复转军人的家属和支边青年的后代，可我要想给我的同伴，给所有属于荒二代这个群体的人确定身份，那还不是这么简单的。于是，我开始从浩瀚的网络世界寻找北大荒的历史，从郑加真先生的纪实作品中寻找依据，从贾宏图先生讲述的故事中感受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命运，从父亲的口中搜寻家族迁移留下的蛛丝马迹，也从发小同伴和接触过的诸多北大荒人身上提炼属于我们的特征。
荒二代首先是一个具有继承关系的身份概念，这个概念是由荒一代的身份决定的，我们无从选择。荒一代是指北大荒的开拓者和初始建设的参与者，他们的身份构成和年龄跨度直接影响着荒二代的外延界定。
北大荒开发其实从1947年就开始了，当时有一批复转军人和残废军人为主体的移民来到北大荒造田开垦。1954年到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二师的八千转业官兵、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将军麾下的近两万老铁道兵、北京等地的青年垦荒队员，也先后来到北大荒安营扎寨。1958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万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迎来了屯垦戍边的第一个高潮。另外两次高潮是1959年6万山东支边青年、1968年45万京津沪杭哈等地城市知青奔赴北大荒的移民大潮。
从这20来年的时间跨度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第一代北大荒人的身份主要有复转军人、支边青年和知识青年三种类型，同时他们也带来了众多的家属、亲属、老乡、朋友等附属身份的人，这些人到了北大荒后也一样参与了农场的建设发展，付出了血和汗，很多人获得了农工即农业工人的身份，成为国家职工，付出的同时也在享受“国营”的待遇。
荒一代在广袤的黑土地耕耘播种，建设富庶的北大仓，同时他们也在繁衍着自己的后代和希望，为这片黑土地养育可持续发展的后续力量，所以在北大荒流行着这么一句话，“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我们幸运又不幸地成为他们的子孙，成为一辈子都抹不去印痕的荒二代，我们的父母大都是复转军人、支边青年或知识青年，我们大都是北大荒出生的人，出生的时间范围大致是50年代后期、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是吃着国家供应的口粮长大的。
荒二代的外延有一定的丰富性和延展性，从年龄跨度上看，荒一代之间的年龄差距是比较大的。以1958年的转业官兵和1968年的知识青年为例，我在“feikao的博客”中看到这样一条信息，在1958年858农场转业官兵登记表中，共有1587人登记了年龄，其中最小的20岁，最大的49岁，平均年龄29.8岁。到了1968年他们就是40岁左右的人了，而这时进入北大荒的知青大都不到20岁，转业官兵和知识青年的平均年龄差在20岁上下，这显然是一辈人的差距了，但在开发和建设北大荒的意义上讲，他们是一代人，况且我们60后大都称呼知青为“叔叔”和“阿姨”。
荒一代和荒二代存在代际关系，不能简单地用辈分关系去考量。知识青年下乡时不少年龄在16岁以下，与那时年龄比较大的荒二代岁数相差不了几岁，但知识青年仍然是我们上一代人，他们带着岁月的懵懂来到北大荒参与建设，尤其是文化的建设，而我们那时正是他们教育的对象。“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从侧面证明了辈分有时不是由年龄决定的。由于荒一代之间的这种年龄差距，客观上决定了荒二代之间的年龄差距也在20岁上下或更大一些，着名歌手平安的父母是北大荒的知青，他是1978年出生的，与一个1958年出生的相差20岁，但他们同样是一代人，他们都是荒二代。
荒二代还是一个具有特殊精神气质的群体概念，我们的精神气质仍然是由荒一代决定的，我们很难选择。他们身上的品格风范、道德修养和散发出的文化气息，时刻熏染着我们，塑造着我们。在我的印象里，复转军人常常满口粗话，满口命令，目光如炬，眼里不揉沙子，做事有胆识，雷厉风行，很有威严的样子。我上大学那年在哈尔滨见到了我传说中的四爷，首先感知到的就是他的威严和不容商量的态度，在道外吃完晚饭后，他执意要送我过铁路到道里坐公交车，望着他一上一下的背影，我只有小心地跟随其后。
支边青年给我的印象是很有闯劲的样子，吃苦耐劳，遇事隐忍，不求回报，并且特别有团结意识，热心肠，爱帮助人。我母亲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她很能干，好像在4队当过什么班长、排长的，纯粹是干出来的。在大田里干活，我睡在她的背上，醒了，哭了，闹了，尿了，她似乎都会忽略掉，就知道干活，直到她不得不从山东把我当时才十三、四岁的小姨弄来看我，才结束了我脊背上的生活。
知识青年我们其实习惯叫城市青年，强调他们的城市身份。那时城乡差别的确很大，尤其是文化教育方面。知青上山下乡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是不幸的，但对于我们这代农场人来说却是大大的幸运。从小我们就被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和杭州等大城市的青年包围着，呵护着，教育着，影响着，他们身上散发的理想主义光辉和浪漫主义味道，我们是能够随时感受到的。他们除了带来知识和视野，还有文明和修养。我和姐姐经常拽着北京知青石长宝叔叔讲故事，现在想来那时他一定被我们央求烦了。王佰树叔叔1978年返回北京后还给我寄过邓丽君和刘文正的磁带，还有一大包电子元件呢。
荒一代是从五湖四海汇聚到一起的大河，他们带着各自的口音和饮食习惯围坐在一起，无论是“南腔北调”还是“酸甜苦辣”，他们都要学会去适应彼此，因此为了生存和大发展，他们必然会去融合，而一旦融合就必然会形成的新特点。
这些新特点简单来说，一是形成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他们多不容易啊，性情相似的一家人还会吵架，何况天南海北的他们，因此他们有了包容万方的心。二是形成了以年轻人为主导的社会形态，十万转业官兵大都年轻，后来的几十万人都是支边青年和知识青年，想想就清楚了这个建设队伍该有多么年轻，他们就有了敢为人先打拼天下的心。三是形成了新的移民群体，作为移民最大的损失是失去了自己的故乡和情感之根，因此在新的环境下他们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更加懂情谊，他们就有了北大荒式的火热心肠。四是形成了新的文化知识的制高点，当时的转业军人中大多是尉官以上的人员，有很多知识分子和打成右派的文化人，其中还有国家某些领域的顶尖人物，加上各大主要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们，等于在农场新开辟了一片富饶的文化知识的田野，与城市的知识制高点对望，他们就有了渴望学习和进步之心。
而我们荒二代是这条大河中的朵朵浪花，已经很难再分清楚哪朵浪花来自于哪方，是由哪条支流汇入的了。我们的口音基本上统一了，没有了南腔北调，甚至不会说父母携带的地方口音和方言了。我们的普通话几乎没有东北腔的“土”和“垮”，我们字正腔圆，发音清楚而流畅，语调平缓而抒情，形成了荒二代才有的“农场腔”，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和人说上几句话，就大致可以判断出是不是农场的人了。饮食上我们也没有了天南海北的酸甜苦辣，大家一起吃窝窝头和白面馒头，一起喝大碴子粥和高粱米粥，一起啃咸菜，冬天的菜窖里同样是白菜、土豆和萝卜，过年了家家都炸油条和丸子。我们因此有了和其他地域、其他同时代的人不一样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是由荒一代的包容心、勇敢心、热心和求知心雕刻出来的，也是由这方水土和气候条件滋润出来的，我们更加懂得对人的尊重，更加真实友好，更加朴素善良，更加向往浪漫的生活，也更加容易满足。因此，本分、简单、高贵和快乐是荒二代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
当荒一代渐渐进入历史深处的时候，荒二代的影像才渐渐清楚起来。如果把这些影像分成两个部分的话，那么一小部分是留守北大荒的荒二代，他们是伟大的，用机械化设备接替父辈的锄杆继续耕耘着北大荒无边的田野。另一大部分是离开北大荒的荒二代，离开的时间跨度很长，原因也很多，但绝不是去做“进城务工的农民”，我们是农民，却又是农场的农民，我们的精神气质中沾点了贵族气质，说它不接地气也好，说它难能可贵也罢，我们毕竟有属于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谋生的特殊本领。父辈在黑土地上集合，我们却要从这里出发，历史用手里的圆规为北大荒人划了一个圆圈，终点也是起点，起点也是终点，他默默地笑着，不告诉我们为什么。
北大荒是荒二代的故乡，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我们熟悉那里星星点亮的时刻，知道山丁子红透的时节，也清楚第一场冬雪纷飞的时候，但是我回不去了，我们大多数荒二代都回不去了，我们有我们的历史背景和人生愿景，也有我们不得不担负的家族使命和人生负累。我们不是北大荒的孝子，我们的出走不是为了回去，但我们永远是北大荒的游子和回望者，在世界的某一隅默默为她祈祷。
发表于 2017-11-8 20:5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