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天丫海脚 于 2017-10-6 08:09 编辑
他回想起早年在巴黎。“对我来说,那种处境并没有那么难。虽然不容易,但是我很开心。我有工作,能瞻养老婆孩子。我记得,每天早上去市场,给邦比买牛奶什么的[他的第一个儿子约翰]。他妈妈得睡觉。”唯恐他的话听上去带有贬义,他补充说:“你知道的,这是优秀女性的特征。睡眠充足她们才是美好的。” 海明威在巴黎日常的另一部分是每天去体育馆挣钱。他给拳击手当陪练。薪水每小时两美元。“那可是不老少钱。而且我没怎么被伤着。我给自己定了条规矩:不挑衅拳击手,躲避挨拳。反正他们还有好多别的陪练。” 他从一沓十五封信里拿起一个信封,打开。这是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一个高中英语教师写的。信中抱怨说她的学生很少阅读优秀文学作品。他们依靠电影、电视和广播的“知识”。为了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她写道,她给他们讲海明威的冒险,并鼓励他们阅读他的作品。她总结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也是十年级学生的老师。我觉得你若知道是会高兴的。”可这封信使海明威感到沮丧:“如果孩子们不读书,这是很糟糕的事。” 第二次垂钓比第一次收获更丰。捕到的鱼不如上次多,但是其中有两条小马林鱼,一条大约八十磅,另外那条大约八十五磅。两条同时咬钩。海明威那条掌控有效。可第二条花费了本业余垂钓人不少汗水和痛苦,既受到揶揄又得到祝贺。那天由于玛丽·海明威在场,船上气氛活跃。海明威的第四任太太是个阳光、大方、精力充沛的女性。她不但精心照顾海明威,能预料他的心情和需求,并且乐于充当一个慷慨女主人,婉转地避开那些对海明威来说耗时的应酬和利用海明威的慷慨的要求。不仅如此,她分享他的爱好和广泛的兴趣——书籍、谈话、旅游、钓鱼、射击——这是海明威生活的核心。他们的婚姻显然是他最后十五年生活及个人关系的中心。 海明威高兴地看着那对马林。“恢复正常捕钓了。”说着,他给了玛丽一个拥抱。“值得庆祝,”玛丽说。 “下一站佛罗里提他,”海明威说。 佛罗里提他之前是哈瓦那舒适低劣的沙龙之一。那里的饭菜便宜可口,酒水充足。这时候业已时尚繁华,用红绒装饰得富丽堂皇,甚至用一条天鹅绒带子将餐厅和酒吧隔开。其声誉一部分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因为在这里常可见海明威的身影,甚至可以和“爸爸”海明威一起喝酒。“装潢很糟,”海明威说,“但这儿有一如既往的好酒。” 佛罗里提他在海明威的生活中起着特殊的作用。“我不在美国,”他解释说,“并不意味着我与母语甚至美国分离。任何时候到佛罗里提他来,我都会遇到从美国各地来的美国人。这儿比纽约离美国更近。你来这喝上一两杯,就能看见到处来的人。我住在古巴,因为我喜欢古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喜欢别的地方,而且因为我在这儿能安心写作。我要是想到人堆里去,只要进城,就能看见空军、海军,那些我在过去战争中所了解的人。以前在基韦斯特,我能躲开人,但后来不行了,周围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跑到这儿来,躲在安泊斯姆都司酒店写。” 佛罗里提他的吧台柜很拥挤,但几个客人坐在长期以来被老板指定为“爸爸角”的座位移开。“‘爸爸’你好”声四起,握手一圈停当,海明威要了三杯“爸爸双料”。调酒师麻利地做好三大杯代基里酒。按照佛罗里提他的调酒法,酒里用的是西柚汁而不是柠檬汁或青檬汁。那时候,“爸爸双料”卖得很俏,价格1.25美元,便宜得很。 两名美国航母的水手鼓起勇气过来要求签名。“我读了你写得所有的书,”其中一个说。 “你呢?”海明威问另一个。 “我不太看书,”年轻的水手说。 “那你现在开始看吧,”海明威说。 佛罗里提他的老板走过来拥抱了海明威,说他们正在安装一个现代男洗手间。海明威悲伤地回答,所有的好东西都成为过去了。“后面有个老式茅房,”他说,“让你想喊:全世界茅房联合起来,除去锁链,你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在后来的几年里,我有机会在古巴和纽约与海明威接触,我们还通过信——瞭望山庄、或是西班牙、或是法国、或是秘鲁。他和好莱坞团组一起去秘鲁钓鱼,制作《老人与海》的电影。他寄给我的秘鲁明信片上写着:“治愈我的腰的脊椎按摩师”,明信片的照片是他和一条他在布兰科钓到的巨大的马林。 纽约似乎没什么可吸引海明威的,他去纽约次数越来越少。以前,白天和晚上他都喜欢去图斯疏雅斯饭店或餐厅21,他后来通常是情愿跟几个老朋友见见面,然后在酒店套房用餐。他的身体没有恢复到之前的健康。他的体重、血压和节食方面都不理想。他仍然在工作,《流动的盛宴》就是那时候的成品。(他还写了什么尚不清楚。海明威夫人、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连同海明威授权传记作家卡洛斯·贝克和他的老朋友马尔科姆·考利一起正在筛选一大堆手稿,其中有几个短篇小说,几首诗,一些小说的片段,以及至少一本完稿的关于海洋的长篇小说——陆,海,空三部曲的一部分。) 他对于世界、对于人、对于故土(这个词可能应该双关理解)的好奇从未泯灭。还有就是他乐于谈论书籍和作家。 一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做了一个为时一小时的特辑节目,其中有许多海明威的老相识,包括一些不再是朋友的人,回忆海明威。西德尼·富兰克林的评论使他不悦。“我从来没有和富兰克林的斗牛队一起旅行过,”海明威说。“他完全是胡说八道。我是赞助过他一次,帮他在马德里斗牛,那时候,没有营销商愿意沾他,我给他出钱,为了让他不至于把身上的斗牛服都给当了。”节目中,马克斯·伊斯门又讲了一遍那次在斯克里布纳那儿他同海明威为海明威是否有胸毛的难忘的争论。海明威说:“这人有点滑稽。就跟曾经有个演单人脱口秀的人说他如何如何对付费城杰克·奥布莱恩似的。起码这次伊斯门让了步,原来的版本是他在一个角落里站在我的脑袋上,我发出刺耳的尖叫。” 海明威补充说:“这些其实都不重要。我从来没背叛过任何人,也没因为看见朋友或敌人吸毒而告发他们。 后来还有一次,一个神学院院长在《新共和国周刊》写了一篇题为《龌龊之秘》的文章。文中列出他认为是“肮脏”的作家,海明威名列前茅。一家新闻杂志转载了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海明威当时在西班牙,读罢此文,作为对院长先生的反驳,他作了一个简短幽默的讲座,阐明“龌龊”一词的真实含义,并且表明在军事上和戏剧界这是个荣誉词。海明威解释说,在进行特别危险的任务或面对死亡时,所有法国军官相互道别时并不是说,再见啦,伙计,祝你好运,或类似的话。他说:“写作中有时需要用过时的话或是脏话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个肮脏的作家。”他确实给那个院长写了一个脏字,但他并没把那张字条寄给院长,只不过出出气罢了。 海明威夫妇1960年7月离开古巴,前往基韦斯特。从那里,带着装满一火车车厢的行李去了纽约,在一个小公寓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搬到海明威在爱达荷州的凯彻姆买下的新居,方便涉猎、垂钓、散步,这些都是这个出生在密西根州北部的男孩与生俱来的爱好。夏天,他去西班牙待了六周。在那儿,他跟随他的朋友奥尔多涅斯与其对手多米奇宁单独斗牛巡回赛,并写下《危险的夏天》。这是《生命》杂志约稿的斗牛篇。我的印象是他并不是很欣赏这两位斗牛士,但他没有直说过。那之后,他一直显得情绪忧郁,尽管在凯彻姆他显然一直在写作,直到他对自己开枪的那天。 重读海明威的笔记和信件,所见只能说是一瞥,使我产生这样一个想法:有可能认识他如此肤浅而且是他生命的晚期时段,使我更加难以理解他。 他的文风只可嘲仿不可模仿。有时候,他的所行所言故意掩盖他的潇洒和慷慨,以及他为别人提供的许多享受和热忱。他对待写作上的批评和竞争会极端敏感到记仇,但他又会嘲笑自己(他穿上战地记者制服时嘲弄自己的姓名)并且带着毫不掩饰的自豪感相信他完成了四十五年前在巴黎小阁楼里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在他自己眼里,海明威是一个艺术家。在读者眼里,海明威是一种体验——一些虽小却深刻的徘徊不肯离去的记忆: 在纽约,一个安静的晚餐席间,一阵沉郁之后,他突然带着一丝惊讶说:“你知道,我认识的所有美丽的女人都在变老。” 在古巴,一个细雨朦胧的下午,他说:“如果我不是作家,那么我想做一个画家。” 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一家诊所,医生给他做了全身体检。他报告说:“一切正常”血压从250/125降至130/80,体重下降至175磅——对他的大骨骼来说偏低。他说,他的写作进度已经比预定计划晚了两个多月。这本书应该是秋季出版发行,当时正是1961年的秋季。 最后还有一张圣诞贺卡,写着:“咱们玩得很开心,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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