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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是一个刚强、好胜、能干的人；一个能勤奋、上进和爱钻研的人。他什么都想学，只怪自己文化浅，不然的话，能干出不少名堂。 父亲的一生没有什么壮举，工作上认真肯干，一丝不苟。从事机务多年，连年被评为先进和优秀党员。不管干什么都是非常认真、实实在在。当车长就有个车长的样，当机务副连长就有个副连长的样。他的脾气不好，发起火来爆跳如雷，甚至还骂上几句，我门做儿女的都怕。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火暴脾气的人也有他可爱的一面，那就是对妈妈的爱。从我记事起就没见过父亲对妈妈喊过、骂过。 母亲常提起我小时候的事情。我从小身体就不好，一有病，母亲就内疚，说我生在饥荒年代，身体总有病，体弱，加上挨饿，所以父亲母亲都小心翼翼的呵护着我。 有一件事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几个月大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60年代，方圆几十里地都没有医院，交通就更不用说了。我家那时住在老二队（后来的十四连），父亲抱着我，母亲陪着走路去萝北县医院，给我看病。大夫说再晚来着这孩子就没命了。父母亲都吓坏了，打了针、拿了药，当天就往回返，到家里已经是半夜了。母亲说，当时的滋味呀，就别提了，说不出那种感受，不是你爸爸，你就完了。每当说起这件事我都辛酸的掉泪。所以说，父亲是我心中的偶像，我崇拜他、尊敬他，我爱他、想他。 父亲这个人那，不善于表扬人，也不随便批评人。我长这么大，做对了没有表扬过我，有错的时候也不放过，和我说话很严厉。可是，在我一生转折关头—谈婚论嫁的时候，父亲头一次很和蔼可亲地和我谈这件事，使我非常感动。后来我成了家，有次两人吵的不可开交，父亲来了，事情本身不是我的错，父亲苦口婆心的做我的工作，那个耐心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嘴上不服，可心里特佩服他。没想到我在父亲心里的份量是那样的重，那一刻我真正的认识了我的父亲。 从小到大，我记得父亲只骂过我两次。一次是在我小的时候，在二队俱乐部玩，一个人站在凳子上把手伸向灯泡里头，觉得好玩，没想到手指触到了里面的铜片。“啪”地一声，把我打翻在地，把脸摔破了，挺坚强，没哭，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回家了。父亲发现我脸上破了，就问是怎么回事，我不说，父亲的声音一声一声的高，最后就实话实说了，把父亲气的举手就打，我眼睛都不眨一下，父亲不忍心把手放下来，狠狠地把我教训了一次。另一回是在四连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和班里女生吵架被父亲知道了，回家就让我站在墙根，被父亲骂。 父亲的严厉和他的一言一行影响了我们，他教会我们懂得了怎样去做人，做一个诚实、善良的人，做一个勤劳、向上的人。 他从来不为自己的亲人谋私。记得在我入党的问题上，父亲没有帮我。1978年我参加工作，79年我提交了入党申请书，1982年8月16日 填写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那时，简欢喜和荆素珍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赵昌志书记盖章签字，可结果没能如愿。至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给打了回来。当时我恨父亲，因为父亲就是支部委员，能帮我找回，我的前途和命运也许会改变，可是父亲没有那样做。他对我说，一个人想要实现自己的愿望要靠自己努力地去争取，那样心里才能踏实，站的牢，走的稳。后来理解了父亲的这番话的含义，凭着我23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实现了我的愿望，也圆了父亲的心愿。 这就是我的父亲，暂短的52年生涯， 陪我走过最艰难的日子，我成熟了，长大了，父亲走时我才28岁。 1975年父亲在农场大库上班，工作挺好。那时我在场里学校上初一，每天父亲顺路用自行车带我去上学。我感到很幸福，那也是我和父亲相处最长日子。那年代有个流行，父亲在哪里工作，子女分配工作可分到工副业单位，找一个好工作。可好景不长，父亲为了我二妹以后的生存，回到了四连，因为妹妹是个残疾，不好分配工作。多亏了鲍志林夫妇帮忙，二妹在四连分配了工作。父亲为了这个家，付出了他的一生。 父亲的脾气不好，做事又太认真，太讲原则。机务排的青年没有不怕他的。活干不好，机车修不好，不按时下地作业，他就骂人。工作起来那叫认真，较起劲来，谁也说服不了他。父亲经常和刘金贵叔叔探讨问题，有时俩人争得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父亲是个心直口快、不想后果的人，敢说、敢做、敢当。每次上面领导下连队检查工作，有违背百姓利益的事，父亲总是不让步，说上两句，久而久之，他这个“官”就干不长了。 父亲一生教过两个徒弟。偶然的一次机会，团里进机车“康拜因”，分给四连一台，要去大连接车。那时他的“机务副连长”已经拿下了，刘金贵叔叔认为父亲脑瓜活，机车是德国出产的，叫他去放心。父亲选了个徒弟，上海知青陶惠明叔叔就成了第一个新徒弟。 到了大连，货轮还有几天才能靠码头，陶叔叔说，这里坐船回上海很近，父亲很理解陶叔叔的那份心情，就让他回上海看看，快去快回。父亲得坚守岗位，任务就是来接机车的，都走了，出了错怎么办？其实父亲能不想去上海看看吗。从那天起父亲和陶叔叔工作生活在一起，我也就认识了陶叔叔。我不明白的是，父亲的脾气是那样的不好，可是他们相处得象亲兄弟，工作合手，干起活来那么融洽，说话又投机。我不理解，太不理解。 父亲的第二个徒弟是现在四连的贾国昌，他和我同岁，没上高中，家住车队，上班分配到四连机务排。陶叔叔走后，父亲就带他上了自己的车。他人很老实，不太爱说话，不懂的事也不敢问，只是偷偷的学。经常被父亲骂，也亏了他老实，不和父亲顶撞，却对父亲很亲。最终，严师出高徒，能自己驾驶作业了，小毛病也能修了。父亲走了，他没有忘记师徒之情。到现在他对我母亲依然故，就象父亲在的时候一样。 1985年承包土地，机车变卖。别的车大家抢着买，惟独父亲的车没人买，徒弟在四连又哥一个，不能要这台车。其他的青年谁也不敢摸他的车，谁摸就骂谁，真是爱车如命。那车理应就成了他的了。家里又添了台“50”胶轮车，本该往后的日子有奔头了，谁成想，老天不如愿。1987年的大年三十，父亲病了。 从春节到秋天这段日子，父亲抓紧一切时间做了很多事情。手把手地教刚从学校毕业的两个弟弟们开车、修车。弟弟们赶上农场改制承包，要学的东西很多，他们学得很认真。麦收季节，父亲不能上车亲自带他们，就口说、手教，把他们教会。病魔在一天天的折磨着他，父亲咬牙忍着，不让家人看出来。家里的大门，以前就用破烂板挡挡。就是这破门，不知母亲崴过多少次脚，父亲都没有修理过。这倒好，现在突然做起门板来了。我们都感到意外，也感到新鲜，父亲终于给这个大院做上了门了，母亲也不会为这门崴伤脚了。为这个家，他在做最后的努力。 1987年12月那一天，父亲离开了我们。病魔最终把父亲从我们身边给夺走了，我们撕破破嗓子也没有把父亲喊回来，他很不情愿的离开了他患难与共生活了几十年的妻子和他牵挂的的儿女们，他放不下…… 父亲走了，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丰厚的资产，留给我们的却是一生也学不完的精神财富，没有给母亲留下一句话，留给她的只有痛苦和想念。 四连的“2005相约北京”，我的感受很深很深，直到现在，回想起在北京的日子，我还是激动不已。 当联欢会场的荧幕上出现了那些过世的战友照片时，我的心沸腾了，激动、兴奋。我感谢窦老师，更要感谢姜叔叔，在那样的场合，那样的气氛下他能向荧幕上的遗像敬上酒，深深地向他们鞠躬，让我非常感动。那种气氛我无法控制，我想表达心里所有的话，可我没有完全表达出来，连一声谢谢的话都没说出来，当时我真想跑上台拥抱姜叔叔，向他表示感谢，鞠上一躬，但没能实现，很是遗憾。 在北京见到陶叔叔，问我这，问我那，非常的关心，谈起父亲涛涛不绝，我感动的哭了。他还没忘记给我家做井头的事，我告诉他，母亲到现在一直用着那个井头，陶叔叔也很激动，走时非要给母亲带去300元钱，我不接，哭着说，你的心意我替母亲领了，也代父亲在天之灵谢谢你，谢谢你没有忘记家乡的土地，没有忘记你们师徒情、兄弟情。最后，我接受了陶叔叔全家的一片心，也谢谢北京的几位朋友，给母亲的这份真情。回到名山，我把他们的这份爱、这份真诚带给了母亲；把他们的这份颗心（钱）用双手交给了母亲。母亲不知说什么好，她也不会用语言表达，说拿钱回来干什么，他们都不容易。叫我代问他们好，回家来看看。我理解母亲的心情，看着我拿回的礼物，她很怀念父亲，很感谢他的那些朋友们还想着她。 多少年过去了说起父亲，复转军人叔叔们和知青们还是说父亲是好人，还是那样赞扬他，使我感到了亲情、友情和温暖，父亲要是活着该多好呀。 在这里，我代表父母亲衷心的谢谢你们，父亲的朋友们。 草于2005年11月17日凌晨3:20
选自《岁月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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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5 1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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