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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8 09:29: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有折扣地执行最高指示?

                                                               ——读上海地方志的上山下乡章有感



早在世纪之交,上海地方志就已编纂完成,而今上网公诸于世,为当代人和后来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出于对上山下乡话题的关注,我对其中涉及上山下乡的篇章尤其感兴趣,随手留下一些感想。

上海劳动志 >> 第一编劳动就业 >> 第五章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1978年,全市先后动员中学(包括中专、技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共有111.3万人。

看到上述统计数字,我觉得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专门注明了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中专、技校、半工半读学校”。由此,又一次联想到,12-21最高指示里是说,“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其中包括大学毕业生!然而整个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没有人记得有过大学生上山下乡。如今回顾这段历史,大学生上山下乡的回忆录也是无影无踪。难道说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不折不扣执行最高指示”的年代里,对12-21指示的执行是打了折扣的吗!?十多天前,我在《有感于大学生接受再教育》中谈到过这个疑惑。对此,网友在点评时指出,根据数十年来的干部人事制度,大中专毕业生都是国家干部身份,有行政级别,由国家包分配,而普通高初中毕业生则不在此列。这是当初把大批老五届(文革前高等教育的学制为五年,个别专业例外。所以当时积压在校的有五届)大学生编入部队农场拿干部工资(试用期标准)干体力活的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上述那个括号也是很重要的,说明当时是把干部编制中的大学生与非大学生区分开来了。而文革前的“大中专毕业生”,可能是因为都是接受过专业训练而归于一大类,但在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再回头看,文革期间在1968年9月出现“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12月又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最高指示接二连三,看起来在一步步“具体化”,其实始作俑者实在空想得厉害:大学生也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么他们的“干部”身份怎么办?如此的现实与想象中的革命化如何自圆其说?真不知道在哪一个细节上出现了问题,干部编制和工人编制这样的“二元结构”,即使是在文革最狂热的阶段也还是没有被彻底打破。这个角度上来看,12-21指示真的很值得研究,是谁忽视了上述“二元结构”?还是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打折扣?也许,果真是谁拼凑了这个指示而忽视了细节、留下偌大的疑点。

在“第一节 宣传动员”里有一个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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