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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认真看待自由的
要有自由接触传播自由的理念，要有思考与理解自由的自由
我在1981年考进台湾大学，就读历史系。注册那天很开心的事是领到了借书证，更高兴的事是到了文学院图书馆发现了馆内的书库是可以进去自己选书，再拿了书出来办手续的，不需要查卡片填借书单。
从此之后，我在文学院图书馆书库里耗了许多时间，当年一颗好奇骚动的心，在弄明白书库里究竟都有些什么书之前，实在无法安静下来决定应该先读什么书，总觉得还有更迫切该读的书，藏在书库的哪个角落里吧！
晃了一个星期左右，基本上熟悉了书库的一楼。可以往二楼去了！说是二楼，其实只是为了利用空间，把老建筑高高的一层空间，用铁架隔成了两层。因而要到二楼必须经过狭窄且摇晃不定的铁梯，而且即使是大白天，上面看起来都是一片阴暗，没什么自然光，也没有现成亮着的灯。人得近乎摸黑地上去，到了上面，让眼睛适应一下，然后才找到开关把灯打开。
因为如此不良的条件吧，书库二楼难得有人上去。柜台右边的二楼书库，放的几乎都是外文小说，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人没有那么好的外文能力去找来看，外文系的学生则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找来看。他们每天光应付几本厚重大选集都来不及了。
至于柜台左边的二楼书库，是期刊区，不外借只能在书库里看的。我第一次上去转了转，最感兴趣的是整套的《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不过里面刊登的史学论文对 我来说，毕竟还是艰深了点。第二次又爬到二楼期刊区，有了上次经验，我知道了电灯开关的位置，开了灯，回头，就在我眼光平视的架上，摆了一整套《自由中国》杂志。
我后来确认了，那套杂志会在那里绝非偶然。若是按照分类编码，《自由中国》应该放到更左边、更底下的架子上去才对。不知是图书馆里的谁将这套杂志换了位置，让像我这样偶然上到二楼书库的学生容易看到。
那真是有心人。《自由中国》早在1960年就被勒令停刊，我曾经在“党外杂志”上看过对于《自由中国》的介绍报道，却从来没有机会真正看到任何一本杂志。之前去过的图书馆，包括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都没有这套杂志。但在台大文学院，不只收藏着全套《自由中国》，而且还有人安排让学生更有机会不期而遇发现《自由中国》。
这下子我知道该读什么了。捧着好几本合订本，走到楼下，找了靠窗的阅读桌，一篇篇地读下去。没读多久，读到了殷海光先生的几篇文章，给了我思想上的巨大刺激。那几篇文章，谈的都是民主和自由的关系。总言一句，殷先生主张自由比民主重要，“自由是民主的真实内容，民主是自由的较佳形式”。
当时，就在那偶然、个别的场景中，呈现着高度的反差。“自由是个体之自主、自发、自律的思想、言论与行动。”而对于自由的信仰，正是殷海光先生自主、自发、自律的思想价值选择。但我们却被剥夺了自主、自发、自律接触这套思想价值的机会，只能在图书馆的角落里访查到《自由中国》。
进一步想：那或许不是偶然、个别的场景。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因《自由中国》事件的牵连而离开了台大，但他的思想、他对自由的看法与追求，并没有在台大消失。台大有他的学生，有他的读者，有跟他一样认真看待自由的人。他们找到了禁网的空缺，在校园图书馆里保留了完整的《自由中国》。矛盾地，这套杂志必须放在暗晦的地方才留得下来，但又应该让人看到才算发挥了保留的作用与意义。那绝非偶然，那是因应如此矛盾需要而做的安排。
至今，我不知道是谁在什么状况下，把《自由中国》摆到书库二楼一上楼就会看到的地方。但我明白，这样的安排至少对我产生了强烈的作用。我不只读到了“自由”，而且具体感受了“自由”的现实处境。人至少应该要有自由接触传播自由的理念，要有思考与理解自由的自由。这是最根本的，就此而言，像我亲历的1960-1970年代的台湾，还谈不上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回头看这四五十年的变化，我们或许可以说，台湾慢慢变成一个相对健康的社会了——不管你要如何选择看待、主张自己的自由，至少每个人都有思考与理解自由的自由。
（作者为台湾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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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1 22:22:59
发表于 2014-5-2 1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