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日记·延安档案”之:革命圣地的近郊区 转自:启麦博客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论证过一件事:经年不断的革命和战争,使老根据地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趋于枯竭。以至“转战”出去的红军已经回不去了。那时,这种现象,无一例外地出现在江西苏区、鄂豫皖和四川北部等地。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工农红军,四海为家,指东打西,收场烂摊子的则是当地农民。杨炳章这本书,只写到红军开进陕甘宁。在这个新的根据地,中共有没有反省过去、爱惜边区的人民了呢?《萧军延安日记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回答了这个接踵而来的问题。 1943年11月10日至1944年3月6日,萧军携妻子儿女,到距离延安十几里地的川口区碾庄、王家沟、刘庄一带,做了四个月农民。届时的延安已经堪称“文明社会”,在这个解放了七八年的郊区,他们看到的农村是何景象?农民对于边区政府和共产党又是何等印象? 下列引言均出自《萧军延安日记》下卷P270至P359中: 此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一个女孩没裤子穿。 剪发的女人有一双明亮灵活的大眼,米脂人,今年只有二十五岁,她悲叹自己的命苦,丈夫不准她读书,她会纺线,但不能生产。把一个六岁的女儿典出去了一石粮,现在全家就食此粮。 看到农民们辛苦的获得一粒粮食,由早到晚,却被一些革命的痞子和奸细吃了,这使我非常痛恨。 晚饭后到村长家,他那个小儿子问我:“你又来要什么来了啊?”“我来要你---”我虽然和他玩笑着,但孩子这话却给了我启示,这说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没有给予 此地人种地不得法:不上粪,不积肥,锄谷子时不培根,以至根不固,容易被风吹摆磨擦。……一般农民是固执的,听天由命,保守,掩盖在诚实下面的小狡猾,诉苦等。 在王家一个脸肉肿、纹理乱的姓仁的短工,被人们怂恿着唱了“三杯酒”,“十二月送郎”,“十月盼郎”人们虽然带着不怀好意地笑着,但他却唱得很庄严。 晚间到姓刘的家里去,两个拖着鼻涕的孩子,光屁股坐在冷土炕上,而这些清苦农民们对孩子以虐待为爱惜!这真是半动物性的生活。 冯老汉……村长两个青年劳动力,只出了七斗公粮,是个滑头;他却出了一石。 离延安仅十几里路的村庄,竟像隔了千百里,这里的人民除开送粮草的义务以外,似乎什么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宣传也接不到,看不出他们和这革命政府有什么思想、感情等联系。没有报纸,没有经常的宣传,一句话,看不到政府的工作,党的工作在哪里。 听说冯老汉的儿子冯文英在这村里当教员时打了一份报告,就有了被托派利用的嫌疑。 房主人姓刘,有五十二岁,老夫妇,老婆性燥,口利,曾生过十六个娃儿,竟一个也没活。 我很不敢问一些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他们总是诉说公粮的数目多,而我又是吃公粮的人。 代耕主任刘永庭……他的女人生过五个娃,但全没活。 这里离延安仅二十里路,但却像隔了一个世界。这些县政府的人们办事缓慢得惊人! 这一家人的命运使人们全感动!因为两年中竟把四个孩子全死了。 这里的居民只感到对公家尽义务的负担,却不见权利的享受,比方一些工作---除开要粮草及人工外---其余的文化、卫生、教育……在这里是看不见的!(从死孩子的惊人数目可知)这使我想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们底厉害了。他们在直观上,只有布施没有需索,而且是有‘韧’性战的。这一点共产党差得远的。这里的人民对于共产党和政府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连结的,他们只感到‘谁坐皇帝给谁纳税’的义务啊! 第一年六斗,二年一石五,三年三石,七千贷金---这是李老汉的纳粮。他是李鼎铭的孙子辈。 一元法币可换十元边币,一元白洋一百元法币。 夜间替高虎家算帐,本乡共出了二十几万慰劳费---唱戏三万,给军队二口猪,三头羊----算为新年慰劳费。刘庄共摊了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元。 二百五十元称了二斤枣,一百五十元称了二斤葱,吃了一百元枣糕,给鸣儿及芬带回了两个火烧一百元…… 那老人忽然和我谈起前清……光绪年间……有主子,有地的纳粮,无地的纳税,官兵全有饷,馍只六个麻钱一个……今刻…… 夜间在刘怀民家,他说在革命前自己有近三百垧地,一年能打三十石粮。牛、羊被东北军杀了,粮吃了,地被共产党分了,自己以中农身份参加了革命,…… 刘永廷的老婆……幼年时曾在天主教堂读了二年书,供吃、住,……她对于洋堂存着留恋,过门时曾给过一对银耳环、首饰,却被贼偷了。 这里的人民正在深深地被鸦片和赌博困迷着。 王兴甲大声地述说自己听过吴满有(按:边区著名的劳动模范)演说的意见:这吴满有就是拦羊的吴XX的儿子,他上台说话了……我们出的粮多不算多,少也不算少……我们要好好生产,一年要打下三年的粮食……。我听了手也没拍就走了,他在说风凉么!他并不劳动啊,公家却还给他一头牛,一头马,还有种地的刈……。 二斤盐四万元,一碗面条一百元,一斤饼一万元,一斤羊肉七百元。玉米一千二,黑豆二千元。 听王兴姚说碾庄剧团中又发现了一百多有政治嫌疑的人。 刘光喜原来是赌徒和巫神出身,最近还在贩卖鸦片烟。他向那戏子比着手势,买了六两鸦片三万多一两…… 烟和赌在这村几乎公开流行着。 王兴甲是难民,革命后来碾庄,革命给了他土地和窑,如今多出几斗公粮,他却怨恨起政府来了。这就是说,一个农民一到了满足状态,他们的革命性就消灭了,甚至变成了革命的敌人……这倒是一篇小说的主题。 边区政府征收公粮,激起逃亡和民变的事,“日记”也有记载。如1942年2月8日“第一年增征救国公粮五万石,激起了民变。第二年九万石,有的自杀、怨难。第三年……二十万石……”(上卷P401)从《萧军日记》中物价等处看,1943年成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只打造了“陕北的好江南”屯田基地南泥湾,并未惠及边区百姓。 其实,萧军下乡不是以此为题做社会调查,故其所见所闻完全意外、匪夷所思。看来,地不分南北,共产党根据地的人民,为革命做出巨大牺牲是一样的;工农红军虽然改编成八路军,在根据地竭泽而渔的惯例则一仍其旧。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率部转战而去,根本就没打算回来,随即将供养了他们十年的老区人民抛诸脑后。直到六七十年代,边区人民只能以其极度的贫困,迎接北京等地前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让他们瞠目结舌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