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1日 南方周末
文章占一个整版，稍长，读来很感意味，推荐一睹，更有意思的作者在看老人德国兵营照片时想她当过知青的父亲的那本老相册。
作者 李洁
施佩耶尔镇歌德街口的一栋百年老屋里，大牛的祖父母九十岁时还住在老房子的二楼。两年前他们相继去世了。如今大牛的父母在居住。 （李洁供图/图）
1.施佩耶尔镇歌德街口的一栋百年老屋里，住着大牛的祖母和祖父。沿街的两面外墙上爬满了碧绿茂盛的藤蔓，到了冬天却只剩下棕色的梗子跟几片枯叶，像一个老头的胡子，沾满了面包渣。
在海德堡读书期间，我们每个月都去看他们，慢慢熟了，我也跟大牛叫他们阿玛和阿帕。阿玛比我还矮一头，走起路来挺胸抬头，脸上的皱纹与头上的银丝短发一般有条有理，戴金色方框眼镜，眼光尖锐机智，像是能把人看透似的。阿帕是大个子，坐着站着都略往前冲，由于耳背，常常把一只手摆在耳后根，让人恍惚总觉他有一只巨大的耳朵。跟他说话当然要大声，阿玛却不喜欢嚷嚷。有时大家一起说话的时候，阿帕只能像木头人一样坐着，凸肿的眼睛透过大眼镜，看看这边，再看看那边。喝了几口酒之后，却突然活泼起来，给大家来一段长篇独白，讲的往往是六七十年前的事。
两位老人今年都满九十岁了。大门铁栏上的雕花间镶着两个S，是阿玛娘家姓氏的首字母，房子是她父亲八十多年前买下的，她从七岁起就住在这里，阿帕32岁起也在这里安了家，两位老人除了几次短暂出门旅行，几十年都没有挪过地方。
两根旗杆从顶楼的窗台翘出。阿玛记得小时候，德国和土耳其联盟的时候，她父亲每逢节假日都会把土耳其的“星星月亮”旗与德国魏玛共和国旗并挂出去。希特勒掌权后，便改挂纳粹旗了，尤其当二战开始后，天天都挂旗。再后来，自打英国的炸弹扔了下来，就什么旗也不挂了。
于是，1945年在德国历史上被称作“零点”，是许多德国人生命中的分界线。阿玛那一代女人，被称为“废墟妇女”，当男人们成为炮灰或者还在当战俘的时候，她们徘徊在废墟中，拾取着一砖一瓦，重新建造家园。
但阿玛是幸运的，丈夫健康地活着，房子也完好无缺。
2.阿帕1914年出生在法兰克福，1933年前往柯尼斯堡上大学。柯尼斯堡今属俄罗斯领土，已改名为加里宁格勒，处于波兰以东。当时从柯尼斯堡到德国大陆要穿过波兰，好比从阿拉斯加到美国大陆要穿过加拿大一般。由于它的特殊地理环境，柯尼斯堡的德国人有特别强烈的民族情结。1934年，德国别的地方还没有征兵，柯尼斯堡就开始征兵了，不巧让阿帕赶上了：
“才上了两个学期的课。有一天，看到一群人在看公报，我也去凑热闹。公报上写着：‘出生于1914年的学生，请到某某局报到。’下面还有好长的名单，我的名字也在上面，没办法，只好去找征募员。他跟我说，要想继续学业，必须先服一年劳役，去修铁路。他们管这叫志愿劳动，你说，这能算自愿的么？”
听阿帕说起来，志愿劳动生活条件很差：宿舍设在停火车厢的车库里，大老鼠到处乱蹿，伙食基本是煮土豆，而每锅土豆的一大半都是烂的。大牛认为德国那时候没穷到这份上，这种待遇不过是为了驯服这些年轻人，让他们学会吃苦耐劳遵命。他们要是能够为希特勒吃烂土豆，那也能为他在战场上拼命。
“一年时间过去了，我们等着重返校园，没想到上面又有了新政策，要我们再服一年兵役。一年后又延长，成了两年，两年成了无限期。那时候的年轻男人只要通过体检就被纳入兵役。我们慢慢绝望了，干脆死心塌地地在军队里好好干，前程也不能说是一片黑暗。可那时候万万没有想到，为国家卖了十多年的命之后，还得不到一分钱的退伍军人养老金！啊，说我当兵时间不够，要三四年之前参军才够资格，这么说来，是那些自愿为希特勒卖命的家伙们才应该得到奖赏？什么热爱祖国，我再也不上当了！”
然而，阿帕不能抑制自己对从军时代的怀念，他如今保留的照片里，有一大半都穿着军装。其中有一本相册《当兵生活》，放在立柜中十分显著的位置。“我们1937年就到施佩耶尔镇来参加军训了，那时十个人一间宿舍，也挺艰苦的，有时候在外面野营，累得倒头就睡，但苦中有乐啊！那时候我们都是真哥们儿。”相册中都是集体照，有时要半晌才找得到阿帕，下一次又找不到了：集体把个人淹没了。这些照片，让我想起如今美国和德国校园上的“兄弟团体”（同样是二十岁左右的男孩在一起喝酒、打扑克），又让我想起父亲知青时代的相册（同样在野外军训、备战）。
那时候阿帕已当上了军官，分到一匹黑色的骏马，每天骑着它路过歌德街上这栋老房子：“当初我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会在这里安家。”军训期间，阿帕参加了当地的网球俱乐部，有一次，为一场网球赛当裁判，兴奋过度，从椅子上摔了下来。阿玛那天在观众席，至今还记得。“那时候的女孩子都喜欢穿军装的男孩，而阿帕穿的是军官的制服，更帅了。”她微笑道。
阿帕马上从档案翻出自己年轻时穿军装的标准像给我看，看上去的确很精神。大牛尴尬地别过头去（后来他跟我说：“你见过照片上阿帕胸前别着的那枚铁十字勋章么？战后谁要是私藏这种勋章，会被视为思想没改造彻底，骨子里还不认账的意思。”）阿帕没在意，又给我看他与战友的合影，他骑马跳栏的快照等。这些照片显然对阿帕来说非常珍贵，都被仔细地贴入相册，旁边写好地点和日期。
3.1940年5月，阿帕与阿玛在歌德街的老房子里举行了婚礼，主婚人是军队聘用的牧师，随后去奥地利乡下度蜜月。阿帕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可当他们玩到第二天，就来了命令，叫他回去。阿玛还记得：“那地方山清水秀，几乎是世外桃源。那天我们在山里散步，突然听到了大喇叭广播。那时候到处都是大喇叭，到处都是希特勒的声音，我们到那么偏僻的山里都逃不掉。那天广播说德国已开始进军法国，阿帕一听马上心神不定地要回去，他所属的部队就一直在为进攻法国备战。我叫他再留一天，他就是不肯。”阿帕为自己辩护道：“那当然不行了！我已经迟到了，再晚去就跟不上队伍了！”
于是相册翻到1940年6月：一条条大马路上走着德国兵，夹道挂满了纳粹旗。这些照片仿佛是从历史教科书中拎出来的，让我想起了其中的解说：“希特勒的部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侵略了波兰、比利时、挪威、法国，把恐怖的种子撤满全欧洲……”阿帕的叙述却是另一番景象：“我们可是一路走去法国的。我是营长副官，有一匹马可骑，但我手下的战士们都要徒步，我怎么好意思骑马呢？跟他们一路行走了两个多星期，直到我中弹受伤。”
书房墙上的钉子上，还挂着阿帕去法国时戴的军帽。一次，阿帕把帽子摘下来，开玩笑地往大牛头上扣，没想到孙子认真地把帽子推开，阿帕只好把帽子扣在自己的头上，戴上后调侃地行了个军礼。阿玛看了直摇头：“败将爱提当年勇。”
下几张照片拍的是两座坟，未填，里面两口精致的棺材，上面插了十字架。一位德国军队牧师正在念悼词，三四十个德国士兵有秩序地站在坟墓周围，行军礼表示哀悼。阿帕说：“这是被我们连最早打死的两名法国士兵，阿尔萨斯人，住在德国边境，应该会说德文，或许在德国还有亲戚，毕竟阿尔萨斯曾经是德国领土。那时战争刚开始，还没有到那种你死我活的地步，就给他们在附近村庄的墓地安葬了。后来士兵们几十个、几百个战死沙场的时候，连我方的烈士也没有这种待遇了。”阿玛道：“你瞧，棺材上还有金属雕花，多么细巧，多么文明，多么虚伪啊！”
“怎么虚伪了？我们是真诚的！”“所以我说是场骗局么！”阿玛说着就赌气走开了，于是阿帕接着对我们讲：
“在法国的第二个星期，我们寄宿在一个小镇，镇民都逃回家了，把门反锁着，我们在广场中间站着，饥肠辘辘的，不好意思闯入平民家里。于是我去找市长，我说：‘我们不会杀人放火，只住一晚上，明天一早就走，你陪我在镇里走一圈，跟大家解释一下，叫他们给我们弄点吃的，肯定不找你们的麻烦。’市长腰里挎了一把手枪，为了表示对他的信任，我也没有没收。他不情愿也没办法，陪我走了一圈，嘴里嘟嘟囔囔地抱怨着，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一颗子弹，把市长给毙了。这下好，没人给我们送东西吃了。我叫人调查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子弹是从哪里来的，大家都猜测是法国兵把市长作为叛徒给暗杀了。半夜我手下的一名士兵私下来找我。他说他不知道我去找市长，只看到别着手枪的法国人站在我身边，还以为我被他俘虏了，一紧张就把他给打死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杀人。他叫我罚他，我心一软，就没把这件事说出来，这桩冤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那天晚上，补给迟迟不到，正在饥肠辘辘之际，有人递给我一支烟。以前我坚持不抽烟，但那天晚上，我的饥饿，惧怕，对牺牲士兵们的不过意，都被那几支烟制住了。之后烟瘾日趋倍增，过了几十年才戒。在加拿大战俘集中营的时候也有烟抽，是红十字发给我们的，你说好笑不好笑？大概因为香烟比面包更容易运输吧！那时候的香烟盒上可不像如今那样印着斗大的字，什么抽烟能导致死亡啦。再说我们都是与死亡擦身而过的人。红十字香烟又老又干又没味道，但对我们来说总是一种安慰。”
阿帕随军队没到巴黎就负伤了，中弹处距离他父亲二十多年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之处只有几公里，被送回施佩耶尔养伤。阿玛那时每天骑一小时的自行车去看他，她至今还收着那枚子弹：“若再偏差几厘米，就会要了阿帕的命！”但阿帕说：“我们在战场上只能把生死置之度外。记得阿玛怀孕的时候，我去非洲随身带了一瓶红葡萄酒，为了孩子出世的时候能庆祝一番。有一天，我的吉普车被炸了，我和一名战友侥幸地逃了出来，心惊肉跳之际，你猜他说什么：‘真可惜了那瓶红葡萄酒！’”
占领法国之后，阿帕被授予铁十字勋章，提拔为连长，1941年前往北非战场，在隆美尔手下作战。大牛和我对军队等级毫无概念，一开始都不知道连长到底有多大，见了阿帕与一百多名部下的合影，倒抽了一口冷气。他在德国与我在美国学的是一样的历史，脑子里的共同印象是：在纳粹军队里升得越高，罪孽便越深重。可阿帕却揣测不出我们心里想的什么，还以为我们如此端详这张照片，是钦佩他的年轻有为，露出得意而近似天真的微笑。
大牛的祖父母1940年5月在老房子结婚后第二天，祖父就奉命进攻法国，他因占领法国被授予铁十字勋章。北非战役中他面对面接受了隆美尔17 条命令。他与五千德军士兵被英军俘虏，押往北美，直到1946年从加拿大战俘营回家。 （李洁供图/图）
4.北非战役是阿帕军人生涯的顶峰。至今他的档案中还有一张巨大的作战地图，原本是意大利军队绘制的，被英国军队缴获去，又被德国军队缴获来，是阿帕手中仅存的战利品，每次说起二战他都要把它摊开摆在写字台上，特别介绍一番。
“你看，就在这儿，隆美尔将军就直接站在我对面，给我下了十七条命令。”阿帕每次提起自己这位“沙漠之狐”上司都会激动不已。“他的脸距离我不到一米，每下一条命令，我都要回答一声：‘遵命，高级长官先生！’每条命令都要铭记在心，不能用笔记下来。当时英方来了增援部队，我方支持不住，隆美尔的意思是叫我带的连队在此坚守战线，掩护其他部队撤退，等待援助。下完命令，上了吉普车，就像一股旋风卷着沙子消失在远方。”
傍晚，阿帕与全连战士被英军俘虏。其实，隆美尔早就准备好牺牲这个连了。阿帕指着地图上用铅笔画的圈道：“英军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坦克里，藏这个洞里。军训期间教我们在各种情况下该如何反应，唯独没有教我们怎么投降。我急中生智，叫大家把武器都扔出坦克之外，如此我们就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过了一会儿，一个英国兵来敲窗，我们就乖乖地爬出来了。由于我是连长，他们把我与其他战士分开，我向英军上尉请示，要求与战士们道别，他也准许了。我对战士们说：‘日内瓦条约有规定，战俘没有义务回答敌方的任何问题，所以请你们不要说出我们的行程以及其他部队的去处，但尽管把姓名和编排准确地告诉他们，这样你们的家人可以知道你们还安全地活着。’
“回到英国上尉这边，他一边煮开水一边开始对我的质问。我的回答自然滴水不漏，他干脆不问了，给他自己沏茶，给我也倒了一杯。我大吃一惊，半小时前，我们在战场上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现在怎么对我像同志一般？我用蹩脚的英文说：‘你为什么对我好？’你猜他怎么说：我也有个兄弟被德国人俘虏，他写信来说，德国兵对他很不错。
“我与五千多名德军俘虏一起在埃及登上邮轮，驶向北美。我还记得上船之后，船长在大喇叭上广播：‘女士们先生们，欢迎登上全世界最庞大的邮轮：伊丽莎白女王号。’1942年7月15日起航，8月20日才到达纽约，一路上大家都战战兢兢，恐怕德国的潜水艇把邮轮给击沉了。也因顾虑到这一点，航线没有直接穿过大西洋，先顺时针绕过非洲，从南非穿过南大西洋到巴西，最后再北上到纽约。同舱一名俘虏说他在南非有亲戚，在邮轮距离开普敦二十公里的时候跳了船，那天下午有暴风雨，后来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和我同舱的一名军官来自纽伦堡，最喜欢黑色幽默，我们到达纽约的那天，他模仿希特勒的奥地利口音和演讲的口气，为我们做‘最高指示’：‘今天下午三时，第一批德国兵登上了北美大陆！’我们笑得肚子都疼了，因为以前的新闻标题总是：德国部队侵入波兰，侵入比利时，侵入法国，侵入苏联——都是我方凯旋的消息，而第一批登上美国大陆的德国兵却是俘虏。不过那时候美国和德国还没正式开战，我们上岸的时候，好多德裔移民都在码头迎候我们，其中不知哪一位拍了这张照片，正好把我也拍了进去，因为我走在队伍的末节。”
记得我第一次去他们家，大牛告诉阿帕说我11岁移民去了纽约，阿帕就把这张照片翻出来给我看：“你瞧，我也去过纽约，纽约15号码头。”照片上的阿帕的脸还没有指甲大，但能模糊辨认出他的大眼镜与鹰钩鼻子，仍然身着军装，但似乎不那么精神了。不远处站着一名手握刺刀的美国士兵，押送他们上岸。
5.阿帕在加拿大的战俘集中营里待了三年半，每星期能给家里写一张明信片，所以字写得越小，包含的内容就越多，阿玛那时候看阿帕的信都要用放大镜。阿帕叫阿玛放心，战俘集中营前身是个疗养院，里面设施非常好，生活相当舒适，不但吃喝有保障，每天还让他们去野外锻炼身体，打冰球。阿帕与其他军官在一块儿，倒也照穿德军军装，照戴德军勋章。“我们基本都上过大学，有点文化，沉闷不过就互相上课。我那时候可忙了，早上要学法语、意大利语，下午给别人讲歌德、席勒的剧作。若是需要什么书，只要和政治无关，他们也会为我们提供。”反倒是在德国境内的阿玛，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慢慢领教了战争的代价：
“阿帕刚被俘虏的时候，我好几个星期都没他的消息，一直到政府发来一张条，说我领的军人家属抚恤金要减半，我才知道他被俘虏了。你说这是不是要气死人？他为祖国奉献，他们却减半他的家属抚恤金。不过他做战俘，我倒也放心了，不然，要是再调去苏联作战，也许就回不来了。我哥哥赫尔穆特就在斯大林格勒冻掉了一只脚，而我小弟弟鲁道夫1944年在诺曼底牺牲了，死的时候才18岁，此后我母亲再也没缓过劲来。真可惜啊，鲁道夫有美术天赋，你瞧他画的画，多好啊！”
阿玛取出鲁道夫的画给我看，果然是不错的。他为阿帕、阿玛的婚礼画了请柬，把阿帕制服上的军衔也画得一清二楚，看来他是很崇敬这个当军官的姐夫的，给他的小学作文本也画上了插图，封面上还有个色彩鲜明的八角形图案。后来经过大牛父亲指点，才看出它原来是两个变形的纳粹符号重叠在一起。美和丑原来可以这样并为一体。阿玛又说：“鲁道夫那一代的孩子们品德都特别好，拾金不昧，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若有老太太要过马路，便马上跑上去搀着她。这我不得不承认，希特勒的教育真厉害，改造了那么一代人。他们从小就想当兵，拿枪打敌人，当英雄，而轮到他们上前线时，正值我们惨败之际……你看，这是他最后一张照片，17岁，还没从军呢，那时他常常戴着防弹钢盔在花园里模仿侦察兵的样子，抬头仰望，看是否有敌机要来，一副为祖国站岗放哨的架势。后来他的部队被派去法国，他还给家里写信，说爱上了一个法国姑娘。再过一个多星期，就收到了他的死讯。
“我们在家也经常听到轰炸警报，后来干脆把床搬进地下室，晚上就睡在那里。那时候老房子里除了我们，还住着好些难民，因为他们自己的房子都被炸了。我们这个小镇没有军用设施，所以没挨几枚炸弹，若是像临近的路德维希港那样，都是化工厂，就要被炸为平地了。有人说我们这里挨的炸弹都是炸完路德维希港剩下的，也颇有道理。战争末期，经常停水停电倒没什么，但吃的东西却越来越少，让我也第一次尝到饿的滋味，也学会了节约。附近的农民倒有剩余食品，但他们不愿意卖，我们只能拿家里的金银首饰去换。我们家原来好多东西就是这样流失的。
“战争结束后，法国部队占领了这一带，两位法国军官看中了这栋老房子，叫我们搬出去，腾出地方给他们住。那时我们就想，历史真会重演。我四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法国部队也占领了歌德街上的老房子：整个底楼包括花园都是他们的领域。法国人不像德国人那么干净，再说也不是他们的房子，不怎么打理，花园就让它荒了。我们上下楼梯也要蹑手蹑脚的，怕打扰了他们，好像寄人篱下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这我不得不承认，是希特勒上台后，这些法国人才从我们家撤了出去，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支持他。真没想到十年过后，法国军队又来了，而且要把我们都赶出去。
“于是我父母和姐姐都搬出去了，但我怕大家走光了，法国部队为所欲为，把房子里的东西要不弄坏，要不抢光，有人在他们就不好意思了。于是我抱着三岁的女儿，用法文央求道：‘我给你们做饭，只求让我们住一间小房间。’多亏我会法文，他们大概可怜我，便勉强答应了。法国军官手下有个负责后勤的黑人，来自塞内加尔，当时还是法国殖民地。他每天送菜来让我烧给法国人吃。一次，他给我带来足有一磅的黄油，然后用简单的德文说：‘我偷的，法国人那里，给你小孩，德国人，好，法国人，坏。’那时候也真多亏他对法国殖民主义的仇恨，我和女儿没怎么挨饿。”
阿帕1946年从战俘营回家，一开始找不到工作：“其他士兵原来都有职业，战后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可我战前就是军官，战后德国连军队也没有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打败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还好，阿玛的父亲有一家纸厂，叫我去做销售。我从最低的职位开始干，一家家做买卖，终于垄断了我们厂在全德国的生意。除此我还当过我们镇上的网球俱乐部主席，长达二十多年。法国驻兵在这里的时候还不让我当主席，他们认为我还是一个‘危险人物’，还以为我们能在网球场里东山再起，真是笑话！”阿帕的口气半是委屈半是自豪。
阿帕90岁生日那天，镇长在当地的小报上发了一条贺电：镇长某某祝贺施佩耶尔镇市民柯斯先生90岁生日！阿帕看了很生气：“市民！我不过是个市民么？”大牛父亲便说：“那他们该怎么写？不见得说：柯斯连长帮我们把法国兵从德国赶出去了？”阿帕一下瘪了气，嘟囔道：“那我还当了几十年的网球俱乐部主席呢！”
6.阿帕的写字台上摆着一张孙子的照片，穿西装，戴领带，是一次正式会议上拍的，大牛平时从来不穿得这么一本正经。后来大牛跟我说：“在我爷爷眼里，如今的西装就相当于他青年时代的军装，不然的话，我有那么多照片，他为什么就喜欢这张呢？有时候我听阿帕说他曾经与隆美尔将军面对面的那份自豪，就会想到我自己在发展部工作的时候，能够直接跟部长写信，总觉得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也许阿帕不过是把战争看成一种职业，如果他是我们一代人，或许还会是个理想主义者，和我一样想去非洲做扶贫之类的工作。同时我又觉得很可怕：一个人为服从上级的命令而丧失为自己行为负责的道德敏感，也是再容易不过了。”
二战后的德国，从小学到大学，都不断在反省与批判第三帝国的历史，已成为一个极其敏感、绝对不能开玩笑的话题。许多词语，例如“种族”、“元首”等，都忌讳使用，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至今还是禁书，而年轻的一代几乎没有起名叫阿道夫的。因此，当我第一次看到阿帕这些资料时，感到非常惊奇，怎么会一直保留到现在？为什么没有毁掉？（不禁想起我祖父的一张圣约翰大学文凭，只因为是英文的，“文革”期间也被他自己打了好多大叉，以防红卫兵来抄家时说他是特务。）我甚至为阿帕暗暗担心，潜意识里总觉得，被历史否定的东西就应该像“文革”时破四旧那样被砸烂，让它从地球和记忆里消失。
然而，当我跟大牛一次次回到歌德街的老房子，当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一次次以照片和叙述的形式，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面前，我才慢慢意识到，这些资料是多么宝贵的见证。它使那段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大事件变得人性化了，为后代提供了历史的想象和反思的空间，而不是让我们急于和长辈们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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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24 12:23:49
发表于 2014-2-25 08:3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