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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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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文革初期红卫兵打死人档案

(编者按）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市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在毛泽东亲自鼓动下以文革的名义，展开一场对教师和无辜市民疯狂而野蛮的暴力行动。他们不用枪不用刀，将一千七百馀人活活打死。事件过去四十三年，在中共当局极力掩饰下，从未得到揭示与谴责，而那些少年罪犯中不少人在今日中国，逍遥风光。这是红色中国六十年历史上也是人类古今中外罕见的耻辱。

这是文革初期一张宣传最广的照片。天真的学生成为狂热的毛信徒。

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热烈支持清华大学附中自称为「红卫兵」的学生。
那时全国的大学和中学已经停课开展文革两个月。六月一日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指控北大领导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工作组」被派到各大学中学掌权，号召学生揭发「斗争」校领导与教师。后来工作组被中央否定。六月二十日，刘少奇发出中央文件，不准学生「乱斗」。
随着工作组被撤销及红卫兵在各学校掌权，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全面展开。以红卫兵发源地清华大学附中为例，红卫兵建立了校园「专政队」，对领导干部和教员「劳改」，并且以剃「阴阳头」（剃去半边头髮）、挂黑牌、戴高帽子等手段侮辱和野蛮殴打。校长万邦儒被打得肾脏出血，头上被打出裂口长期不能癒合。副校长韩家鼇的头被按在火盆裡烧，打伤后不准就医。红卫兵强迫老师和干部成排跪在教室大楼的阶梯平台上挨斗。
清华附中红卫兵还推行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迫害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高一女生杨爱伦，初中时因成绩优秀而获得金质奖章，校运动队，校文工团独唱演员，父亲曾是旧政府职员。因此，红卫兵领导人说要「杀鸡给猴看」。红卫兵在班裡开会斗她，揪她的辫子，打她，踢她，强迫她低头下跪。她被单独关押，去食堂吃饭由同学押着。一个星期后，八月八日，她逃出学校，在清华园火车站寻死卧轨。疾驶而来的火车头把她推出了轨道。（在同一地点，文革后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长的俞伟超也在被斗争被打后卧轨而被火车头推出轨道但变成瘸子。）杨爱伦受了重伤，失去三个手指，头部缝合的伤口有一尺长，幸而未死。（二○○八年，该校红卫兵卜伟华写文章却说，杨爱伦「只受了轻伤」。）除了教职员以外，该校还有杨百龄、陈向明、张蕴环、王淑英、孙淑绮等女同学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并且遭到殴打。八月二十日是星期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郭兰蕙获知下星期要斗她时，服毒自杀身亡。罪名之一是「灰色人生观」。
文革的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在手段上和希特勒、斯大林有所区别，就是毛泽东说的「群众专政」。因此，红卫兵在施害中起了重要作用。红卫兵只允许「红五类子弟」参加，以家庭出身作为入伙标准，使其暴力倾向更为放肆无忌。这样一整套迫害方式，清华附中是最早配套成型的地方，可以称之为「清华附中模式」。
八月五日，红卫兵开始打死人
八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三九五号文件，撤销刘少奇的三一○号文件。影响巨大。无异于发出了暴力准许证。
同一天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校园中（西单附近）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折磨殴打的过程持续数小时。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和她一起被打的还有另外四名学校领导人。卞仲耘被打死之事立即被报告中共北京市委以及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但是上面没有派人来制止红卫兵打人。（二○○ 六年，南京的电影製作者胡杰把卞仲耘的故事製成纪录片《我虽死去》。片中有她被打死时的血衣和打坏的手錶等实物，也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人处理尸体时写下的字据。这纪录片在香港获奖并已经被翻译成德文，但在中国不能公演。）
十二天以后，八月十七日，北京一○一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在学校喷水池边被打死。同时和他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师。初三女生吴芳芳，被指控撕坏一张毛泽东像。她的父亲是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也算家庭出身不好。她遭到毒打，还和陈葆昆尸体关在一小屋裡。她从此精神失常，一直没有康复，由父母照顾。（大型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製片人卡玛当时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她的电影裡没有报导这类红卫兵暴行。影片中出现的北京五所中学的红卫兵成员，都没有为红卫兵暴行表示道歉。那五所中学有九人被红卫兵打死。）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上诉、专业执刑。把文革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颢然不符合事实。
八月十八日毛接见红卫兵暴力升级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高呼万岁的红卫兵。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些红卫兵头头几乎全是高干子弟。八一八大会向全国实况广播。在城楼上，北京大学红卫兵彭小蒙代表红卫兵讲话。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的名字后，说「要武嘛」。这样的接见以后还有七次。一千多万红卫兵得到免费火车票和食宿来到北京，被称为「革命大串连」。
北大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暴力行为的学校之一。六六年八月，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三个人。而师大女中是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八一八大会上得到的显赫位置，其中包含的指令再清楚不过。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八一八大会前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师有二人。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竟打死了一千多人。
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在八一八大会后回到党校就被抓去「游街」、戴高帽子、手裡敲着簸箕自报「罪名」。中央党校干部说，这是中学红卫兵引导了高层理论机关。
十九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在舞台上，教育局长被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他们的血流在舞台上。从那时候起，剧场、体育馆这些文化场所变成了召开暴力「斗争会」的野蛮血腥之地，延续多年。
八月十九日晚，位于北京和平门的外语学院附中，红卫兵打死了两名教师张辅仁和张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红卫兵从八月十九日开始连续殴打和折磨校长沙坪。八月二十日上午，沙坪和几十名教员干部跪在全校人面前被斗和殴打。沙坪在中午时候死亡。副校长熊易华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块砖头，额头打破，流了一地血。数学教员张梅岩上吊身亡。一位教师目击者说，她后来还看到打死沙坪的红卫兵（都是中学女生）在西城区委大院裡挥动铜头军用皮带打人。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在八月十九日被斗和毒打后被关在学校。她在二十日早晨坠楼身亡。被宣佈是「自杀」，虽然没有遗书。她有三个孩子，当时八岁九岁十一岁。她的大儿子说：妈妈一定是被推下楼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
清华大学校长、高教部长蒋南翔在西单家中遭打二龙路中学红卫兵毒打。目击者说，红卫兵命令他跪在地上，用铜头皮带抽他的后背。打了一阵，掀起他的衬衫说背上的条状伤痕分佈不对称，接着又抽打伤痕较少的半边。
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暴力从校内扩展到校外。八月廿三日，北京市文联的廿八名作家、演员和领导干部在文庙（现在是博物馆）遭到红卫兵毒打，其中有着名作家老舍先生。他在第二天投湖身亡。八月廿四日，红卫兵到北京东厂胡同六号居民左庆明家抄家并毒打他年已七十的妻子。租住他家房子的马大娘是个家庭服务钟点工，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绑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红卫兵还用开水浇烫她们，他们的哀嚎传到四邻。那天晚上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死者中还有一人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孙琢良。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店，并有自己的住房。
八月廿二日《人民日报》头版报导红卫兵「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行动，特别介绍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的「宣战书」。红卫兵开始到处烧书，烧画，破坏文物，以及开始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还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黄金和白银。
八月廿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集北京十二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造反」。他们在清华大学裡打人，抄家。此前暴力主要由中学红卫兵施行，这时传到了大学生中。那一天，无线电系教员被打，血流在地，有人在旁边写了「狗血」二字。水利系教授黄万里，跪在地上被打还被剪了「阴阳头」。然后，他被挂上黑牌去拆除一九一一年为清华建校所造的汉白玉牌坊。牌坊被拉倒后，红卫兵命令「牛鬼蛇神」搬走石头，还在他们身后用鞭子打他们。六七年在那个地点建造了巨大的毛泽东塑像，林彪为此塑像题字。（这个塑像已在一九八七年被拆除。但是前两年有人写书题为「四个伟大毛泽东」，书名显然来自这个林彪题词。现在清华大学的学生，也都不知道这座俗称「二校门」的牌坊是文革后照原样重建的。）
清华牌坊是旧学校制度的一个象徵。拉倒这个牌坊，殴打侮辱学校的教授，当然是对教育制度的打击和破坏。「红八月」的校外打击目标是有房产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抄家甚至打死。红卫兵命令人们交出房产证。面对被打死的恐怖，人们到房管所排队上缴房契。在北京有五十万间私房被没收，从此共产党一直没有取缔的房屋私有就被彻底结束了。「红八月」还改变了当时的「集体制」企业。例如，文革前的理髮店虽然已不再是私营，但是理髮师的收入是按劳所得。这种分配制度在那个月也被取消。
八月廿四日这一天，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三位数。每天公安局和其他情报机构向上报告死亡人数。
八月廿五日，杀戮第二次升级
八月廿五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中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中打死了三个人：语文老师靳振宇，学校书记江培良，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当日发生在崇文区的一个事件成为已经十分严重的红卫兵暴力再次升级的藉口。
廿五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广渠门内大街一二一号李文波家抄家。李文波从前曾是小资本家，产业早已没有，他自住房子的房产证也已经在前一天交给了房管局。抄家过程中，红卫兵说他打了红卫兵（文革后有红卫兵承认说没有其事）。李文波当时就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警察带走。刘文秀在九月十日被法院判处死刑，两天后被处决。文革结束后他们夫妇得到平反。
当日夜裡，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把该校校长梁光琪活活打死。梁光琪的儿子痛心地说，他那时是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参加过抄家打人，没想到自己的母亲也被红卫兵打死，他说为此「后悔一辈子」。
第二天上午，在清华大学西大操场召开了全体「红五类子弟」大会（与这个特别的词语对应的「黑五类子弟」在文革中成为迫害的新对象之一。而北京的主体居民都不是「红五类」，这是新一轮的摧毁城市文明的手段。这种分类法，后来在红色高棉那裡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
会后，在清华大学附中立即开始更疯狂地殴打所谓「狗崽子」和「黑帮」。高三学生戴建忠、郑光昭等遭到毒打后继续在抽打中「劳改」拔草。然后被罚每人写一百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溷蛋」对联贴到各学校去。那天下午，团委书记顾涵芬（女，清华大学一九六○年毕业生，当时三十岁）那时已经被剃了头髮，和副书记刘澍华（物理老师）跪在高二的教室裡被斗。
顾涵芬的衣服被打得满是窟窿（八月炎夏只穿单衣），她背部都被打烂了。特别严重的是她的左眼被铜头皮带打伤，眼睛肿大鼓出来，快有鸡蛋大。她丈夫来把她背回家。他们上医院时，需要有红卫兵开的证明信，还有两个红卫兵押送去。（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已经刻了一个圆形公章。用在对被打死的人的尸体处理的信上。可见红卫兵暴力已经相当制度化。）她的眼睛从此失明。文革后「落实政策」，大学给她买了一副墨镜了事。打她的红卫兵，直到二○○九年也没有向她道过歉。
八月廿六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五楼大教室召开斗争会直到深夜。刘澍华跪在教室前面，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和他一起被打的还有清华大学主管附中的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和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韩家鼇等人。会后，刘澍华爬上清华校园内的大烟囟，跳下身亡。
八月廿七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印发了《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其中第三点说：「目前，有些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弟被反革命杀害了，对此，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阶级兄弟报仇，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没有说出是哪个红卫兵或者红五类子弟被杀害。二○○九年卜伟华说这指的是李文波事件。但是李文波事件中根本没有红卫兵被打死，连受重伤的都没有。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份传单显然是在说谎，为的是煽动起更残酷的迫害。

（表一）是那一时期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的数字。

从图中可以看到：李文波死后第二天，八月廿六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八月廿五日到廿六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八月廿六日到八月廿七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九月一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八月三十一日，被打死人数低下来，是因为那一天毛接见百万红卫兵，大批红卫兵停工一天，死人相对少了。
九月一日发生了北京杀戮的最高峰，一天内有二百二十八人被打死。那天以后数字骤降，原因也很清楚。九月二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就立即发生效果。说明暴行是可以控制的，不是现在有人说暴行产生是因为「失控」当局无能为力。

（表二）北京市红八月每日各区打死人数统计

（表二）是北京市各区的被打死的人的数字。区名按照和中南海的距离排列。可以看到，离中南海最近的西城区数字最高。其他被打死人的很多区，也都是距离中南海很近的。北京六中和中南海仅一街之隔，该校红卫兵在他们的校内监狱中就打死了三个人，一个退休老校工，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以及附近一个拥有房产的老人。
八月廿七日，在北京宽街小学（在市中心），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同时遭到毒打，两天后死亡。连小学生也成为凶杀犯，可见红八月暴行已疯狂到何等地步！
八月廿九日，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佈「第四号通令」，其中第七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馀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通令」在全城甚至全国张贴公佈。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佔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而且，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农村没有食物没有住房，而且作为「阶级敌人」遭到批斗，很快死去。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三十一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火葬场。火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裡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九月十三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裡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
篇幅限制，本文不能详述八月发生在北京之外的暴行。实际上，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和乡村学校中，都发生了类似暴行。在笔者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全国找不到一所没有殴打侮辱老师的学校。但是相对来说，红卫兵暴行在外地没有北京那麽严重，在小城市也没有资讯发达的大城市如上海和广州严重。这是因为这场八月恐怖，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领导下进行的，是在文革最高当局的指挥下进行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其中说，到八月底止北京已有上千人被打死。六六年十月九日到廿八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的《参考材料之四》，题为〈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列出了北京的红卫兵打死一千七百多人，没收私房五十二万间。作为红卫兵的功绩和文革的成果。六七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林彪为其题词。展览把八一八大会毛泽东佩戴的红卫兵袖章当作革命圣物展出。展览还高度讚扬红卫兵在六六年八月的「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这些是最高当局煽动、纵容和赞扬红卫兵血腥暴力的铁证。
换言之，发动青少年红卫兵打死人的做法，没收私人拥有的房屋，搜刮民间存有的黄金，驱逐近十万人出北京城，都顺利完成，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但是非常明显的是，不用这些残忍的做法，这些「革命」目标也可以完成。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小学教员和房产主们，根本不可能对任何人构成什麽威胁。所以，「红八月」的残忍暴行，完全是一种在革命名义下不可理喻的狂暴的犯罪行为。
文革结束后，六六年八月的受难者们都得到了「平反」，家人得到了一点钱，标准的数额是四百二十元。但是他们的悲惨遭遇却一直不准许报导。
中国书店裡二十年来唯一出售的一本文革通史《大动乱的年代》（作者王年一）中，对红八月惨桉只写了一句：「据统计，在六六年八、九月北京市打死一千多人。」这个句子有意迴避了主语，即打死人的凶手。而更重要的是，一千多人被打死，在一部六百四十八页的书中怎麽能只写了一句话？这不是死了一群鸡或者鸭啊。
对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个诚实地写出历史事实和理性地分析历史因果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人民的生命以及残害生命的犯罪行动持有什麽样的司法和道德判断标准的问题。

开心者

毛泽东是罪魁祸首！中共当局应出面道歉并赔偿。知青上山下乡不知多少人命丧异乡，政府应给个说法。

云淡风清

看了以上血淋淋的事实，谁还为文化大革命歌功颂德，不是昧着良心说瞎话，就是别有用心。

石予民

    复旦附中是高中学校，24个班。文革中教导主任被看管时，与看管他的高一的红卫兵发生冲突，被小将用烟灰缸砸死。文革结束后，主犯被判刑入狱。刑满释放后，家庭生活、个人心情都不好，前些日子自杀身亡。教导处副主任是南下干部，丈夫任上海外语学院书记，走资派，当时上海市面上有不少他的大字报。副主任在我校也挨斗，但不算野蛮。迫于夫妇双双挨斗的困境，她想不开，上吊自缢了。教过我们的老师都挨斗，无一幸免。用拖把木棍打老师，一棍子下去，断了！多大劲儿。往语文老师脖子上浇墨汁，整整一瓶，老师的圆领衫染黑了多半截。给“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女同学剃阴阳头。
    文革教唆出如此残暴的小将，连法西斯德国都自叹弗如。
    还有什么遗漏的，请葛长根、李晓东、施俊钟、王琴心、翁志红、周宣律、薛永华、刘兵等校友兼荒友补充。

老土豆

http://history.sohu.com/20130628/n380044256.shtml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

孙言诚

祸起栏杆市
　　把“红色恐怖”推向高潮并直接导致大兴事件发生的关键，是崇文区的栏杆市事件。记述此事的版本甚多，基本上分两种。
　　其一：
　　女十五中红卫兵在24日抄了李文波家之后，于第二天又到了李家开斗争会。李文波因对抄家、批斗、殴打不满，抄起一把菜刀乱砍在场的红卫兵。红卫兵因没有任何防备，被砍得鲜血直流。街道居民见此情景即上去劝解。急红了眼的李文波也不管是红卫兵，还是居民，见人就砍，其妻也抄起一把刀乱砍。砍伤7人的李文波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跳楼自杀，其妻被押送公安机关（公审后被枪毙）。
　　关于李文波之死，红卫兵是这样记述的：
　　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之后，从楼上跳下来，义愤填膺的群众捉住他，拳头像雨点一般打了下来，这条老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其二：
　　1998年一篇署名“鸿冥”的文章，记述了当年到李家“破四旧”的一位红卫兵的回忆：“栏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
李文波的老婆刘文秀被押送公安局后，红卫兵要求大会批斗，并扬言要当场打死。周恩来阻止了这个大会，而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9月12日判处刘文秀死刑，同时也判处已死的李文波死刑。次日刘被处决，判决书是66中刑反字第345号。“文革”后，1981年3月26日，同样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宣判刘文秀无罪、李文波不予起诉，判决书是81中刑监字第222号。同一法院，两种判决，个中隐情，耐人寻味。
　　然而，在红卫兵被最高领袖捧上云端，整个社会都沉浸在红彤彤的革命气氛中时，一个小业主竟然对红卫兵舞刀，这不啻是惊天大事。无独有偶，当天师大二附中高三（一）班红卫兵去抄反动学生曹滨海的家，双方发生争执，曹用菜刀砍伤一个红卫兵。曹被抓进公安局，曹母被带到学校活活打死。一时间“牛鬼蛇神、狗崽子翻案”的喊声响彻京城。
　　首先惊动的是高层，第二天，周恩来在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上说：“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么办帮助你们。”
　　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讲：“刚从中央开会回来（看来中央专门为此开过会），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
　　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谢富治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谢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8月26日上午，在清华大学西操场召开北京“红五类”子弟大会，“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会后，各校都开始行动。
　　农大附中开大会，“红卫纠察队”把131个出身不好的同学拉出会场毒打。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边打边喊：“叫你们这帮狗崽子尝尝无产阶级的火药味。”
　　最恐怖的还是栏杆市地区，一批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车从各处赶到这里，对这一带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几天，大量的人被打死。
　　新凤霞曾撰文说，8月26日到8月28日，是北京打全堂的时候。她听到一个红卫兵说：“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牛鬼蛇神）一个也跑不了。”
　　复仇的气氛迅速由城里扩散到郊县，终于引发了大兴“八三一”事件。

老土豆

北京旅游指南：http://www.cctcct.com/travel-guide/1-1/14/17670.html
北京大兴区：

文革大兴县屠杀记--八一三事件

    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大院贴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大兴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一“语录”成了最流行的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为最革命的行动，“温良恭俭让”被一扫而光，代之而来的是打、砸、抢、杀，很多无辜的人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的思想和行动中遭受毒打或杀戮。

　　这股腥风刮到大兴县以后，有人讹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要“反攻倒算”、“妄想变天”、“阴谋杀害贫下中农”等等。一时间，阴风四起，铺天盖地而来，行动快的“公社”和“大队”都把“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监管起来，随时拉出来批斗，进而杀害。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在此事件中，尤以大辛庄公社最为严重，仅8月31日一天就杀了数十口，有一个水井都被填满了死尸，被称为“八三一”事件。若不是市委书记马力、市公安局长刘坚夫、市卫戍区张益三等领导同志先后亲自来大兴制止这一惨绝人寰的恶性事件，事态还会发展。最后对主要责任者依法进行了严肃处理。

　　我当时在中共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任干事，后被机关群众推选为“文革组长”。“八三一”事件的当天夜里，我被县委书记王根亢叫醒，说东方红公社（现为北臧村乡）马村大队正杀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马上组织人前往宣传《十六条》，制止杀人。我闻风而动，叫醒文革成员、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县委办公室王海泉、共青团曹雪芳以及县委监委张瑞昆、派出所长梁通、县武装部刘克一等10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从8月31日夜至9月3日上午，我们五进五出马村，除已被杀死的34人外，冒着生命危险，夺回108个男女老幼的生命。

　　9月1日凌晨1点左右，我们来到新立村与马村交界处就被马村的民兵阻住了。他们各个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锨、刀子，对我们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的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我们的位置在村子的东侧。我们对拦截者说单位、亮身份、谈目的，一直企求到金鸡报晓也没让进村。这时，北京卫戍区的张益三同志驱车而来，又进一步和阻拦进村者晓以利害，他们仍坚定不移任你说破觜舌，只能听到四个字：“不准进村！”眼看午饭早过，我们的肚子咕咕乱叫，张益三同志只好把我们带到当地驻军营盘内，吃了一顿烙饼、鸡蛋汤。第二道防线是在村外250米处，张益三同志回县委，我们硬往村里“冲”，但没有冲进去，反而被逼退100多米，这时的太阳已经站在西山尖上了。王书记不死心，也不惧怕，对我们说：“咱们不能打退堂鼓，说什么也要把他们拦住！”“不怕，拦住他们，不能让他们继续杀下去！”这是我们随从人员的吼声。于是又发起了第三次进攻，硬是在他们举着棍棒的中间“冲”到村东口第一道防线处。他们仍不让进村，后在王书记“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的厉声硬语中，才经过请示放我们进了村。但他们规定，我们进村不能东瞧西看，不能串街入户，必须排队进入杀人现场。王书记答应了，我们排队前往，全村被白色恐怖笼罩着，鸡犬无声。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间厢房3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着喝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70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到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即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锨，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他们要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说在家内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里没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墙，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

　　在我们站在刑场旁边儿观看他们施威的时候，王书记单独在北屋内与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李恩元以及治保主任、民兵连长等人谈判，要求他们马上停止杀人活动。后来，王书记要把我和刘克一叫进屋内，进一步宣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随便杀人犯法”等进行说服教育。李恩元他们说，我们已经杀红了眼，骑虎难下，停杀是不可能的！他们每人一把杀猪刀子，磨得贼亮，说到激烈处，李恩元猛把刀子拍在桌子上，发出“啪”的一声：“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在李恩元往桌子上拍刀子的时候，刘克一一个箭步窜到王书记身边护住，如果发生火并，实在不知道谁死谁活。我虽然也站起来了，但心里也在剧烈地扑腾，生怕刚到而立之年就命赴黄泉。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零点，李恩元他们才答应“暂时”不杀了。我们的肚子饿了，王书记决定会县委用餐（村内不管饭），抓时间睡觉，天亮返回。临走的时候，王书记再三强调“不准再杀一个人”，李恩元作了保证。

　　9月2日，我们草草吃了早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四入马村。还好，他们真没敢再杀一人，而是反复要求，杀绝，不留后患。我们坚决不同意，王书记的态度也强硬起来。中午，我们又到驻军那里求了顿饭吃，舌战到深夜，见他们不敢再坚持杀下去才返回县机关。

　　第五次去马村是9月3日上午，不知是我们的宣传和说服教育起了作用，还是他们的良心发现，认识到了这样蛮干的错误，真的再一个没杀。我们趁热打铁，让他们把所有监禁起来的人释放回家，他们也答应了。原来，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是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入，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8月27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9月3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那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  

老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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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兴惨案

   1９６６年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在城楼上,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头头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说“要武嘛”,意思针对“彬彬有礼”。

    就在大兴屠杀之后，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５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还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在这种情况下，大兴屠杀根本不可能被制止。

文革中大辛庄屠杀调查

    大辛庄是个很大的村子，根据当年成立的生产合作社，划分成四个大队，分别是黎明、红升、昕生、中心，名称也是延续合作社的名称。四个大队的村民住房已经连成一片，没有明显的界限。

　　我要采访的人叫李福荣，住在红升大队，紧挨着黎明大队。老李今年７０岁，４９年以后就当队干部，四清时罢掉了他大队书记职务，７３年才给予恢复，８０年辞去书记职务。

　　这天是个混沌天气，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指数是５００，空气质量５级，污染程度非常严重。

　　走进大辛庄的主要街道，俨然一个繁华的小镇——乡政府、医院、学校的大楼十分醒目，几个商店花花绿绿，路两旁一个挨一个的摊商。尽管类似的小街经常遇到，但是我走在这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假如现在是３３年前的那天，这该是一条多么恐怖的街道，人们还会是现在的这种表情吗？

　　老李虽然７０岁了，却很健谈，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诉我，在８月３１日那天，仅仅大辛庄这四个大队，就被杀了１０６口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

　　四个大队之中，黎明杀了六十余人，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余人；红升行动慢一些，只杀死两个人，其余尚未来得及屠杀。

　　９月１日上午，大兴县付县长刘英武、付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这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力主屠杀的公社主任高福兴、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９月１日还在杀，这两个大队共杀了二十多人。

　　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这是一场有人组织的行动，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从县委派人制止杀人来看，起码组织者不是县委或县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势来看，说话比县委更硬气的是“公安”和刚刚夺了权的“文革领导小组”（或叫别的名字）。从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点（天堂河劳教农场）来看，屠杀指示从公安系统发出来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谢富治的讲话也正好吻合。

　　县委出面制止屠杀，并不是县委有多大权力，当时各级党委已经处于“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顾尚且不暇，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阻碍过左的“革命行动”？据传闻，此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了话，命令停止屠杀。作为执政者来说，自己的“太子”、“衙内”们杀些人，他们是容忍的，农村的平头百姓们也肆无忌惮地杀人，他们还不好接受——万一引起动乱怎么办？起码国际影响也不好吧，尤其事情发生在北京。９月５日，两报一刊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

　　这篇社论对于制止滥杀无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为执掌生杀大权的人物，是毛泽东、林彪赞扬的红卫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泽东划定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况且这种压迫、敌视行为，从４９年以来就建立了，５９、６１年又两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低人一等的“贱民”阶级。“老红卫兵”从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观事实，都是“一个‘阶级’应该压迫另一个‘阶级’”这一套，他们认为迫害以至处死“阶级敌人”及其后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９月１日以后，虽然大兴县的集体屠杀活动停止了，但各种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在继续之中。

　　就在大兴屠杀之后，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５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还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在这种情况下，大兴屠杀根本不可能被制止。

　　像北京城里的“老红卫兵”一样，大辛庄的打手们杀人的手段也非常残忍。

　　从杀人最多的黎明大队，可略知杀人的过程。他们先把年轻的“黑五类”杀掉，做得尽量隐秘，防止引起暴动。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打手们到各家搜，见到小孩就扔到门口的马车上，多数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边的苇塘里，后来人们管那里叫“万人坑”。有的小孩没被摔死，从“万人坑”里还想往外爬，打手们上去就是一铁锹，再把他打回去。见了女人，还要扒光了衣服。

　　杀人的借口也与栏杆市相似——策划人煞有介事地说，马村的“阶级敌人”举行了暴动，杀了贫下中农，所以“我们”也要把“他们”杀光。五、六十里外的马村到底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全是听高、胡二人的传达和煽动。

　　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个大队，从８月２４日就开始杀人，到９月１日已经杀了３４人，还关押着１０８人准备逐渐杀掉。

　　高、胡二人召开完“动员会”，已是深夜，会上决定各大队当夜必须动手，拒绝执行或把消息透露给“阶级敌人”的，按“反革命”论处。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镇，派出干部到各大队查看执行情况。对于参加会议的各大队干部来说，尽管气氛恐怖、压力极大，但是多数人还是不敢轻易杀人。老李告诉我，公社南面８里远，有个西梁各庄大队，那里的队干部在散会以后，认为这种命令有些离奇，竟连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访，询问此举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该大队几十口“黑五类”的性命。因为当年上访的大队书记王世荣还活着，我决定去采访他。

　　临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队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队的“万人坑”，老李说，现在什么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铲平了，已经圈进了人家的宅院；当年的苇塘是低洼地，现在已经被推土机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苇塘的痕迹了。

　　我感慨地说，看见街上热闹的样子，想不出来当年是什么样。

　　老李说：“打人以后的好几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过傍晚，没人敢在街上走。后来才恢复了热闹。”从老李那里知道，极少数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几年后受到如下处理：

　　高福兴、胡德福分别被判８年徒刑（另一种说法是判１４年，在“干校”的６年抵刑期，而且还得到了提前释放，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８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８年徒刑，出狱后两、三年病死；东黄垡大队“文革主任”被判监外执行（时间不详）。

　　我所采访的人，没有不说对他们的处理真是太轻了。

　　但是，他们没有“老红卫兵”那样的好运，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出身——血统论主宰着一切！

　　趁天色还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庄王世荣家。７７岁的王老汉患了脑血栓，已经很难用语言表达了。提起当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说了起来，还说到东梁各庄活埋了一个人，正想再往下说，语言障碍更加明显，急得他烦躁不安，谈话只好中断。

　　从他和老伴儿那里得知，当年去公社开会、去市里上访的有三个人，如今两个已经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这种状况——珍贵的史料就是这样遗失了。

　　幸亏经村里一位老人的建议，我找到了当年也是村干部的刘尚彬家，他虽然没参加公社的动员会，但是主张并参加了到北京市里的上访。

　　老刘今年６１岁，“文革”那年他２７，在大队干部里，还算比较年轻的。

　　据他说，６６年８月３０日，他们大队组织贫下中农到北京大学参观，下午回到公社，刚一下车，有人就通知大队干部留下开会。王世荣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刘带着社员回家。

　　这个会，就是要各大队屠杀“五类分子”的动员会。会议整整开了一宿，天快亮的时候，干部们才回到各队。会上说，北边有股潮流——“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从８月３１日开始，杀光“五类分子”。

　　西梁各庄大队的干部们研究，知道自己并没有处死他人的权力，认为公社的这种决定有点反常。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到市里咨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级是不是也号召杀死“阶级敌人”。

　　他们先到了国务院，没有人来接见。又到国务院设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起码七天以后问题才可能解决。他们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扬了他们的举动；这两个人还说，他们只知道马村正在杀人，还不知道大辛庄也开始杀人了。他们表示这么杀人不对，一定会向大兴县过问此事。

　　老刘说，他们从北京回来，认为得到了明确的指示，肯定自己做对了，于是召集“黑五类”们开会，传达“十六条”精神（其中有一条是“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他们安心。这些“黑五类”们，头发都被剪得乱七八糟，又受到了几天的惊吓，一个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会被无缘无故地杀害了，感动得不得了，一个劲地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干活，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９月１日以后，县长付华忠和军代表刘英武，到大辛庄公社给大队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上级禁止屠杀的指示，几个杀了人的大队还很不服气，坚持认为他们做得对。他们甚至对没执行杀人命令的大队干部怀有敌意，指责不杀人的干部向“阶级敌人”妥协，而且还强调，即使错了也是执行公社的命令。

　　６８至６９年间，老刘在大兴县的鹅房干校，见到高福兴、胡德福在那里下放劳动。７０至７１年，要求处理他们的呼声太大，才给他俩和几个大队干部判了刑。据说在判刑前，高福兴被安排在礼贤公社当干部。８６年，对他俩又进行了重新处理，这次似乎减轻了他们的个人责任，强调了当时的环境因素。

　　四、北臧公社北臧公社位于大兴县西部，那里的屠杀行动要早于大辛庄，从６６年８月２７日就开始了。有三个大队杀人，分别是：新立村死５３人，马村死３４人，六合庄死１１人，共计９８人。

　　９８年出版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一书，有一篇张连和先生的文章《五进马村劝停杀》，描写了他亲眼见到的杀人现场：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５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７０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在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一个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

　　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推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他们要一位３０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说在家中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里没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墙，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

　　“……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人，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８月２７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９月３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儿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这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０日，我见到了张连和先生，表达了我对他当年冒死救出马村１０８人的敬意。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日，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十余人，到马村劝阻杀人。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锹、刀子”对来人“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王振元他们硬冲了三次，才被允许排队进入杀人现场。又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从下午直到半夜，才说服了他们停止杀人。李恩元们反复强调的就是：“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要求杀绝，不留后患”。

　　事隔三十多年，张先生想起当年的行动还有些后怕。那个年代，想给谁扣个“帽子”非常容易，向着“阶级敌人”说话，起码算得上“阶级立场”有问题。这种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有的是。和他一起去劝停杀的人中，有的被吓得几乎坚持不住，可见当时的恐怖场面。

　　我很关心他在文章中写的那个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运，他难过地说：
　　“都死了。小孩失血过多，不久就死了。那个青年被从井里勾出来，身上扎得乱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阵铁锹、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狱中所见到的“屠户”，据他说关押不长时间就被释放回家。

　　我又问到县委书记王振元的下落，据他说，６７年王被揪回浙江省乐清县被批斗，从此再也没有消息。张连和曾三次用公函找当地组织部查问，均未得到回音。
　　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况，我又拜访了“文革”时在大兴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经对北臧公社的屠杀事件做过细致地调查，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４９年以前就为共产党做事，解放后是北臧村第一届团支部书记、副村长，王夫人是第一届村妇联主任。４９至６３年间，给老王定为中农，到了６３年以后，由于强调了阶级斗争，把他的成分改为地主，为此险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没有杀人，否则他家绝对逃脱不了。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马上想到了５４年和他一起学舞蹈的学员，当时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个家在大辛庄的东安村叫方俊杰，一个家在大辛庄的昕生叫谭润方，死得都非常惨，据说谭润方的女儿也被铡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样让他们夫妇伤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于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死，从此这一家人就成了异类。幸好两个成年的儿女进城参加了工作，村里的人去工作单位要他们回来，单位没放，总算躲过了这次劫难，可是家里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却没有躲过去。他们上中学的妹妹，就是在放学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幸存的外甥女，还没有从当年的阴影里摆脱出来—５５岁了，还过着单身的生活——她想起亲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热情，自然对家庭也没有了兴趣。

　　老王的大儿子，亲眼见到了新立村的杀人。６６年８月２７日那天，他们一帮学生游斗北臧中学校长马泽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干部把村里的“黑五类”们也押来陪斗，让“黑五类”们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扎进了膝盖。一群打手觉得还不解气，又用棍棒没死没活地朝“黑五类”的头上、脸上乱打。

　　学生们看出来打手露出的杀气，吓得急忙把校长团团围住保护起来——他们虽然游斗校长，并没有想要他的命。

　　“黑五类”们满头满脸的鲜血，更激起了打手们的兽性，他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类”们连大人带小孩儿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凶的动机，不少都出于个人的恩怨，甚至是为了一点儿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应该算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

　　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原来他欠了这家的钱。也有的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急于杀人赖帐。更有甚者，霸占“黑五类”妇女，美其名“给你换换成分”。

　　行凶的人心态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个赶车的把势，在装运尸首的时候，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他看她可怜，为了救她，把她藏在车辕底下。

　　不料在车子的颠簸中，女孩儿苏醒过来，被别的打手发现，过去就把她劈成了两半儿。车把势终于忍无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干了。

　　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打手们精心的策划。比如一帮打手守在被还人的屋门口，把被害人叫出来，被害人刚一出屋，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两边使劲勒，让他出不了声音就被勒死，然后好接着叫他家的别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好了电线，人一出来上去就电，为的也是不让他出声，好顺利地杀害他的全家……。

　　最残酷的莫过于对待老人和小孩儿，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受难者只能眼睁睁地走向死亡。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五、结束语事情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这些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丑闻，总是难以克制愤恨、悲凉的心情。所以愤恨，是因为凶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给全体民族带来耻辱；而且，至今他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悲凉，是因为人的生命竟会这样轻易地被剥夺，谁能保证，下一个不会是自己？而且，至今没有一个当年的凶手出来道歉或者忏悔。

　　不能惩恶，谈不上社会的稳定；不会忏悔，就没有进步的可能。

　　一个疑问永远在缠绕我：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民族吗？

　　在采访的时候，大辛庄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都说，大辛庄可是个好地方——周围都是沙包地，惟独那里是胶泥地，产粮多；那里还是个“文化村”，出过许多“文化人”。

　　这么一个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较高的村落，怎么就变成了杀人魔窟？那里的人怎么了？

　　中国人怎么了？

颜逸卿

    人是善恶并举的东东，行善者，谓之好人，作恶者，称为恶人。大革文化命，将人性之恶，贴上了革命的标签，提供了造反的平台。结果，祸害全社会，殃及几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见证了红卫兵造反运动，知青下乡运动。回过头来想想，就觉得历史是公正的。这不，只要是搞运动，多半是短命的；革人家命开始，革自己命告终；说来群体命运，亦含因果报应。

王显庆

老土豆 发表于 2013-12-26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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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兴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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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我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了。要是畅所欲言的谈下去，我不知道会说出什么话来。我真的没有勇气谈下去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