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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坛下的祭牲
1967年，汹涌的“文化大革命”将矛头瞄准了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他和夫人王光美遭揪斗。一次批判会上，堂堂的共和国主席，被红卫兵勒令坐“喷气式”，鞋子都掉了。回到办公室，他悲愤至极，从怀里抽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第一公民”的话令人动容，不无辛酸。但当年的一位大学生私下质疑道：“宪法？他刘少奇10年前坚请毛主席‘反右’时，想到过宪法吗？章乃器顶着宪法游行，要求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却被关押了几天，那时他刘少奇想到过宪法吗？现在轮到自己头上了，他才想到了宪法——太晚了！”（《我们那一代人的事》，徐友渔编） 确实太晚了。他掏出的武器太柔弱、太不中用了。在红卫兵小将眼里，所谓的“宪法”“公民权利”“生命尊严”，俨然纸牛纸马和痴人梦呓，没人信以为真。他们从未被告知那些东西是神圣和权威的，其记忆库里根本不存放它们，只有伟大的阶级斗争、伟大领袖的谆谆教导和红宝书。 一个国家主席突然急切地申请起了公民资格，突然在人群中苦苦寻唤起了公民意识，为什么？那一刹，他或许意识到这种亿人之上的“非凡”害了自己，他那么急于将自己下放到和对方“平等”的位置上去——毕竟太迟了，即使打手们承认你是公民，但公民又能怎样呢？宪法里那些镜花水月般的“权利”又能怎样呢？谁信奉和尊重它们的价值？谁切身履践过它们？谁有过操作宪法的经验？当年在马寅初、梁漱溟、张东荪、储安平、“胡风集团”、“章罗联盟”、“右派分子”身上不顶用的东西——在今天的共和国主席身上同样失灵。 在别人那儿弃蔽的又如何在自己这边找回来？他太天真太一厢情愿了。宪法理念、公民意识，偌大华夏竟找不到一个信徒、一具载体，怪谁呢？作为国家元首，他向百姓普及过“宪法高于一切”“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常识吗？两个世纪前，康德、伏尔泰们就声称：“若一个人只需服从法律，而无需服从别的什么，那他就是自由的。”这样的自由谁赋予过中国人？这样的信息在哪本文件或语录里出现过？少奇同志此前的表现证明了他对个体权益服务于阶级路线、宪法价值让位于政治方略的认同和默许——至少客观上没做有效的抵抗或校正（而他是党内唯一有条件做此事的人）。没有储蓄，何来利息？从未普及过公民意识，哪来的公民社会？现在，轮到群众不吃这一套了，轮到人民不承认宪法了，因为他们从来只知道效忠党和领袖，而对“宪法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等胡言乱语——简直闻所未闻。人家听不懂这个走资派在唠叨啥，觉得他脑子有病。 一条普普通通的宪政常识变得多么奢侈和可疑！一句震聋发聩的话在中国大地竟激不起一丝回声！它撞击的是何等冷漠和迟钝的墙壁，怎样麻木和失聪的耳鼓！ 堂堂国家主席连国情都不了解了吗？ 刘少奇的控诉显然过于主观了、盲目了，犹如对牛弹琴。倒是同为难友的陈毅，逻辑上更本土化，危急时刻他搬用的不是“公民”“人权”这类舶来语，而是地地道道的国粹：“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结果红卫兵小将傻眼了。在脑筋急转弯上，身经百战的元帅显然比理论家更高明，更懂因地制宜、以人治人。 刘少奇的悲愤隐含的无疑是整个民族的巨大内伤。一个全能政治、神话人格、威权意志流觞的时代，必是个体价值、生命尊严、公民权益遭践踏和放逐的时代。当宪法像手纸一样被擦屁股时，“人”的颜面即保不住了。 按说，在一个国家，知识分子应为人权意识最坚实的载体，也是维护宪法理念和自由精神的最后堡垒。像1898年左拉的《我控诉》，像1929年胡适与罗隆基们的《人权论集》，像1932年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组建的“民权保障同盟”，像1949年由雷震等人发起的“自由中国”运动……都是很好的例子。但要做到这点，须援一前提：即这些知识者乃不折不扣的自由知识分子，须有强大的自由精神、独立品格和国家梦想,而中国历史留给我们的这种生命类别少之又少，要么闲云野鹤式的终南隐者，要么政治牧鞭下的犬儒部落，多是“帮忙”或“帮闲”……随着自诩“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威权神话的上演，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生涯便寿终正寝了。 从“反右”到“文革”，既是人治取代法治、威权压倒民主的过程，又是中国知识分子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屈辱史和放逐史。在这场接受“改造”和“再教育”运动中，自贬自损最厉害、领袖崇拜最动情、尊严流失最惨重的——无疑是那位级别最高的文人代表——郭沫若。
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在《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大标题下，转引了郭先生不久前在人大常委会上的一段沉痛表白：“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看，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我自己就是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我感到很难受。” 若非白纸黑字，谁相信这竟然出自“中国歌德”之口呢？若连当年的《女神》都该烧掉的话，莫非只有“毛主席啊，你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祝愿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样的句子才配留世吗？ 1973年，毛泽东对《十批判书》（郭在40年代的历史著述）刚露异议，这位81岁的老人立即赋诗：“《十批》大错明如火……”有研究者打过这样的比方：他像一只高昂着头的雄鸡，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见到“太阳”，马上引吭高歌，一遍遍地颂唱。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在今天我们有两个太阳同时出现 一个在头上，一个是在天安门前 ——《歌颂群英大会》 这还是那个大喊“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日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的诗人吗？是何原因让一匹骁勇的天狗蜕变成了一只温驯的地鸡？ 我们没有太多理由怀疑郭氏的人格，唯一的解释是他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性和行为能力，这种精神跌幅已超出了左翼文学的价值观边界，属于臣子立场了。他的生命世界里，已不存在独立与自由，他完全被威权时代的“太阳神”给震慑住了，像被施了魔法一样，他变成了一个不能自持、难以理喻的忘我者。或许，起初他对自身的异化也存有恐惧和本能的抵御，但很快就说服了自我，打消疑虑，狂热地膜拜上了对方。 在这种魔幻销魂的“太阳能”下，“个人”熔化得无影无踪，“宪法”“权利”“自由”“尊严”……一切理性的价值元素都被消解了，所有的个体精神都陷入瘫痪，都沉浸在政治祭坛的牺牲快感中。 只有仰望，癫狂地仰望。在这种周身麻醉状态下，人几乎感觉不到处境的尴尬与可怜，觉不出生命的渺小和悲剧性，相反，会浮现一种被超渡的皈依的幻觉。 愚忠先是让人深深自卑，尔后嫌弃自我，进而追求忘我，最终以彻底的无我为光荣和幸福。所谓将有限的“小”融入无限的“大”即属此逻辑。其实，这是“太阳教”的胜利，是神话而非“人”的胜利。 郭沫若甚至在祭牲了亲生骨肉后，仍未减弱对“太阳”的膜拜—— 1968年4月19日，爱子郭世英在农业大学遭造反派绑架，命悬一线。夫人于立群一再央求他将此事转告周恩来（当晚，郭刚好出席周举办的一个宴会），但他硬是咬紧牙关，只字未提。一周后，世英的尸体回到了家中，他被造反派从楼上抛下摔得肝脑涂地。面对妻子的指责，郭沫若只是沉默，最后挤出一声叹息：“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可这样的祖国又能好哪儿去呢？“文革”刚开始，诗人最疼爱的两个儿子即双双撒手人寰——在郭世英罹难前一年，即1967年春，其弟郭民英即因不适应形势患精神分裂症自杀。 从世英遇害起，郭沫若常伏在案头，颤抖着手，用毛笔工工齐齐抄写儿子的日记，抄了8大本，直到去世。谁也无法想象老人抄字时内心想什么，但有一点可确认，家庭惨变并未动摇他对领袖和“文革”的看法，那句“我也是为了祖国好”确乎肺腑之言，否则1976年5月他就不会写下《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也不会给妻儿留下那样的遗嘱：“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真正的悲剧就在这，就在这种至死不渝、无私无悔的祭牲精神中。既轰轰烈烈、慨歌高蹈，又鬼使神差、荒诞吊诡。 从一个人，看一个民族；从一宗身世，看一部历史……在很多时候，很多时代，我们不仅习惯了卑贱、习惯了割让权利和尊严，而且还为此找出了许多借口和精神的逃路来。我们的生命理想就这样被自身的弱点所误导，为恶性政治所蒙蔽、所猥亵。
作于2000年 本文曾收入2002年旧版《精神自治》，后编入个人文集随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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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5 22:36:20
发表于 2013-12-26 14:3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