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15）西去敦煌

颜逸卿

    九州韵痕（15）

西去敦煌

    去敦煌的路，是一个等待的过程，等待大漠落日的过程，等待朝拜祖先的过程。其实去敦煌的路，是条从现代寻找历史的小径。告别了都市的高楼大厦，在黄土高坡的沟沟壑壑中跋涉，漫无目标，对于一切能够与祖先对话的机会都不会放过。我知道，即使是巍峨的大雁塔，庞大的兵马俑阵容，也难勾起我的兴趣。因为我在等待，等待鸣沙山的微风，等待莫高窟的色彩，等待那一阵莫名的心灵感应。
    夕阳西下时，公路的尽头依稀闪烁着古城的灯光。这不是我的敦煌，我的敦煌不该有霓虹灯，不该有穿梭的车流，也许它不该有的东西太多、太多。刹时间，我迷失了方向。
    在敦煌的街道上，太多的是金发碧眼的异族，太多的是口中念念有词举着香火前行的同胞。于是，从那时起，我一直想：敦煌只能是一个象征，一个站在中国历史临界点上的象征。
    色彩斑斓的壁画，形象各异的雕像，如今都已化作无言，任不同肤色的、不同语言的人们来评说。原来，历史并不用语言来表达。
    在莫高窟的对面，有王道士的塔，余秋雨先生在《道士塔》中述说的那座塔。王道士生前守护着敦煌，守护得那般专心，以致于他用尽全力来粉刷那一个又一个洞窟。于是，死后，人们仍然让他面向莫高窟，也许对于王道士来说这是他的宿愿。多年以后，我突然理解了余秋雨先生在走过道士塔前时的感受。面对历史，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其实，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没有文化就没有历史。我们呢？有没有历史？有没有文化？突然之间，我很想对斯坦因说声“谢谢”，很真心的。如果没有斯坦因，也许我们的敦煌学家如今连微缩胶卷也无处可寻，那么我们从哪里寻找敦煌，从王道士粉刷一新的洞窟的墙壁吗？这一瞬间，我才懂得，文化和历史都不属于某个民族，它属于世界。斯坦因拿走了我们的经卷，为世界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为我们揭开了一段历史。也许这话说得心酸，可是正像余秋雨先生所说的，如果我们阻拦了车队，我们又能把敦煌怎样？
    敦煌毕竟是幸运的，它没有像玛雅人的金字塔和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一样随风逝去，敦煌毕竟还是个实实在在的敦煌，有铝合金做的门窗，有写着“日本制造”的监视器，公路虽不好，但毕竟我们还能从小城的夜幕中，走进漫漫风沙的莫高窟。我们还不够满足吗？
    从敦煌再西去是大漠、是雪山、是平原、是海……地球是圆的，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地球上面寻找历史。
    我想：为什么我们民族没出现过斯坦因，没出现过额尔金，难道就因我们民族太善于追逐历史？难道就因地球是圆的？还是别的……
                                             （原载于《老人春秋》2001年第10期）

张念胜

    有一首歌曲名叫《去一个美丽的地方》，说的就是敦煌，是合唱，真是好听！真是太美！（如可以，请会者把此歌顶上来）
    我真不知是歌曲美，还是敦煌美？！也许有了敦煌美，才有歌曲美，敦煌本来就是一首美妙的歌！也许有了敦煌美，才有亿万信众的向往——向往美！
    去敦煌是我此生的一个愿望（或说向往），真不知能否实现？！
    感谢颜兄美文！

云淡风清

说得太深刻了。

颜逸卿

张念胜 发表于 2013-12-8 22:14
有一首歌曲名叫《去一个美丽的地方》，说的就是敦煌，是合唱，真是好听！真是太美！（如可以，请会者把 ...

    欣读念胜兄沙发留言，在下同感。说来你也许不信，想走一趟敦煌的原因，大家都差不多——敦煌之美。但那年真正使我下决心的，是余秋雨《文化苦旅》里的两篇文章。
     有机会去看看，不仅是圆梦，也会觉震撼，更会有思考。

颜逸卿

云淡风清 发表于 2013-12-9 11:06
说得太深刻了。

    多谢吴淑英美言！

颜逸卿

    斯坦因，英国探险家，“敦煌盗宝第一人”。原籍匈牙利，曾在维也纳、莱比锡、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习。1887年至英属印度，任拉合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等职。斯坦因10岁时就被送到德国上学，在学校里学会了德语、英语，还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后又学会了梵文和波斯语，21岁时取得了大学博士学位。25岁时他独身一人来到印度、克什米尔地区，从此开始探险、测绘和考古事业。他是以一个地理学家为开端，进而成一名世人注目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

    斯坦因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探险：

　　第一次中亚探险（1900～1901）主要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的古代遗址，其旅行记为《沙埋和田废址记》，正式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

　　第二次探险（1900～1908）除了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并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其旅行记为《沙漠契丹废址记》，其中有敦煌骗宝经过的详细记录；其正式考古报告为《西域考古记》。

　　第三次探险（1913－1915）又重访和田、尼雅、楼兰遗址，并再次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获得五百七十余件敦煌写本，还发掘了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的遗址，其正式考古报告为《亚洲腹地考古记》。还著有《在中亚的古道上》，对二次探险做了简要的记述。

　　1930年，拟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被南京政府拒绝，其所获少量文物，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