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崇辉其人其事 摘要: 兵团五师五十四团(克山农场)的鹤岗知青高崇辉,是当年北大荒响当当的典型人物。他的人生道路不平坦,有过耕耘黑土的辉煌,但又经历过文革后期受审查的遭遇;有过闯荡上海的业绩,但又蒙受被通报处分的冤屈…… ...
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成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上山下乡”成为“文革”由乱到治、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出路问题的一项应急措施。另一方面,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上山下乡”又成为改造青年、“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所以,这一时期“一轰而起”的“上山下乡”,其内涵和外延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给我国历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悲剧性后果。当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对于那种把知青上山下乡当作政治运动来搞的作法,对其悲剧性结局,应作深刻的理性思考。但同时,对于知青们在艰苦的环境和国家、民族所处逆境中所经受的磨练及所做出的贡献,也不应该忽略和抹煞。他们中的一些人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无私地献给了农村、边疆,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劳动中的高崇辉 1968年6月,鹤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热潮,最早的一批奔赴克山农场。
克山农场是个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位于克山、依安、讷河三县之间,东西长约60公里,南北宽约25公里。1968年划归兵团,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5师54团。鹤岗下乡到克山的知青总数为1000余人,主要是老三届初高中在校学生,还有少数通过街道劳动讲习所输送的社会青年。下乡克山农场的知识青年,按照兵团战士的条件,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政审和体检。6月20日、7月12日、7月31日分三批前往克山农场。当时有个口号“屯垦戍边,反帝反修,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与鹤岗知青脚前脚后来到克山农场的还有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鸡西等地的知识青年。鹤岗知青除了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以外,还奉命承担了查哈阳水库会战、大兴安岭冬季采伐等急难险工作。知青每月工资为32元。1968年冬季,兵团为知青发放的冬装是一身黄棉袄、黄棉裤、黄军帽。穿戴在身上,也很精神的。 下乡到克山农场的鹤岗六中学生高崇辉曾是全国知青的标兵人物,他的事迹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黑龙江日报》、《农垦报》和《鹤岗日报》等新闻媒体发表。高崇辉的拼搏奉献、吃苦耐劳精神,曾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人。 在农场,“打撮灌袋”是相当累人的活。高崇辉经过勤学苦练和他特有的咬牙坚持精神,能准确地打撮4下就灌满180斤的麻袋,捡斤时上下差不了一、二斤。割玉米秸,6个知青掰玉米棒才供上他一个人割。冬天上山打石头,寒风凛冽中,他竟汗水淋淋,只穿个背心。他任排长的农工排,成为事事领先的“尖刀排”,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集体,14名知青全都入了团。在克山农场,高崇辉很快就声名远扬,大家都称他“高大楞”。 1968年7月31日,高崇辉下乡到克山农场,一干就是18年。他先后被农场、管局党委和嫩江地委、黑龙江省委记功授奖,并授予他“坚持下乡、铁心务农模范知识青年”的称号。不久,高崇辉被提拔为克山农场副场长。地位变了,他干在前头、和职工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没变。1975年9月底,高崇辉接到由周恩来总理署名的邀请函,去北京参加了国庆招待会。 “文革”结束后,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高崇辉被办班审查。在那段时间里,他也曾有过苦恼和惆怅,但更坚信陶铸那句名言“心底无私天地宽”。 1979年2、3月份,团中央筹备召开全国青联四届一次会议。当时的团省委学少部长程陆乘飞机去北京汇报青联委员报名情况,在飞机上碰见了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李立安。在唠嗑时,李立安问起高崇辉,程陆把高崇辉在克山农场接受审查的情况简要说了说。李立安大不以为然:“高崇辉是省树的知青劳模,他能有什么问题,要把情况搞清,该树还得树,该用还得用。”飞机到了北京,程陆又立即转乘飞机返回到哈尔滨。接着,团省委派人去克山农场进一步地了解高崇辉的情况。对高崇辉,农场上下一致反映很好。尽管当时清查还没结束,中共黑龙江省委和团省委都明确表态,推荐高崇辉为全国青联委员。当时,高崇辉正在鹤岗探亲,团省委接连发了3封电报把他催回了农场,填写了有关表格。就这样,高崇辉先后当选为全国青联委员、省青联副主席和省人大常委,继续担任克山农场副场长。1979年6月,共青团中央授予他“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称号。在这前后,高崇辉还曾荣获省劳动模范称号。1979年10月,他参加了由胡启立任团长、郝建秀任副团长的中国青联代表团,到美国、英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考察。在1980年全国知青座谈会上,华国锋、胡耀邦、李先念都接见了高崇辉。 “文革”后,在接受审查时,曾有人举报高崇辉给“四人帮”帮派体系头目谢静宜写过信,后来终于查清了,没有这回事。原来,“四人帮”猖狂肆虐之时,克山农场有个北京知青和“四人帮”的红人谢静宜挂上了。谢静宜把此人找去,谈话间,谢问他农场还有没有可用之人,此人谈起了高崇辉,说高是知青中的模范人物。谢静宜叫他回农场向高崇辉问好,有事可直接找谢,或给谢写信。此人回农场后,对高崇辉说了,并劝高主动联系。可高崇辉不肯,既没找过谢静宜,也没写过信。 还有一次,张洪池当团省委书记时,曾想把高崇辉调到团省委去,高也没去。“文革”后张洪池曾被打成“归山虎”。如果当年高崇辉去了团省委,就有了瓜葛,恐怕就不容易说清楚了。 去美国等四国考察回来后,高崇辉很有些感触,回到农场,谈了自己的观感。无非是应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等。结果,受到管局领导的批评,认为高崇辉年轻气盛,有些“右”。就这样,高崇辉在农场当了11年副职。其妻李兰是上海知青,于1978年返城回了上海。高崇辉渐渐有了结束两地分居、调回上海的想法。这期间,高崇辉曾在八一农垦大学脱产学习两年。
高崇辉(前排右三)和战友们出发去铲地
1986年11月,高崇辉调去上海,在上海农场局粮油公司任副经理。1988年接任经理。1988年初,高崇辉与上海农场局签订了3年承包合同,3年完成盈利任务指标150万。结果,当年就完成100万,第二年完成200万,第三年完成300万,三年共计完成600万,大大超额完成了承包任务。 1990年初,在粮油公司全体职工会议上,高崇辉在雄心勃勃地向大家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公司发展蓝图后,动感情地向职工承诺:“如果今年年底能够完成300万盈利指标,一定给大家解决住房问题。”一诺千金!到年底,300万盈利指标圆满完成。按照承诺,给公司20多名职工买了房子,每户90平方米上下,两室一厅。职工高兴得不得了。高崇辉承诺这件事时还是福利分房,但那年年底上海市政府出台了房改政策,废除了福利分房。于是,有人把此事捅到了市里。上海市主要领导指示农场局处理此事,农场局领导苦口婆心地找高崇辉谈话,希望他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作深刻检查。但高崇辉倔犟地坚持说:“我是为职工谋福利,年初定了军令状,就应该说了算数,兑现承诺没毛病。”领导批评他:“你只考虑小团体的利益!”高崇辉理直气壮:“我任公司经理,为公司职工办事,怎能说只考虑小团体利益呢?”领导十分生气:“你再这么犟,就要处分你!”高崇辉说:“即便开除我党籍,我也还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就是要为老百姓谋福利。”很快,上海市通报了高崇辉的问题,并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了消息。同时,免去了他的职务。还说他以权谋私,有几处房子。结果,查来查去,没有这回事。 受如此一击,一般人会闹心死了,高崇辉却依然故我。还是坚信“心底无私天地宽”,还是那副老样子,一天忙忙碌碌的,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 这期间,吉林省一家毛皮公司经理找过高崇辉,想聘他担任该公司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并许以价值50万元房子一套和优厚的待遇。高崇辉没有动心。 上海农场局党委书记找高崇辉谈话,对他说:“你还得干,继续主持工作,我派个书记去抓党务,公司还是你主事。”就这样,在这个岗位上,他一直干到1999年,始终是那股犟劲,始终是那股拼劲,始终像拓荒牛一样操劳。1988年,公司要从大连用万吨巨轮发运粮食,难度很大。他发誓:“不把粮食运回上海,我就跳渤海湾!”结果,拿下来了。他常年往各垦区跑,下了车就一头扎到农田里,一个垄沟一个垄沟地查苗数、估产量。他任职期间,没有利用权力安排一个亲友。对此,亲友既埋怨也无奈。 1999年10月,高崇辉到大连渤海期货公司当顾问。后来,又投资300多万,自办了一个大连绿谷粮油有限公司。一年东跑西跑的,疲于奔波,乐此不疲。在他的时间表上,总是排得满满的。2008年4月11日,高崇辉回鹤岗探望病重的父亲,只在家里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匆匆地回了大连。他还要赶回去参加一个研讨会。已届花甲之年的人了,还像年轻时一个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