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怡－从《我做忆苦饭》说起

老土豆

转自原２０５信箱

从《我做忆苦饭》说起

钟怡

　　我在205网上看到，为纪念赴北大荒四十周年，出版一本反映农场知青生活的文集的征文启示。我真为能有一本真实反映我们知青生活的文集而高兴，我一边期待着，一边也拿起笔写下些什么。

    我痛苦地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悠悠岁月，历历往事，一点点、一滴滴展现在了我的眼前；悲惨遭遇，艰难生活，一页页、一幕幕出现在了我的脑海。十年，十年的记忆——

　　二十来个女孩，挤在一个搭在雪地上的四面透风的帐篷里，冬天寒风凛冽，夏天蚊蝇丛生。白天干活，肩上挑的（泥浆、砖等）远远超过我们的体重，压疼我们的背，压弯我们的腰，一天下来，累得半死，倒在炕上就睡着了。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我们美好的青春、年轻的生命。

　　文革中，我父亲因为为刘少奇说话，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由此也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遭遇种种的非人待遇。

    食堂的大烟囱被大烟泡（暴风雪）刮倒了，把屋顶砸了个大窟窿，砸断了炕沿，也碰伤了我的脑袋，我当场血流满面，因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到医务室简单包扎一下，还得继续干活。

　　食堂做饭压面的大杠子，瘦弱的我根本压不动，只好整个身体吊在杠子上，因为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得拼命地干活，没有人关心，连让你休息一下的话都没有，苦活累活要多干，至于吃忆苦饭也要多吃，说是这样有助于你的“改造”。

　　还有那可恨的“三两运动”，把我们几个上海知青打成了“反党小集团”，大会批斗。因为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把我也牵连了进去。在食堂（当时我在食堂工作）进行了好几次小会批斗。当时，他们的批斗发言，高呼口号的那种样子，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们是才十七、八岁的孩子，响应号召，千里迢迢来到北大荒，难道是来“反党”的吗？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当年为什么会对我们这样？！

　　晚上，我独自无助地站在宿舍后的小山包上，脸上淌着悲伤的泪水，望着满天的星星，呼喊着远方的妈妈……这是我孩童时寄予无限梦想的星星，现在却是那么的无情。

　　我非常不愿去揭开当年那挥之不去的伤痛，不愿去想当年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当然，还有其他战友的不幸遭遇（工程连散记和其它连队战友的文章已记叙了不少）。

　　知青们被不顾死活地安排在超载的解放牌大卡车上，一次车翻倒在沟里，车上的砖都翻了出来，上海知青钱伟涛被压在了最下面，他那痛苦的呻吟，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如果，不是被拽出来，恐怕又是一出悲剧。（出工伤遇难的知青还少吗？）我们连在北大荒去世的知青周济新，脸色铁青，脸已浮肿，发着高烧，还在屋顶上铺瓦。几天后，就病死在二师师部医院。他哥哥到了连队，托着弟弟的骨灰盒，望着那破烂不堪的军棉衣，泣不成声，悲愤不已，他对着连队领导大声责问，我们把自己的亲人、父母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你们手上，你们竟然是这样对待的吗？

    后来，我们都回城了，历史又无情地让我们面对新的艰难和无奈。工作安排、结婚成家、生儿育女、转制下岗、激烈竞争……我们面对着一切上山下乡延伸的副产品，勇敢地迎接着生活给我们的挑战，我们要直面人生，要坚强生活。

　　这些是真实的往事、真实的经历，还有许多这样的真实的往事、真实的经历。我的《我做忆苦饭》只是这些往事和经历中的一件事，它是真实的。这就是我写《我做忆苦饭》的真正缘由。但愿这篇文章能给我和我的战友一点回忆和启迪。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忘却当年的苦难，不应该回避知青生活真实的一幕，正确地面对过去，正视现实，才能履行我们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决不让我们经历的历史悲剧重演，在我们的子女或以后世世代代身上重演。

　

　　　　　　　　　　　　　　　　　　　　2008年9月1日

黄成兴

   这些是真实的往事、真实的经历，还有许多这样的真实的往事、真实的经历。
这就是知青真实的写照，我们面对真实的大社会，我们都坚强的走了过来，我真的想说：知青是伟大的一代！

张念胜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忘却当年的苦难，不应该回避知青生活真实的一幕，正确地面对过去，正视现实，才能履行我们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决不让我们经历的历史悲剧重演，在我们的子女或以后世世代代身上重演。"
    这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这只是我说的。
    究竟如何，自有公论。文章的最后的这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请窦兄把《我做忆苦饭》也发上来吧！
　

　　　　　　　　　　　

老土豆

我做忆苦饭

钟怡

    当年我们穿着军装、背着背包、义无反顾地踏上去黑龙江农场的路程。已经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

    四十年了，北大荒的一草一木，一房一瓦，连队的那些沉重而苦涩的生活往事一直魂牵梦绕地缠绕着我，久久不能忘怀。

    1968年我刚到连队，因为个小，让我到炊事班工作，炊事班四、五个人不仅要负责全连知青的伙食，还要管理食堂里养的五六头猪的吃喝拉撒。记得那时每天天不亮就起休，晚上比谁都晚到宿舍休息。我记忆最深的是压面做馒头，我一个女孩子，个小人瘦，根本压不动那百来斤的面团，结果到最后整个人都上了压面杠，上窜下跳。那时这个动作都成了班里的笑料了。食堂里经常做的是苞米(大喳子)、窝窝头等粗粮。为此，知青很多都吃不饱，胃病都出来了，甚至常常为吃饭而争吵。夏天吃的菜品种多些。一到了冬天就是土豆、白菜、萝卜“老三样”。还经常因为没菜只能做汤，如“玻璃汤”三个萝卜一锅汤；锦绣汤:一个鸡蛋一锅汤；真是创造了中国烹饪史的奇迹。当时连队有个流行语“三分有病七分装，十分想吃疙瘩汤"。因为有病食堂才能做一碗面条汤算是照顾。还有一首打油诗《兵团战士爱喝汤》，早上喝汤迎朝阳，中午喝汤暖洋洋，晚上喝汤要尿炕，一天三顿汤汤汤，兵团战士爱喝汤。这些就是当时兵团知青的生活写照。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69年的那顿忆苦饭，当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说是我们知青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炊事班的杨班长一听要做“忆苦饭”，特别来劲，指着要我准备喂猪的酒糟，拿来做窝窝头，为使它能捏成“窝窝头”状的团，只能放一点点苞米面，还要做一锅全连知青吃的“忆苦汤”，说是要用野菜来做汤，野菜由小薛去挖，因为她是当地青年，认识野菜哪些是有毒或哪些没毒。她挖了一些回来。我们是“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也不敢多说什么，只能执行命令。 只记得杨班长还说：“这东西在旧社会还吃不上呢”。俨然一副苦大仇深，贫下中农的样子。中午开饭的时间到了，连队的知青拿着饭盒，准备到食堂美餐一顿的时候，看到的是黑乎乎的酒糟团子，闻到的是一股酸不拉及，直刺鼻子的臭味；那碗汤更是只漂着几根野菜的清水汤，没有一点油星子。大家端着这“忆苦饭”真是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不吃吧，实在饿得慌，说不定还要扣上“忘本”、“没有阶级感情”、“不接受再教育”的帽子，吃吧，实在是咽不下去，我下定决心，咬咬牙，使劲地咬了几口，因为太反胃恶心，最后还是实在是吃不下去了，连队许多知青都是咬着牙吃的，有的知青实在是吃不下去，眼泪都急出来了，而那杨班长及本地青年都躲到家里去吃白面馒头了，就剩下我们“被教育”的知青了。以后几年里遇到“忆苦思甜”吃“忆苦饭”。知青们也有了对付的办法，提前多买几个馒头，在吃忆苦饭的时候装装样子，应付过去，再回到宿舍填饱肚子。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极“左”思潮盛行，很多事情真是可悲可笑。

    四十年了，一生中有些事情乃至人物印象都已经渐渐地在我们脑海中淡忘了，但农场十年的生活经历是我永远无法抹去的一段历史。十年生活的点点滴滴对我是那样地刻骨铭心，至今使我难以忘怀。

张念胜

老土豆 发表于 2013-10-16 19:45
我做忆苦饭钟怡    当年我们穿着军装、背着背包、义无反顾地踏上去黑龙江农场的路程。已经是四十年前的往事 ...

    钟怡的这篇文章，40年时，没有入选上海的文集《岁月名山》，引起一些波澜。这真的无关紧要。
    在“知青五十年”之际，我们是否还应该做点什么？！我想，就是“反思”！这场“运动”，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

云淡风清

我也在炊事班工作，和钟怡一样是压大面杠子的，我们有相同的经历和感受。至于做亿苦饭，我们连队也做过，我们就是把冻白菜煮锅里，拢上一些白面和一些玉米面，放一些盐，我还偷偷的放一些熟油。所以大家反应还是挺好吃的。不像你们连队掺了那么多难以下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