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岁月名山》
我的知青生涯 李芸莉 十八岁至二十八岁，是人生最辉煌最浪漫的十年。 我这十年是在北大荒度过的，但也依然有她的辉煌与浪漫。 一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上海北站。妈妈和我中学的好友送我上路。 在知青专列启动的一刹那，车厢内、站台上，哭声一片。整节车厢唯有我，没有流一滴泪。我把头伸出窗外，向妈妈挥手，妈妈也向我挥手。直到列车驶出站台很远了，我依然望着窗外，望着前方。 当时，我的心中升起一股豪情：我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去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 但在我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更复杂更苦涩的想法：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的父亲解放前曾开过一家小小的五金店，我愿意离家远些再远些，这样我不但可以在思想上而且可以在生活上经济上与家庭划清界限。为此，我至今仍怀有对父母的深深的愧疚。我的父母和家人如果有机会读到这篇文字，我想他们是能理解我的。 去北大荒，确确实实是我自愿的。1968年走的知青，大部分都是自愿的。献忠心，表决心，写血书，争名额，许多人都会记得当年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我是瞒着父母报名的，好几天我都不知如何向父母开口。那段时间新闻媒介大张旗鼓地宣传上山下乡，终于有一天，父亲主动对我说：“芸莉，我看你还是报名吧。”我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按当时上海的政策，66届初中生47％可以留城，我的哥哥姐姐当时都在外地，按政策我可以留城，但我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北大荒。北大荒是反帝反修的第一线，表现不好的不要，出身不好的有比例限制，所以，我能被批准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件多么值得自豪的事情啊! 二 来到黑龙江省萝北县名山农场，我和其他14个知青被分配到基建队。我们从心里不愿意，因为我们是来农村炼红心的，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农业连队，但组织分配又不能不服从，只好在基建队住下了。 基建队队部和宿舍在场部机关的北边，离黑龙江边很近。第二天，我们几个女生就去江边洗衣服。啊!多美的黑龙江!江水多清，江面多宽，哗哗的水声多美妙!找几块石头坐下来，有说有笑地洗衣服，多富有诗情画意啊!忽然，我们觉得脚下的江水涌动起来了。不好，一艘轮船冲我们这边开来。我们知道中苏的边界是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的，这船为什么越过主航道朝我们开来?是不是来抓我们的?当时我们心中有一股宁死不当孬种的念头，几个女孩子对看了一眼，一齐站起来振臂高呼：“打倒美帝!打倒苏修!”船上的人笑了，我们一愣，也笑了，原来我们看清了船上挂着的五星红旗。真是，怎么没想到江中也走我们的船呢! 开始上班了，在场部盖房子。搬砖，挑水，和泥，筛沙子，很快就学会了。手心让锹把磨出了茧子，手指肚的皮却让砖磨得又薄又红，手疼但心里高兴。特别是我们学会了挑担子，我还是“小肩”，用左肩挑，真是得意极了!业余时间，学毛选，背老三篇，排节目，唱语录歌，生活真是丰富多采。那时，我们最爱唱新学的两支歌，歌词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一首是： “巍巍的兴安岭哎，万山起彩云哎， 滔滔的黑龙江，激流抒豪情哎， 各族人民心向毛主席哎，心向红太阳， 欢呼革命的‘三结合’，各族人民喜盈盈。” 另一首是： “北国风光黑龙江，人人赞美北大仓。 北大仓啊好地方，秋收万担谷，稻粒儿闪金光。 啊!我在这黑油油的土地生，我在这稻花林中长， 主席思想照边疆，我的家乡放光芒， 人人都说江南好，我更爱这，这黑龙江啊，更爱这黑龙江!” 偶尔，我们也干一些调皮的事。队部宿舍里住着一个单身老头，现在想来他当时也就四十多岁。他在宿舍门前搞了一块小开荒，种了一些玉米、倭瓜、土豆、向日葵。队支书告诉我们，想吃就上他的地里去摘。女生不好意思，就让男生去摘，烧炕时扔在炕洞里烤，或是用脸盆烀着吃，真香啊!老头当然不高兴，但他也无可奈何，因为他当过国民党兵，他敢反对知青，队里就可以批斗他。终于我也很快就尝到了和挨批斗差不多的滋味，那是当年12月的事。 三 根据毛主席的“六一八”批示，名山农场要改建成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二团，基建连改建成工程一连。为了庆祝十二团的成立，全团要开庆祝大会，各连队都在赶排节目，还要准备跳忠字舞。日子越来越近，排练越来越紧张。那天忽然把全连的青年集合起来但又迟迟不练节目，大家都很纳闷，这才知道队领导正在研究名单。等了一个多小时，队领导终于露面了。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慢慢地开始讲话：“经队里研究，下列同志留下继续排练节目，学跳忠字舞，没有念到名字的同志到宿舍门前去刨冰。”接着，他展开手中的名单一个一个地念起来。在场的人里只有四个人没有念到名字，两个上海知青，两个哈尔滨知青，其中有我。这四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家庭出身不好。但这四个确实都是文艺骨干，怪不得领导研究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四个站起身来，默默地往外走，全场肃静，没有一个人起哄，没有一个人说话，我真从心里感谢大家没有给我们更多的难堪。 类似这样的经历，我在两年前就已经经历过一次了。那是1966年夏末秋初，因为文化大革命，本该毕业的我们没有如期毕业。红卫兵运动由北京传播到上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铺天盖地，像我这样的所谓黑五类子弟又能怎么样呢?我虽然天天照常到校参加活动，在家照顾两个弟弟，但心里时时准备着发生什么事。终于一天夜里，妈妈厂里的工人造反队员来抄家了。也终于有一天，我在全班同学高呼的“黑五类滚出去”的口号声中被轰出了教室。当时我刚十六岁，但因为这早已是我意料中的事，我记得当时我并没有流泪、申辩、抗拒、狂奔等过于激动的表现。 现在又有了这样一次场面，我是很平静的。有过这样两次经历，我想这一生中，荣辱都将不能奈我何! 那两个哈尔滨知青钻进宿舍再没有出来，我们两个上海知青举起镐头，认认真真地刨起冰来。北大荒一到冬天，各宿舍门前都会出现一座“冰山”，那是知青的洗脸水、洗脚水、刷碗水、洗衣服水甚至刷尿盆水冻成的。本来是靠大家义务劳动来清除的，今天交给我们了。两个女孩子，没有流泪，没有怨言，用瘦弱的双臂举起沉重的镐头，向“冰山”开战，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说明自己脱胎换骨的决心!这份虔诚，这份庄严，别人是决不可能理解的。庆祝十二团成立的大会我们自然也无缘参加，听着场部广场上传来的阵阵口号声、锣鼓声、歌声，我心中真的没有一丝怨艾。但留下了一点小小的遗憾，作为文革时代过来的年轻人，我没有当过红卫兵，没有跳过忠字舞。 四 第二年春天，反修防修的形势更加紧张。我们的团部紧挨着黑龙江边，自然感到不安全。根据上级的指示，团部要往南撤二十里地。工程一连作为基建部门，自然要先去盖房子。得知这一消息，我们高兴得欢呼起来。你想啊，我们要去住帐篷了，我们要用双手去兴建十二团的新团部，我们要去创业，这是何等地豪迈! 那几年，我们女生班在班前背诵次数最多的毛主席语录大概就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这一条。男生干的事，我们也都争着去干。我们搭脚手架，上架子接砖、拔灰(就是用带钩的绳子把装灰的桶拽上来)，上房顶铺瓦，砌墙，挖井，打炮眼，烧石灰窑，我都干过。最值得炫耀的是，我曾经用一条扁担挑着四桶水来回跑，那是大会战的成果。 住帐篷的生活确实很艰苦。别的不说，光蚊子小咬就能把人给吃了。一天晚上，我在连部出板报，回宿舍晚了些，大家都钻进蚊帐睡了。帐篷里灯亮着，门开着，灯下一大群蚊子嗡嗡地飞，形成了一个直径约80厘米的球。我拿起一个上海人洗澡用的大铝盆，往盆里抹了些肥皂，就挥舞着大盆去扑蚊子，只几下，盆里沾满了蚊子，几乎看不见盆的原色，用开水一浇，盆底厚厚一层死蚊子，足有一寸厚。那时，我们女生都把辫子塞在军帽里，小咬专钻进帽沿里咬。我的皮肤爱过敏，虫子一咬就起包流脓水，只好抹得满脸都是紫药水。但那个时代就是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就是现在说起来，我依然是当故事说的。 毛主席发出了“吐故纳新”的最新指示，党团组织又开始吸收新成员了。一批批知青入团了。每次发展的初选名单都有我，但发入团志愿书就没有我了。光写以《当别人入团的时候》为题的小评论，我就写过三次了。没入团，但我还是积极地为团支部出黑板报，以团徽为图案的报头我已经画得很熟了，但我还是进不了团的大门。 这样过了两年，终于连队的领导按捺不住了。副指导员兼团支部书记捧着我的档案到团部有关部门据理力争：“这样的知青不发展我们还发展谁?”就这样，副指导员为我争来了团籍。当然，这些情况是我离开连队以后其他领导告诉我的。我从心底里感谢他们。相当一部分有过我这样经历的人感到的是世态的炎凉，而我仍然感到世间的美好，因为在我的身边确确实实有许多像副指导员那样的好人，他们为了我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女孩子的成长做了许多不为我所知的工作。他们使我懂得，只要我以善待人，总会有人以善待我的，无论到什么时候也不要忘记，世间还是好人多。 五 一九七三年三月，我奉调到团直二中任教。二中在老团部，叫中学，实际上从小学到高中九个年级都有，当时的学制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我在那里工作了四年半，九个年级的学生我都接触过。一二三年级的音体美，三年级的语文算术，四五年级的常识，六七年级的语文历史，八九年级的政治，偶尔还教教英语。全校五百多学生我能叫出三百多学生的名字。 讲课我并不犯怵，我就是不知如何对付淘气的小学生。后来我找到了一个窍门，孩子们都爱听我讲故事，我就和他们约法三章，大家专心听讲，我把该讲的课程讲完，省下五分钟讲故事。于是我把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编成一个个小故事，讲给孩子们听。这些学生现在也该三十出头了，不知是否还会记得李老师讲的故事。评法批儒时给学生讲孔老二，批宋江时给学生讲《水浒》，有时也讲福尔摩斯探案，有时也给学生讲团课。我想我的表达能力大概就是这样炼成的。 在那个年代，北大荒的文化生活是贫乏的，而学生们的求知欲望又是那样的强烈，仅仅一本教科书又怎能满足呢?我尽了我的一切努力和可能，把我所知道的所看到的所能得到的知识，融进我的课程中去，在丰富学生的同时丰富了我自己。我的自学习惯和自学能力大概也就是这样炼成的，至今仍让我受益匪浅。 孩子们是可爱的，淘气的孩子们同样是可爱的。记得有一次，几个孩子上课不好好听讲，在课堂上闹，我很生气，碰巧哮喘病犯了，我病倒了，这几个孩子怯生生地到宿舍来看我，主动地向我保证以后再也不闹了，让我别生气了。还有一次，一个孩子考试成绩不好，我去家访，被他家的狗咬了一口，第二天他顶着雨来学校看我，还给我送来一瓶药。你想，有这样可爱的学生，我能不好好教吗? 六 姗姗来迟的爱情终于在我二十六岁那年有了眉目。在这之前，并不是我不想恋爱，也不是没人看上我，但在那个年代，家庭出身不好毕竟是个不小的障碍。 那年初，学校里新来了一个男老师，北京知青，刚从八一农大培训回来教《农业基础知识》。这个人，矮矮的个子，敦敦实实的，话不多，但学生们挺服他。慢慢地，大家发现他心灵手巧，几乎无所不能。修车、配钥匙、缝被子、做棉衣、画板报、写美术字样样都会，二胡拉得不错，跑跳投也行，学生们爱和他玩，老师们有了难事也爱找他帮忙。渐渐地，我从心里喜欢上了他。当然，这层窗户纸是别人帮助捅破的。 于是，有了第一次约会，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心灵的震颤，激情的撞击，恋人之间该有的都有了，就是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公开。每天早早起床，为的是在大家起床之前单独地互相看一眼，一天的紧张忙碌便都不觉得疲倦。 我们常常在一起工作，出板报，排节目，搞活动，备课，判作业，和学生们一起玩。学校的老师和领导都为我们高兴，我的学生们也都为我高兴，甚至别的女老师和他接触多了，我的学生都会吃醋。 一九七七年的秋天，我被调到团直一中任团总支书记。我和他便有了二十里路的空间距离，不能天天相见，便有了天天的相思。这天天的相思使我们的爱更加浓烈，浓烈到心中盛不下时，便自然流到了纸上。在这段时间及以后我上大学的几年间，我们写就了几百封信，现在读来依然能让人砰然心动。 他虽然只有小小的个子，却有着大大的自信。那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季，《解放军文艺》杂志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刊登了我的一封《读者来信》，谁知竞招来了三百多封读者来信，其中当然不乏求爱者。有同事和他开玩笑：“你就不怕芸莉被人抢走?”他在信中写给我这样一句话：“是我的就抢不走，能抢走的就不是我的。”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了他对我的信任和他对自己的信心，以及他的坦诚与宽容。我愿意与他相依相伴，共度此生。 七 一九七六年，我们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周总理逝世，朱德逝世，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直至粉碎四人帮。这一年在我的生活中也发生了几件大事，除了上一节说到的爱情之外，我入党了。 由于家庭出身不大好，我入团是很费了一番周折的。所以，能入团我就很知足了，入党我根本不敢奢望。我又遇到了一位好领导，二中的指导员给了我许多的鼓励和帮助。我也遇到了好时候，粉碎四人帮以后，极“左”思潮不再盛行，家庭出身不再成为障碍。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我被十二团党委正式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我在党旗下举起右手宣誓的时候，我真正感到，我的心已不再被家庭出身的阴影所笼罩。我感谢命运，让我遇到了这么多好人。真的，在我的每一段工作经历当中，虽然不如意的事也有，但我总能遇到真诚帮助我的领导和同志，我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 再一件事是，我差一点就能上大学了。 上大学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相信我能按部就班地上大学。实事求是地说，我所受的教育是不完整的，顶多只能算一般水平。三岁时家里送我上托儿所，我闹着不愿去，至今我脑子里仍很清晰地保留着这样一个画面：天下着雨，爸爸打着伞抱着我去隔壁弄堂的托儿所，我使劲地哭着，爸爸只好抱我回家了。四岁时报名上幼儿园，因为名额少报名人多，幼儿园老师说我们家有老人可以带，没有录取我，因此我成了我家兄妹五人中唯一没有受过学前教育的人。七岁该上小学了，老师说我们家经济条件好一些，叫我上民办小学，因为民办小学收费略高一些。那时的民办小学和现在的私立学校不能同日而语。因为解放初期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孩子都到了上学的年龄，现有的小学容纳不下了，当时政府号召家庭妇女和社会青年大家来办学，叫两条腿走路，谁家住房比较宽敞，腾出一间大屋子当教室，请几个社会青年和家庭妇女来教，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都不行，教学质量就可想而知了。我虽说在班里成绩数一数二，老师也很下工夫，但考中学就不行了，只考上了一所普通中学。初中毕业， 文革开始，便只能上社会这所大学校了。一九七三年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以后，曾经有过一次机会，但另一个同事特别想去，我便没有去争。这一次机会又来了，我的面前可以说已经没有障碍了，但我已经二十六岁，可选择的专业只有财会了，那我也想去，因为大学生活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负责招生的干部劝我说：“你教书教得好好的，学什么财会呀!你真想当会计，现在就可以当。”得!我这人特别听人劝，就主动放弃了。我真的准备在北大荒安家了。 学校给了我很多荣誉，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出席团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讲用，在全团广播。一九七七年又调到团直一中任专职团总支书记，并被选为十二团团委常委。北大荒赐予我的真不少，我感到我成熟了。 八 一九七八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在家人的鼓动下我参加了高考，并以全团文科最高分的成绩被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录取。这年十月十三日，我离开了北大荒，去哈尔滨开始我为期四年的大学生活。我的知青生涯结束了，但知青这个特殊概念所内含的一些东西注定将影响我的一生甚至我的后代。 (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一稿)
水（作文） 李芸莉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要接触水，凉水、热水、生水、开水……可是，假如数九寒天，让你在长途汽车上坐过两个小时之后，有人把一碗滚烫的开水送到你的身旁，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去年一月底，我回家探亲。早晨五点多钟，我坐上了从肇兴开往鹤岗的汽车。天出奇地冷。旅客们一个个捂得严严实实的，缩着脖，静静地坐着。我坐在车厢靠后的一个角落里。看看车窗外，白茫茫，不见人影；听听车厢内，静悄悄，没人说话。我心里默默地计算着路程，想到要在这零下二十多度的长途汽车上熬过三个钟头，心里开始烦恼起来，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哪!我禁不住又想起上次探亲遇到的那件气人的事来。 那该是前年一月了。也是这样冷的天，我回家探亲。车到萝北县客运站，司机下车去吃饭，一个小时还没回来。旅客们冻得直跺脚。我想找碗热水喝，就下车进了客运站。站里冷冷清清的，只有几个等车的旅客缩着脖坐在长椅上打盹。我到售票口朝里一望，桌上有两个暖水瓶，旁边放着两个茶杯。有一个杯子敞着盖，正呼呼地冒着热气。我喜出望外，客客气气地对那个正在与他的同伴聊天的年轻人说：“同志，能给点水喝吗?”他斜眼瞅了我一下，拖着长声说：“要喝水呀——回家喝去——!”我倒吸了一口凉气，简直比此时的风还冷啊!忍着吧，谁让我在这大冷天坐车呢!…… “真冷啊!有碗热水喝就好了。”与我同座的一位大娘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摇了摇头，对大娘说：“这大冷天上哪找热水啊!”我把围脖往上拉了拉，把大衣裹得更紧些，扭头望着窗外，继续想我自己的事。 车在萝北县客运站门口停下了。我不耐烦地往椅背上一靠，准备挨过这最难熬的一个小时。忽然，车门开处，传来一声热情的招呼：“旅客同志们辛苦了!喝碗开水吧!”车上的旅客不约而同地向门口望去。一个小伙子戴着棉帽，穿着短大衣，右手拎着一个铝壶，左手拿着一摞蓝边瓷碗，满面笑容地站在大家面前。真是雪中送炭哪!旅客们顿时活跃起来了。 那个小伙子从车前走到车后，挨个给旅客们倒水，嘴里不停地招呼着：“大嫂，给孩子喝点水不?”“大娘，来碗水捂捂手。”“那个同志，喝碗水暖和暖和。”这一声声热情亲切的招呼，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开水，驱散了刚才笼罩着整个车厢的寒气。 “同志，喝碗热水吧!”那个小伙子给我旁边的大娘倒了一碗热水之后，也同样把一碗热气腾腾的水送到我的面前。我捧在手里，热在心里，喝了一口，浑身都感觉热起来了。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嗯?怎么好像在哪见过?啊!原来是他!上次叫我“回家喝去”的年轻人!我一口气喝完了这一碗水，把碗又伸到他面前说：“补上去年那一碗。”听见这话，他抬起头来，先是莫名其妙地望着我，接着似乎一下想起了什么，于是他略带歉意地笑着说：“对不起，那时候……” 不用说下去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变化是谁给带来的。小伙子又给我倒了满满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水…… 窗外，依然是冰天雪地。但是，我已经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人民心中的热气正在升腾，正在融化“四人帮”压在我们心头的冰山，一个热气腾腾的跃进高潮即将到来!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注：考入黑龙江大学中丈系，第一次写作课，老师讲的是对比手法，用的范文是我们小学学过的《西瓜兄弟》。课后的作业我便写了这篇作文。凭着这篇文章，我免修了大学的写作课。 他（小说） (此文曾获黑龙江大学1979年征文比赛一等奖 并在同年7月24日黑龙江大学校报上刊登) 李芸莉 大凡正在热恋中的姑娘，总不愿在人前直呼自己心上人的姓名，请原谅我在这篇浅薄的短文中隐去我心上人的姓名，而像一般姑娘们那样，只唤作“他”。 一 说心里话，十六岁目睹造反队抄家，十八岁毅然离家出走，七、八年的边疆生活，对社会的阴暗面看得多了，我对自己的恋爱是相当悲观的。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连团都入不上，怎么还能指望得到别人的真正的爱情呢?我只有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心血放在工作上，把我的全部热情和爱给了我的可爱的学生们。在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中间，我可以忘掉一切。只有当夜深人静，一个人辗转不能入睡的时候，才偷偷地为自己的命运哀哭。就在我下决心一辈子不找对象的时候，命运却引导他来到了我的身边。 二 一九七五年八月，教师休假的最后一天傍晚。夕阳映得黑龙江水波光粼粼，被太阳晒了一天的江水温乎乎的，江面上不时吹来凉飕飕的风，多么惬意啊! 水边，有一伙伙正在洗衣服的妇女；沙滩上，有一群群嬉笑玩耍的孩子；岸上的小树林里，还有一对对缠缠细语的青年男女……更有那一个个半大的孩子，把那十几米长的挂上了浮漂和鱼饵的尼龙鱼弦甩到江里，等待着鱼儿上钩。 我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把两只脚泡在温乎乎的水中，两手搓洗着暑假劳动穿脏了的工作服，心里默默地盘算着即将开始的新学期的工作。 白天，领导已经通知我，这学期让我任初一(2)班的语文教员兼班主任，初一(1)班的语文教员兼班主任由一个新老师来担任。听说这个新老师是某师院中文系的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北京青年，共产党员，以前是某连队的农业技术员。人未见，先听到这样一堆“头衔”，我的心里好不自在。这会儿坐在江边，一个人寻思开了：共产党员，一定能说会道吧；北京青年，思想上大概“左”得可爱；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也许挺会走上层路线；农业技术员学中文，能有多高的水平呢，不是“白卷英雄”就蛮不错了。唉!和这样的人共事，谨慎小心些为好啊!…… 突然，我身边一个妇女的惊叫声打断了我的沉思：“孩子!孩子掉江里去了!”我抬头一看，可不，在东边，离岸两丈多远的地方，有一个半大的孩子在水中扑腾。可能是下江遛鱼，遇着江底的水凉，小腿抽筋了吧，两只手在水面乱抓，小脑袋时隐时现。洗衣服的妇女都惊呼起来，玩耍的小孩子们也惊呆了。没有人会游泳，怎么办? 只见岸边高坡上飞快地跑下一个年轻人来，脱去身上的衬衫，来不及脱鞋，就纵身扑进水中，三下两下就把孩子救了上来。随即，用左腿垫着孩子的腹部，帮他空出了肚子里的水。当孩子的母亲闻讯赶来时，孩子已经醒过来了。 大家这才注意到这位年轻人，二十六七岁的样子，中等身材，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方脸庞，被江水泡过微微有点发白的厚嘴唇，浓眉下一对不太大的眼睛微微露着笑意，被江水浸湿了的红背心紧紧地贴在身上，人们可以看到那一块块健康发达的肌肉，可以感觉到在那健康结实的躯体中跳动着的那一颗高尚、纯洁的心。 孩子的母亲千恩万谢，他只咧开那厚嘴唇憨厚地笑了笑，轻松地说了声：“没事!”接过我递上去的毛巾擦了擦脸，披上他那件衬衫，不声不响地走了，脚上那两只灌满了水的网球鞋还咯吱咯吱地响着呢! 一场事故过去了。我这才想起，应该打听一下这个年轻人是谁，应该组织学生们去访问他，这可是写作文的好材料啊!可一打听，江边这些玩耍的孩子和洗衣服的妇女都不认识他。那被救的孩子的母亲这才想起来：“啊呀!我怎么没问个姓名，就让他走了呢!” 洗完衣服回来，我仍然激动不已，想到办公室去，记下这个不知姓名的年轻人，给学生们写一篇范文吧! 推开办公室的门，我一眼便望见我办公桌对面那张新添的办公桌前坐着一个人，一件普通的浅灰色的的确良衬衫，一个刚洗未干的板刷头，正聚精会神地读着什么。他也许是听见了我的脚步声，抬起了头。啊!厚厚的嘴唇，黝黑的方脸庞，是他，竟是他——刚才江边救人的那个年轻人! “你是……?”我迟疑地问道。 他微微一笑：“我是新调来的，下午刚到。你是初一(2)班的徐老师吧!” 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了。我想起了刚才江边那惊险的一幕，想起了别人介绍的他那一连串的“头衔”，想起了自己对他所作的种种猜测，他，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三 我们就这样开始同事了。因为有江边那惊险的一幕，我对他是相当敬佩的；又因为他那一连串的“头衔”，却又总使我在敬佩之余还存着一点戒备的心理。在那几年里，有几个老师愿意认真钻研业务?每天晚饭后的时间，女老师织织毛衣，男老师甩甩扑克，再不就是双双对对出去压马路、串门、聊天。我没有毛衣可织，也没有可以去压马路的伴侣，便总是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看书，备课，批改作业。这已经是我几年的习惯了。现在这位新老师居然有和我一样的习惯。 起初，他在共同备课过程中常常向我发问，什么“怎样当好班主任”啦，“怎样贯彻启发式教学”啦，又是“怎样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啦，“怎样讲好作文辅导课”啦，我总是尽我的所知给他解答。渐渐地，我发现，他总在静静地听完我的回答以后，提出一些新的独到的见解和我讨论，甚至对一些报上宣传的我从来也没怀疑过的观点，他也有他自己的看法。我们讨论的话题越来越广，从班主任工作到语文教学，从文学爱好到当前的政治形势等等，等等。我真没想到，他那双不太大的总是带着笑意的眼睛竟能有如此敏锐的目光，他那两片厚厚的嘴唇竟能说出这样透彻的使人信服的道理来。但是，使我彻底转变对他的戒备心理的却是在我们相识半年之后…… 四 期末各班评选优秀学生的时候，他那个班选上了一个名叫周波的男学生。不知是出于对他的工作的关心，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我从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起，便极力想要使他改变主意改选别人。因为我知道，周波的父亲文革前是场医院的副院长，由于一次医疗事故，致使现任劳资科长的老父亲死亡，文革初就被指控为“阶级报复”而挨了批，被罢了官，一直在医院烧锅炉。由于这个缘故，尽管周波一向学习刻苦、成绩优良、热爱劳动、助人为乐，他却从未当过优秀学生。班里有些淘气的学生还要嘲笑他，有些老师也瞧不起他。现在，他却要把他选为优秀学生，这岂不是和小学部的老师唱对台戏，岂不是给党支部出难题吗? 晚饭后，我急急地跨进了办公室，见着他劈头就问：“听说你的班选上了周波?” “啊!”他答应了一声，连头也没抬，依然看他的书。我有点着急了，“那你也打算就这样报到支部去?” 大约他从我的话音里听出了点什么东西，抬起头看着我问：“怎么了?”似乎是觉得我问得有点多余。 “你不知道他爸爸?”我盯着他又问了一句。 这一下，显然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微微笑了一笑，沉思片刻，说：“我知道!可是，徐老师，我们评选的是优秀学生，并不是英雄父亲，周波是个好学生，为什么不可以选他呢?” 说真的，我比任何一个老师都更能了解小周波的心，也更希望小周波能被选为优秀学生。小周波所受到的白眼，嘲讽，冷落，辱骂，我都受到过，不同的是，我受到的打击可能比他更重些，而他受到打击时的年纪比我更小些。我能想像得到，这一个不起眼的“优秀学生”的称号将给小周波带来多大的幸福，又将给他的家庭带来多大的欢乐。可是，黑崽子是不配有这个称号的。等着让支部从优秀学生名单上勾去他的名字，只会更加深他的心灵上的创伤。 我继续申辩着：“支部不会批的，不如你现在就改换别人，免得给你自己找麻烦。” 他的浓眉跳动了一下，两眼看着我，执拗地说：“不!我偏要叫叫真儿不可!凭什么，凭什么要叫一个孩子为他父亲的错误负责呢?到支部会上我也要说，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党的政策是这么说的，可是……”可是什么呢?我说不出来，我也不敢说，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我所应该想应该说的问题了。但，我已经说出口的这个“可是”，却勾起了他的话头，他轻轻地摇了一下头，缓缓地说起来： “可是，可是实际生活中却有多少不符合党的政策的事啊!这些年，‘血统论’坑了多少人，我自己曾经看到、听到、并亲手做过多少这样的事啊!说起来可笑，我当初曾经是‘血统论’的崇拜者，自以为是工人子弟，是当然的革命派。我曾领头揪斗过我们的外语老师，因为他父亲当过国民党政府的驻外大使；我也曾领头去抄过我们班主任的家，因为她丈夫是个资本家；我也曾领头骂过、轰过、甚至打过班里的一些班干部，因为在我看来，他们都是黑崽子。那时候报纸上说什么我就干什么，还以为这就是革命。” 说到这里，他带着自嘲的神情淡淡地笑了一笑，似乎是在为自己荒唐的已往忏悔，也似乎是在向自己幼稚的过去告别。他换上一种低沉然而却是坚定的语调继续说道： “林彪自我爆炸，把我炸醒了。我这才知道，我的脑袋是我自己的，遇事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以后我变得爱看书爱思考了。这几年，我才渐渐地看清楚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竟还残存着这些封建传统思想的痕迹。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难道不应该为扫除这些痕迹做点工作吗?”他的声音因激动而渐渐高起来。 “这几年，我亲眼看到一些人堕落下去，可他们的老子不一定都‘反动’；我也亲眼看到许多人在为党为人民兢兢业业地工作，可他们的老子也并不一定是‘英雄’。比如你，徐老师，这样勤勤恳恳地工作，却连个团都不能入，难道你就甘心情愿受这样的冷遇吗?” 我没想到他会把话题转到我身上来，也没想到他能对我有这样的评价，更没想到他能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时间，惊奇，喜悦，惶恐，一齐涌上我的心头。他也许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了这一切，厚厚的嘴唇紧抿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像火山迸发一样喷出了这样两句： “我们都是新中国的青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不能有同等的权利呢?” 我从来没有思索过这个问题，我只觉得一切都是应该的，我既然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就应该比别人多作十倍、百倍的努力去赎罪。我曾经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一些委屈，但是我却总以“自己努力不够”来抚慰自己不安的灵魂。今天，他，他却为我喊出了我应该喊的心里话。他了解我，甚至比我自己对自己了解还要深刻得多。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不可信赖的呢? 我感激地望了他一眼，正迎着他的目光。不知怎么的，我竟发现他那刚才是那样激动、那样愤怒的目光，此刻却变得这样亲切，这样温柔。 五 虽然，最后公布的优秀学生名单中仍然勾去了周波的名字，但是，我与他的交往却越来越深，我与他的合作也越来越多了。他领着两个班的男孩子踢足球，我领着两个班的女孩子练舞蹈。我们一起领着学生们堆雪人，打雪仗，一起领着学生们到江边的小树林里玩“抓特务”、“搜情报”。在孩子们欢乐的笑声中，我们也好像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当然，最使我感到快意的，还是每天晚上办公室里的那三个小时。 记得有一位过去的同学曾经对我说过，当你对一个人产生了这样的感情：看不见时想见他，见到他时又没话说的时候，就是爱情的种子在萌芽。当我突然领悟到他的形象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占据着我整个的心时，我却又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是的，必须承认，我已经爱上了他。凭着姑娘特有的敏锐的感觉，我也已经猜透了他的心思。可是，一个是工人的儿子，共产党员；一个是大资本家的女儿，这样的爱情能有什么好结果呢?他的家庭会反对他，他的朋友会疏远他，组织上会批评他“立场不稳”，同志们会指责他“理智屈从于感情”……啊!!不!不能让他遭受到这些不幸，让一切的痛苦给了我一个人吧!因为爱他，我必须离开他，只要能让我远远地看着他，就是莫大的幸福了。 六 黑龙江水化冻了。大大小小的冰块互相碰撞着，奔腾着，向东流去。落日照在雪白晶莹的冰块上，闪着耀眼的玫瑰色的光。我，一个人，孤伶伶地站在沙滩上，任江风吹拂着我滚烫的面颊，舞弄着我的长围巾。我的手里紧紧地捏着一封信，我的心里却像眼前的江水一样翻腾着，冰块“砰!砰!”的撞击声，一下又一下，好像打在我的心上。 “燕：我爱你。”他就用这样的简洁的语言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爱情，和他的为人一样实实在在。这句我想听又怕听到的话，今天他终于说出来了。 “当我们第一次在江边相遇，你把那条雪白的毛巾递到我手中的时候，我就已经触摸到了你那颗火热的心。这近一年的接触，使我更加了解了你。我喜欢你工作上的热情、好学，更喜欢你性格中的温柔、沉静。虽然你有时显得软弱、怯懦，但我知道这并不是你的过错。我终于明白了，你就是我所等待的那一个人。 “我做出了这样的抉择，并不是由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出于虚伪的怜悯，我在心里审问过自己许多遍，我确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纯洁的爱情。我知道，在现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爱情会遭到人们的反对(实际上，有些好心人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秘密，已经开始给我吹风了)，但是，记得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罢!’只要我们认定自己所走的路是正确的，那就坚定不移地走上前去。……” 泪水挡住了我的视线，字迹渐渐模糊起来。 我紧紧地捂住自己那颗快要跳出喉咙的心，擦去了泪水，继续往下读着。 “燕，这些年来，我们所看到、听到、遭到的不平太多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时候不会太长了。……在我的爱情道路上，也会有荆棘和坎坷，但只要有你和我在一起，我什么也不怕。我们将携手并肩，共同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请你相信我吧!” 是的，我相信——他决不会欺骗我，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他的爱情，我自信地抬起了头。 太阳已经扑进大江的怀抱中去了。在这苍茫的暮色中，我似乎看到了我这些年走过来的路，曲曲弯弯，沟沟坎坎，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左摆右摆……我仿佛也看到了我将要走去的路，尽管道路依然曲折，但在我的身边，却有了一个这样勇敢坚强的伴侣……是的，他能有勇气从江中救起那落水的少年，他也一定能有勇气在生活的激流中顶风斗浪，带着我向着胜利的彼岸冲击…… (25年了，报纸已经破了，为了保存下来，我把《他》打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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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14 16:05:22
发表于 2013-10-14 21:5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