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知青研讨会（2012年12月6-7日）

石予民

                                         摘    要

      美国南加州中国知青协会会刊《知青》第15期（年刊）刊登了文革前下乡的重庆老知青邓鹏关于香港知青研讨会的报道文章《挖掘知青一代的集体记忆——2012年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香港国际研讨会印象》。本想从网上转发，无奈搜索未果，只得摘要抄录如下。
      2012年12月6-7日两天，一个题为“一代人的命运、一个国家的命运——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与历史”的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会议的始作俑者是法国学者，现任清华大学法中中心主任的潘鸣啸，东道是香港中文大学梁保全香港历史及人文研究中心、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香港）、清华大学法中中心（北京）、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李和声香港历史资源中心和香港知青协会。它吸引了来自中国大陆、香港、以及法国、美国、加拿大、德国和新加坡的42名研究者，其中29人在这次会议上宣读了论文。
    在学术领域里，尤其是上山下乡这一具有一定政治敏感度的领域里，香港是中国的一块“净土”。
法国学者潘鸣啸通过对中国官方公布的有关数据的分析，指出在1968年以后的大规模上山下乡浪潮中，经济因素已经淡化，政治上的因素占据了首要地位，红卫兵下乡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此后直至七十年代后期的上山下乡与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性质和形式上不可同日而语。这一观点受到北京学者徐友渔的赞同。1965年下乡的老知青谭世通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大量的文献资料，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内国外的各种因素进行了逐一描述。他指出，上山下乡运动本来产生于中国政府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发展中的捉襟见肘的现实，但经济政策的失败在极权制度下演绎成一系列政治问题，从而产生了“动听的革命言辞掩盖下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的毛似乎如日中天，数百万红卫兵上山下乡也是空前绝后。但是物极必反：世间凡一哄而起的事情，必然以一哄而散告终。上山下乡归根结底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违背民心的举措。难怪城市一开始招工，知青队伍就溃不成军，文革结束不久，上山下乡也就偃旗息鼓。这一点上，北京学者秦晖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框架里，秦晖指出上山下乡运动发起者的“权术”和意识形态考虑两种解释，他认为两种解释并行不悖。事实上，在毛身上既有乌托邦理想，也有封建帝王的权术；而数百万红卫兵小将虽然有更强烈的信仰，但他们也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
    邓鹏的论文正面挑战大陆官方和部分“主流”学者对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粉饰和歪曲。北京学者刘小萌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和有关毛时代的政治歧视的文章，指出阶级路线是专制的产物，它“铸成数千万卑贱者的命运”。文革前的阶级路线不仅产生了六千万贱民，而且为上山下乡运动造就了大批后备军。邓鹏也在其论文中指出，毛式乌托邦的悖论之一就是，它从民粹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众生平等作为社会进步的目标，但在暴力革命的过程中和专制制度下，却导致了空前绝后的政治种姓制度。两位学者都认为当年的政治歧视和血统论至今还在困扰中国大陆，彻底肃清血统论的流毒仍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香港知青代表的论文涉及一个至今鲜为人知的历史，那就是广州知青逃港大潮。金虹和黄东汉的文章《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偷渡香港的调查》采用大量对偷渡者的访谈和香港地方行政的统计材料，估算至少有二十多万知青成功地偷渡香港。他们说，逃港知青无疑是“最勇敢的历史先行者”；偷渡是“人民对一种社会制度义无反顾的否定和扬弃，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出自本能的认同和追求。”数百万包括知青在内的公民“投身怒海”是人民共和国史上具有悲剧史诗性质的篇章。广州逃港知青黄东汉告诉大家，他下乡的农村不仅知青逃港，连党员、干部、基干民兵都想逃离大陆。谭加洛指出：“正是人民前仆后继用生命抗争，才最终迫使执政党内的有识之士做出让步，顺应时代潮流，打开国门，使文革浩劫中被折腾的奄奄一息、一穷二白、民不聊生的国家重焕生机。”
    法国学者潘鸣啸通过1968年至1980年间知青人数和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巧妙地说明上山下乡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背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大规模上山下乡是有着明确的政治思想目标的’运动’，是与中共党的历史以及毛本人紧密不可分的。”另一位法国学者马雅诺在论文中讨论了上海地区从事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研究的个人和团体的“非政治化”倾向，指出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政府的插手，这迫使上海的知青团体坚持“弘扬知青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这样的主流社会立场，从侧面说明至今中国大陆的独立的学术研究的普遍困境。德国学者苏娜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知青文学和回忆录中发现知青主流话语的几个代表性的主题：即红卫兵、现代化、自愿下乡和青春无悔。苏娜一针见血地指出：大部分老三届的知青作者由于环境的限制，出于不同的动机，都或多或少迎合了官方的意志，致使他们的文字言不由衷。她告诫中国的同仁：“国家记忆不是一笔保险的财产，也不是封闭的百科全书。它是个体公民的记忆的集合。人民共同的记忆产生国家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将不断变化和演进。”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印红标教授说，知青一代在文革逆境中的自学实际上是跟命运的抗争，这一抗争为这些知青在文革后的学习和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知青作家出身、从事多年编辑工作的黎服兵语惊四座，他断言，“知青小说作者总体的文学水平比起同时期出现的右派文学作者群体，稍微次一等。”由于大陆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许多知青作家向主流靠拢，其作品宫廷化，失却了知青文学粗粝的本色。尽管知青文学在最近几十年几轮红火，知青作者群中至今还没有涌现文学的巨匠。
    黑龙江兵团北京知青、学者杨健指出本世纪初十年知青群体和他们的代言人面临的尴尬：“主流社会和主流媒体已经疏远和忽略知青群体。但是，知青群体中的许多人仍然渴望主流社会的关注和肯定，希望继续得到主流文化的关怀和抚慰。许多人坚持正面评价这段历史。虽然他们不再使用’无悔’、’悲壮’、’辉煌’的言辞，但是自欺欺人的思想状态没有根本的改变。”杨健指出，半个世纪以来，知青内部一直存在尖锐的思想冲突。最近十年影响知青有两大势力，一方面，主流社会宣扬犬儒主义并运用大众文化和媒体左右知青的认知和取舍；另一方面，知青学人极力宣扬自由主义并寻求建立超越主流社会和大众文化、对历史进行开放性思考的独立叙事。他指出，主流社会通过对媒体全面控制，对历史的阐释中仍然处于霸权地位，而自由派的学人从来没有放弃重建精神家园的希望和努力。
    上海社科院的金大陆再次明确提出提高知青研究的学术品位的目标。他认为，最能反映上山下乡运动过程与历史全貌的应该是当年形成的档案资料，全面的档案调查是知青和上山下乡运动研究中的当务之急。上海学者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实证主义风格，在当今浮躁的中国学术界，这样的精神十分难能可贵。
    知青和上山下乡在人民共和国史上究竟应该占什么样的地位？知青群体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至今莫衷一是。黎服兵提出：“比起埋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比起朝鲜被俘的中国志愿军，中国知青受的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前人付出的是生命和毕生尊严，我们付出的是血泪和十年青春。相比之下，太轻，太轻。”这番话无疑反映出一种健康的自知之明，但仍然有斟酌余地。黎服兵没有提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几万右派。右派的人数远不及知青，但其意义却不亚于远征军和志愿军，因为这个群体的经历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冤狱，说明“苛政猛于虎”的真理。知青的经历的内涵远不限于这个群体的蒙昧、愚忠、吃苦、受难……而在于一代人的觉醒；受到上山下乡运动影响的不仅是两千万知青，而是整个中国社会；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和衰落折射出中国革命的若干问题。小人物背后有大故事：在不无限夸大知青这个群体的历史地位的前提下，我们不妨继续挖掘上山下乡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历史教训。
                                                              石予民摘录（201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