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项目，有人称赞，有人担忧，也有人反对。赞同的说是一大善举，担心和反对的，是怕基调悲惨灰暗，作用消极。我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纪念，为了对生命的尊重。如果书中的故事能引起人们的思考，将是我们的幸运。
当我们离开了职场，不再为银子而奔波的时候；当我们享受退休生活，儿孙绕膝的时候，更加体会到生命的重要。我们自然而然地又一次想起了从前，想起了年轻时的一幕幕：春耕、夏锄、秋收、刨粪、伐木、修路……我们的身心在艰难中得到磨练，由稚嫩变得壮实；我们的意志在曲折的阅历中变得坚强。但那些过早离去的战友，曾与我们一起屯垦戍边，我们回城了，他们却永远地留在了北大荒。某种程度上说，是他们用自己的牺牲成全了我们，是他们用自己的身躯铺就了跨越时代的道路。
所以，我们怀念他们。
一年来，荒友们提供的数千份文字、图片资料，经我们编辑整理、采访补充，最终形成了60余万字，数百幅图片的书稿。书中记叙了225位亡故知青的故事，收录了176个已亡人的简介。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反映一个区域死亡知青的史料类书籍。
亡故北大荒的知青中，有为国为民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有因公殉职的优秀战士，有死于事故和疾病的普通青年，有嬉闹过度和玩劣打斗丧命的无知顽童，也有在文革左倾思潮的迫害下屈死的冤魂。一个个亡灵讲述着他们的故事，演绎着那段难忘的经历。那些倒在荒原上的知青，是我们的战友，他们的身影是那么的熟悉，他们的笑靥在脑海中无法抹去。我觉得，不论他们因何而亡，哪怕是打架斗殴，犯错自杀，也是我们知青的一份子，少了哪一部分，都不能完整地反映知青这个群体的面貌。我们不能让子孙后代说我们是只会自我吹嘘，自我夸耀的人。我们应当勇敢地解剖自己，历史才会给我们这代人一个公正的评价。所以，除了个别杀人越货的犯罪分子之外，我都怀着一颗敬缅之心，去读他们的材料，采访他们的生平，倾听他们的心声，编辑或撰写他们的故事。自然，也常被他们感动得泪如泉涌。
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编委会要求我们从史实的原本出发，如实记述亡故知青的故事，不虚构，不夸大，不宣泄情感，也不戴有色眼镜点评。我非常赞同，也切实照此去做。
当年在文革的氛围下，上山下乡是大势所趋，我们别无选择。那时，我们仅仅十七八岁，刚刚走出校门，年轻单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依然热情奔放、干劲十足，体现了中国青年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秀品质。我们读亡故知青的故事，虽然能看到文革对年轻一代的心灵所造成的摧残。但看到更多的是积极向上的蓬勃朝气。我们能从故事中体会到知青爱祖国，爱边疆，爱生活，爱亲人的浓浓情意，能感受到面对死亡，人性的光芒是何等的伟大；能看到在苦难中得到了锻炼和升华的人是如何的自强不息。所以，我不同意一提死亡就灰暗，就消极的说法，死亡同样能励志。
诚然，有的故事挺惨的，因为那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可曾记得，鲁迅先生说过：“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先生还说过：“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因为以上的理由，我对那些先逝的荒友，我都倾注了同样的感情，同样的笔墨。如1师师直的杨淑兰和沈红宝，是师党委命名的“铁姑娘排”的排长和班长，因去打水，失足坠河。战友报送的材料简单得连简介的基本要素都不全。于是，我四处收寻“铁姑娘排”的资料，多次与报送材料的战友通电话，促使他联系其他战友一起回忆、补充，最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再如《倒在线路上》一文中的插队知青李金荣。返城时，他与当地女子结婚生子，后不幸因公死亡。同队的荒友报送了简单的材料，我经过多方了解后完善了他的故事，李金荣的姐姐读到样稿时激动地说：“没想到，没想到！四十年了，你们还会想起他……”话刚开头，早已泣不成声。
我们的这本书，定位是“史料”。我们编辑和撰写的每一篇文章和每一个故事，真实是第一要素，不能夸大，更不能虚构。为了“真实”二字，我花费了大量精力，查证核实，有时为了一个细节，也要查阅大量资料，打上许多电话。如22团10连，是一个驻扎在边境线上的连队。该连有5个知青死亡，1个死于打井，2个自杀，2个在爆破中丧身。材料简单，叙述平平。我采访时，对亡者身前情况、事发经过、抢救环节等都要问个明白。因时隔四十余年，战友们有的想不起来，有的记忆出现偏差。我就调阅这个农场的有关资料，甚至连卫星地图都拿来分析，帮他们梳理，逐步还原史实。当我搞清楚了死者的情况时，也搞清楚了这个连队的基本情况。再沟通时，他们惊呼“你去过我们连了？怎么都知道呀。”
对于荒友们提供的材料，不管是回忆文章，还是简单的资料，我都一视同仁，同样重视。本书中许多不凡的故事，开始仅仅是一条信息。如，60团5连曾发生过一起6人死于洪拉别河沼泽中的惨案。最初的信息仅仅是一个二十来字的条目，连队都没弄准确。当我读到它时，沼泽二字引起我的注意，前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沼泽吞噬女战士的情景立刻浮现在眼前，意识到其中一定隐藏着扣人心弦的故事。我开始在网上搜索，死者之一李际平的弟弟设在网上的祭奠台和1998年《北京晨报》上的《李际平祭》等相继跃入我的眼帘。后来，我又找到了该连排长武殿生发表在网上的《生离死别》一文，还找到了网名为“芸”的《六条生命和两个馒头》等文章，但各文的记叙都不完整，甚至互有矛盾。为了查清事实，我拨通了60 团知青的电话，请他们回忆当年的情形，并设法联络知情人。几经周折，终于与远在天津的“芸”通上了电话，还找到了当年从沼泽中跑出来的其他战友。我与他们通过N次的电波交流，梳理了当年的情形，逐步还原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死亡之战，《可怕的沼泽地》一文得以写成。“芸”看到样稿后发来邮件，说：“这篇文章唤起了我很多的回忆，讲述了当时我们生存的艰苦历程，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我将这段经历作为教育孩子的宝贵资料，让他们了解我们这一代知青的艰苦历程，让他们更加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拔苗助长，反成其害》、《致命的诱惑》、《为了生命之源》等等，都是从一条信息开始，经过几番调查后才形成的。
编辑和撰写的过程中，编辑一个事件有二三个不同版本是常有的情况。这是因年代久远，记忆偏差，以及亲历者当时的身份、职务和角度的不同等等原因造成的，我们做编辑的，决不能“抓到篮里都是菜”，必须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不厌其烦地走访调查，耐心分析梳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还原真相。如，45团的天津女知青皮丽珍在大兴安岭中因他人枪支走火而死亡，战友中存有二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在行走中被击中，一说事发地在帐篷里。为了查清事实，我通过网络和电话，找了上海、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皮丽珍的多位战友，最后证实，她是倒在帐篷里的。
编撰这本书的过程，就是认真做事的过程。只有认真，才能做到“真实”，才能还原历史。书中的很多故事都是这样形成的。
参加编辑工作的过程，也是不断受教育的过程。不仅是这些已亡人的故事令人感动，许许多多参与收集资料的老知青的倾情奉献也同样令人感动。自从征集启示发出后，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会接到很多各地老知青的电话，甚至还有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打来的。电子邮件更是不计其数，有的询问具体要求，有的提供线索和资料。一天，接到一份来自桂林的邮件，发信人叫韦竞明，因其表姐是开发北大荒的专业军人，1962年高中毕业后也去了北大荒，在27团工作生活了18年，80年初才回桂林。他与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下了很深的感情。他从网上知晓了征集活动后，马上将他所知道的亡故知青艾德厚、施谦、林春波、陈萍和马肖友的信息报给我们，并提了一些很好的建议。虽然，这几位已故知青的资料并不完整，无法收入本书，但我还是非常感激韦竞明。希望读到这段文字的27团战友能通过集体回忆，将这些已亡人的具体情况和身前故事告诉我们，以便我们在后续书籍中介绍给大家。还有45团齐齐哈尔知青刘伟华，得知征集活动后，立即通过QQ群动员知青们行动起来提供资料。永丰农场的知青在网站上发起追忆活动，不仅收集到了全部亡故知青的名单，还为大部分已故战友写出了生平简介和身前故事。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总之，这本书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才得以写成的。
这本书也存有很多的遗憾。比如，荒友们提供的资料中有大量已亡知青的内容不甚详实，有的无姓无名，有的有姓无名，有的缺少基本资料，仅仅是线索而已。虽经追寻，仍未能找到知情者，无法构成故事或简介。我们希望荒友们继续提供更多，更详尽的资料，让他们的故事载入史册。再比如，书中涉及爱情的故事少之甚少，且仅涉皮毛。是爱情女神没有把箭射向知青嘛？非也。一个庞大的群体，一群青年男女，在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产生爱慕之情是必然的。但那个年代中，特别是下乡的最初几年，知青是不能谈恋爱的，违反了则要受到批判和处罚，有的为此而丧命，是值得同情和怀念的。但居于各种原因，我们没能征集到这方面更多更动人的故事，不能不认为是一大遗憾。我觉得，一个缺少了爱情的群体是不健全的群体。因此，我希望荒友们能放下包袱，走出顾虑，大胆地说出你知道的故事，告诉世人，“孽债”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纯洁高尚，年轻知青心中的爱一样芬芳醉人；告诉后人，决不能再让践踏爱情之花的罪恶复活。
作为一名经历过那个年代，经历过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老知青，能在退休后，参与这本书的编辑，并亲笔撰写了众多过早离去的荒友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知青，了解那个年代，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回望那段历史，甜酸苦辣涩，五味俱全。想想那些死去的，我们是多么的幸运。
海哥 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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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17 14: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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